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一位广州的朋友和一位北京的朋友在我家争了起来。
那时，全国人民都中国在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主办国，那时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大国崛起的兴奋。
广州的朋友说，即使中国申办成功了，也不应在北京举办，而应在广州。世界如果真给中国一次机会，中国也应该给广州一次机会。只有在广州举办，才有赚大钱的可能。
北京的朋友说，你们广州人，怎么开口闭口地除了钱就是钱？难道在你们看来，申办奥运仅仅是一次商业行为吗？
广州朋友反唇相讥，怕的就是你们北京人只讲社会效益，只讲精神满足，而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加以考虑。凭什么为了满足你们北京人的虚荣心理，到时候我们广州人要往外掏钱？
北京朋友生气了，竟拍起了桌子，说广州朋友出言带有诬蔑性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优惠政策向广州方面倾斜得够多的了，居然还觍着个脸敢同北京争夺举办奥运的机会！就是在你们广州举办，你们有能耐，大大地赚了一笔钱，能舍得分给全国其他兄弟省市一点点吗？
广州朋友恼羞成怒，也拍起了桌子。要是在你们北京办，你们要是办赔了，全国各兄弟省市都跟着亏本！
北京朋友嚷，只要在北京办，影响就是世界性的，就会成为一个跨世纪的话题，赔了也值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用钱买不到的。
广州朋友嚷，都什么时代了，你们北京人还没学会算经济账！中国真该考虑把首都迁到广州去！那中国就会更加高高地腾飞了！
“你们广州人都是些往钱眼里钻的家伙！”
“你们北京人嫉妒广州人比你们先富了起来！”
他们竟至于争得面红耳赤。
我不得不将他们都撵出家门，独自地想——分明的，北京人和全国的人越来越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世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有股“牛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的好话。可最近一两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奸了，变猾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崇北京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有多高，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头脑”，只不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罢了；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极少数在商业时代里仍不得不继续吃“政治饭”的人才感兴趣，也就不那么像从前一样尊崇北京人了。许多次我本人也在场的情况下，北京人很“老大”地刚刚开口就谈诸如“当前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之类的话题，便会被东北人不客气地打断：“哎哎哎，别卖狗皮膏药，你想当政治局委员啊？谈点儿别的行不行？”——那种情况下北京人的窘态才令人暗暗发笑呢！这就好比某个童话故事里所讲的——一条狗的信条是“狗啃骨头”，所以它嘴里永远叼着一根骨头，以证明自己最是一条狗。后来它惊讶地发现世界上的狗越来越少了。其实不是狗少了，是像它一样嘴里永远叼根骨头的狗少了。普遍的狗们终于明白，不必嘴里叼着根骨头也还是狗，而且腾出嘴来更便于找肉吃。于是它也舍弃了嘴里那根骨头。只不过起初内心里产生一缕悲哀——这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我这样的狗了。可是它在和别的狗们争夺肉的时候，半点儿也不比别的狗仁义。
北京人的头脑“转型”，说明我们国家“转型”的迅速化。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在飘扬在北京上空的一切中国人企盼奥运的标语口号中，最引起我逆反心理的是“给中国一次机会”一条。当它不是和别的口号组合在一起，而是自成一句的时候，前边还多一个“请”字，后边还多一个“吧”字。
“请给中国一次机会吧！”——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眼望着这么一条标语口号，内心里肯定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程度的近乎羞耻的感觉。
它分明意味着十几亿中国人都在弯着腰伸出双手向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乞求着恩赐。
我们不欠他们什么，干吗非要这样呢？
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次国际性的招标。设标的是国际奥申委，我们的参与的只是一次投标竞争。以投标者的竞争姿态参与，是我们拥有的权利。我们实行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没有任何必要以我们丝毫的尊严作代价。我们已表达了我们的愿望——相信我们的国力和能力，认为我们最有资格承办，就投我们的票；认为我们还不行，则绝不乞求。
到了后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简直觉得我们是在向奥申委“表忠心”了！
