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儿酿蜜，燕子衔泥，走兽奔徙，乃因对它们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却为什么常煞费苦心地做铺张浪费又并不见得多么重要的事呢？人啊，我们为什么在此点上低于着它们？……
如今穿布衣的知识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人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少了。因为有了的确凉、的卡、混纺，其它什么什么的。共产党如果成了布衣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产党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党，那则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产生别的一番滋味了！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积淀和种种历史渊源所至，一向是崇两极力的。而封建王权便是以这种崇尚为其社会基础的。这是我们民族愚昧的一面。人类不庞受王权的统治，而只庞受知识的统治。这叫人类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一般崇尚知识的风气良好的开端，但很快又被对金钱的崇拜所涤荡了。
金钱，这个讨人喜爱的怪物，吞噬着某些中国人的灵魂，吞噬着某些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
不是说“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吗？应该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才对啊！倘若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们，都利用职权，着急忙慌地，争先恐后地先使自己富起来，还算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一切财富，巨细无遗，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任何侵吞、挥霍、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都不庞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的行为，都是丑行，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这样。如今人民对党也只有希望而已。希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变；希望党风彻底好转；希望党内有几位“包龙图”，铲除邪恶，辅佐“朝纲”；希望改革之举成绩更大，弯路更少。
而最大的希望则是——党内损公肥己、以权谋私者们不再继续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人民已将权力交给了他们，就像李尔王将王杖交给了对自己始而恭顺继而飞扬跋扈的女儿女婿们一样。
老百姓有句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也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义最厚道的老百姓。他们很通情达理。江山是老共产党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们有资格伸手向人民要好处。人民绘，而且人民已经给了。包括他们的子孙辈们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去拿，去捞种种特殊的好处，人民也能宽宏地沉默着。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仁义太厚道了。但是中国很穷啊！中国者百姓的生活普遍还很穷啊！要达到小康，还得努力奋斗不止啊！人民给不了那么多，人民负担不起。什么事情都得慢慢儿来，也得容人民慢慢儿给。别捞得太急。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还是只有希望而已。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仁义更厚道呢？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善于忍耐，更善于在忍耐之中仍怀抱着不源的希望呢？以权谋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来，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是应该感到羞愧的。
如今，一个中国人能称一位外国人为自己的朋友。倘若边外国人又是来自所谓西方世界，诸如瑞典这样一个“富庶国家”，并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那么仿佛便是某些中国人的不寻常的荣耀了。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面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
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是哥儿们！”
“某某领导网？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
此真“贴”者。
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却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做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
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甚而秘书，极尽阿澳奉承，钻营献媚，讨好卖乖之能事吗？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谐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之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越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是无耻一族。恰如馒头也罢，火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
