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少年的眼所识之女性，当然皆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
哈尔滨市当年的市区主要是道里区和道外区，当年南岗区还没成为主要市区，动力区也还没成为主要重工业区，香坊区乃城乡交界地。
道里区是哈尔滨最有特点的市区。一条马蹄石路直铺至松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两侧鱼刺般排列着十二条横街，叫作“外国”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因得“外国”之名。少年时期的我，家在道里区，但不是在道里区的中央大街那一带，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脸子。
哈尔滨市早年有几处老居民区，偏脸子便是之一。这些老居民区，几乎一概为沙土路。路两侧挖有夏季流水的沟，叫“阳沟”。“阳沟”乃相对于“阴沟”而言。阴沟之上铺木板，人可行走。至我少年时，阴沟已基本不存在了，老居民区只剩阳沟了。
一条条阳沟后，便是一排排临街的住宅。而临街的窗，都用木板障子围着。木板障子其实便是栅栏的一种，只不过比栅栏高，不那么整齐美观罢了。木板障子使城市里平添了几分乡村的景味儿，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自然，用木板障子围成的临街园子里，皆有树、花和草生长着。有些木板障子，原先肯定也曾美观过。木板的上端，锯出齿形，或更好看的桃形、方块形。天长日久，渐渐地朽了，缺断了，于是补以不美观的、带皮的、长短不齐宽窄不一的杂木板、木条，也就只有叫“板障子”了。故板障子也可以看做“栅栏后”。
修栅栏是俄人的乡村居住习惯。富裕的俄人，早年居中央大街一带。不太富的和穷的，早年居偏脸子一带。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向苏联遣送了一批俄人。于是那些住宅易主，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家。栅栏也罢，木板障也罢，当然都是为了家的严紧，不致使人站在路上一眼从窗户望进屋里去。
阳沟上每隔几米，便有小桥。叫小桥未免夸张，其实是过踏板。从板上过阳沟，迎面往往便是院门。那院门也皆为俄式的，大门上开小门。入了院门，就等于入了一个城市小“部落”。少则四五户，多则七八户、十几户，异姓而居。和北京异姓而居的四合院的情形一样。俄人住时，一般都是一院一户。中国人住时，就一院多家了。好比北京的四合院，原本也基本上一院一户。既然异姓而居，便有公共义务。如轮流着每晚几点关大门，天亮几点开大门。如雨季共同疏通阳沟排水，冬季共同清雪。
我少年时期，那些院门大抵已朽损，但毕竟还都能算是门。
也有一院一户的，非普通百姓人家可向往，是政府部门的小官，科长、副科长的家。再稍大点儿官，绝不至于住偏脸子。或新中国成立前的殷实人家，院子房子是早已买下的，属私产。当年偏脸子属私产的院子不少，约占一半。故许多人家之间的关系，不但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
就是在如此这般的一条条街上、一座座院子里、一户户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样的女人，也领略过与我同龄的少女们的风情。有的是小知识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干部之家，有的是小贩之家，有的是被“共产”了的富人之家或被“合营”了的小业主之家。有的人家在街头开爿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开修鞋铺、理发亭；还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烂儿，女人夏天卖冰棍儿、冬天卖糖葫芦养家糊口……总之，没上层人家，但有最底层人家。没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穷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的，便是这些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20世纪50年代，中国平民和贫民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
先说那些是母亲的女性们。她们当是我母亲的同辈人，年龄在40岁左右。年轻的三十七八岁，年龄大些的四十五六岁。她们不仅是那条街上，而且是偏脸子千家万户的人数最多的母亲。看来，中年母亲是任何一个时代母亲群体的主要成分。
她们大抵没工作，更没职业，20世纪50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门竞相谋职的年代。她们大抵是比较典型的传统的家庭妇女。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之妻、小干部之妻、解放前的富裕人家之妻，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都是文盲。她们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时间为20余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时候进城投亲靠友谋生，一如当代的打工妹，赶上了“光复”，于是索性嫁与城里的男人为妻。当年落城市户口容易，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一个有城市户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国女性，获得长期居住权的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外国人。她们中后来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国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成果。在那一运动中，她们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去夜校的身影，是当年城市里一道独特的、具有轻松喜剧色彩的风景。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这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她们每天早早起床，尽量轻手轻脚地做饭。那辰光正是丈夫和儿女们睡“回笼觉”的时候，扰醒了儿女无妨，儿女白天尽可以补觉。扰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气的。丈夫不生气，她们自己也会觉得罪过。将去上班的丈夫白天无处补觉，这一点她们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谈不上罪过感，也会内疚。夫妻感情好的，便会生出一份儿心疼。这一点和今天的妻子们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们虽然也做早饭，但已非义务，而是觉悟。何况自己也要吃了早饭去上班。今天许多人家做早饭的义务已移交给丈夫们了。倘丈夫们弄出大的响动，扰醒了妻子们，她们也是要不满的。今天的丈夫们如果不主动承担做早饭的义务，久而久之，妻子们是要牢骚满腹甚至提出抗议的。但20世纪50年代绝少有丈夫们做早饭的现象。那样的丈夫将遭男人耻笑，同时那样的妻子也将遭女人耻笑。20世纪50年代的妻子们，没有因做早饭而发牢骚的权利，更没有抗议的权利。这一种任劳任怨，乃是由她们家庭妇女的角色所决定了的。
20世纪50年代以细粮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较优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的时候吃细粮，生活一般的家庭每月一半的时候吃细粮，生活贫穷的家庭每月仅三分之一或更少的时候吃细粮。那细粮也就差不多仅够丈夫一个人吃和带饭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儿女，受优待跟丈夫们沾点儿吃细粮的光，于是，也就几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粮了。