如果说我们的有些过分的热衷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我们竞争有利的作用，很可能也同时起到了对我们不利的负作用。
当愿望异乎寻常地强烈之时，它往往会受到轻蔑。这符合魔鬼定律。
好比一个人到你家里来，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愿望要为你装修房间——那么你因此而信赖他的可能性大概是和因此而拒绝他的可能性成正比的。
我们在该表现得矜持一点儿的时候没有表现得矜持一点儿，倒是当我们的愿望落空的时候，我们的矜持似乎表现得难能可贵。
“请给中国一次机会吧！”——我们的愿望已经表达到这种地步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不虔诚地祈祷中国的愿望实现？
我们正在招待所里各自投入地分析有利于中国或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一位西安朋友进入房间，打断我们之后神情沮丧地说：“都别自作多情了，中国没戏了！”
大家怔愣片刻，面面相觑。
我问：“你怎么敢断定？”
他说：“我刚才打电话问了一位搞‘易学’的大师，他说中国代表团将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于是大家都七言八语地嘲讽他，都说让他的“大师”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儿没有“易学”弟子，也没人信“易学”大师神神道道的那一套。他自讨了一场没趣儿，坐不一会儿，怏怏地离去了。
他离去之前跟我打赌，如果中国申办成功了，他请我们到西安最好的饭店去撮一顿；如果中国的愿望落空了，我得将我新出的四本书各送他三十本，还要签上名。大家怂恿我答应，我答应了。他走后，大家就谈论了一阵应该让他请我们上哪儿去撮一顿，以及该点些什么上档次的菜，有人还格外认真地找张纸记下来。
中国乃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比如抗日战争，很具体。中国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八年就取得了胜利。比如解放战争，也很具体，只不过用了三年，也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跃进”、“人民公社”，也都是目标，尽管荒唐，但老百姓照样砸了锅投进高炉里去，领着孩子老婆到公共食堂去喝野菜粥。从前也可以说，毛泽东本人的头脑就是一切目标的“存盘”。他大手一挥，指出一个遥远的目标——共产主义！老百姓全信。他又大笔一落，提出了一项项近的目标，老百姓便老人家怎么说怎么干，图的是当一个中国老百姓的省劲儿。虽然只不过是头脑省劲儿。现在则很不同了，毛主席不在了，老百姓的思维开始启动了。他们不再相信远的目标了。有一句据说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在老百姓间广为传播——“我老啰。操不了那么多心啰。有些事只好留给下一代人去做啰！”。我个人认为这显然是编造的，却没有太多的根据能向别人证明是编造的，而且也认为自己非要承担起解释的义务是可笑的。正如当年民间流传着好多编造的“最高指示”，今天民间也照样流传着好多分明是编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之间的谈话。仅这一点就很可怀疑——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之间的谈话，又怎么会流传到民间的？然而由于真的被证实是真的，对假的，老百姓也宁可先信以为真了。信了的老百姓但作如是想——将来的中国留给将来的中国人去应付吧，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还是顾眼前吧！
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惘。他们的确需要一个近的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的目标，需要有一个足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比如令他们已是在忍耐地承受着的有些品类贵得荒唐的物价，明年后年是继续上涨还是保持在如今的指数？倘物价继续上涨，工资会增加吗？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干脆失业？失业者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
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如此这般具体的近半径生活内容里的问题。更没有人敢向他们保证什么和许诺什么。他们的命运仿佛被掌握他们命运的人决定着，又仿佛没有一个人敢负责任地对他们说——相信我吧，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分明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正如大多数苏联人至今仍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一样。事实上并不是他们遗弃了戈尔巴乔夫或选择了叶利钦，而是他们陷入了空前的听凭命运摆布的困境，戈尔巴乔夫也罢，叶利钦也罢，其他的什么人也罢，随便吧！当叶利钦下令以武力攻占议会大厦的时候，更多的苏联人既不支持议会也不站在叶利钦一边，便是他们对双方袖手旁观、丧失了信心不再信任的一次明证。我想，无论是攻占下了议会大厦的叶利钦，还是失守并作了俘虏的议员们及其追随者们，内心里大约都感到了同样的失落吧？
与许多国家刚好相反，他们的政治家习惯于谈现在，而我们的政治家习惯于谈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