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吗？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多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队、瑞典人……
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首心永远沦为三等，有俗话说：“骑着马找马”。
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队歌长大的。红领巾是我们的骄傲。少先队队礼表达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祟高敬意。少先队队鼓使人们的童心激动无比。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幼年，童年乃至育少年时期不知巧克力为何物。五十个人的玩具加在一起也没有儿子的玩具多。一件新衣服会使我们欢欣雀跃。新衣服是爸爸或者妈妈买的，可我们都普遍地认为最应该感激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衣服。时代一次次地在我们的心头脑中打上这种“胎记”。它推恐我们忘却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生存下去的意义只有一个——知思图报——这真可恶！新衣服是爸爸妈妈用李苦劳动所得的低徽工资为我们买的！我们只应感激爸爸妈妈！
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悲剧在于我们追求一种“革命思想”的热情，超过我们追求文化知识的热情。而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汲有文化知识作为奠基石，与宗教教义相差无几。我们懂得这一点，社会也横得这一点。我们所接受仍“革命思想”的全部内涵。其实只用两旬因九就足以概括——热爱吧！感激吧！在中学政治课堂上，我们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结论——领袖即党。
于是，我们的热爱之情，感激之情，集于一人一身。明白又明确。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的热爱、敬仰、崇拜、服从便达到了“无限”的“顶点”。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热，整整一代人的迷乱。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乱与狂热，对于社会来说。是闻风、是火、是大潮、是一泻千里的狂澜、是冲决一切的力量！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累了。当我们感到累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峻地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长大成人。
我们不再是历史的奴仆。我们拿历史来作我们的跟睛。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作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终结。它将不仅仅是用文字写在种种历史的或政治的教科书上。它是用我们昨天的和明天的社会行为写在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上。
人类有一种不良的心理，我们叫它作“报复”。历史有一种无情的规律，被历史学家们解释为“逆转”，被哲学家们解释为“走向反面”，被迷信者们解释为“轮回”。
迷信的瓦解是神抵的悲剧。权威的沦丧是伟人的不幸。“一句顶一万旬”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对金钱的贪婪却也必定迷乱一个民族的心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反恩，但物质文明并非就是与精神文明天生连体的双胞胎。所以我最反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种报纸上，宣扬“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观念。
时间是历史，是生命，是无尽的永远接续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时间意昧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而后者存在的真正意义绝不是用金钱覆盖地球。
我认为爱情靠的是机遇，靠的是命运。
选择带有物质属性的东西便要讲求质量。只有漂亮的脸蛋和美好的身材那不过是“包装美”，算不上十分优秀。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就我所知的几例，不过是“输出”的“花瓶”而已。物质属性为主的东西。
我在想：金钱、金钱、金钱，它使多少中国姑娘，包括少女，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廉价地奉献给了某些外国人啊！或者一次性的“拍卖”，或者“零售”。她们在这种交易中显得那么匆匆忙忙，那么迫不及待，仿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们简直有点：“不借血本大牺牲”。在这种交易中，她们的青春和美貌是秤砣。爱情，如果有的话，不过是秤星。为了金钱，舞蹈演员嫁给浑身铜臭的鄙俗港商。为了金钱，电影明星甘作外国佬的“厨房夫人”。也许是一百比一，出了个小虹。像外国人玩弄中国姑娘一样，玩弄了一个外国人！是一报还一报吗？不过它落在我的外国朋友申·麦克头上，有欠公允，也不仁义。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什么人物嘛？配去讲吗？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
安有其事？！
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
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
《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