虽然如此，她们也无怨言，甚至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之事。更甚至，不愿实情被外人所知。当然是不愿在这一点上被别人家的妻女们同情和怜悯。因为在这一点上来自别人家的妻子们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她们，似乎意味着自尊所受的伤害。
20世纪50年代也有羡人富笑人穷的现象。与现在比，不是什么咄咄逼人的现象，但也毕竟不是令穷人家愉快的现象。
“瞧她，哪儿像个妻子，像雇的个老妈子！做在前，吃在后，而且只能吃粗粮糙饭！”
这是当年左邻右舍中一些口舌尖刻的女人们对穷家妻的讥嘲之一种。话里包含着对穷家丈夫的谴责，实际上也包含了对是穷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贬损，因而使穷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所以，她们常常嘱咐儿女，对外人要讲全家都吃一样的饭菜。
而有些人家的女人，也的确每每心怀叵测地向别人家的小儿女刺探：“你们家吃一样的饭菜么？”
这种刺探没有太大的恶意。只不过是对别人家的隐私的兴趣罢了。企图通过那话刺探到这样的结论——别人家的妻子比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于是刺探者往往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儿，帮后者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此时，她们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动，自我满足。后者们当然也会受感动，也会获得被怜悯的满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则家庭妇女们就彼此串门儿。串门儿是她们冬季里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带着针线活儿。常有这样的事儿——张家的女人，腋下夹着没做成的一卷棉袄片儿或棉裤片儿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着同样的活儿，立刻让出一半儿炕面。于是两个女人相向而坐，一边各做各的，一边聊家常，聊她们少女时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没什么活儿可做，也会热情地腾出炕面，情愿帮着张家的女人做。
所以，张家丈夫的鞋底儿是李家女人帮着纳完的，李家儿女的衣服是张家女人帮着做成的，乃不足为奇的寻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们关系相处得不睦，或某一户的女人与别家的女人关系紧张，那么聊天和串门儿便由本院转移到别的院去了。可叫作交际的“外向型发展”。
所以，20世纪50年代男人们训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议别人家女人的一句话往往是——“就生了一张嘴两条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条街上也知音难寻，那么她们便向别的街去寻。
由这一条街到那一条街，是极方便的事。往往从本院或邻院的什么地方，比如矮墙的豁口处，比如两间房子的夹隙外，就可以穿行到前一条街或后一条街的某个院子里。哈尔滨叫“钻院儿”。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除了这一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地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地萎靡了。
上午11点左右，她们又都回到了各自家里。丈夫虽不在家，儿女们还要吃午饭呢。
下午，她们可小睡一会儿。
下午的聊天和串门儿，是不时看表的，必得在4点半以前结束。
6点钟左右，丈夫下班回家了。他进门片刻，喝杯水，吸支烟，饭菜就上齐在桌上了。出色的妻子，无论做什么饭菜，时间是掐算得极准确的。
如果饭桌上有馒头、白米粥，照例首先由丈夫、老人和小儿女分享。有剩下的，有她的份儿；不多，自然没她的份儿。
没她的份儿她也早就习惯了。因为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她自己的意识里，承认自己是家庭中最不重要的成员。吃穿方面，无论与谁比，她自己往后排永远是合情合理的。
晚上7点钟左右，她开始为丈夫、儿女和老人烧洗脚水。
如果家里有收音机，丈夫往往一边吸烟一边听着，等着洗脚水端到脚前。而上学的长子长女，必在埋头写作业。
无论夏天还是冬天，8点半后，一般人家准拉窗帘了。
夏天，男人们吃罢晚饭也喜欢坐在院子里聊一会儿天，或下一盘棋，但绝不会聚到很晚。冬天，若非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男人们是不太串门儿的。
9点，十之八九的人家皆熄灯。有的人家睡得更早，往往8点多就熄灯。
没电视的年代有一个好处——无论大人孩子，睡眠都较充足。
20世纪50年代，并非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可以说大多数平民家庭都没有。谁家有，也是老旧的，只能听一两个台。记得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有人家买了一台八十几元的国产名牌收音机，一时几乎轰动整条街……
当丈夫和儿女们发出鼾声，家庭妇女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她们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过着内容完全相似的日子。直至发白了，脸皱了，在不知不觉中老了。
她们当然也是爱美的。她们往头上抹的叫“头油”，往脸上搽的叫“雪花膏”，润手的叫“蛤蜊油”——两片蛤蜊壳扣装的某种油脂，8分钱。而这三样，对她们而言是奢侈品，加起来一元钱左右。就算如此廉价的东西，有的女人一辈子也没用过几次。
平素她们洗发用碱水，洗脸用肥皂，手上的皮肤干裂了，涂点儿豆油。过春节了，才舍得预先买块香皂用。
她们也很少穿新衣服。新衣服毕竟是会有一两件的。比如结婚时穿过的，但婚后不久可能就叠起来压在箱底了。有人家的箱底，甚至压着她们当年穿过的旗袍。某个日子，往往是夏季的好天气晒箱底的时候，她会一高兴心血来潮地穿上，在院子里招摇一番。那旗袍当然已瘦了，穿着不合体了。同院的女人们就围拢了观赏、赞叹或遗憾。
除了结婚时拥有的新衣服，据我估计，她们中的大多数，婚后又为自己做过五六套新衣服，就算多了。说是五六套，其实不可能同时做，往往新衣服前年做的，新裤子去年做的，今年打算为自己做双新鞋。终于凑齐上下一套，留待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心情下穿。
新的衣服，无非是用平纹布或斜纹布做成的。平纹布三角多一尺，斜纹布五角多一尺。她们中大多数，终生在衣着方面的消费，细算下来，二三百元罢了。她们中某人猝死，往往没一套新衣服入殓，现做一套平纹或斜纹的送终。
她们当然是爱名誉的。贤妻、良母、孝媳便是她们至高无上的名誉追求。家庭妇女真的能在此三方面被公认为榜样，那么她会成为全院乃至整条街上极受尊敬的女人。倘三方面她做到了，那么她在邻里关系方面也肯定是能谦善忍的。即或刁蛮泼悍的女人，对她也不敢过分地冒犯，怕引起公怒。家庭妇女中也有侠肝义胆的女子，她们在一个院子里乃至整条街上主持民间正义，抑强扶弱，专替受欺辱的女人抱打不平。
家是她们每个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入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她们懂得这一点，所以，尽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穿得体面些。如果说顾不上考虑到谁，那么顾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们自己。而要尽到以上义务，对于她们已实非易事。20世纪50年代，平民之家几乎是舍不得花钱买衣穿的，全靠她们一双手做。夏季的单衣做起来省事些。冬季的棉衣如果做上三四套，她们的手往往僵得难以弯曲了。说来现在的人们也许不相信，我少年时那一条街上，有一家的女人极要强极要脸面。她夏季里生病，没能预先拆洗全家五六口人的棉衣。入冬了，病才好些，于是加紧拆洗，一心争取让全家人在春节时穿上拆洗过的棉衣裤，盖上拆洗的被褥。北方拆洗棉衣裤和被褥，还要讲究“浆”。那是一道很麻烦的工序。尤其在入冬后开始做，麻烦倍增。春节前，她的愿望实现了。但她的双手残了，此后再也伸不直，得下了俗称“鸡爪子”的一种筋骨病。她的双眼差一点儿失明，此后视力严重下降，可怜那一年她还不到40岁……
职业妇女如果嫉妒心强，人们就都会说她“像家庭妇女”。
