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话说出的思想也许接近着正确；用十句话说出则就意味着并不怎么自信了；反反复复说的话往往离正确甚远——这本书里充满了此类话。此类话提供给人们的惟一的意义是，惹起批判的冲动。
谁心里起了这种冲动，证明谁已在思想着了——我以我的片面和偏激，促使读者享受自己思想着的愉快……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雄厚盈实。雄厚盈实的经济基础，是以商业的空前繁荣为标志的。空前繁荣的商业是冲压机床。它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使生产力成为一柄梳齿排列紧密的梳子。甚至可以说，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仿佛是一柄——蓖子。
繁荣昌盛的经济时代，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发剂”。阶级这一缕胶和在一起的头发，遇此而自然松散开来。经生产力这一柄蓖子反复梳理，板结消除，化粗为细。
于是阶级被时代“梳”为阶层。
于是原先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亦同时被时代“梳”为“阶层意识”。
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而阶层化，意味着是由粗赂的格局化而细致的布局化了。
格局是极易造成相互对立的存在态势。
布局是有望促成相互依托的存在态势。
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一大幸事。
一批贪官污吏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在经济领域内依仗父辈权势与奸商勾结牟取暴利的子女们的存在，的的确确证明着“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日趋形成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夸大了予以评说会被斥为“左”，而轻描淡写地予以评说甚至态度暖昧地替之掩丑则等于遮掩了腐败现象。
站在这个两难之点上的一切大小官员、一切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中国人，除非矢口不谈腐败二字，若谈，自己们首先就都难免地尴尬了。
且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
老百姓是有权力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力。
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设法儿填乎了。面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人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
“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正如硬性地、完全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一样。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于子女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近。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干之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
他们最是中国一些处于“不可名状”之状态的人。
他们总担心中国哪一天又发生“文革”般的动乱。而他们多年来苦心聚敛的家财私产顷刻化为乌有。不管谁向他们保证这一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都不能彻底打消他们的忧虑。
好比孔乙己数茴香豆，觉得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他们”中的男人，是些缺少友情的男人。因为聚报于他们身穷的，十之七八是正图利用或攀附于他们的男女。他们必得提防那样一些男人的手趁他们不备伸人他们的衣袋。他们必得经常告诫自己，别一次又一次被亲爱于他们的女人颠覆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每一次夫妻关系的破裂，对别的男人们是多么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的过程，对他们其实也同样是。有钱人之离婚，有由于有钱而造成的别种样的麻烦。
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格独立精神较强的，不太容易为虚荣所惑的男人和女人，一般不会轻近他们的社交范围。他们也从内心里很轻蔑那样的男人和女人的高傲清贫。素质太差，文化层次太低的男人和女人，也根本没机会结识他们。追随于他们左右的，几乎永远是一些精明的、专善仰人鼻息的、推他们马首是瞻的、不耻于时时表达忠心的，介于有自尊和汲自尊，有身份和投身份，卑俗和斯文，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年轻的、漂亮的，介于单纯与不知廉耻，浪漫与放纵，多情与多智，现代与现实，天使与妖姬之间的女人。某类人们因具有太显明的被攀附的意义和被利用的价值，身旁也就大抵只能聚拢着些介于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作派现代目的现实的女人了。
这符合人类社会的寄生规律。像他们利用他们父辈的权力能量和影响一样，他们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往往也被直接或间接地借助与利用。他们有时会对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心生厌恶，弃之如弃旧履。但有时也会遭到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的背叛——当他们身价跌落在特权阶层渐渐失宠之时……
其实他们内心都曾封闭着一般强烈的激情。那激情更适于通过慷慨激昂政治演说，运筹帷幄机智幽默的外交谈判，身临战争前沿麾下千军万马指挥若定来体现。然而在今天，这太是过去时的“童话英雄主义”式的向往了。他们也早巳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内心里的激情的火苗都渐渐熄灭了。
他们的“不可名状”的状态，说到底是这么一种感觉——既不甘心一辈子像他们现在那么活，一辈子做他们现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后顾两茫茫，找不到另一种或比现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现在所做之事更能体会到满足感的事。
让我们来说说“他们”中的女人们。据我看来，作为女人，她们十之七八其实是不怎么幸福的。
她们的身份与其说是妻子、是母亲，莫如说更像是同事、老板秘书、经纪人、股东、“大内总管”或后台老板。
