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有很多人，而在我看来，很多人又大致可分为三种人。
一种人，一言以蔽之，是一心想要“怎么样”的人。“怎么样”在此处表意为动词。好比双方摩拳擦掌就要争凶斗狠，一方还不停地叫号：“你能把我（或老子）怎么样？！”——我们常见的这一情形。
一种人，是不打算“怎么样”的人。相对于前者，每显得动力不足。还以上边的情形为例，即使对方指额戳颐，反应也不激烈，或许还往后退，且声明——“我可没想把你怎么样”。
这时便有第三种人出现，催促后一种人，并怂恿：“上！怕什么？别装熊啊！”
而后一种人，反应仍不激烈。他并不怯懦，只不过“懒得”。“懒得”是形容“不作为”的状态，或曰“无为”。“无为”也许是审时度势、韬光养晦的策略，也许干脆就是一种看透，于是不争。不争在这一种人心思里，体现为不进不取。别人尽可以认为他意志消沉了，丧失活力了。其实，也可能是他形成一种与进取相反的人生观了。
20世纪80年代，作家谌容大姐曾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中篇小说《懒得离婚》。
离婚不计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那是何等来劲儿之事。即使当事人并不来劲儿，那也总还是十分要劲儿的事。本该来劲儿也往往特要劲儿的事，却也“懒得”了，足见是看得较透了。谌容大姐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由于顾虑什么才懒得离婚，正是因为人生观的原因才懒得离婚。“离了又怎么样呢？”——主人公的朋友回答不了她这一个问题，恐怕所有的别人也都是回答不了的。而她自己，看不到离婚或不离婚于她有什么区别。或进一步说，那区别并不足以令她激动，亦不能又点燃她内心里的一支什么希望之光、欲念之烛。于是她对“离婚”这一件事宁可放弃主动作为，取一种无为的顺其自然的态度。
是的，我认为，一心想要“怎么样”的人，和不打算“怎么样”的人，在我们的周围都是随处可见的。相比而言，前者多一些，后者少一些。前者中，年轻人多一些；后者中，老年人多一些。基本规律如此，却也不乏反规律的现象——某些老者的一生，始终是想要“怎么样”的一生。“怎么样”对应的是目的，或目标，只要一息尚存，那目的，那目标，便几乎是唯一所见。相比于此，别的事往往不在眼里，于是也不在心里。而某些年轻人却想得也开看得也开，宠辱不惊，随遇而安，于是活得超然。年轻而又活得超然的人是少的，少往往也属“另类”。
一心想要“怎么样”，发誓非“怎么样”了而绝不罢休，是谓执著，当然也可能是偏执。人和目的、目标的关系太偏执了，就很容易迷失了自我。目的也罢，目标也罢，对于一个偏执的迷失了自我的人，其实不是近了，而是远了。
从来不打算“怎么样”的人，倘还是人生观使然，那么这样的人常是令我们刮目相看的。以下一则外国的小品文，诠释的正是令我们刮目相看之人的人生观：
他正在湖畔垂钓，他的朋友来劝他，认为他不应终日虚度光阴，而要抖擞起人生的精神，大有作为。
他问：“那我该做什么呢？”
他的朋友指点迷津，建议他做这个，做那个，都是有出息、成功了便可高人一等令人羡慕的事。
可这人很难开窍，还问：“为什么呢？”
朋友就耐心地告诉他，那样他的人生就会变得怎么怎么样，比现在好一百倍了……他却说：“我现在面对水光山色，心无杂欲，欣赏着美景，呼吸着沁我肺腑的优质空气，得以摆脱许多烦恼之事，已觉很好了啊！”
这一种恬淡的人生观未尝不可取，但这一则小品本身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它缺少一个前提，即不打算怎么样的人，必得有不打算怎么样的资格。那资格便是一个人不和自己的人生较劲儿似的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他以及他一家人的生活起码是过得下去的，而且在起码的水平上是可持续的，比较稳定的。白天有三顿饭吃，晚上有个地方睡觉，这自然是起码过得下去的生活，却不是当代人的，而接近着是原始人的。对于生活水平很原始而又不生活在原始部落的人，老庄哲学是不起作用的，任何宗教劝慰也都是不起作用的。何况只有极少数人是在这个世界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人，绝大数人是家庭一员，于是不仅对自己，对家庭也负着份摆脱不了的责任。光是那一种责任，往往便使他们非得怎么怎么样不可。想要不怎么怎么样而根本不能够的人，是令人心疼的。比如简·芳汀之卖淫，许三官之卖血。又比如今天之农民矿工，大抵是为了一份沉重的家庭责任才充牛当马的。而大学学子毕业了，一脚迈出校门非得尽快找到一份工作，乃因倘不，人生便没了着落，反哺家庭的意愿便无从谈起。
一个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的人，倘他的目的或目标是和改变别人甚至千万人的苦难命运的动机紧密连在一起的，那么他们的执著便有了崇高性。比如甘地，比如林肯，比如中国的抗日英雄们。即使壮志未酬身先死，他们的执著，那也还是会受到后人应有的尊敬的。
另有某些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的人，他们之目的、目标和动机，纯粹是为了要实现个人的虚荣心。虚荣心人皆有之，膨胀而专执一念，就成了野心。野心最初大抵是隐目的，隐目标，隐动机，是不可告人的，需尽量掩盖的，唯恐被别人看穿的。一旦被别人看穿，是会恼羞成怒怀恨在心的。这样的人是相当可怕的。比如他正处心积虑，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偏偏有人多此一举地劝他何必非要怎么怎么样，最终怎么怎么样了又如何——那么简直等于引火烧身了。因为既劝，就意味着看穿了他。他那么善于掩盖却被看穿了，由而恨生。可悲的是相劝者往往被恨着了自己还浑然不知，因为觉得自己是出于善意，不至于被恨。