然而我想说，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恰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女性的美德，而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但毕竟也会有嫉妒的时候吧？
是的。
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如嫉妒别人家的住房。
有人家人口多，有人家人口少。有人家的房子举架高，可搭“吊铺”，增加了居住米数；有人家的房子低矮，窗和门皆陷地下，又背阴，终年不见阳光。有人家两间，有人家一间……
这些硬性差别决定了生活条件不一，更确切地说决定了生存条件的高低优劣。她们的心理不可能不对视野内的这些差别有反应。
如果张家人口多，却偏偏住一间，而且是很差的房子，那么她一定会嫉妒人口少却住两间好房子的李家。于是张家的女人，或者最爱去李家串门儿，或者最不爱去。最爱去是由于向往，由于憧憬，在别人的家里，间接体会住好房子的感觉。最不爱去是由于本能地远离自己所达不到的愿望“样板”，以保持心理平衡。
因而，我当年以少年的眼观察到——住好房子的女人之间经常串门儿，住差房子的女人之间过往甚密。
但是仅此而已。绝不至于因而相互歧视，更不会因而相互敌视。见了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彼此以礼相待。
能做到这一点，乃是由于房子的差别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是历史性的。是住好房子的人家上一辈人解放前花钱买的，非是解放后新中国按什么原则分配的。如果纯属后一种情况造成的，那么她们的嫉妒也许会生出愤懑吧？
因为所谓“公平”二字，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
严格来说，用“羡慕”一词更恰当些。
20世纪50年代，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到了“共产主义”，不是家家户户都住面积差不多、大小样式差不多、一样的好房子了么？眼前的差别，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不就是在老旧的房子里再熬八年十年么？她们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令人感动的耐心。
有一年，偏脸子的几条街修路，并非是将沙土路修成柏油路或铺成石路，只不过来了些修路工，载几卡车沙土，将坑凹处填平，由轧道机碾压几遍罢了，再加上挖掘阳沟，但大人孩子们都兴奋不已。以为是开始建设“共产主义”大工程的信号，接着就会盖起一片片楼群了。于是家庭妇女们奔走相告，无不兴高采烈，积极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去……结果自然是“共产主义”并没由修那几条沙土路开始一鼓作气地实现了。
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因为这不但是她们视野以内的事，而且是直接触动她们女人感想的事。毫无疑问，其实也是无论任何时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过，因为她们是家庭妇女，仅能通过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意识到几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时代的女性尤其在乎这一点。
她们中有人常常公开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头油、几尺布料，炫耀说是自己丈夫给自己买的。
也有人动辄便说：“在我们家里，我可是和他吃一样的饭菜！我不和他吃一样的他不高兴！”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极点。
其实都未必是真事。
大多数女人并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菜，但是极其在乎自己的丈夫连一瓶头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给自己买过。她们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费，暗自承认其要求虽属正当但未免铺张，心里却总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给予她那一份儿惊喜。而丈夫又似乎偏偏不予考虑……
于是，她某一天兴许会当众宣布：“俺家那口子，说要给俺买一双皮鞋呢！”
家庭妇女的这一种虚荣，有时简直像比宠的小女孩儿。
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绝大多数是勤俭型的。许多人家床上或炕上，永远放着针线筐。几乎家家有袜底板。袜底板上往往套着没补完的袜子。几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种功用，反过来贴袼褙。纳一双鞋底儿要贴十几层袼褙。至于带着针线没缝完补丁、没做成的衣服，那更是一眼可见。她们没有8小时以外。她们总在不停地做这做那，永远也做不完，而且永远做不烦似的。
家庭妇女没什么个人祈求。她们的祈求体现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宽厚而长寿，丈夫体贴而本分，孩子听话而健康——便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她们最怕的是丈夫经常对自己吼而又经常被邻居们听到。
被丈夫打是她们最觉丢脸之事。
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心中很少动离婚之念。她们能忍的程度令今人无话可说。
她们其实并不怎么望子成龙，儿女长大后能有份工作她们就颇感欣慰了。而20世纪50年代正是城市青壮年劳动者短缺的时代。所以她们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对将来是较乐观的。而这乐观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便被粉碎……
她们普遍一年四季身着旧衣，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剪齐肩短发，当年叫“文明头”。无追求，无强欲。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男人面前不禁地自羞，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女人面前不禁地自卑，哪怕面对的是街道的小干部她们也那样。公社书记一级的干部，在她们心目中是大官儿，派出所所长在她们心目中代表着一种令她们畏惧的权威。
我家前街或后街住过派出所所长和科级干部，街道小组长的女人们往往不敢独自去收户口本儿或通知什么事儿，每拽扯上另外几个女人陪着壮胆儿。
哈尔滨市偏脸子一带的这些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据我想来，与正阳河、三棵树、地包、顾乡（哈尔滨地名）等等大面积的城市平民区的家庭妇女们是基本相同的。推而广之，与全中国北京以北各大中小城市的家庭妇女也是基本相同的。不敢武断地包括了北京以南的大中小城市。也许因为城市地位和南方不同于北方的城市情况，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的不同。
有统计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女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为最多。
而总体上，她们差不多就是我写的那样。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宏图的时代。
她们中大多数人的儿女，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可能实际地对衰老了的她们尽孝心，此前几乎不能。而她们若逝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约儿女们都还在“上山下乡”的尾声中撑持着自己的命运。
那么，真的逝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她们，我粗略按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普遍生活水平算了一下，其终身个人花费，吃穿全包括在内，四五千元人民币。我是按人均十元生活费算的。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城市，人均十元生活费乃中等水平。四五千元人民币，约等于今天在外企工作的女青年一个月的工资。