针对于她们，似乎反过来说更为恰当——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都是相似的。
是的，由于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况，她们婚姻上的失败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了相似性。
她们是些当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从爱情到一种思想到一个政党。而举凡有生命的事物，皆都是有生命的周期现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周期。两个周期交替之际，人的健康与病弱状态显明。思想的生命要比人的生命长久得多。它是精神生命界中的银杏树。尽管如此，既没有不死的银杏树，也便没有所谓不朽的思想。
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某些堪称伟大却很古老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的头脑来说，其光耀已如遥远的银河系尽头的一颗垦一样暗淡了。
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长在古老思想的干上的。
腐败的严重，显然与它的生命周期有着一种内在的可能是必然的关系。
在成熟的商业时代，政治权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权力，根本不可能隔代产生将带来实际利益的神奇效应。
只要别太过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不再那样了，只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得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机，对他们那点儿摆不上台面儿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
中国的“富豪”们究竟有多少？排在前十位或二十位的又究竟该是谁们？一个中国人又究竟拥有多少家业才算得上“富豪”？这其实不但是一个中国谜，而且似乎也是一件莫衷一是之事。
对于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富型的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被。但是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以上两类的特征。
夸富型的——惟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几“富豪”。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昧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部尊严，得到或没得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嘛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这在常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于嘛不争做第一呢？好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的会想，那是几级多么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
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座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的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感到别扭。
隐富型的——这些人惟恐自己被视为“富豪”，惟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例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分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澜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常处于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晤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汲多大意思了的人，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
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
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组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起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
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才是本时代的孤儿。
他们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爱国”的“爱国主义者”。
金钱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功德圆满”的影响。
而这不能不说也算是金钱作用好的一面。
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顾顾所所，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忍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爷父为官，儿孙得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楷模，毕竟的只不过是个人助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致现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途穷末路的人。他们的成功非是“运交华盖”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变得像是一部仅仅由《百万英镑》式的喜剧和《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剧“编辑”成的，充满了“拍案惊奇”情节的通俗又肤浅的畅销小说，而具有了一些应该具有的凝重感、庄重性，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否则，“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则便不过是对某些靠权势背景，靠“灰色潜能”，靠闪烁着戏剧色彩的“幸运的雨点儿”而发迹的人的陈旧故事的“内容提要”罢了。
