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报》社长吉列尔莫·卡诺听说我在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办公室，也就是他办公室楼上四层——报社刚搬来，离原址五个街区——便打电话给我。我前一天到的，打算跟穆蒂斯的朋友们共进午餐，但吉列尔莫非要我先下楼打个招呼。我去了。先是首都式的热情拥抱，再聊两句当日新闻，之后我就被他一把从编辑部同事身边拉开。“听着，加夫列尔，”他说得天真无邪，让人不得不信，“还缺一篇社论，帮个忙，写一篇？”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画出半杯水的高度：
“这么长。”
我比他更顽皮，问他坐哪儿。他指了指一张空桌子，那儿摆着一台老式打字机。我二话不说，先坐下，想好素材。就这样，我用同一套桌椅、同一台打字机工作了十八个月。
几分钟后，从隔壁办公室走出副社长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他聚精会神地盯着一沓纸，看见我时，吓了一跳。
“老兄！堂加博！”他几乎叫了起来，用的是他在巴兰基亚给我起的名字，加比托的简称。原本只有他这么叫，这回在编辑部传开了，连铅字文章的署名也变成了“加博”。
吉列尔莫·卡诺让我写的社论是何主题我不记得了，但《观察家报》的主导风格我在上国立大学时就了然于胸，特别是社论版面享有盛誉的版块“日复一日”。我决定拿出路易萨·圣地亚加面对困境的恶魔时的那种冷静，尽量模仿其风格。我半小时写完，用笔修改了几处，然后交稿。吉列尔莫·卡诺从近视眼镜的上框投下目光，站着读完。那份专注似乎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那些白发苍苍的祖辈：堂菲德尔·卡诺一八八七年创建报社；儿子堂路易斯接手；堂路易斯的弟弟堂加夫列尔稳扎稳打；不久前，二十三岁的孙子吉列尔莫执掌大局，引领发展成熟的报社继续打拼。正如先辈们会做的那样，他对文章稍作改动，然后活学活用地叫出我的新名字。
“很好，加博。”
回来当晚，我发觉波哥大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像这个国家许多重大灾难一样，四月九日事件造成的遗忘淹没了它所创造的历史。百年公园内的格拉纳达酒店被推倒，簇新的哥伦比亚银行在其原址上拔地而起。当年的那些老街似乎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一辆辆闪亮的有轨电车；当年的凶案拐角在火烧出的若干片空地中间不再醒目。“如今看上去真的像一座大城市了。”同行的人惊叹道，那句老话刺痛了我的心：
“我们不得不感谢四月九日事件。”
阿尔瓦罗·穆蒂斯将我安置在一家无名膳宿公寓，我在那儿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客栈位于国家公园旁，不幸地被粉饰一新。入住当晚，我就忍不住羡慕尽享鱼水之欢、整晚甜蜜战斗的邻屋。次日，他们出门时，我不禁愕然：干瘦的女孩穿着公立孤儿院的衣服，两米高的老先生满头银发，能当她爷爷。我以为我弄错了，可他们夜夜如此，拼命叫唤，天亮方休。
我的那篇社论被刊登在《观察家报》社论版的显著位置。我逛了一上午服装店，穆蒂斯用胡编乱造的英国腔大声逗店员开心，强迫我买了几件衣服之后，我们和贡萨洛·马利亚里诺以及其他受邀的年轻作家一块儿吃午饭，穆蒂斯想介绍我进波哥大文学社交圈。三天后，我才又跟吉列尔莫·卡诺说上话，他打电话到穆蒂斯的办公室。
“加博，您怎么回事儿？”他虚张声势，摆出社长的派头，“为了等您的文章，昨天我们连付印时间都推迟了。”
我下楼到编辑部找他谈。我至今没想明白，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在没人跟我谈工作和薪酬的情况下，我是如何继续在每个下午写不署名的社论的。记者们休息聊天时，当我是自己人，而我的确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只是没想到会是那样亲密无间。