一算一想，就更同情20世纪50年代的她们了。
代与代相比，这不同令人愀然。
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其风貌与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女性。这不仅是由“职业”二字所决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决定的。“职业”只能使女性发生经济独立的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消费水平和物质生活质量的变化。而全中国的解放这一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却使当年的职业女性以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证明着自己不可轻视的社会作用。她们中有新中国成立初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有解放前幸运地达到小学或高中文化水平的中青年知识女性，有军队转业加强地方工作的女官兵。解放前的学生，小学直接升高中，不另设初中年级。高中毕业即可直接考大学。军队转业的女官兵，要么参加革命前便是女知识分子，要么在革命队伍中摘掉了文盲帽子，达到了小学乃至中学文化程度。总之，都有文化，能读能写。
20世纪50年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女性凤毛麟角。
具有高中文化，无论男女，就算具有较高的文化。以今比之，相当于“次高级”知识分子。
初中一毕业，急需文化人才的社会，便不再视这些人为学生，而以“小知识分子”看待。在这一点上，男女平等。女少男多，身为女性，社会尤厚爱之。
她们首先被各级党政机关和厅局处部门热情吸纳，或被各大工厂争招。而即使穿上工作服，一般也不会直接下车间当工人。20世纪50年代前五年，时代舍不得“浪费”一名具有初高中文化的青年女性去当工人。最起码，分配她在科室担任抄抄写写的工作。初高中毕业生直接下车间当工人，是20世纪50年代后五年开始的事，因为初高中生多了，时代文化职业的急性需求此前基本满足了。
以上这样一些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年龄大抵在20至35岁。她们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敬业态度可嘉，工作严谨负责，要求进步的思想真诚而又饱满。
她们中，第一类知识女性在第二类知识女性面前颇为谦恭。因为她们自觉拥有的是旧教育制度发的学业证书，似乎是次等，心理上不免虚弱几分，岂敢与新中国发给了学业证书的知识女性逞强好胜地论资排辈？所以总是表现出甘愿向第二类知识女性虚心学习的样子。哪怕暗地里并不服气，也不敢公开地一争高下。何况，新中国录用她们，她们便已有些受宠若惊了。她们执行上级领导的各项指示绝对不敢走板，请示多，汇报多，传达多，自己勇于做主的时候少。哪怕赋予她们某种权力，她们用起来也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出差错、挨批评。她们是一些夹紧尾巴做女人的知识女性。
第二类知识女性在第三类知识女性面前也颇为谦恭。她们的学业证书虽然是新中国发给的，她们的文化程度虽然比对方高一个档次甚至高两个档次，但她们没有对方受部队培养的那一套工作能力、才干和经验。它们综合起来意味着可以独当一面，雷厉风行，果断坚决，敢议敢言，甚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作主张较少顾忌。这几点，每使第二类知识女性钦佩得五体投地，心悦诚服自愧弗如。尤其使第一类知识女性多么地崇敬，更是不消说了。第一类知识女性对第二类知识女性内心每有不服，但对第三类知识女性内心却是不存半点儿歧见的。所谓理解也崇敬，不理解也崇敬。
最主要的，第三类知识女性，无论在部队时是兵是官，都是有“革命经历”的女人。那经历也叫资历，进言之乃资本。在新政权建立的初年，那资本至高无上。不管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在它面前，其知识资本顿时暗淡无光。一个女人如果拥有了它，不但在女人面前非凡了，而且在没有那资本的男人面前也是非凡的。于是情形往往这样——倘三类女性在一起工作，过不了多久，有那资本的女人，便渐渐成了她们的中心人物。而第二类知识女性，不知不觉中扮演起了争取信任的角色。第一类知识女性，则只能是第三类和第二类知识女性共同团结帮助的对象了。
一般来说，当年在原则上，总是安排第三类知识女性领导第一类和第二类知识女性，安排第一类知识女性领导另两类知识女性的情况很少。但也有第二类知识女性是领导的情况，可能因她文化程度最高，也可能因她年长几岁。即使她是领导，还是会自觉地、经常地就工作问题主动与第三类知识女性商议，虚心请教。何况，她是领导了，便会想到：自己该要求入党了。第三类知识女性差不多都是党员。部队在将她们选送到地方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那么已经是领导了的女人的入党申请书，自然要经由她们向组织呈交。她们往往还必是组织指定的、前者的入党帮助人。
总体而言，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20世纪50年代中国女性的时代风采。
她们当年经常深入到街道居民组，为五花八门的事进行宣传、读解、鼓动。于是广大的家庭妇女们，便有幸接触到了闯入自己视野的她们。每次她们的身份都代表着党政机关部门，令家庭妇女们不能不仰目而视，洗耳恭听。
少年时期的我，便是在那一种情况下见到她们的。
我和家庭妇女们一样，更喜欢听她们中第三类女人作动员。她们说话时习惯于借助手势加强语意。她们较少用“上级”这个词。她们口中经常道出的四个字是“咱们妇女”，于是她们和家庭妇女们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似乎平等得不能再平等了。同时，家庭妇女们感到，她们自己便是“上级”了，起码是“咱们妇女”的“上级”。
第二类知识女性，亦即新中国发给学历证书的女人们，讲起话来则就不那么响亮，不那么热烈，不那么神采飞扬了，她们显得远不如第三类知识女性们那么自信。她们手中往往拿着报、文件或几页稿，一边说，一边看，怕说错了。
如果有前两类知识女性同行，第一类知识女性往往很拘谨，不多说什么，也往往没机会说什么。但如果没第三类知识女性在场，第一类、第二类知识女性讲起话来也会变得生动自如的。
做完动员报告，她们就分头到各家各户串门儿。而且，哪一家哪一户的房子低矮破旧，她们越爱去。不管床上炕上乱不乱，椅子凳子擦没擦，落身便坐，坐下便聊家常。聊时，每每拉着窘得不知所措的女主人的手，令后者们激动得泪眼汪汪。
她们常常郑重地这样说：“大嫂，信我的，生活会好起来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瓦西里对忧愁的妻子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她们抱起人家的小孩子就亲，就逗。她们语重心长地替女主人教诲小学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听父母的话，要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
如今回忆起来，我觉得她们（三类女性都包括在内）当年并非作秀，而是内心里真有一种对百姓的亲情。也许她们意识到自己在家庭妇女们心目中是代表着党和政府的，所以感受到能和家庭妇女们打成一片乃是特殊的愉快。她们走时，家庭妇女们往往成群结队地送出大院，送至街头，恋恋不舍。
应该承认，她们当年像一种黏合剂，以女性特有的感情色彩和非常浓厚的方式，紧密了底层民众，起码是底层家庭妇女们与党和政府的关系。
这一点她们做得比当年的男性们出色得多。如果没有她们深入的、经常的宣传鼓励和教化，家庭妇女们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其实是极为松懈的，只不过经由街道和居民组的妇女干部们发生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罢了。
以上三类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女性，在第四类知识女性们面前，又不能不一律地肃然起敬。