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
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乡镇，许多农村，他们发展个人财富的作为有声有色，方兴未艾。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缔造”了十个指头数两遍就数得过来的些个“富豪”，实在汲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几乎都是相似的。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但壮大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行列，而且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渐渐削减了中国人对它的嫌恶心态，渐渐修正了中国人对它的不太正确的看法，渐渐使中国的其它阶层能够与之和平相处了。
他们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百万的，虽然也可放在中国资产者阶层的最低档次的一个群体加以评说，但我还是更愿将他们归人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去进行分析。因为资本的有限，分明的，使他们身上中产者阶层的特征更显著些。他使我联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们真的橡穷人们所经常以为的那么幸福，他们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
我也只能以我特有的方式从道义上谴责他们的不道德，却丝毫也妨碍不了他们以他们不道德的方式，通过对自己同胞的严重剥削，和近乎奴役般的雇佣聚敛金钱。
在中国，在某些地方，我之所见，使我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产生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相当大的飞跃。
哪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买了那一种美丽的被子的外国人，又能想到在中国，它们生产于如此简陋的“厂”里？是由每月挣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些个中国小女子一针针一线线用颜色对比鲜艳的绸布角儿拼缝成的？
当他们满意于那一种被子的美丽和便宜的时候，当他们掏出钱包悦然而购的时候，当他们对手工劳动的成果大加欣赏的时候，他们也肯定地想不到，某些中国乡下小女子们灵巧的双手，每天端碗拿筷子的时候，其实已是五指麻木的、僵硬的，手腕发抖的了。
文人“幸会”富人，或曰遭遇“大款”，照例免不了请客吃饭一项基本内容。而且，照例是“大款”热情做东，文人吃白食。文人的朋友和“大款”的朋友们凑趣沾光。通常，文人和“大款”坐在一起了，总是双方朋友们撮合的结果。好比有意“对象”的男女坐在一起了，大抵是媒婆们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大款”格外科持，越发摆出有钱的样子。文人往往特别谦虚，畜不由衷地说几句“一等智商从商，末等智商从文”之类不三不四的话。
按照道德规范的不成文法对世人的说教，传统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既不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常的男人，而且还很年轻，而他却甘愿成为一个老太婆的风烛残年的日子里的附庸，则我们世人即使不发问，内心里也一定会暗想——他所图者何？
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钱，则我们世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注定了一致的结论——他图的是钱。
于是我们世人便会一致地不屑起来。认为在他和她之间，肯定达成了一种“不道德”的交易。于是我们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无疑介入了近乎“审判”的成分。而他作为男人的“道德资格”，定然要被我们的观念的罚牌严重扣分。
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与他年龄般配呢？
那么，毫无疑问地，我们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则将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即使靠修养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会暗自承认那实在不失为一组“幸运结合”。
再如果，她乃名门望族之后呢？
于是“不道德”的“交易”，往往既不但会被公认为“幸运结合”，而且可能会被传为佳话。
如果她不但有钱，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且是艺术家，或者虽非艺术家，但却是热爱艺术的女人——这时情况会怎样呢？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时佳话会上升为逸事，会被记载于书，成为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创作素材。
在某些将对金钱的拥有作为人生至高追求的女人，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赌码或为本钱，与有钱的男人或富商进行交易并且获利巨大的世相中，我们也是很难用非此即彼的对错人生观来加以区别的。这一种世相的越来越“普及”的存在，将使我们的评说越来越陷入迷悯和尴尬。
我们世人克服和战胜羞耻感的最传统也是最明智的“战术”，便是将羞耻感彻底公开化。彻底公开了的羞耻不复再能作用于人。它先变得似乎合情合理，在人判断世相的低级观念中获得认可；后变得习以为常，在人评论世相的高级逻辑中达到近于天衣无缝的、普遍世人的心理接受起来不太别扭的完善。
对于我们世人而言，那旬真理般的隽语也许大错特错了。它说人的“自我”和外界影响的关系是“我思故我在”。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欲故我在”。
原来人类那最隐秘的隐私是——丧失掉我们本能的羞耻心这一种企图由来已久。它蛰伏在我们古老的意识里，始终打算在寻找到最“正当的理由”以后进行最彻底的伦理原则方面的反叛。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一向在伺机发动对我们自身意识的“最后一役”。丽缺少的又只不过是“正当的理由”。在这一种理由没被寻找到以前，我们的一部分同类百千年来“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它。
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人类的伦理原则，夹在这两种相互对峙，分歧越来越巨大的意识营垒之间，日渐显出依从两难的巡航性和危机性。
人类文化的艺术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轻蔑地谈论得那么没有价值。