“日复一日”版块的文章从不署名，通常由吉列尔莫·卡诺的政论打头阵。按高层订立的规矩，之后是贡萨洛·冈萨雷斯的自命题文章。他还负责报纸最具智慧、最受欢迎的“问与答”专栏，解答读者疑问，署名Gog，不是借鉴自乔瓦尼·帕皮尼，而是他自己姓名的缩写。接下来是我的社论，在极罕见的情形下，爱德华多·萨拉梅亚也会提笔撰写这一版块。而他的每日专栏“城市与世界”位于社论版的最佳位置，署名“尤利西斯”。他总是强调，这个笔名不是来自荷马，而是来自詹姆斯·乔伊斯。
新年伊始，阿尔瓦罗·穆蒂斯要去太子港出差，邀我同行。读完阿莱霍·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海地便成为我的梦想之地。二月十八日，我还没给他答复，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太后迷失在硕大无比的白金汉宫的孤独中的文章，令我意外的是，文章被刊登在“日复一日”首要位置，并在编辑部广受好评。当晚，我们在主编何塞·萨尔加尔家里办了场小型聚会，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又兴高采烈地点评一番。后来，好心人向我透露：萨拉梅亚的点评打消了高层最后的顾虑，报社正式提出给我一个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
第二天一大早，阿尔瓦罗·穆蒂斯叫我去他办公室，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海地之行取消了。他没跟我说原因，其实是他对吉列尔莫·卡诺偶然提起，卡诺真诚地恳求他别带我去。阿尔瓦罗也没去过海地，愿闻其详。“去了你就会明白，”吉列尔莫说，“海地可能是加博在这个世上最爱的地方。”那天下午他的最后一句话堪称点睛之笔：
“他会一去不归。”
阿尔瓦罗心领神会，将海地之行取消，只说是公司的决定。就这样，我没去成太子港。几年前，年迈的阿尔瓦罗没完没了地回忆往事时，我才得知了真正的原因。而吉列尔莫用报社合同拴住我之后，反复向我提起深入报道海地的计划，可我始终没能去成，也从未告诉他原因。
我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观察家报》的正式编辑。我明白，我能发表短篇小说，是因为在哥伦比亚这个体裁不景气，可每天为晚报撰稿是完全不同的挑战，新闻界刀光剑影，我又缺乏经验。《观察家报》只走过了区区半个世纪，在一栋租来的房子里成长壮大，机器是《时代报》剩下的。《时代报》有钱、有实力、有优势，相比之下，《观察家报》不过是一份朴素的晚报，由十六版密密麻麻的文字构成，但发行的五千份——数字并不准确——几乎在印刷厂门口就被读者从报贩手中哄抢一空，继而在老城区安静的咖啡馆里用半小时读完。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本人曾在伦敦BBC广播电台发表声明，说《观察家报》是世界上最好的报纸，这不仅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也是几乎所有办报人和许多读报人的共识。
我得承认，海地之行取消后的第二天，总经理路易斯·加夫列尔·卡诺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时，我的心咯噔一下。面谈持续了不到五分钟，完全是例行公事。路易斯·加夫列尔性格乖戾，待朋友和善，待下属抠门，名声在外。我倒觉得他办实事，待人亲切。他郑重其事地建议我留在报社当专职记者，撰写一般性话题文章和观点评论，必要时，在最后时刻帮忙赶工，月薪九百比索。我惊愕万分，回过神后追问“月薪多少？”，他又一字一顿地说了一遍：九百比索。太意外了！几个月后，亲爱的路易斯·加夫列尔在聚会时聊起这一幕，坦言他见我愣住，以为我会拒绝。他表达了最后的疑虑：“您太瘦了，气色不好，我怕您会死在办公室里。”这样的担心有理有据。就这样，我成为《观察家报》的一名专职记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用掉了这辈子最多的纸。
进《观察家报》是偶然，更是幸运。报社里最恐怖的是族长堂加夫列尔·卡诺，他在编辑部自愿充当铁面判官，天天用高倍放大镜读报，连最不起眼的逗号也不放过，用红笔圈出各种纰漏，评语犀利，张榜示众。从第一天起，公告栏就变成了“耻辱墙”，没有一个记者逃出过他那支残忍的红笔。