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拾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胶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来。并且手指发麻，进而胀疼……
虽闭门索居，我仍本能地以小说家的特殊敏感，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
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优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碟蹬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天折着诞生着……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这段长句，是我对当代中国之城市的感受。这感受使我日元宁刻。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中国，仿佛要在一九人六年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憋出点什么名堂……”——乃是我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才确定不变的。
我对自己确定这样的尾句满意。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在中国，必将以葬送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寄托意识为代价。并且，对于这一代价，在下半个世纪，中国是要付出高利贷的。下一代农民将不会再依恋土地，而越来越憎恶它。所谓种粮大户，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恋土地。他们的选挥也许正是为了他们的子孙最终离弃土地。好比精心饲养一口猪，最终是为了卖掉它或宰了它。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将更是农民问题，不是怎样种地的问题，而是谁还种地的问题。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这是理想。中国有八亿多农民——这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啊！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甘于务农。
下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很可能将不首于务农。
城市正大面积地蒸发掉人类精神中宝贵的养分，形成空前涌动和沸腾的物质欲望的气浪。像无色无味的肠，飘荡在城市的上空，被一切男人和女人天天吸人到肺里。那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子，从生活的本体挥发了出来，改变着城市空气的结构成分，改变着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肺活量。使他们和她们在被改变的状态下，脸上都有着那么一种扑朔迷离的神情。在他们和她们那种神情中，包含着种种活泼的贪婪，种种生动之极的贪婪……
我认为人不能只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何况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想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也是做不了的。倘每人都能不失时机地给予别人某些小的帮助，小的支持，小的安慰，小的方便，小的满足，小的成全，用朋友们调侃我的话，一言以蔽之曰“小善良”，则我们的现实，当会好点儿。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现实是太不宽松、太紧张、太无安全感了！互相的利用太多、互相的出卖太多、互相的倾轧太多、互相的心理压迫、太多互相的暗算太多了。这一种现象我称之为“(犭巛鼠)狗现象”。
安定是以安定本身为基础的，社会的安定以民众的安定为基础。
民众的安定以民众的心理安定和情绪安定为基础。
一九八八年，广大民众的心理和情绪早已处在极不安定、极其浮躁、极易发作的崩散状态。从南方刮来的普遍软绵绵的吟情叹爱的流行歌曲，如同企图抚慰人们心灵的商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源源地卷裹着金钱。相反方向刮来的强劲的“西北风”和“东北风”似乎大有扫荡软绵绵的南方熏风不唱狂人们不罢休之势。这股风和那股风最终卷裹走的都是金钱。霓虹滚灯为一代代新潮歌星制造红光紫气。演唱会广告和有奖储蓄广告争夺宣传地盘。当我们今天回首龙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了我们一种“长歌当哭”的虚假之感？在今天，追寻这一切，似乎全没了意义。但是，它的的确确应成为一九八九年在狂风嚣起的前期备忘录。物价上涨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层层结网超过了人们的容忍程度。腐败现象激起的似乎已不再是愤怒而是差不多麻木了的冷眼，睹博、卖淫、弃婴、少儿缀学、垃圾文化……一切的一切，官方的最终解释是“初级阶段”，民众的认同逻辑便只能是——“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中国人，中国人，我们好可怜啊！我们天天的月月的年年的不知忍了多少气，吞了多少声，多少次地隐瞒了自己，多少次地扭曲了自己I而当我们久忍一发之时，却常常难免地为了些许何足挂齿的小是小非，却往往为此付出后悔莫及的代价。中国人，中国人，也许只有我们每个人自己内心里才知道、才清楚、才明白我们究竟为什么生气？我们憋了一肚子的气难免会宣泄在别人身上，别人受了我们的气难免不又去气另外一些人。那另外一些人则很可能是卖肉的、收水电费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换煤气的、理发的、交通警察、公安民警，甚至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上级、同仁、下属……于是他们的气又直接地或拐弯抹角地宣泄在我们自己身上，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天里都莫名其妙地憋了一肚子气。
似乎每一部分中国人看着另一部分中国人都不顺眼，都来气。
