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之实际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国民在郁闷中成长着，国家在困扰中发展着。
对于我们同胞国民性的变化，我不用“成熟”一词，而用“成长”，意在说明，其变化之主要特征是正面的，但离成熟尚远。而我们的国家，也分明在困扰中令人欣慰地发展着，但其发展颇为不顺，国民所感受的林林总总的郁闷，其实也正是国家的困扰。
但一个事实却是——虽然普遍的国民几乎经常被令人愤懑的郁闷从四面八方所包围，社会经常弥漫对各级政府的强烈谴责之声，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状基本上是安定的。潜在的深层的矛盾衬出这种安定显然的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的，肯定也为国家逐步解决深层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前提。
“树欲静而风不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向如世外桃源尽呈美好，波澜不惊。
日本多年前发生过奥姆真理教地铁放毒事件。那事件甫一经过，我恰去日本访问。地铁站台荷枪实弹的武警壁垒森严，到处张贴着通缉要犯的布告，其中包括数名女大学生。2011年，日本又遭遇了海啸袭击，发生了核泄漏事件。从1996年至今，除了以上两大事件，日本亦不能说太平无事。比如首相秘书贪污事件、校园少年犯杀害同学的事件……
韩国也如此，前总统因家族受贿问题曝光跳岩自杀；因政府引进美国牛肉，现任总统几乎面临下台的局面；“天安舰”沉没事件——以上事件，曾使韩国人一次次冲动万分……
欧美各国也殊少宁日，一方面恐怖袭击使各国政府风声鹤唳，忐忑不安国民们的神经时常处于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各国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增长，国际金融信任率降低，时而曝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新闻。如《华尔街报》的窃听事件，世界银行总裁的性案风波……
如果放眼世界，将社会分为相当稳定、较为稳定、不稳定、极不稳定四个级别，那么中国处在哪一个级别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不属于极不稳定的国家当无争议——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那些国家才显然处于极不稳定之中。
中国也不属于社会极稳定的国家。我这样认为首先是从普遍之国民的综合素质而言的。这一种综合素质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面对国家大环境恶化时的理性程度。其次也是从一个国家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长久关系而言的。欧美各国，其西方式的民主国体存在了一两百年不等，他们的国民早已适应了、习惯了、认可了那一种国家制度。虽然那一种制度的弊端也多有呈现，他们的国民对那一种制度也不无怨言甚至质疑，但是他们起码目前还不能设想出另一种更好的也更适合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一种国民与国家相互依赖的关系，使他们具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理性意识。基于此种理性意识，面对颓势，他们具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自信和镇定。
那么，在较为稳定和不稳定之间，中国属于哪一类国家呢？
社会不稳定的国家具有以下特征：
1．其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能力，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意识偏执，固守不变，能力每况愈下。
2．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逐渐提高，而是一日不如一日，连好起来的希望也看不到。
3．对于大众生活的艰难视而不见，对于大众怨言及正当诉求充耳不闻，甚至以专制手段压制之，摆出强硬对着干的态度。
这样的国家目前世界上还是有的，但实在已不多。进言之，处于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国家，要么它的大趋势毕竟还是与世界潮流逐渐合拍的，要么倒行逆施，直至彻底滑向世界潮流的反面。
目前之中国显然不是这类国家。所以我认为，目前之中国是一个社会较为稳定的国家。
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已由从前国家当然以政府为主体逐渐转变为以人民为主体。管理已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意识，同时也是责任意识了。
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亦在提高。不是指压服能力在提高，而是指向“以人为本”的宗旨改进的觉悟在提高，方式方法在提高，经验在提高。
特别要加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显然在提高，并且还在以不停止的、较全面的精神风貌提高着。目前之中国人，已不再仅仅将自己低看成“老百姓”。嘴上往往也仍说“咱们老百姓”，而实际上，此“老百姓”与历朝历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被叫做的彼“老百姓”，身份内涵已大为不同。目前之中国人，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被文字表意“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文字表意上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等等口号，而开始要求各级政府将“为人民服务”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而开始名正言顺地向政府提出各种“人民”诉求，主张各种“人民”权利，包括监督权。于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无可争辩地史无前例地接近现代公民了。
故我对目前我们的同胞的国民性方面令人欣慰的变化，持特别肯定的看法。这一种特别肯定的看法，包括我对80后的看法，也包括我对90后的看法。我还要进而这样说，包括我对80后、90后们的下一代的看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已很值得称赞了。依我看来，体现在我们某些中国人身上的丑陋的、恶俗的、邪性的言行，在目前这个世界上每不多见的。比如大学生救人溺亡于江，而捞尸人挂尸船旁，只知索要捞尸费的现象；比如发生矿难，煤老板贿赂媒体，悄塞“封口费”，而某些政府官吏暗中配合力图掩盖的现象；比如拜金主义、媚权世相等等。我们当下国民的文化素质，不是也每遭西方文明国家人士的鄙视和诟病吗？
所以我说正在“接近”现代公民。现代公民不仅具有不轻意让渡的公民权利意识，同时还应具有现代社会之公德自觉。在后一点上，某些中国人往往还表现得很不像样子，令大多数中国人感到羞耻。
中国在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仍显缺失的公德意识两方面的挤压之间发展着。中国人的公民素质在经常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郁闷中有希望地成长着。
两方面自然是互相博弈的关系，却又并非在博弈中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增减，共同提升。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每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便相应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越人性化，中国人的公德体现也越接近公民素质。反之，政府的管理言行越滞后于中国人的希望、要求和期待，中国人的郁闷感觉越强烈。但这并不是什么中国之发展和中国人之变化的奥秘，而是全世界一切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规律。
中国和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只不过都被这规律所“转型”了而已。
那么，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好光景之可盼的根据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