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大师言：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大师不语，自净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识！净心听！慧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忽有一客买柴，遂领慧能至于客店。客将柴去，慧能得钱，却向门前。
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迷便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蕲州黄梅县东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
慧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
灵魂不灭是不是歪门邪道？
慧能要说法了，正式开讲之前先做了一项准备工作，说：“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善知识”是指品学兼优的人，这里慧能称呼听众为善知识，就是一种客气话。慧能让听众们在听讲之前先“净心”，这既有简单的解释，也有复杂的解释。
简单地讲，听众们的所谓净心，就像葬礼主持人在讲话之前先让大家默哀三分钟，或者相当于“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注意了，领导要发表重要讲话了”，佛陀当初给人授戒的时候也说“自净其意”，所以这也许只是家法传承、路径依赖而已。
如果往复杂了说，净心可比默哀或唤起听众的注意要复杂得多。
净心，也就是下文慧能自己的“自净心神”，现在大家都会说“心神不宁”这个词，不觉得有什么深奥，而“心神”原本是个佛教概念，是指心中的所谓识神。识神的讲法非常玄妙，大略来说，所谓识神，在有些佛门宗派那里被当作是轮回的主体。后来佛教传到中国，心神大约就等同于灵魂，心神不灭也就是灵魂不灭。
现代人已经习惯了佛教的六道轮回、善恶报应、投胎转世之类的说法，殊不知大家信仰的这些东西里的不少内容正是佛陀当年所反对的。在古代印度，推本溯源的话，轮回思想在佛陀之前早已经有了，大约是由刹帝利所创立，又为婆罗门所采信，更由此而发展出了业报理论。轮回理论在印度各个宗派当中都很流行，而佛陀所做的则是半接受、半否定，这个“半否定”就是否定了轮回的主体——简单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聚散，并不存在什么恒久远、永流传的东西，所以，一个恒常之“我”自然也是不存在的。
佛门有一种比喻，说人就好比一座森林，森林并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集合名词，它是由许许多多的树木一起构成的，这些树木有的生、有的死、有的繁茂、有的凋谢，虽然看上去森林还是这片森林，但一个恒常不变的森林根本就不存在。同理，像军队、公司这种事物也是“不存在”的。人，也是一样。
森林是许多树木的集合，这种“集合”按佛家的话说就是“蕴”。这种概念辨析玄妙复杂，确实很难搞清楚，所有佛教后来不同的派别对这个“蕴”是真还是幻的问题辩论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印度的一位大宗师世亲在他很著名的《俱舍论》里辨析“无我”，就论证森林 （蕴）是一种“假有”。
“假有”在佛教里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说法众多，《大智度论》分析假有，说有一种假有是“因缘会故有，因缘散故无”。如果我们把因缘替换成姻缘，可以用家庭来作比方：一男一女情投意合，结婚了，组成了一个家庭，家庭就是因为一段姻缘的出现而出现的，这就是“因缘会故有”；这一男一女结婚之后不久，缘分尽了，感情破裂，离婚了，这一离婚，家庭也就不存在了，是为“因缘散故无”。森林和军队也都是类似的情况，但这个假有和真有很快又会扯到一个唯心和唯物的问题。
现在，如果我们多想一下：就算森林是假有，那树是不是真有呢？——《俱舍论》的反对派《顺正理论》也拿森林和军队作例子论证过假有和实有，说树也是假有。好吧，就算树也是假有，但是，按我们现代的知识，所有物质实体无论是人还是狗，是石头还是沙子，都可以被分解为基本粒子，那么，这些基本粒子是不是作为物质实体而真实存在的呢？
这问题在佛经里还真答案。说一切有部（这是一个派别的名字，简称“有部”）提出过一个“极微”的概念，近乎于原子论，是说一切物质都可以被分为最基本的、不可再分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极微”。世亲在《俱舍论》里就说极微是实有而非假有，甚至还告诉了我们极微有多大：是人的食指中节的二亿八千万分之一。（我们也许可以从此论证佛经里早就出现过纳米技术的理论源头了。）
这就是标准答案吗？当然不是，大乘中观和瑜伽行派就说极微也是假有。这个分歧，近似于就是唯物和唯心的分歧。那我们听谁的话才对呢？这就要靠大家自己判断了。顺便一提，“唯心”这个词也是佛教带给我们的，佛教有个基本命题叫做“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简而言之就是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由意识产生出来的，直到近代大家熊十力讲“新唯识论”，理论源头也还是这一套。当然，如果你想去搞唯识学的人家里偷一些“并不真实存在的”钱，我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跟你认真，也许他会拨打一部“并不真实存在的”电话，叫来一些“并不真实存在的”警察来抓你。不过你也不必害怕，因为连你自己也是“并不真实存在的”。