轻蔑和憎恶，在中国人之间蔓延，以至于普遍的中国人都多少有那么一点儿轻蔑和憎恶我们自己。我们仿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玩着互相亵渎互相作践的心理游戏，我们不愿玩这种低劣的游戏，但我们已经患上了玩这一种游戏的“游戏症”。我们渴望受到良好的社会教养。
迷信，从农村包围城市。麻将，从党内搓到党外。足球，在国际赛中连遭败北，而在官场之上却“国脚”倍出。台球乃文明娱乐，一经“中国特色”之后，便成了街头巷尾小痞子们赌博的方式……中国，中国，新纪元之舟刚刚扬帆起锚，普遍的我们的同胞似乎都感染了“世纪末心态”的病菌。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到孙中山到毛泽东，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生生死死，中国之“下里巴人”们归根结底为的是一件事——等富贵，均田地。诚如毛主席诗词所写照——“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一纯粹农民的平等意识因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统治了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而现实似乎使人感到——平等越争越少，越争越眼见的成为不可能。普遍的老百姓觉得现实耍弄了他们。仅仅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出现在他们的家庭里，并不能使他们的失落感趋于平衡。“相对贫困”使不平等的裂缝分明地越来越深广。种种不平等现象呈现出咄咄逼人的狰狞。民心崩散宛如沙器成沙，但是我们早应明白这世界从来就没有真的平等过啊！关于所谓“文学的失落”之说，于今深入调查认真思考，恐怕未必。文学某一时期相对的沉寂。以“失落”二字形容已欠准确。文学是人类精神的维他命之一种。正如在意自己健康情况的人缺少了某种维他命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进药铺一样，在意自己精神内容的人也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去寻找文学。其次文学并不仅只等于小说。常见一些书摊，上面摆的是色情凶杀，正经书反而是放在摊床下的。要看出对方是位读正经书的人才推荐。好比古时候的兵器铺子，利刀宝剑是另有置处的，不展览。
我的虞诚在于，或者我的肤浅在于——我曾那么偏执地认为，当过知青的，尤其当过我们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汉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会都变得恶劣了。人人都开始互相欺诈了，北大荒知青之间，也仍会有一种温馨的感情维系，也仍会有一种特殊的可信赖性存在。
我大大的失落，正在于此。
现实生活改变人乃极自然的规律。恰如风将岩石风化成了千奇百怪的形态。坦率讲现实向我提出的告诫，又何止区区两件小事！在我与我周围“知青战友”们之间，那种陌生那种关系的嬗变，更加深刻更加狰狞亦更加咽础逼人。只不过在我没有受到过分卑鄙的攻击和陷害以前，我但愿，它美妙如初罢了。人偏执于某种虚假的虞诚涅磐时，自我感觉往往是良好的。
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怜的。
过分的成熟是讨厌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诚的根苗是天真。
天真很可爱，故我们用“烂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绝对肤浅，故虐诚绝对地几乎必然地导向偏执。
人啊，我们在虏诚与成熟之间选择，是多么的两难啊！你见过一个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诚的吗？
你见过一个拥抱虚诚的人竟能长久地拥抱下去吗？
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见过被虔诚所误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场的……
现今热衷于发起“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知青会”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更是希冀有个这“会”或那个“会”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携”的手，需要或想要获得到什么的人太多太多了。肯于或甘于付出什么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社团形式，皆涂着极端功利的色彩。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会团，都不能持久，也都必将使抱着一份儿虞诚加人的人最终落个大的失望。我甚至怀疑连教会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都难以免俗。
故我以十二分的虏诚和坦率和衷心告诫我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
记住自己当年曾是一个北大荒知青，记住几乎整整一代人当年都曾是各地的知青——仅仅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这表明你永远记住你自己是谁。那一经历毕竟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一次洗礼。但是，不要寻找它——“北大荒知青”在今天城市的群众形式。
即使它存在着，也不要相信它。不要将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和可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之实践与它联系起来，更不要将它视为你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蛇用身体行走。花用开谢行走。石头用坚损行走。东西用新旧行走。生用死行走。热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无行走。动用静行走。阴用阳行走。火用燃烧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历史用过去行走。
而人，惟有人，用双脚行走。
除了你自己，没有第二个人能将你拉得很高——因为你会抓不牢绳索。
在一切集群动物中，只有象群是最高贵，最不失尊严，最和睦亦最和平的。
人除了大脑比象发达别的方面并不如象。
人太像猴子。