这第四类知识女性，便是首长们的夫人。她们中不少人革命资本雄厚，本身又往往是处级干部。20世纪50年代，一个是处级干部的女人，在寻常人心目中，本身已接近高干了。想想嘛，她在部队里是团级！而且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处级干部也的确是高干的初级——十三级。即使她们不是处级，是科级，也往往是身居要职的科级。她们的丈夫，又往往是局长、厅长、省市党政机关的部长们，甚至是省市正副职领导们。
所以，她们身上往往既有官气，同时也有官太太之气。哪怕她们是温和待人的女人，也难以全部掩饰起身上的官气和官太太之气。为官不能半点儿没有官气。但官气在她们身上，由于官太太之气而有时表现得盛气凌人。可以这么认为——她们比自己的丈夫们更早地从内心里消除了“百姓”这一概念。
20世纪50年代，除了庞大的家庭妇女群体，除了以上四类知识女性，当然还应提到那些工人女性、服务行业的女性，以及从事教育、卫生、文化工作的女性，她们皆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女性。在一个意识形态极端政治化的国家里，“第一代”本身就是莫大的荣幸。这荣幸当年通过各种方式灌输进她们的头脑，并在她们的头脑中发酵为极其强烈的自豪。如今我们稍微一想，其实“第一代”并不意味着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因为这世界一向经常产生着方方面面的“第一代”，但当年她们可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稀松平常地去想。如果当年有人将我们现在这么稀松平常的想法告诉了她们，她们定会生气，甚至会认为我们思想反动……
荣幸加自豪，使当年的中青年（青年居多）职业女性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都尽量以出色的敬业表现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当年因工作不出色而受批评，哪怕仅仅受到班组长的批评，也是一件无比严重的事。而且，无疑是让人觉得羞耻的事。她们中，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的平凡而妄自菲薄的人是极少的。谁头脑中存在这样的不满意或不满足，谁就被认为“思想成问题”，而一个女人若被认为“思想成问题”，那么即使容貌姣好，人也很“成问题”了。
她们对荣誉的要求都相当强烈，体现在争当先进、标兵、模范、“红旗手”等方面。“名利”二字，在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80年代初，“利”所包含的实际物质内容近乎虚无。即使有形，无非一个小本儿、一条毛巾、一支笔而已。但一张纸上如果印了“奖状”二字，它会使当年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整整一年内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努力工作才配获得它，才算对得起它……
每年国庆节前，她们中有些姐妹被挑选出来——当然首先是获得过奖状的和年轻漂亮的，进行集体操练。于是她们出现在国庆那一天的游行队伍中，身穿整齐划一的行业服装，列成方阵，手拿纸花或小红旗，一边挥舞，一边呼喊庆祝口号。她们手挽手，挺胸昂头，尽量跨出比男人的方阵更豪迈的步伐，尽量呼喊得比男人们的声音还响亮。后来这一传统的庆典方式嬗变为每年一次的庸俗的公开的政治表演。但在当年，尤其对于那些女性而言，豪迈乃真情怀，亢奋乃真精神。她们虽不见得生活得怎样幸福，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差不多最幸福的女人。
由她们列成的方阵，在以后每年的游行队伍中不断壮大。而她们脸上的豪迈和亢奋之态，却一年比一年消逝的快。那样的游行也越来越是任务……
当然，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城市里也仍有与前几类完全不同的女性。但只能在中央大街一带，而且，一般只能在晚上见到她们绰约的身姿。旗袍、丝袜（解放前的箱底之物）、高跟鞋、烫卷的头发，描得又细又长的眉，抹得猩红的嘴唇；若在冬季，身上则裹着貂皮大衣或狐皮大衣，头上像电影里的外国女人似的歪戴着贝雷帽——白天也偶尔能见到。
我和少年时期的伙伴儿到中央大街去玩儿，几次见到过这样的女人。她们使我们联想到小人书《三毛流浪记》中画的摩登女郎。我们不觉得她们美，只觉得好奇，觉得她们喜欢那样子不可思议。免不了彼此小声说一句：“瞧，一个资产阶级的臭女人！”
但她们却恰恰可能属于最“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冷饮店里捡冰棍签子，看到了这么一幕——一个那样的女人，因为店员服务不周，声色俱厉地训斥店员。店员火了，将擦桌子的抹布往桌上一摔，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店门吼：“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专门伺候你这种女人的！你出去……”
那女人倒也没因此而耍泼。她起身去柜台那儿挂了个电话，随后归座，架起二郎腿吸烟。不一会儿来了两名警察，二话不说，推着店员往外走。店员抗议：“干吗冲我来呀？我怎么啦？”一个警察问：“你为什么侮辱这位女士？”事后，听人们议论——那女人是市里一位很大的官的小姨子……这种女人，往往和另一种生活连在一起。那另一种生活，是老百姓的眼根本看不到的，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与表面的社会生活并存着了。它似乎意味着革命对某些革命者的回报。
最后，我们要提到20世纪50年代最值得令人怀着肃然的心情悼念和评价的一些青年女性，那就是当年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她们。她们普遍是那么的勇敢，心中充满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她们和男性志愿军战士们一样，在异国的土地上冒着枪林弹雨谱写战地豪情。关于她们的许多英雄事迹，时至今日，如果一一讲来，对当代人肯定依然具有可歌可泣的震撼力，依然足以引起由衷的敬意。
而此前，她们中许多人，只不过是些刚毕业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或卫校的在校生。她们的英雄气概产生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她们的献身精神诚如“志愿军”三个字所体现的，是一种志赴崇高的“志愿”。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青年女性中，她们身上折射出的是最壮丽的光彩。
20世纪50年代的女孩儿，一入中学，母亲们就会经常教诲她：“不小了啊，该有点儿大姑娘样儿了！”当然，她们还根本不能算是大姑娘，只不过不再被视为小姑娘了。
于是，母亲们的经常教诲，对那些比小姑娘大、比大姑娘小的少女们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暗示作用，她们便开始要求自己像大姑娘样儿了。
不必急于细说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大姑娘究竟是什么样儿，还是先谈当年的少女们吧。
据我看来，与当代少女们相比，她们有比较幸福的一面。
第一，虽然是中学生了，但学业绝对不至于对她们构成什么压力。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也只上半天课。中午放学后，除了完成作业，其余时间她们基本上是自由的。而完成作业，一般两个小时绰绰有余。因母亲们大抵是家庭妇女，其实并没什么家务吩咐她们做。倘有哥哥姐姐，则她们更闲在了。倘有弟弟妹妹，则她们应该做的事，不过便是哄好弟弟妹妹别哭别闹，所以她们有相当充分的时间自由支配。当然，也有家里生活特别困难，母亲卖冰棍、摆小摊儿，揽到家里些零活儿做的。那么，这样的少女就闲在不了。但20世纪50年代的母亲们，一般不会指令自己上了中学的女儿去接替自己卖冰棍或摆摊儿。她们虽是家庭妇女，却比女儿们更在乎女儿的外界形象如何。母亲们爱护女儿们的外界形象，甚过爱护自己的外界形象。只要那女儿有哥哥弟弟，母亲指令接替自己的，往往是儿子。
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视为小姑娘玩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须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教过没有！”
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断。