我曾认识过这么一个人，五十余岁，官至局级。按说，对于草根阶层出身的人，一无背景，二无靠山，是应该聊以自慰的了。也就是说，有可以不再非要怎么怎么样的资格了。但他升官的欲望更炽，早就不错眼珠地盯着一把副部级的交椅了，而且自认为非他莫属了。于是呢，加紧表现。每会必到，每到必大发其言，激昂慷慨，专挑上司爱听的话说，说得又是那么的肉麻，每令同僚大皱其眉，逐渐集体地心生鄙夷。机会就在眼前，那时的他，其野心已顾不得继续加以隐，暴露无遗也。以往的隐，乃是为了有朝一日蓄势而发，此野心之规律。他认为他到了不该再隐，而需一鼓作气的时候了。然而最终他还是没坐上那一把副部级的交椅，而是被一位才四十几岁的同僚坐上了。这一下他急眼了，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几乎就要怎么怎么样了，却偏偏没能怎么怎么样，他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觉得自己的人生太失败了。于是四处投书，申诉自己最具有担任副部级领导的才干，诋毁对方如何如何的不够资格，指责组织部门如何如何有眼无珠，一时间搞得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横向竖向都很紧张。他毕竟也有几个朋友，朋友们眼见他走火入魔似的，都不忍袖手旁观，一致决定分头劝劝他。现而今，像他这样的人居然还能有几个对他那么负责的朋友，本该是他谢天谢地的事。然而他却以怨报德，认为朋友们是在合起伙来，阻挠他实现人生的最后一个大目标。一位朋友问：“你就是当上了‘副部’又怎么样啊？”他以结死扣地说：“那太不一样了！”又一个朋友苦口婆心地规劝：“你千万不要再那么没完没了地闹腾下去了！”他却越发固执：“不闹腾我不就这么样了吗？”朋友不解：“这么样又怎么了啊？”他说出一番自己的感受：“如果我早就甘心这么样了，以前我又何必时时处处那么样？我付出了，要有所得！否则就痛苦……”
仅仅是不听劝，还则罢了，他还做出了令朋友们寒心而又恐惧的事。现而今，谁对现实还没有点儿意见？相劝之间，话题一宽，有的朋友口无遮掩，难免说了些对上级或对现实不满的话，就被他偷偷录下音来了，接着写成了汇报材料，借以证明自己政治上的忠诚。结果，他的朋友们麻烦就来了。一来，可就是不小的麻烦。某些对现实的牢骚、不满和讽刺，今天由老百姓的口中说出，已不至于引起严厉的追究。但由官场之人的口中说出，铁定是政治性质的问题无疑。于是他那几位朋友，有的写检讨，有的受处分，有的被降了职，有的还失去了工作，被划为“多余者”而“挂起来”了。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人无完人，那一个四十几岁刚当上副部级干部的人，自然也不是完人。婚外恋，一夜情，确乎是有过的。不知怎么一来，被他暗中调查了解了个一清二楚。于是写一封揭发信，寄给了纪委……
对方终于被他从副部级的交椅上搞倒了，但他自己却依然没能坐上去。
对他的“忠诚”，组织部门是没有评论的。但对他的品格，则拿不大准了。
现而今，组织部门提拔干部，除了“忠诚”，也重视品格。
他这一位五十几岁的局长，一心还想要怎么怎么样，到头来非但没能怎么怎么样，反而众叛亲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将自己的人生弄得很不怎么样了。不久他患了癌症。除了家人，没谁曾去看他。他自知来日无多，某日强撑着，亲笔给上级领导写了最后一封信，重申自己的政治忠诚。字里行间，失落多多。最后提出要求，希望组织念他虽无功劳，还有苦劳，在追悼词中加添一句——“生前曾是副部级干部提拔对象”。领导阅信后，苦笑而已。征求其家属开追悼会的方式，家属已深感他人际的毁败，表示后事无需单位张罗了。
一个人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依我看来，别人就根本不要相劝了，只将这样的一个人当成反面教材就行了。
某次，有学子问我孔孟之道和老庄哲学的不同。我寻思有顷，作如下回答：
孔孟之道，论及人生观的方面，总体而言，无非是要教人怎么怎么样，而又合情合理地对待人生，大抵是相对于青年人和中年人来说的，是引导人去争取和实现的说教。故青年人和中年人，读一点儿孔孟对修养是有益的。而老庄哲学，却主要是教人不怎么怎么样，而又合情合理地“放下”和摆脱的哲学，是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哲学。孔子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心所欲，不逾矩。”除此而外，几乎没有再讲过老年人该怎么对待人生的问题。他到了老年，也还是主张“克己复礼”，足见自己便是一个非怎么怎么样而不可的人。对于一位老人，“克己复礼”的活法是与“从心所欲”的活法自相矛盾的。孔子到了老年也还是活得很放不下，但是像他那么睿智的一位老人，嘴上虽放不下，内心里却是悟得透的。一生都在诲人不倦地教人怎么怎么样，悟透了也不能说的。由自己口中说出了老庄哲学的意思，岂不是等于自我否定自我颠覆了吗？故仅留下了那么短短的两句话，点到为止。我们由此可以推测，“耳顺”以后的孔子，头脑里肯定也是会每每生出虚无的思想来的。普天下的老人有共性，孔子孟子也不例外。