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王起事虽然事出仓促，但明王朝的应对更见仓促。所以对王守仁而言，当务之急是拖慢宁王的行动，为自己这边调兵遣将留出足够的时间。争夺时间，这是戡乱的第一件要务。
对宁王而言，时间是同样宝贵的。所谓兵贵神速，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军事原则，尤其在以弱对强、以小敌大的时候，出其不意才是克敌制胜的金科玉律。宁王确实有这样的战略，齐集王府护卫与亡命之徒，又大肆征发壮丁，迅速组建了一支号称有十万之众的军队，准备先克南京，再取北京。大军夺取漕运船只，沿水路袭击南康，南康知府匆忙间弃城而走；翌日袭九江，九江的军政、民政长官纷纷逃散，属县闻风皆溃。宁王大军俨然有“顺天讨逆，沛莫能御”的势头。
消息传到北京，据郑晓记载，朝廷大臣惊惧不已，以为宁王举事已经十成八九，只有兵部尚书王琼稳如泰山，一日之内十四次调动兵员与物资，且高声对群臣说：“王伯安在汀赣，据南昌上游，旦夕之间便将绑缚宸濠，诸公不必惊恐！当初我安排王伯安提督军务，正为今日。”（《今言类编》卷一）
这件事情，郑晓或许得之传闻，未可尽信，但有一段得之亲历的记载尤其值得重视。郑晓回忆说：“宁王起事的时候，我二十一岁，正在杭州应考，见到各地的告急文书都不敢指名道姓地说宁王反叛——要么说江西省城有变，要么说江西省城十分紧急，要么说江西巡抚遇害，要么说南昌忽然聚集了军马和船只，传闻有变，而只有王守仁的公文里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今言类编》卷六）
何止各地长官，《年谱》有记载，当南京告急公文送抵北京之后，朝廷大员仍持观望态度，不敢斥言宁王造反，只有王琼从沉默的大多数中发出了尖锐的不和谐音。
各级官员的“审慎”倒也情有可原，毕竟从实情上说，这是朱家的家务事，又焉知宁王不是又一个燕王呢？方孝孺血未冷，首鼠两端才是明哲保身之策。“小人喻于利”，必然会做这样的打算。而“君子喻于义”的王守仁，自然会选择“苟利国家，死生以之”的一途。当时有门生邹守益赶赴吉安，向老师传递了一条情报：“听说宁王收买了叶芳来夹攻吉安。”
叶芳曾是巨盗，之前向王守仁投诚，王守仁自信对他有足够的了解：“叶芳必不会叛。以前他们这些人都以茅草为屋，叛乱的时候便把屋子烧掉，如今他们用巨木建屋，房舍千万，一定舍不得烧了。”
邹守益不以为然：“他们如果跟随宁王造反，有封爵拜官之望，不可以常理揣摩。”
王守仁默然良久，终于说道：“就算天下人都反了，我辈固当如此做。”
邹守益不禁惕然，胸中各种成败利钝的计较一时之间便被洗濯殆尽。（《年谱》）
这就是典型的儒家态度，只问是非，不计成败，只要认定了正义的方向，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惜与全世界为敌，不惜粉身碎骨。王守仁显然被邹守益说动，相信叶芳很有可能投靠了宁王，相信吉安将会遭到两面夹攻，相信自己这一次凶多吉少，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改初衷。
当人们道及王守仁这一段功业的时候，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用兵的谋略，然而谋略是孙武、吴起、曹操、司马懿诸公都有的，而只有与邹守益的这番对话，只有敢明言宁王叛乱的这些公文，才能够体现王守仁所独有的儒将风范。所谓儒将，往往被人误解为具有温文尔雅的气质、良好的修养和仁慈的心怀，而其最核心的特质，即王守仁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却很遗憾地被人们一再忽略了。
所以最值得重视的是，王守仁在平叛之初的战术，无论是旗帜鲜明的讨伐也好，不惜假传圣旨也罢，用郑晓的话说，都是“不顾九族之祸”。
所谓“钦奉圣旨”，确实只是王守仁的疑兵之计。据《年谱》，王守仁深知南京、北京仓促无备，必须拖慢宁王的动作才好，于是散布了许多虚假情报，诸如“率领狼兵、官军四十八万来江西公干”，某部、某部领官军若干万云云，制造了这样一种假象，即朝廷早有防备，大军云集而至。
当然，无论是宁王的“十万”也好，王守仁的“四十八万”也好，都是虚张声势，彼此也都知道对方在虚张声势，但去除“水分常数”，总可以揣测一个大概。
王守仁又伪造了一些朝廷与宁王股肱李士实、刘养正、凌十一、闵念四的通信，言及招降或投诚事宜，故意使宁王查获。小说演义里的这些伎俩真有奇效，宁王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来甄别情报的虚实，当他终于做出准确判断，终于消弭了猜忌心的时候，情报的真假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