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省下我们的一部分面包，捐出我们的一部分积蓄，要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继承着、欣赏着，精神得以享受到过的一切艺术，不，何须一切，只需一类，或音乐，或美术，或文学——我想，从老者到儿童，不分国际的千千万万的地球人，都会甘愿地奉献出我们的一部分面包，以及慷慨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种迅涨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
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这样一些不可等闲视之的女人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她们一旦成了有钱的“富婆”或“富姐”、“款妹”，便社会能量尤其非凡起来。她们的通讯录上，大抵都有几位在必要之时足以庇护她们的官员的红线电话号码。她们提起某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官员们的秘书，口吻亲呢，像提起关系很“铁”的“哥们儿”。
我之所以对她们格外地评说了一番，并不因她们实际占有金钱的数量，甚至也不是她们聚敛个人资本的独特的方式方法。而是她们竟那么自以为豪地宣布为荣耀的“理论”与逻辑。对于我，她们的存在本是不太值得关注、分析和评说的。但她们的“理论”与逻辑，对我们社会的伦理原则的冲击和颠覆，以及对我们普遍人的意识质量和价格观念的影响、轻蔑，才是引起我郑重对待的原因。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第一章，亦即对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冗长的分析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提及那样一些人——他们是：
不但自己靠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诚实可敬的脑体力劳动富起来了，而且带动一方人们脱贫的人。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并且，是怀着某种良知支持以上事业的。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中国特色”最值得称道的方面。
他们使他们所筋身于的这一个中国的新生阶层，在质量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仁”的意味。
还有那些抓住了机遇，主要靠自己的知识成果或一技之长成为“老板”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年轻有为者。他们不见得因自身是知识分子，便一定会从“仁”的方面“善”的方面提高中国新生资产者阶层的质量。而我们也根本不可以用那么高的质量标准对这一个阶层一概地强加要求与评说。但他们的后继，无疑会在“札”、“智”、“信”方面，大大提高这一个阶层的质量。使这一个阶层显而易见的劣点被抵消一些，并且也能渐渐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优点。他们成功的意义还在于，对于普遍的中国知识分于是一种激励。
目前的中国，依我看，知识分子与其继续一味地向政治去要求自身的种种社会待遇，还真莫如悟悟经商之道，靠自己的知识，在“商海”里扑腾扑腾。“商海”里其实“淹”不死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先天胆小。“淹”毙在“商海”里的都是胆大妄为，蛮干违法之徒。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们的出现，新生资本家们的出现，对自己的同类是一种有益的教育。
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是一个良芜参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那是一种带有明显混乱性的机会。其混乱性放纵了他们以不择手段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去紧紧攫住它。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只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凭本能瞥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发迹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
第二代的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要比他们充分许多。第二代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不少经验，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么多了。混乱已经过去。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阶层的总体作为，也许只能施展在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富有程度的局限内。而除了这一点，它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将注定了是渺小的，徽不足道的。排除个别，就总体面言，这也将是一个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置身于中国社会普遍的烦愁与苦恼之外的阶层。因而也几乎必定是一个最淡漠了社会问题参与意识，最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技起”，最善于明哲保身的阶层。
中国的贫者之所以贫，其实主要并非是由于他们变富了。换言之，“下岗”工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下岗”的。失业者也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失业的。即使他们目前都不是富人，下岗者照样下岗，失业者照样失业，贫者照样贫。这一切时代的不幸，主要乃是由体制的更型转态造成的。此种严峻情况之下，命运遭受沉重打击的几乎一向是平民百姓。从表面看，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未参与“体制内”的“蛋糕”的分配。他们大抵是在一份份“体制内”的“蛋糕”在“体制外”流通的过程中富起来的。一份“蛋糕”在流通的过程中，尤其在从“体制内”流通于“体制外”的过程中，是会翻倍增值的。这是商业的法术。他们受益于此过程。国家主宰我们大多数人在“体制内”的分配。转折主宰他们少数人在“体制外”的分配。国家只能就“蛋糕”分“蛋糕”。转折却分配机会。在商业时代，一个机会比一份“蛋糕”宝贵得多。而特权也是可以流通的。它流通于“体制外”也变成机会。有了那样的机会傻瓜都能富起来。
慈善源于仁爱之心。