他们二位的导师是岁数。岁数一到，对人生的态度，自然就会发生变化。所幸现在留传下来的，主要是他们二位针对青年人和中年人而言的人生观。因为他们的学生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如果他们终日所面对的皆是老年人，那么就会有他们关于老年人的许多思想也留传下来。果而如此，后来老子和庄子的思想角色，大约也就由他们一揽子充当了。正由于情况不是那样，老子也罢，庄子也罢，才得以也成为古代思想家。老庄的思想，是告诉人们不怎么怎么样也合乎人生和人性道理的思想。比如在庄子那儿，人和“礼”的关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礼”随人性，自然才更符合他的思想。而在老子那儿，则又可能变成这么一个问题——人本天地间一生灵，天不加我于“礼”，地不迫我于“礼”，别人凭什么用“礼”来烦我？他们的“礼”，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的需要。我自由于那社会关系之外，那“礼”于我何干？
庄子的哲学思想智慧，充满了形而上的思辨。乃是一种相当纯粹的思辨，实用性是较少的，具有少年思想家的特点，浪漫而又质疑多多。
孔孟之道，无论言说社会还是言说人生，都是很现实的。大多数青年人和中年人，不可能不重视人和现实的关系。故孔孟之道在从前的中国，成为青年人和中年人的人生教科书实属必然。
老子的思想是“中年后”的思想，古今中外，大多数人到了中年以后，头脑里都会自然而然地生出自己只不过是世上匆匆一过客的思想。老子将人这一种自然而然的思想予以归纳总结，使之在思想逻辑上合情合理了。
“白发渔樵江渚上，对酒当歌，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
白发渔樵也许从没听说过老子，但与老子在思想上有相通处。何以然？人类的天生悟性使然。
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倘又衣食无忧，却还是一门心思地非要将自己的人生提升到怎么怎么样的程度不可的话，这样的人，其人生的悟性，连白发渔樵也不如了。若说孔孟之道有毒害人心的负面作用，这样的人便是一例了。即使他从没读过什么孔孟的书，那也是一例。因为其毒几千年来遗传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成了一种思想环境——官本位。
孔孟作为思想家都很伟大。但是当今之中国人一定要清楚——他们是伟大的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仅此而已。
大学若不能正面地、正确地解惑大学学子之尴尬，大学本身必亦面临尴尬。
然大学一向是能够解惑人类许多尴尬的地方，大学精神于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人类之登月渴望一向停留在梦想时期，是谓尴尬。梦想变为现实，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大学精神于是树立焉，曰“科学探索精神”。人类一向祈求一种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历经挫折也是尴尬。后在某些国家以某种体制稳定了下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曰“政治思想力”。
十几年前，我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访日，主人们请我们去一家小餐馆用餐，只五十几平米的营业面积而已，主食面条而已。然四十岁左右的店主夫妇，气质良好，彬彬有礼且不卑不亢。经介绍，丈夫是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博士，妻子是东京大学文学硕士。他们跨出大学校门那一年，是日本高学历者就业难的一年。
我问他们开餐馆的感想，答曰：“感激大学母校，使我们与日本许多开小餐馆的人们不同。”
问何以不同。
笑未答。
临辞，夫妇二人赠我等中国人他们所著的书，并言那只是他们出版的几种书中的一种。
其书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变的，可谓具有“高深学问”的价值。
一所大学出了胡适，自然是大学之荣光。
胡适有傅斯年那样的学生，自然是教师的荣光。
但，若国运时艰，从大学跨出的学子竟能像那对日本夫妇一样的话，窃以为亦可欣慰了。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中文学子。比之于其他学科，中文能力最应是一种难以限制的能力。中文与大学精神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大学精神，说到底，文化精神耳。
最后，我借雨果的三句话表达我对大学精神的当下理解：
“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
“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
“进步，才是人应该有的现象。”
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识上的不普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