少女们被暗示要“像大姑娘样儿”，不成文的训条之一便是少动多静。结果是——她们还能聚在一起玩玩儿的，也就只有“欻嘎啦哈”了。这恐怕是北方少女特有的玩法，南方少女未见得也玩儿。所谓“嘎啦哈”，是猪或羊腿关节处的骨轴。以羊的为佳，小巧形整，每面涂上不同的颜色。可独自玩儿，也可两人以上五人以下合玩儿。玩儿时左手抛起一个布口袋，右手同时撒出四到六个“嘎啦哈”。左手接住布口袋时，右手须在那布口袋降落的瞬间将“嘎啦哈”全都抚为同面朝上。至今我还没发现过，也没想出过比这一种玩儿法更能训练眼疾手快的另一种玩儿法。此玩儿法或许是蒙人传给汉人的。当年有的少女的一副“嘎啦哈”已被玩儿得油亮，而且是由成了大姑娘不再玩儿了的姐姐传给她们的。母亲们一般不会反对她们“欻嘎啦哈”，因为总得允许她们玩儿一种项目。四个少女各自盘腿或蜷腿相向而坐，不声不张，几乎静悄悄地玩着，是当年的母亲们看着也颇欣赏的城市女儿图。“嘎啦哈”难凑，更多的少女们便以桃核代替之。
像中学男生们开始互相借书一样，少女们开始彼此讨要花根、花苗、花籽。家家窗前屋后都有起码几平方米土地，便成了她们栽培自己喜爱的花儿的花圃。少女喜爱花儿是符合她们天性的。但使我至今也找不出什么原因而且始终奇怪着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至“文革”爆发前的中国少女，不知为什么爱读书的极少。她们是小姑娘的时候并不特别爱看小人书，她们上中学了也并不特别爱读小说。如果她们爱看，她们比今天的少女们有充分得多的时间。当然，一个原因是，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家庭的少女，大多数家庭没有任何书报。大多数父母没有读书的习惯。我在当年的小人书铺里，很少发现少女们的身影。一分钱就可以看一本小人书，甚至可以看两本薄的。少年们每个月能从父母那儿得到几分钱的奖赏，我想她们也会得到的。
倘她们不属于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们自然也是遗憾的，但绝不至于像今天的父母们一样着急上火，惶惶然不可终日起来。因为当年上学是为了识字。既已是中学生了，便一辈子不可能再是文盲了，父母们也就觉得对她们尽到了义务，满足于这一点了。大多数的她们，自己也满足于这一点。不就你是优等生，我不是么？但你能读，我也一样能读；你能写，我也一样能写呀！中学毕业之后，不都是要参加工作的么？不都是要学三年徒么？学徒期间不都是只有18元的工资么？以后不都是要凭工龄、凭实际工作表现涨级么？……
的确，20世纪50年代的她们中，只有极少数立志要升高中考大学不可。普遍的她们，自己并无很强烈的愿望。普遍的家长，也只打算供她们读到初中毕业。当年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较多，这使她们对自己前边儿的人生没有什么太严峻的忧虑。
不消说当年中国人还没听过“电视”二字，平民阶层十之五六的人家连一台旧收音机也没有，一个院儿七八户人家往往只有一户订晚报的。几乎家家都没有书架，更无“闲书”。如果学校不组织看电影，少女们是不会像少男们一样，合伙捡点儿破烂儿卖了，结伴儿去看场电影的。也不会像精力过剩得没着儿的少男们似的，三五成群不嫌累地走到市里去盲目地东游西逛。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她们并不显得特别寂寞。恰恰相反，她们的少女心怀似乎很充实。那里边不曾为追星发烧过，也不曾为向往某种物质生活的强烈念头折磨过，更不曾为什么世事的平等与不平等冲击过。
20世纪50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她们不寂寞，也许因为她们之间有足够装满心怀的友情。一名少女当年伤心了，暗暗哭泣了，往往由于她们之间的友情发生误解了，出现裂痕了。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在别人家里见过这样的情形：
一个少女一回家就哭。
母亲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妈（或她爸）打她了！”
那么那个“她”，自然便是她的知心小姐妹。
小姐妹在家里挨打挨骂，她会难过得一回到自己家就哭起来。每一回忆，心为之感动。
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间，是否还存在着那么样一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种醇香如亲情的友情呢。
20世纪50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填补，无好坏之分。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象过于单调，因而世风相对较为淳朴。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少女，往她们空旷净静的心怀里填补的大抵是淳朴。
当然20世纪50年代也发生了冲击性极其猛烈的大事件，比如“反右”。但她们距这大事件甚远，不太能感受到它的猛烈性。只有父母受到危害的她们，才体会到祸殃自身的悲苦……
打扮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吉（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20世纪50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澈。她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撒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
20世纪50年代，中学毕业以后，她们就被视为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暂的，短暂得几乎可以说稍纵即逝。20世纪50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岁，无论工作与否，如果自己不急于考虑婚事，父母们也会按捺不住地张罗着为她们东找婆家西找婆家。倘23岁以后还没嫁出去，那么就将被视为老姑娘了。而一个家庭若有一个老姑娘，那么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里。所以大姑娘也意味着一段短暂的年华。从结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妇了。从大姑娘到小媳妇，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载。20世纪50年代，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们对工作并不怎么挑拣，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兴兴地去上班。工资是全国平等的。脑体之间基本无差别，机关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行业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男女之间基本无差别。在此种种基本无差别的前提之下，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不满意的她们，虽也羡慕这些方面比她们幸运的别人，但一般不至于羡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程度。
上班的她们，普遍还买不起自行车。如果单位远，她们每天需6点多钟就离家。从居民区走到有马路的地方，才能挤上公共汽车。为了不迟到，她们常将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着工作服离家。那样就省下在厂里换工作服的时间了。
20世纪50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工作服走在路上觉得挺神气。如果那工作体面，那厂是大厂，有名，则她们穿着工作服走在路上，不仅觉得神气，简直还往往觉得美气。她们穿那样的工作服，能吸引较高的回头率。向她们投以热烈目光的，当然都是小伙子。
她们中当护士的，无论冬夏，常喜欢将雪白的护士帽戴在头上。医院是被刮目相看的行业，戴了雪白护士帽的她们，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时她们就尤其显出大姑娘的矜持来。
餐饮行业也戴白帽子，与护士在医院里戴的白帽子区别不大。故有在小饭馆工作的她们，也戴了白帽子招摇过市，内心里乐于被路人看成大医院的护士，所谓“过把瘾”（但不死）。
当年有小伙子冲着一顶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饭馆服务员的事，成了相声、小品和小说、戏剧中的喜剧情节。