公益义务的热忱源于社会责任感。
一个人在往钱柜里存放钱的同时，并不见得会将那两样可贵的东西也存放进去。富人的心，尤其中国的，较缺少宗教情感熏陶的富人的心，的确是和他们的钱柜的作用相似的。他们的钱柜里没有的，他们的心里也不大会有。有，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他们成为富人的过程要长得多。也许我们期望的东西，将在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身上才有所体现。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论，我们就应该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富人在心性上也是终究会进化的。
我们当然会因一位每月只领取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的老人面对慈善或社会公益义务的虞诚之举而万分感动；却大可不太因一个富人表现得无比冷漠一毛不拔就愤世嫉俗起来。因为——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恰恰存在于最广大的最普通的公众意识里。世界一向如此。
中国的法律对于中国的富人们是不是像对中国的穷人们一样的严厉我不敢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常见到在一些早市或晚市上，收税人对于摆摊的小贩们真是如狼似虎。我也知道中国的富人们，怎样与中国的某些税务官员、公检法官员们称兄道弟，关系一团火热。而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的某些媒介投向富人们的目光，往往并不是监督式的，而是诌媚式的。甚至，有时可以说是“卖春”式的。富人一出钱，它们就欣喜若狂地、忙不选地为富人们大肆鼓噪。不借辟出版面宣传富人的名车和他们的宠物，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哈欠他们的喷嚏他们的伤风感冒……
这个阶层一度是一个以高消费为自豪，并满足于此虚荣的阶层。他们的高消费狂热病，一度也确曾刺激某类商品跟着他们的感觉走，漫天涨价。广大的市民曾因此而身受其害。但现在，他们中某些人的狂热病已基本上发作过去了。那乃是暴富的阶层总是要染上的病症。他们有这个权力。商业现在也又明智地关照着广大市民的购买力了，而不一味地只跟着他们的感觉走了。他们的消费心理正常了，商业成熟了，中国的广大市民也不必仍记前嫌，耿耿于怀。
我认为，“买办”原本不应是一个名声狼藉的词。它起码应是一个中性的词。一个商业词典中的词。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任何一种必然性的存在，都可能因条件的截然不同，丽表现出作用的不同。
中国之从前的和现在的“买办”阶层的表现便是一例。
在经济次发达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只要这一活动由官方垄断部分地转移向民间渠道了，“买办”者们不但必然产生，而且必然逐渐形成阶层。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在沿海省份对外通商的繁荣时期，便有古代的中国“买办”者们存在着。只要国泰民安，他们并不危害民族利益。相反，他们却能发挥“买办”的积极的商业作用。进言之，即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只要那殖民统治是相对文明的，不是特别野蛮的，“买办”者们的作用，也仍需以两分法来客观分析。
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其实比某些社会学家们分析和估计的要快得多。
北京人对大小“买办”都缺乏由衷的敬意。
既“外”又“大”，不但“全权”而且“总”代理，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是足以傲视中国的厅局长，甚至可与市长省长平起平坐，一比身份之高低的人物。真是这样的人物，感觉自然非凡。不是只冒充一把，片刻内的心理也很优越。一向不怎么能优越起来的人，难免经常幻想这一种优越附身。一有时机，那幻想便瘾发，于头脑中生出并没有这一种幻想之人绝难理解的古怪荒唐之念。
一方面，“买办”人物在中国的现实中似乎处处得宠。这是“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中又似乎时时受到来自于同胞心理潜层的种种敌意的滋扰。这也是“中国特色”。普通的中国百姓，对“买办”式人物们，是不大能真地轻蔑得起来的。因为都清楚，“买办”式人物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乃是比自己高好几级一辈子也超越不了的等级的。何况也没什么机会表示轻蔑。尽管内心里都是非常的想要那样。而一旦真有机会面对一位名副其实的较大的“买办”人物，他们内心里原先想要表示轻蔑的念头，却又会如冰接近了火，顷刻溶化。代之而顿生的竞往往是一种相形见细似的自卑。由于这自卑的摆布，甚至进而会表现得仿佛三生有幸，攀附巴结，逢迎取悦椎恐不及。普遍的中国百姓，大抵只能对些小“买办”人物们投以轻蔑的目光。而小“买办”们又是最不在乎这一套的。他们显出见怪不怪，其怪必败的自信摸样，更加神气活现。使企图轻蔑他们一下以获快感的同胞，反倒自己被着实地轻蔑了似的。
一种“中国特色”，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一边的脸颊上；另一种“中国特色”，亦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另一边的脸颊上。
你从这一佣看“买办”式人物们的脸，会觉得那印花像是由“春风得意”四个中国字组成的；你从另一侧看“买办”式人物们的另一边脸，又会觉得那个印花像是由“冷暖自知”四个中国宇组成的。面你若从对面正视他们的脸，则会觉得他们的脸似乎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的两半边不太对称的脸拼成的——这一半边脸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而现的。这一半边脸一般肌肉比较的灵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的细致比较的丰富。这一半边脸往往是生动而又善解人意的脸，随时随地会作出诸如忠诚可靠、虚心谨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之类的容状貌态，如同是半边中国“劳模”的脸；另半边脸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现的。另半边脸的肌肉不知缘何比较的僵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呆板缺少变化。
另一半脸在必要之时总是会呈现出一种暖昧的表情。那表情仿佛是一种无言的自白。那自白的逻辑意味儿又仿佛是这样的——“请尊重我。请勿冒犯我。尊重我也就是尊重……冒犯我也就是冒犯……”
夹在祖国和外国之间，中国当代的“买办”人物们，虽然身份较优越，却往往不得不于现实中横身而立。这一种存在的姿态，其实也是较累的。做到不偏不倚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出色的斡旋成事的能力。当祖国的，或祖国的某一地方的经济利益和他们所效劳的外国老板们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双方互不相让，他们的角色就不免的有些耀地了。
