让我们回到王守仁刊行《大学古本》的正德十三年（1518年），同时刊刻的还有一部重量级作品：《朱子晚年定论》。这部书成为王守仁当时对抗“旧世界”最有力的一件武器，特点是以朱熹反朱熹，让那些站在朱子理学立场攻击阳明心学的人哑口无言，举着刀枪剑戟却无处下手。
《朱子晚年定论》后来被收入《传习录》下卷，王守仁作序言：
洙、泗之传，至孟氏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自从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吾尝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乱之。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间尝以语同志，而闻者竞相非议，目以为立异好奇。虽每痛反探抑，务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事也乎？
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
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后学余姚王守仁序。
序言首先梳理出儒学道统的简要脉络：孟子之后，道统中断，及至宋代，才有周敦颐、程颢做出传承，自此以后，对儒学的辨析越发详细，而儒学的要领反而被湮没了。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后世儒者太多话。
序言继而从个人的治学经历谈起：“我早年学的是举业，后来兴趣转向了文学，再以后才稍稍知道要学儒家的正统学术，这才发现这个领域里观点太多太杂，茫茫然寻不到入手处，于是转向佛教、道教，欣然有所得，以为圣人之学就在其中。但佛教、道教的学问毕竟和孔子之学有出入，验之于日常生活，总觉得有些不对。直到我被贬到龙场，这才恍然悟出了儒家宗旨，一一验之经典，豁然贯通。我终于知道圣人之道其实是一条平坦、宽阔的大路，都怪后儒发明了各种古怪的理论，反而把这条大路弄得荆棘丛生、歧路纷呈，连佛、道两家都不如了。所以说，不该埋怨佛、道两家蛊惑人心，要怪就怪这些遮蔽儒家正途的内部人士好了。”
读到这里，我们显然会相信王守仁不点名地批评了朱熹，但序言内容忽然有了一个转折：“我将这些心得讲出来，没想到大家竞相非议，都说我标新立异乱讲话。我每每认真反省，想找出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但找来找去，越发坚信自己没错，只是从感情上说，不太愿意相信是朱熹错了。以朱熹这样的贤者，难道真没看清儒家正道吗？及至我在南京任职，仔仔细细再读朱熹著作，忽然有了重大的发现，原来朱熹晚年才找到真理，于是痛悔以前的错误，甚至认为自己犯下的自欺欺人的罪孽实在太深，再怎样做都无法赎罪。所以，世间流传的朱熹所著之《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之类，都是他中年的错误见解，他晚年想要修改却来不及了。至于《朱子语录》，不过是朱熹的门人弟子以争强好胜之心掺杂己见所编订的，根本不足为凭。后世学人囿于见闻，将朱子中年时期的错误见解奉为至宝，所以才会非议我的儒学领悟，殊不知我的领悟和朱熹晚年的领悟一般无二。”
因着这个缘故，王守仁将朱熹“晚年”与友人论学的三十四封书信汇编成册，刊印出版。确实在这些书信里，朱熹认识到往昔的“支离”之病，又因为患了眼疾，不能多看书，只常常冥目静坐，却发现这对收敛身心很有益处，更懊悔以往讲论文义太多，疏于日用工夫，以及“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
这些书信一直都藏在朱熹的文集里，只是多年来无人理会，至少无人重视，如今被王守仁“发现”，对知识界的杀伤力不问可知，与清代学者阎若璩考订《古文尚书》之伪属于同一性质、同一级别的大事件。《朱子晚年定论》一出，确实封住了不少来自朱子阵营的心学论敌的口舌。
从思想史的脉络上看，这部书的问世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所谓“牵朱入陆”思想潮流中的一个浪花。早在元代，儒学宗师赵汸在《对江右六君子策》里约略提出一个猜想：朱熹和陆九渊晚年很可能各弃争端，殊途同归。及至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程敏政站在朱子阵营内部编辑出一部《道一编》，顾名思义，“道一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将儒学史上的“朱陆异同”划分为三个阶段：始则冰火不容，中则疑信参半，终则辅车相依。
王守仁读过《道一编》，《朱子晚年定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材于前者，程敏政在编年上犯的错误王守仁也一并犯了。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里，王守仁提到近世有《道一编》之类的书，只因读者都怀着党同伐异的心理，所以不但不信，反被激怒；而自己编辑的《朱子晚年定论》收效甚好，虽然门人弟子初闻之下不太高兴，但士大夫每每从这部书开悟，自己也因此省去不少口舌麻烦。（《与安之》）
其实王守仁不很关心“朱陆异同”的话题，只是一力传扬自己的学术心得罢了。证明出朱熹的“晚年定论”和自己的“标新立异”如此地贴合，证明出不是自己反对朱熹，而是世人误信了朱熹中年未定之论，那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