她们上班时，邻家没有长大的女儿的母亲一出门碰上了她们，投在她们身上的目光是很复杂、很微妙的。那一种目光告诉她们，母亲心里在想——盼到哪一天自己的女儿也开始上班挣钱呢？她们每月十八元、二十几元的工资，对一个平民之家的经济补充非同小可。那时她们嘴上礼貌地问着好，内心里体会到极大的优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们也会在厂里换下工作服回家。倘还是夏季，她们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显示出她们成熟又苗条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妇，再穿布拉吉的机会便少了。小媳妇们一般是不公开穿布拉吉的。
于是许多母亲的目光，都会追随她们的身影久望，互相询问她们是哪条街上、哪个院里、哪一户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较漂亮，那么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们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瞧人家那大姑娘长得喜人劲儿的！”出落得标致的大姑娘，仿佛是她家的“名牌”，是父母共同拥有的“专利”。但在20世纪50年代，她们并不特别具有“商品”的属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没有“大款”及“富豪”，故她们自己的头脑中，绝然不会产生通过“傍”或“嫁”而成贵妇的念头。她们的父母一般也不太会有指望经由她们的“流通”而改换门庭的不切实际的心思。20世纪50年代的父母不像现在的某些父母那么开通，如果她给自己找的丈夫和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不管是不是真爱，不管那男人是处长还是局长，家人都会觉得是奇耻大辱而闹得天翻地覆。
小时候我家前一条街上，有个标致的21岁的大姑娘，死活要嫁给一位死了老伴的52岁的商业局副局长，结果是她没死，她母亲死了。在一辆“上海”牌儿小汽车兴师动众地来娶她时，她母亲喝了药臭虫的“敌敌畏”。
20世纪50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认为自己的女婿年轻、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儿的福，当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先，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还是小干部，那倒无所谓。当然，如果前四条达标，居然还是位小科长，父母也会替女儿高兴得心花怒放。
20世纪50年代，关于婚姻的某些新观念具有着强大的说教力，并且深受人们的普遍拥护。某些旧思维或被冲击垮了，或被人们觉悟到是一种丑陋，自觉地抛弃，甚至自觉地抵制。父母将女儿待价而沽或女儿将自己待价而沽，一个家庭的名声也许就完了。共和国的新工人阶层没有财富，家庭名声是他们唯一重要的“不动产”。几千年来的旧意识本非他们自愿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头脑虽简单，却很适合往里装新意识。头脑里装进了新意识的他们，是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拿家庭名声开玩笑的。
大姑娘们下班一回到家里，放下饭盒就帮母亲们做这做那。她们一般不会因自己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便在家里摆什么资格，要求什么特殊的待遇。她们明白，自己生活在家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使她们比从前更体恤永远操劳着的母亲们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时，竟不怎么懂得体恤母亲替家庭分忧，她们每每心生愧疚。同时心生对她们的家的眷眷依恋，虽然它可能很清贫，很拥挤，很杂乱。那一种眷眷依恋又每使她们的心情特别惆怅。大姑娘们这时望着生出白发的母亲的目光，是非常之温柔的。
女儿是娘的贴心袄——这句话主要指的是成为大姑娘的女儿们。
吃完饭，大姑娘和母亲争抢着洗碗。
“不用你，屋里歇着吧！”
“妈，你进屋歇着，就让我来吧！我还能替你几次呢？”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厨房里悄悄的对话。当母亲的听了，心里一阵热。她感动得想哭。她这时心里觉得，她将女儿从一个小姑娘拉扯成一个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劳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满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罢碗，收拾干净了厨房，进屋又拿起了毛线活儿或针线活儿。如果家是两间屋，大姑娘准和母亲待在同一间屋。或对坐，或并坐，或大姑娘手里运针走线，母亲陪着一递一接地说话儿，或母女俩手中各有各的活儿……
少年时期的我，常在别人家见到这样的母女亲情图。
大姑娘有工资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资买毛线了。她心里有种筹划，那就是要在“出门”前，给父亲织件毛衣，给母亲也织件毛衣，再给弟弟织件毛背心，给妹妹织条毛围巾什么的。“出门”前的大姑娘，心里装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她要留下念想儿，延续她对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的亲情。
小时候我们邻院有位大姑娘，嫁前不但给全家五六口人包括爷爷每人都织了一件毛线物，而且将全家人所有的棉衣裤和被子都拆洗了，浆了，重新做好了。
她嫁前挨门挨户向长辈们道别。做母亲的女人们几乎都落泪了，都比她妈还舍不得她嫁出去似的。
大家都这么评论她家：“真没白养姑娘！”
这当然也意味着对那大姑娘的极高的赞扬。
后来，那大姑娘就成了整条街上的大姑娘和半大姑娘暗中学习的榜样。
大姑娘某一天终于是新娘了。男方家里会送她一套料子做新衣，一般是哔叽的，那将是她以后二三十年内最好的一套衣服。当然还少不了一双皮鞋，那几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双皮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当年代表一个家庭物质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极少有同时备齐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随自己的心愿任选其中的一件或两件。
倘男方家住不下，他们只得租一间小屋，每月付3元、5元、10元不等的房租。小屋的大小由地区位置而定，当年一间小屋的最高房租是10元。如果夫妻俩都是一、二级工，工资加起来六七十元，付了房租还能过得不错。如果夫妻双方的家庭都比较困难，婚后每月需向各自的家庭继续交些钱，那么他们的新生活一开始便是拮据的，此后将克勤克俭，长久的岁月里都要节省度日……
大姑娘成了小媳妇，一般都会有一段幸福的夫妻生活。新家的家务较少，下了班后，她一如既往地织，这时是给丈夫织了。如果和小叔子、小姑子关系处得好，也给他们织。但这样的一对儿年轻夫妻不可能有太多的余钱买太多的毛线织了取悦于人，更多的情况下她奉献的是织艺和时间。
那幸福往往也不过就是这样——小两口都靠着被子，并排地半躺在床上，为妻的织着，为夫的时不时爱抚她一下，亲吻她一下，讲段笑话给她听。如果丈夫具有“科学”头脑，会在婚前或婚后，花很少的钱买些部件，自己组装一台收音机。20世纪50年代，我在许多新婚夫妻陈设简单的小家里见到过他们自己组装的收音机。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工人们，手巧得很，借助厂里的机床和工具所做的木的或铁的收音机外壳，看去也挺美观。年轻的工人们中，总有几个能工巧匠。他们既为自己做，也很乐于为将要成为丈夫的工友们做。
小时候我家没有收音机。我太喜欢听收音机了，所以常往有收音机的人家闯，尤其爱往有收音机的新婚夫妻的小家闯。我不讨厌，他们听什么我沾光听什么，所以他们并不烦我。也可能心里烦，我小，看不出来。还可能因为我母亲人缘儿好，他们容忍我这小小的“不速之客”。
望着他们听收音机时那一种心态平静的相依相偎的样子，当年我能感觉到他们是多么地幸福。并且，经常暗自向往这一种幸福。此向往每使我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早日上班挣钱，也有那么一个小家，每晚也有那么一个小媳妇依偎在自己身旁，一边信手熟练地为自己织毛衣，一边共同听收音机里有意思的节目……那是深印在我脑海中的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片断。