中国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难以物色到肯于长期为中国的经济利益甘心情愿鞍前马后大效其劳的“买办”人物。
外国的资本家，大抵是与中国政府，而非是某一位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做买卖。在这一种买卖关系中，他们“代理”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大前提。他们在这个大前提上是绝不含糊的。没有他们自身的可观的经济利益可获，他们是不会“代理”的。其次是不损害他们本国的经济利益。这往往也是他们自觉俗守的一个原则。最后才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也相应地“代理”中国的经济利益。因为法的周密，一切照章办事即可，故“代理”二字，又意昧着公事公办，与在中国的含意相去甚远。
而中国的“买办”式人物们则往往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是资本家，是纯粹的“买办”，故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仅能通过“代理”性服务而获取。所获多少，完全由替外国资本家所作的贡献大小而定。甚至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外国老板对他们的“代理”性服务满意不满意。若他们的外国老板不满意，则他们的“买办”身份将遭取缔。而那身份对他们意味着太多太多。并且，几乎是他们中大多数，在中国境内的最佳话法。所以，他们必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清楚这样一点——首先应该全力以赴做到的，是为自己的外国老板在中国谋取到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这样一点做到了，房子会有的，汽车会有的，高薪会有的。他们的外国老板在奖励他们的贡献时，往往是较慷慨大方的。如果他们确实卓有成绩，那奖励甚至可能是别墅和名车。受着这一种一般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利益的督促，他们的“代理”性服务往往自觉又积极，无须推动。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们中某些人，曾替他们的外国老板出谋划策，教他们的外国老板怎样在中国巧妙地避税，“合法”地逃税，以及如何贿赂中国的官员，如何收买和笼络中国的媒体替他们进行宣传。
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一代“买办”者们“行头”仍在其身的，已寥无几人。有的激流勇退，安享“买办”成果，做阑适的富人去了。
或在人生途中另辟溪径，摇身一变，成了小资本家小业主公司老板什么的。有的被时代淘汰。毕竟，比之十几年前，中国商业相当秩序化了。目前仍是老资格“买办”人物的，那就真是“大浪淘沙”之后，受过种种考验式“洗礼”的佼佼者了。
从这一点评说，不能不承认，“买办”现象，不但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排除时代对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教诲”因素而外，外国老板比中国“领导”对他们的素质的“培养”和改造更其成功。因为雇佣关系对人的素质的考核标准是龙为严格尤为设情面可讲的。
第二代“买办”人物们的素质远胜第一代。他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国内名牌大学的文凭。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留过学，拥有国外学位。他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和笔译水平都较好。他们皆能熟练地操纵电脑。他们对于现代商企策划、宣传、广告包装和营销谋略，都有一套中西合璧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方式方法。中国人经常挂在口头上那句“洋为中用”的话，体现在他们身上恰是“中为洋用”。
我在我的祖国，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以中国人为大多数的场合，受着某种“种族歧视”似的。而那又主要是来自于我的同胞们。尽管他们和她们，绝对不是有意识的。
中国文学评论家们笔下口中最廉价的一个词儿是“深刻”。
被认为优等的事物，必定会成为中心事物。
人也是这样。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的进步之一，便是促使人认识到了自己合理的功利主义的权力。
在“硬”道理方面，个人抉择个人追求只要不违犯国法，不危害社会公利不损害他人私利；在“软”道理方面不沾污社会的普遍伦理原理，其实正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自由的。
一个他们中的男人和女人那种种个人得失方面的权衡，其实乃是几乎我们每个人日常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扮演的不是他们或她们扮演的时代角色，我们不处在他们或她们的特殊境况中，我们不面临他们或她们所面临的矛盾，故我们从局外看，必然非常不宽大不容忍他们或她们权衡得未免过分矫情的功利主义。而在他们或她们，那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现实的。
商和文学对时代的不可或缺意义乃是相同的。不，此话差矣！文学可缺，商不可缺。作家可缺，“买办”亦不可缺。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必然地也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买办”式人物。
中国当代的“买办”式人物们，好比是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储”。他们在适合的条件和温度之下孵化出来了。促孵的先决条件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兴未艾的作用。而带他们和她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和她们的外国“洋教头”。
他们和她们心理上常受“恋窝情结”的纠缠，但所学既是洋式的飞翔本事，便都不免的很想成为一只“洋鸟”。
他们和她们对“洋教头”不无感激，所谓“师思难忘”。但又总不免的心怀叛念，因为不被视为一只彻底的“洋鸟”。
他们和她们关注各自“代理国”的政治的、经济的晴雨表，比对中国的关注尤其密切。因为那是他们和她们经常动心移民去的理想国。
他们和她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民俗文化、戏剧文化乃至民间艺术等等，却比以前的兴趣大多了。他们和她们如是想：多了解一些总是有益的。说不定将来到了国外，能使自己更具有“中国特色”。既然没法儿彻底的西化，显著的“中国特色”也会帮自己在外国是一个“可爱的中国移民”啊！而这种想法，又恰恰证明了他们和她们心理上永远无法拼合的分裂。