而猴群是最讨厌的动物群体。因为它们太像人了却又根本不是人。
一九八八年，我一步步走向男人的独立王国。我终于明白，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只有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我才有勇气摆脱一切市俗对我的压制，设计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塑造男人的情操、男人的品格、男人的个性。
当你迈人你的独立的精神王国，你便真正在情操、品格和个性方面都是你自己的具有真正极威的国王了！你不会因独立而孤立。
你那时好比站立在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星球之上，你将发现另有一些人和你一样，也站立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球之上，他们将向你额首致意。那时，你，精神独立了的男人，和你，精神独立了的女人，才会深感自己不愧做人一场。那时，只有那时，你和人类的关系——亦即社会、所谓社交、所谓友谊、所谓道义和所谓良心等等方面，才是正常的。才是可贵的。
我对那些古代侠士侠女，比如白玉堂、吕四娘、萧英等，喜爱得要命。当然，也喜爱李小龙扮演的那些冷面中国硬汉。我不怎么喜爱成龙。因为我不喜爱贫嘴滑舌的人。更因为成龙在他主演的影片中从来也不曾死过。我很重视一个人，尤其一个男人对死的态度。我钦佩并且崇拜面临险恶视死如归的男人。
文明的当代社会，文明的当代人，以及当代人类的一切文明，必须扼死恶而强的势力的诞生，必须灭绝它的生长，必须捣毁它的形成，必须像预防癌一样地预防它。
否则，我们只有承受……
人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子孙免遭恶人的欺辱，免遭恶势力的压迫，免遭恶统治的操纵，我们都使自己强起来吧！盛强之善，乃至善。以盛强之至善，御悍强之极恶于我们的时代于我们的世纪于我们人类的文明以外！……
每个当代人都应有这一份责任感。
我对我的身体早巳不信任。
我顶不愿意的事，便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或看病。
甚至可以说，我对我的身体怀有恶意——它不给我以健康，那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巳“毒害”了我，溶人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促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他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删节号上。大抵如此。这对他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挥。
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好点儿的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不论男女迟早总是要被污染的，迟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逃脱不了，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一切美好都是人类为之。人类的一切丑恶亦都是人类为之。物质世界仅只能污染我们的物质机体。我们自己为之的丑恶才污染我们的灵魂。事实上当我们向人世告别之时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完美如韧。事实上所谓高尚的灵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严重被侵蚀最严重的灵魂。区别在于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蚀但不可以被改变原本的形状。除非彻底打碎它。区别仅在于此，仅在于此……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亲亲昵昵的精明。这一种亲呢而精明的人际关系，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亏又互利。上海的历史，训练上海人以这样一种精明。它并不讨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习惯于这一点，适应于这一点，甚可能都还有些自我欣赏。
广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广州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这一种关系中，他们检验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时也似乎检验了别人是不是个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广州人因都太想成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轻蔑厚道吧？广州人倘与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亏，也许正在于轻蔑厚道这一点上。人一跋不太将自己轻蔑的对手视为对手。广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这一点上钻你们的空子哇！
我真心希望文坛安定、团结、和睦。我认为维护这一点是每一位作家的己任之一。我本着这样的原则，在作家朋友们之间不止一次尽过自己的微小义务。有的人，总盼着文坛出点什么事儿，他们认为出了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们就高兴得要命。他们就幸灾乐祸之极。长期不出点什么事，他们就感到寂寞无聊，感到空虚，他们就勾勾搭搭的，搬弄些个是非，传播些个飞短流长。人为挑唆和制造些矛盾、纠纷。
他们大抵是些长期混迹于文坛而又并不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我对他们厌恶透了！
有些政治家好比是这样一类大书——一部部极其厚重的“经典”。
至于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些和电影有关的人。电影不是中国的大事。目前尤其显得不是。怎样强调都不是。怎样描绘它是，想象它是，归根到底它还是不是。某些情况之下，它甚至的，往往的，只不过是和我们这些人的名利相关之事。甚至，只不过是我们的“(口敢)饭之道”罢了。