如今我每一回忆，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岁时结为夫妻，与在三十来岁时结为夫妻，恩爱和幸福的方式、内容皆大为不同。今天的许多新婚夫妻，虽也常被称作“小两口”，其实从年龄上根本不能算为“小两口”，只不过是夫妻而已。“小两口”之间的恩爱和幸福，绝非三十来岁结为夫妻的男女们所能“温习”的，也是无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变意味儿。故我理性上虽不主张早婚，感性上却更愿对“小两口”之间的恩恩爱爱投以审美生活之目光。
小媳妇回娘家一般从不空手。厂里发的工作服、劳保鞋、手套、肥皂、毛巾什么的，是她们常往娘家带的东西。她自己平素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她心里仍总惦着娘家人。她也常会背着家人，尤其背着父亲，往母亲兜里塞5元钱或10元钱，并悄悄说：“妈，别吱声儿，是给你自己的！”
如果丈夫是在机关工作的男人，如果借丈夫的光，她的家在市中心，即使也只不过一间屋子，那么她回娘家的神态是很有几分高傲的。邻家的母亲们，也会以不仅仅是羡慕的目光看待她。她为了证明自己与一般小媳妇的不同，不但会穿得上下簇新，而且会拎两包点心。并不装在布袋里，就一眼可见地明面拎着。20世纪50年代，寻常百姓之家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一包点心。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里，不法分子拉拢革命干部下水，初次也不过就送两包点心。
而她一进娘家门，她母亲就会埋怨她：“你真是，点心怎么不放布袋里呢？”
母亲赶紧就会收起，怕邻家小孩儿来看见了，给吧舍不得，不给块吧显着小气。也怕自家小孩子伸手就抓块跑出去吃，馋得别人家小孩儿凑到跟前眼巴巴地看……
如果那小媳妇还骑回辆新自行车，那么全院在家的男人几乎都将被吸引出家门，围着羡慕不已地看，问价，听了价，望“车”兴叹……
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多属娴静型。我小时候没见过一个所谓“泼辣”的大姑娘。农村多，城市里太少。大姑娘往往具有两面性，她婚前娴静极了，婚后却往往会变得泼辣。如果她婚后仍住在从小长大的那个院子里那条街上，那么她给人的印象依然会是一个娴静的小媳妇。如果她搬到别处去住了，别处的人碰见她本街本院的人，谈论起她时往往会诧异地问：“她从前是那样的么？在我们那儿可一点儿不呀！”
她给街坊邻居的印象是娴静的，在单位也许恰恰相反，拔尖儿逞强，得理不让人，没理也不让人。
这两面性是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在居民社区，一种历史悠久的对大姑娘的要求标准便是娴静。“娴静”二字，形成一种对大姑娘们的民间审美的传统。反之，普遍认为失美、不美。故大姑娘的心理，从少女时期，便受这一种对她们的民间审美传统的影响，尽量娴静给居民社区母亲辈的女人们看。久之，外因转化为内因，娴静也就真的重塑了她们的天性，赋予了她们后天“修养”成的气质。何况，20世纪50年代，没有足以吸引大姑娘们不甘娴静的事物。比如没有迪斯科，便没有“蹦迪”的大姑娘。而不知“蹦迪”何意的大姑娘，自然性情上肯定比如今经常“蹦迪”的大姑娘娴静。她们在婚后，在单位，在别的居民社区的不娴静，正是另一种天性的释放和反叛。只要丈夫宠她，她便觉得别人管不着她了。所以，古书中有“静若处子”一词。“处子”者，婚前大姑娘是也。
20世纪50年代大姑娘的娴静，还与较多地占有她们业余时间的编织与针线活儿有关。那些仿佛是她们的“书”。爱读书会使男人变得娴静，正如编织和针线活儿会使大姑娘变得娴静。
娴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美的气质。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公主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学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
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中都无此词。“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以说得非常确切。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腼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邻居关系很好，她们到我家借东西，或春节拜年，也会显出非常腼腆的样子。而我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学生，我是少年，我家简直没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们为什么也腼腆呢？
正由于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亲又特别好客，对大姑娘们一向特别亲热，一向特别被她们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连邻院的，一条街上的，乃至前街后街的大姑娘们，相当一个时期内，都愿结伴儿往我家聚，有时会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着屋里的灯光，各自手里皆钩着织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尔发出一阵哧哧的轻笑。邻居们都说，我家简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亲也常望着她们说：“我要有这么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正是那么一种情形，使我这个少年的眼，有机会观察很多大姑娘。
连我母亲和她们说话，她们也显出腼腆的样子。
同院有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说法，可叫作“问题少年”。
有次他问我：“你看她们中哪个漂亮？”
我就指着其中一个说：“她最漂亮！”
他怂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对她说‘我爱你’么？你若敢，我给你两个玻璃珠儿！”
于是，我逞强地走到那一个大姑娘跟前大声说：“我爱你！”
不唯那一个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们都倏地一齐红了脸，都瞪着我呆住了。片刻，这几个伏在那几个身上，一齐笑得前仰后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大姑娘们笑开怀。
她们一个个忍住笑，复一齐瞪着我，脸仍红着，都显出一种很美的腼腆。
我母亲因那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不许我以后再跟那“问题少年”接触。
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大”字冠在“姑娘”二字前边，赋予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们处于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
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便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
20世纪50年代是“大姑娘”的叫法在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年代。
20世纪50年代大姑娘们的娴静和腼腆，单就男性对女性的眼光而言，从我这儿讲，在我记忆里永远是优雅的、美的。
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却从不知娴静何意，如果一味现代，从未羞涩过，从未腼腆过，细想想，也够俗得烦人了。
当然，20世纪50年代还有另几类大姑娘，比如某些高干家庭大小姐式的，某些高级文化人士大家闺秀式的女儿们……
当年根本没接触过她们那一类，头脑里也就连点儿回忆都不曾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