在当代中国，他们和她们，最是一些“身在中国，放眼世界”的中国男女。
中国当代“买办”者们，乃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一些人们的“走红”。现在，他们和她们的“星运”临终，今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好比某类“特殊津贴”，颁发过一次，却并不沿袭地一直颁发下去。受益的也就受益了，不受益的再无相同待遇的指望。即使对于受益的，那也不过是往事如烟了。
中国当代“买办”者阶层，故而是一个小小的阶层。
一个时代夹页间速成的阶层。
一个曾野心勃勃但野心已被时代页码夹扁了的阶层。
一个“壮志末酬”然而已注定了不可能产生什么大作为的阶层。
一个后继乏人的阶层。
在未来的时代，这个速成的小阶层只会萎缩，不会扩大。
我在此，对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也决定按照传统的阶层的分法来评说。亦即对私有财产的拥有现状为前提。
倘连自己所居住的房产都是“公”有的，而言自己是中“产”者，似乎太有些牵强。全世界各国的中产者，所居起码都是自己的房产，而且起码都同时拥有私家汽车。这乃是一个最低的标准。这一个最低的标准在世界范围内仍不过时。当然，还要加上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
但是中国的情况毕竟有些特殊。
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按其收入高低，主要由以下几类人顺序组合：
一，二三流影视明星。
影虽在前，视虽在后，但中国电影业低迷不振，崛起甚难。
这势头不但使他们和她们免于“待业”甚至“失业”，而且成全他们和她们皆过上了富裕的中产者阶层的生活。
北京这座首都却另有所好。它对影视佳丽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所谓硬派小生们面对它的需求表现往往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这使“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名句在今天有了新注。
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实现“中产梦”最快的，个人经济特征最显明的一类人，乃是由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在电影业方面，毫无疑问，中国目前仍属“第三世界”。而论电视剧这一业，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超级大国”。这一业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不仅“制造”了中国中产者阶层中活得相当滋润相当有声有色的一批，也保证和提高了此业中其他从业人员的收入，激励着推动着他们加快向中产者阶层迈进的步伐。
社会体制演进的一种代价将必然是——所谓思索性意识形态从大众文化载体中逐渐消解到最低程度，谁也不再企图通过它们告诉大众一些什么，甚至制作者们逐渐变得再也没什么思索可传达，而大众变得似乎再也不需要接受什么。这时大众文化便几乎只剩下了一种单纯的功能——娱乐大众的功能。区别仅仅在于，健康的，或不健康的，或低级趣味的。
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业，其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势头，既不但受经济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也受业绩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
两只大手共同推动，中国当代电视剧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情形，仍显示着一种“东方不败”之势。那么，已经受益而为中产者及其家庭了的，可将其阶层之经济基础夯垫得更坚实。倘未中“产”起来的，可望紧紧抓住机遇，及早有“产”并且中“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虽然方兴未艾，却不定哪一天就变强弩之末。从此江河日下，不复再能为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的壮大作什么贡献。因从世界的范围看，在一个国家非是电子业电器业电机业轻工业重工业或其它某业先孕和壮大了中产者阶层，而居然是电视剧“生产”业，前景总归有些不那么靠得住……
如果一个国家的歌星们的经济地位还达不到中产阶层的话，那么恐怕只能证明这个国家太令人沮丧了。
故我对歌星们在中国当代率先成为中“产”者们，一向是不嫉妒不眼红的。而且替他们和她们感到高兴。他们和她们中“产”者起来也不过就意味着摆脱了半无产者甚至无产者的生活窘况。如果他们和她们在三十五岁，最晚在四十岁以前还不能摆脱，那么将也许终生难以摆脱了。因为他们和她们除了唱，再就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特长。故我们眼见歌星们中“产”起来而不嫉妒不眼红，至少体现着一种应该提倡的善良的情怀。
但是，对他们和她们中某些动辄狮子张大口，很不得一口吞下一百万才满足的行径，我也的确是打心眼儿里鄙视和厌恶的。
中国歌坛的第二代第三代通俗歌曲传人，无论从艺术方面还是从艺德方面而论，普遍比第一代的素质好得多。教养的水平和文化的水平也高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游戏规则的逐年规范化在起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大概也与他们和她们涌现于中国歌星“走穴”大潮之后，所沾染俗习恶习较少。
对于中国歌坛的“后来人”，单要靠唱歌资产者起来，怕真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精神上的冰淇淋，想想罢了。
他们和她们，也只能通过唱而中产者了。
设赶上“时代大走穴”那一拨，无疑是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但投沾染上“走穴”的俗习恶习，却使他们和她们的名声都较清白，提名道姓时没成见，不至于让人皱眉头。
通俗歌曲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流行，乃是我们人类心灵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我们越现代，我们越想唱歌，或听别人们把我们的心绪唱给我们听。不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快乐成这样，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忧郁成这样，而无可奈何成这样。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心，恰恰是通俗歌曲，而非别种风格的什么歌曲，具有着与在教堂里喃喃祈祷相类似的作用。演唱通俗歌曲的歌垦们，除了唱那些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歌时，通常情况下如同抚慰好我们心的《水晶乌》式的年轻神父，涅赫留道夫式的仟悔者，以及漂亮的善解人意的“修女妹妹”。他们和她们翻来覆去地、絮絮叨叨地唱出我们心里的一些小秘密、小感觉，和我们现代人情感世界里一些通俗的，介于有意思和没意思之间小故事。