先不想那么复杂了好了，总之，话说回来，唯物一些来讲，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生灭，如果有轮回的话，就好比一个人死了，尸体分解成若干基本元素，有些变成了河里的水，有些变成土里的铁，有些又被虫子吃了，再随着食物链的踪迹辗转生到了猪的身上。
印度的龙军大师是阐述这个问题比较有名的人物，他在《弥兰陀王问经》里作过一个比喻，说轮回是怎么回事呢，就像有一支燃烧的蜡烛，你拿着这支燃烧的蜡烛去点燃一支新蜡烛，你会看到火从这支蜡烛传到了那支蜡烛上去，轮回的主体就像这个火一样，你既不能说新蜡烛上的火就是原来那支蜡烛上的火，也不能说这两支蜡烛上的火是毫无关系的。
再说报应。所谓报应，如果结合“因缘”和“无我”观念来看的话，明显是和善恶无关的。比如我这人很不讲公德，吃西瓜随手乱丢西瓜皮，你正好路过，一脚踩在西瓜皮上，摔了一个大屁墩儿，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因果报应，我种了恶因，你吃了恶果。换句话说，我扔西瓜皮这个行为是我造的一个业，这个业将来发生作用，被你吃到苦头了。（早期佛教的因缘、无我观念和轮回、业报观念实在是有些内在的冲突，信徒们为了弥合这个冲突在几百年间发展出来各种各样的新奇理论。）
道理虽然如此，但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人的认知心理通常都会整合地看问题，比如我们会把不很紧密地搭在一起的四条线段粗略地看作一个四方型而不是看作四条线段，这正是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的，同理，谁会把人看成是一堆胳膊、腿、血管和骨骼等等的组合呢？人的天性就是通过“蕴”来看待事物的。另外，善恶报应无论是真是假，至少是人心所向，是充满挫折感的人寻找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所以从这方面讲，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医师。
于是，佛教发展来发展去，终于磕磕绊绊地走向了原始教义的反面。在中国南朝，相关的争论非常激烈，到底是精神不灭、人可成佛，还是人死如灯灭，双方唇枪舌剑，打得不可开交。中学历史课本里那位伟大的古代唯物主义者范缜就是这一系列论战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范缜的时代里，大家都相信佛家所谓灵魂不灭、因果轮回，灵魂累世转生、勤修佛法而终于修炼成佛，范缜却说人死如灯灭，形神俱消，结果遭到上到皇帝、下到官方知识分子的全面围攻。当时的种种激辩有些是很有趣的，比如王琰讥笑范缜说：“呜呼，范家小子！竟不知道自家先祖神灵之所在！”——王琰其实很没道理，他是在用“应该什么样”来论证“事实什么样”，用道德伦理来攻击事实求证，这是人们很容易走进的一个思辩误区，在论坛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大量的例子。
王琰既然不按论据和逻辑来辩论问题，范缜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唇相讥道：“呜呼，王家小子！明明知道自家祖先神灵之所在，却不能自杀去追随他们！”——这要是换在欧洲的教权社会，范缜早就上了火刑柱了。
但即便在中国，范缜也是性命堪忧，好在他和梁武帝有些交情，而据金克木说，梁武帝之所以会放过范缜，范缜的异端邪说还得以结集传世，是因为范缜以佛教方法来反对印度外教。无论如何，在这种局面之下，就算佛陀再生恐怕也要被打入异端了。
毋庸置疑，这问题确实争得太久了，“人，认识你自己”既是人们永恒的关注话题，又是很难很难能搞清楚的。现代世界里满怀科学精神的人也许不会对这些古代先贤们锲而不舍的执着报以丝毫的轻视，如果他们知道即便是笛卡儿这样世界级的精英人物也曾把灵魂剥离出了人类的大脑、以“二元论”影响西方世界百年之久的话——而笛卡儿是位十七世纪的人。
这里，慧能大师的自净心神，隐约也透出一些神不灭论的影子，虽然这更容易满足大众口味，但也会被某些佛教原教旨主义者批评为外道邪说，也就是说，慧能的禅法还够不上所谓正信的佛教。
现在你可以质疑我一下：问问我这个复杂版的解释是否牵强附会？我会扯虎皮、做大旗，法相庄严地回答说：我的解释风格是古代印度大众部佛教“毗勒”的正宗传统，多方探求，不拘泥于字面，举一反三，揣摩佛心。
思辩的力量敌不过世俗的心愿，这既是大势所趋，似乎也无可厚非的。如果仅仅在生活当中，当信仰的世俗化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新的风俗之后，是否一定还要纠缠着原始教义不放呢？（宋代的知识分子们就常常拿“出世间法”的早期教义来开那些大有入世精神的和尚们的玩笑。）我想，如果是我，陪朋友旅游去个什么佛教名山，我也会跟着烧香磕头走走过场，这虽然对佛祖很不尊敬（按照原始教义来讲），但入乡随俗、客从主人，这起码是对“人”的尊重。至于和尚们给法物开光收钱这类再常见不过的事情，虽然我知道开光原本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开工仪式，类似于剪彩，根本和佛教无关，但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愿打的人借此改善生活质量，愿挨的人买了一个心里塌实，这不是皆大欢喜的事么？