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心理的深刻影响，是完全可以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改变的。中国其实并非一个动不动就容易被煽起偏激的民族情绪的国家。
香港这个一百年前的“被拐儿童”，如今以一种长大成人的姿态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这个结果是中国人满意的。满意就能使人平和。平和就能使人宽厚。宽厚就能使一个民族懂得在国际关系中分寸的必要性。
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不是现在的英国。
一百五十年后的中国不是从前的中国。
所以一百五十年前发生的必然发生。
所以一百五十年后终结的必然终结。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曾是一颗企图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马前卒的棋子。
如今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迈人了商业时代。它如同大潮过后，从海底渐渐隆起的又一块大陆。
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
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保障。需要国内政治稳定的保障。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是一种大寂寞。
商业时代的惊心动魄的大决策，几乎无一不与商业相关。
有钱的开始有闭，有闲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钱的疲于奔命地挣钱，也就顾不上寂寞。
商业时代的文学也将是寂寞的。因为成熟的商业时代将善于调解和处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给文学剩下的仅仅是“社会题材”的“边角料”。文学不屑于咀嚼这些“边角料”，因而归于人的心灵。但面对寂寞的人的心灵，文学还没形成文学以前，便先自备感寂寞了。成熟的商业时代是断难产生史诗性文学的时代……
对某一时代的优劣的评估，主要应以人民而非作家们的感觉来判断。相对于人民，时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们的感觉不予理睬，而且不丧失它什么最基本的原则……
一个成熟的国家和民族，首先应是一个相信自己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国家和民族。
“老”也是一个令人意念沮丧心理栖惶的字。一种通身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粘住，扯不开甩不掉的感觉。
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年龄不算最大也不算最小的一个。我们这一代，普遍的都开始记忆力明显减退了。尽管我们正处在所谓“年富力强”的年龄。我们过早地被“老”宇粘上了。我们自己有时不愿承认，但各个心里都明白。我们宁愿这“老”首先是从体魄上开始的。但它却偏偏首先从心智上向我们发起了频频的攻击。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还是十年“上山下乡”耗损太大造成的？亦或是目前上有者下有小自己责任多多，因而都过早地患了“中年综合疲劳症”的结果？
我们这一代聚在一起，比前十年前几年聚在一起时话都明显地少了。都大有一种欲说还体的意味儿了呢！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都有许多大小和二小这样的中国人。他们的数量，起码是比“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多的。他们——和她们，我们的许多大小和二小一样的同胞兄弟和姐妹们所朝朝日日进行的，顽强抵抗堕落和犯罪的“持久战”，谁说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战争”呢？起码，应算是中华民族战胜贫穷落后的“战争”的一役吧？这也是中国安定的前提之一叼！但当代人的问题是物质生活水平越提高了心情越忧郁。精神生活内容越丰富了精神越空虚。越没多少值得感伤的事儿了越空前地感伤。这是一种时尚。一种时髦。一种病。一种互相传染而且没什么特效药可治的病。人们都觉得自己也处在弥留之际了似的，包括正年轻着的男女。
许多种美的诞生是以另外许多种美的毁灭为代价的。
而在这过程和其后，便会有许多无聊的没意思的事情伴随着……
欲与欲望的区别，好比性与爱情的区别。更好比洗澡与水上芭蕾的区别。
人类停止在欲的满足方面，这世界的变化也就嘎然而止了。
一个家庭也有欲望。一个社团也有欲望。一个民族也有欲望。一个国家也有欲望。人类不可能没有欲望，因为具体的人都是有欲望的。人类不可以没有欲望，因为人类也是仰仗着自身的欲望进化、进步和文明起来的。一个家庭，一个杜团，只有依赖了成员们欲望的一致性而凝聚而各尽其能，才可实现追求之目标。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欲望当然有好坏之分。好的欲望其实便是理想。坏的欲望其实便是野心。一个人产生坏的欲望，极易滑向犯罪的道路。一个家庭由种种坏的欲望氤氲一片，极易使家庭这个温馨之所变成罪恶之窝。一个社团由坏的欲望所凝聚，将对社会造成危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坏的欲望统治，则必危害全人类的和平。
因而一个具体人的欲望，是须时时自觉地用理智进行审省、判断和控制的。一个产生了又坏又强烈的欲望的人，一个这样的人面不能够审省、判断自己欲望的好坏，并且不能够控制它，那么这个人对别人是危险的人。一个社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
每一种欲望的达到，几乎都是以放弃另一种或另几种欲望为代价的。
大多数儿童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企图实现成获得，一心所求往往是全部。所以儿童们常会陷入此种两难之境—一一当他们把手伸人细颈陶罐掏取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手几乎都贪婪地抓得满满的。结果他们连自己的手也被卡佐抽不出来了。他们要么会急得大哭起来，要么会发脾气将陶罐打破。哭是没用的。流再多的眼泪也不如放下去一点儿想得到的东西。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善于控制欲望的人。
大跃进是不理智的。是儿童式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