而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许多种时候，原来竟是无比地需要这个。
倘一味地抱怨通俗歌曲的歌词太直白太肤浅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和她们所唱，正是，基本上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的真实状态。那里已只有一些琐碎的小秘密小感觉，以及介于有意思和没有意思之间的庸常的小故事。
人类的心正史无前例地通俗着。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三状况的，大约就该属一些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了。
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们在经济方面属于中产者阶层。因为他们的收人的主要来源是画和字。
国画的“普及”，与流行歌曲的流行，其诉诸人们的意识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后者越流行，作词、作曲和演唱人的知名度越高。前者越“普及”，越在大众中泛化，其艺术魅力越减。
外交界有句名言是——“弱国无外交”。
在战争年代，尤其如此。
在商业时代，从那一句名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品即商品”。
当然，前一句名言未免武断。后一种结论也未免偏颇。但基本如此。
名气半大不大，似有若无的一批画家们，对重大艺术拍卖活动常常只能望洋兴叹。他们的向往之心，犹如小镇上的穷儿望着马戏棚，咬着指头巴望得到一张门票。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四状况的，是些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
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是较为斑驳芜杂的一族。实在难以概说。就好比老太太收零集碎的柳条箱里的东西和当今孩子们最新颖的一雄玩具扣在了一起，既有招人喜欢之物也有使人看了反感的。
世界车轮的转动，越来越依靠金钱“轴承”的耐损力。资产者阶层拥有其它一切阶层所不可与之抗衡的金钱实力。放他们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角。中产者阶层不具备那样一种金钱实力，故只有在阶层意识方面非常执着地扮演较保守的角色，以这一种姿态证明并强调自己的社会存在。同时势持面又体面地维护自己的阶层尊严。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与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相比，虽然都是新生的阶层，虽然后者的阶层规模比它要小许多，但意识发育却比它快得多。后者几乎是一个桀骜不驯而又狡黠的少年了。它常常摆出一副男子汉似的面孔。那面孔上有一种“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或那样”的神态。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心里想的并不说出来。
成熟的商业时代的经济杠杆，其中心支点永远偏在资产者阶层这一边。
成熟的商业社会恰恰不是怂恿人丧失掉理性，而是教诲人更加现实。
中国的商业时代还没经历过足够长久的成熟阶段，所谓中国的青少年们对人生是很缺乏现实思想的。好处是——青少年时期思想不浪漫，以后便难有机会浪漫起来了。坏处是——比之于较现实的思想，浪漫主义拥抱久了是会捉弄人生的。
我以手中一支廉价的笔为图钉，将自己按在稿纸上解脱了给以后这一本不伦不类的书的读者们看，心中当然并无半点儿中产阶层“末流族”一员的沾沾自喜。我只不过希望使人信服地明白这样一点——在“知青作家”中，即使勤奋似我者，其稿费总收入，也不过如我罢。
对作家，清贫绝对地不是什么烷濯灵魂，永葆创作青春的应验良方，面是大敌人。这敌人，以后将没有什么优越性助作家以克之了，将全靠作家们自己去对付去打倒了。都道是曹雪芹漫漫十余载，啃着冻高梁米饭团写出传世之作的。所以《红楼梦》才不朽似的。所以曹氏才堪称伟大似的。这赞美至少故意避开了一点不谈——曹氏早逝于营养不良。说到底也是早逝于清贫。否则，我们当代人于今兴许还能看到另一部与《红楼梦》一样伟大的传世之作。后来人们很有准备，很有勇气，也很有经验。并不需要“传帮带”。论值低价之时，开口殊不含溯。倘不满足，可能甩出一句毫不客气的话是——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自己写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我懂！
中国作家有两大毛病。其一是由于历史积怨和政治摆布的原因，造成长期的山头对峙，党园伐异，团伙互攻。这一种精神的和精力的耗损，对中国作家们的危害相当之大。不但危害了创作，而且有时危害了身心。
作家们的第二个毛病是，即使笔下写着淡薄职位，“无官一身轻”之类的鸟话，心里边还是总惦记着怎样才得以为官一把。吟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眼角却总忍不住地一次次瞥向文坛，留意着是否腾出了一把交椅。
在世界当代的文明的雇佣关系中，向老板负责即敬业。而敬业即使在异国的雇佣关系中，也不失为美德。
传统的、守旧的，然而同时又可能是考虑全面的、正确的，甚至体现着人生的成熟和经验的观念，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受到着新的，也许考虑得欠周全的，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进行长远性考虑的，年轻一代的观念的挑战和冒犯。
在如此这般的种种新旧冲撞之中，其实已经不存在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裁决准则。面仅仅存在着一种现象，一种事实——中国建国以后的主体观念，正由年轻一代的活法选择，造成着一大面积一大面积的松动，和一处又一处的塌方。
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们，本身大抵便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他们眼中所能见到，心中所能想到，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大抵是各个“族类”的中产者罢了。于是中产阶层成了他们最为熟悉的“人民”。
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这在电视连续剧中表现得员为明显而且泛滥。其通病是全设了生活的负重感却多了因“牙疼脚痒”面授完没了的“连续”的哭哭闹闹。这一种煞有介事的哭哭闹闹使者百姓每每两眼干瞪着屏幕无动于衷。而电视中的许多专栏节目，采访者的话筒和摄像机镜头，似乎只在中产者阶层中变焦和移位，仿佛再也突破不了这个阶层的用粘糯而又甜滋滋的生活的丝结成的网，仿佛最广大的平民和贫民阶层早巳不存在了，从中国当代社会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