自道家世·樵夫的前世因缘
净心完毕，慧能开始讲法，从自道家世开始。
慧能说：“我爸爸本来在范阳为官，后来犯了事，被流放到岭南，成了新州的一名普通百姓。当时我还很小，爸爸死得又早，我们孤儿寡母又搬到了南海去住。因为家境贫寒，我只好上山打柴到集市去卖，艰难地维持生计。”
“有一天，一个买柴的客人把我带到了他的店铺，收下柴，付了钱，我正要走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读《金刚经》。我一听到经文，心有所悟，便问那人：‘你是哪里来的？怎么得到这部经的？’那人说：‘我是在蕲州冯墓山礼拜弘忍和尚，听他老人家告诫信众们说，只要掌握了一卷《金刚经》，就可以直觉自己的本性，马上觉悟成佛。’”
“我一听之下，知道这是前世之业结下的缘分，这便回家和妈妈告别，动身往冯墓山去了。”
慧能的生平，很多地方都很难考实。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位宗教领袖，他的生平和形象往往既不是爹妈生出来的，也不是自己活出来的，而是被信徒们塑造出来的。所以，宗教领袖的形象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信徒们的观念，一部领袖的生活史就如同一部信徒们的观念史。好比佛陀有所谓三十二大人相，也就是三十二种体貌特征，这在各地的一些佛像里还经常能看到一些的，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大耳垂肩”和“双手过膝”，《三国演义》里塑造刘备的形象时就照搬了这两个佛陀的特征，体现着作者“尊刘”的努力。——当然，“双手过膝”一般不会被佛陀塑像实际采用，因为如果真按这个指标来塑像，大家看到的就不是佛陀而是妖怪了。再看看西方天主教国家的耶稣像，一般也都是白人而不是中东人的形象。
宗教领袖的生平事迹当然更要神异。慧能在大梵寺说法时的自道家世倒也还算朴素，可看看其他记载，那就玄得没边了。比如同是编辑这部《坛经》的法海编的另一部《六祖大师缘起外记》，就说了一大堆灵异现象，其中，慧能的妈妈怀孕足足六年才生下了慧能。当然，这比起老子的妈妈怀孕八十一年才生下老子的传说已经低调多了。
慧能随妈妈搬到南海，也就是现在的广东番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慧能没接受过读书识字的教育，像现在的很多山区苦孩子一样，小小年纪便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做了一名樵夫。
樵夫这个职业，长久以来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知识分子们渲染为充满隐逸情怀的渔樵之乐，可要真靠打柴、卖柴来养家糊口显然是另一回事。现在，慧能一听《金刚经》，感受到前世夙缘，用比较朴素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偶然的契机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接下来，慧能便毅然决然地扔掉了工作，离开了老母，踏上了漫漫的求法之路，就好像现在的某个山区少年要到大城市改变命运去了。
但是，我们在感慨之余，也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家里唯一的壮劳力走了，慧能的妈妈孤单一个妇道人家可怎么过日子呢？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慧能将来哪怕佛法再高，也难为中国传统伦理所容。
这首先就有一个善与恶的环境标准问题。遥想佛陀当年，在踏上求法之路时也是抛家弃业、抛妻弃子，尽管佛陀的家境很好，不指望佛陀这个壮劳力来劳动养家。这在当时的印度似乎不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伦理问题，而且，佛教徒出家为僧，总是要离家出走、远离人群的，而且也被禁止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于是，佛教一传入中国，伦理问题的语境差异就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难题，许多排斥佛教的人都在伦理问题上大做文章，说佛教有违天理人伦。
这还带出了另外一个疑问：很显然，善恶标准往往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你自己以为的行善也许在别人眼里却是作恶，那么，如果真有善恶报应的话，你到底会得善报还是会得恶报呢？
回到慧能问题，妈妈到底怎么安置呢？是学佛祖那样，还是要照顾一下中国传统？——这问题慧能没讲，只说了向妈妈辞行之后就出发求法去了。但这个容易让一些心地纯良之士暗中生疑的缺漏总该有人填补才好。
在其他较晚出的《坛经》版本里，说有一人给了慧能十两银子以供慧能妈妈日后的生活，而在南唐时期编纂的禅宗史书《祖堂集》里更明确写着：慧能虽然很想立刻动身，但放心不下妈妈，这时，就是那位买柴的客人给了慧能银子。这些银子不是十两而是一百两，这位客人也变得有名有姓了，叫做安道诚——怀着让慧能“安”心求“道”的“诚”意。
《坛经》的版本，一般是时代越晚，字数越多，佛门事迹的记载一般也是时代约晚，记载越丰富。当然不止佛教这样，这实在是人类社会的一条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