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常是老问题，这是读史最能解颐的一面。
古人探讨治乱兴亡，常常归结为“体制问题”，正反双方唇枪舌剑，激辩两千年而不歇。封建制和郡县制究竟孰优孰劣，谁该为长治久安居功，谁该为土崩瓦解负责，各有各的说法。
简言之，封建制是最传统的贵族社会，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士大夫，逐级效忠，世官世禄。孔子一心“克己复礼”，要复兴的周礼就是这样的一种封建制度；孔子所哀叹的“礼崩乐坏”，就是西周创设的封建制度的瓦解。秦始皇废封建而立郡县，传统贵族不复存在，聘任而来的郡县长官取代了世袭的封建领主，虽然逐级负责，但一致向皇帝效忠。
郡县制是集权程度最高的体制，因而也是管理效率最高的体制，只要皇帝一声号令，全国人力物力都能如臂使指地调动起来，在封建制下很难完成的浩大工程在郡县制下可以轻而易举完成。明君可以在郡县制下大展拳脚，昏君也可以在郡县制下大发淫威。
站在皇帝的角度，郡县制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一旦皇帝幼小、权臣当道，只要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就足以改朝换代，秦朝二世而亡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封建制虽然稳定性强，但集权程度太低，非但皇帝做起来太不过瘾，而且强大的诸侯也有作乱的能力。所以，合理的结构似乎要在郡县制和封建制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点非常难寻，不断的试错意味着不断付出血的代价。
西汉建国，权力结构是皇权、政府、诸侯三大系统互相制衡，刘邦在有生之年积极消除异性诸侯，不使韩信、彭越这些战神级的人物对刘氏子孙形成威胁，但同姓诸侯依然享有广阔的封地和高度的自治权，于是在景帝朝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汲取教训，以推恩令诱发诸侯解体，又以各种政策限制诸侯的权力。于是到了西汉末年，用陆机《五等诸侯论》的话说，是“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意即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却走上了秦始皇的老路，加强集权虽然能收一时之功，却败坏了百年基业，以至于王莽篡汉“易如拾芥”。而那时候汉朝宗室诸侯的表现，用曹囧《六代论》的名言，就是“解印释绂，贡奉社稷，犹惧不得为臣妾。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
自秦以后，虽然“百代都行秦政法”，也大多都会矫秦之失，以一定比例的封建制来做郡县制的调剂，但集权永远都是主导方向。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治乱循环现象根源就在这里。
当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却是动物学家给出了答案：在猕猴的世界里，集权程度越高，高风险的夺权策略就越受青睐，意在改变支配等级的进攻性联盟就越常见，而地位低的雄性越会有离开原有群体而加入新群体的意愿。是的，猕猴的社会是高度政治化的，只要看过猕猴社会的政治运作，我们会相信“沐猴而冠”这个词其实并不具有任何侮辱性。
复杂的语言和文字系统使我们人类得以传承丰富的历史经验，这确是我们可以傲视猕猴的地方。于是，郡县制还是封建制，每一位开国君主都要面临这种选择，都要决定给两者安排怎样一个合适的比例。
人生阅历不同，导致了制度选择的偏好不同。朱元璋有鉴于元末权臣当道，所以在奠定明代政治格局的时候，极力从制度上弱化权臣的威胁，取消宰相制就是最有力的一个手段。而对权臣戒心越重，就越是有着强化封建制的倾向，因为各地若有强大的同姓诸侯，便随时可以进京勤王，就算诸侯篡位，皇位毕竟也不会落在外姓人的手里，这总还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于是，除嫡长子朱标立储、幼子朱楠早夭之外，朱元璋将另外二十四个儿子全部封王，坐镇全国要冲。
这样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最大限度上降低了权臣窃国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极大提升了藩王篡位的概率。所以当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之后，最着力推行的政策就是削藩，结果削藩失败，燕王朱棣入继大统，是为明成祖，从此明朝皇统便不是太祖嫡传血脉了。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很仰赖十七弟宁王朱权的力量，而一旦得了天下，便此一时彼一时，也要大起削藩手段。于是朱权的封地从北方军事重镇大宁迁至江西南昌，其他藩王的势力也被一削再削，各自受着地方政府的严密监管。
但“祖宗成法”总难被彻底废除，藩王还是有着一定的权力和武装，与西汉末年的宗室不可同日而语。时光荏苒，皇位传到了顽童一般的武宗，宁王的爵位也三传到了朱宸濠那里。前者贪玩好耍，后者锐意进取，眼看权力的天平微微有些摇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