吉列尔莫·卡诺扶摇直上，二十三岁就成为《观察家报》社长，并非因为他功绩卓著，年轻有为，而是从出生起，他就肩负着传承家族事业的使命。许多人以为他只是个孝子，而我惊讶地发现，他确实是当社长的料，其快速识别新闻的能力让人叹服。
有时，他不得不以一敌众，哪怕论据不充分，也要想方设法让大家看清事实。那时候，大学课堂上不教授这个行业，全靠闻着报纸的墨香，边工作边学习，而《观察家报》有刀子嘴、豆腐心的特级教师。吉列尔莫·卡诺从那儿起步，先报道斗牛，文章严谨而博学，仿佛他的伟大志向不是记者，而是斗牛士。他毕生最艰难的经历必定是一夜之间连升三级，从初学者变成资深教师。不跟他亲密接触，就无法想象掩藏在他柔和的举止、躲闪的言辞背后的是极具决断力的个性。他热情地投入广大而危险的战斗之中，从不停歇，尽管他知道：最崇高的事业背后也潜伏着死神。
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不喜社交、不追求个人荣誉、不爱听阿谀奉承的人。他朋友不多，但都是至交。从第一天起，我就觉得我算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编辑部里全是老江湖，只有我跟他小一辈，我们永远惺惺相惜。可贵的是，友谊常在，和而不同。我和他有很深的政治分歧，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四分五裂，这种分歧越来越深。然而，我们总能找到互相认可的领域，并肩作战，为我们心目中的正义事业而奋斗。
编辑部很大，办公桌摆在两侧，气氛诙谐，大家互相嘲讽，不留情面。达里奥·包蒂斯塔是财政部煞星，从公鸡打鸣起就不遗余力地让高官们的日子不好过，他灾难性的前瞻十有八九一语成谶。法律版记者费利佩·冈萨雷斯·托莱多天生就是当记者的料，多次先于官方调查结案，除恶扬善，匡扶正义。吉列尔莫·拉纳奥盯着好几个部委，到老都童心未泯。罗赫略·埃切维里亚是位了不起的大诗人，负责早报，白天见不着。我的表兄贡萨洛·冈萨雷斯踢球受伤，腿上打着石膏，被迫学习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成为专家，百问不倒。尽管在大学是名一流足球运动员，他却笃信理论学习高于实践。对此，最具代表性的明证是，参加记者保龄球锦标赛时，他通宵看书，研究保龄球的物理学原理，不跟我们下场练球，结果他拿到年度冠军。
和这帮人一起工作，编辑部里永远欢声笑语。“好生气的人就让他生去吧！”不知是达里奥·包蒂斯塔还是费利佩·冈萨雷斯·托莱多喊出的口号。大家知道彼此写什么主题，尽全力互相帮助，乐于分享，几乎可以说是在一片吵闹声中工作。可是，遇上棘手事，谁都大气不出一声。编辑部最里头唯一一张横放着的办公桌，由何塞·萨尔加尔坐镇。他会转来转去，分配工作，了解情况，看见花哨的文字，就会大发雷霆。
那天下午，吉列尔莫·卡诺带我在编辑部转了一圈，挨个介绍各位同事，对我的薄脸皮来说，这是场严峻的考验。达里奥·包蒂斯塔谁也不看，雷鸣般吼了声“天才驾到！”，吓得我舌头打结，膝盖发软。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面朝所有人伸出手臂，表演般画半个圈，说出一句一点儿也不幽默但发自内心的话：
“愿为大家效劳。”
嘘声四起，让我后怕至今，但我随即在大家的拥抱和欢迎声中松了口气。从那一刻起，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这个由一群宽厚的猛虎组成的集体中，友谊和合作精神从未动摇过。需要任何资料，哪怕再不起眼，只要知会相关记者，永远有求必应。
吉列尔莫·卡诺给我上了第一节重要的新闻课，全体记者都在场。一天下午，波哥大突降暴雨，雨势惊人，连下了三小时。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上湍急的水流所向披靡，席卷一切，沿斜坡滚滚而下。街上一片狼藉，各种机动车辆和公共交通工具原地瘫痪，成千上万的行人跌跌撞撞地躲进街边楼房，拥挤不堪。在报纸即将付印的时刻目睹这场灾难，我们这些记者震惊不已，纷纷站在窗前，看着凄惨的街景，像淘气受罚的孩子一样不知所措。突然，吉列尔莫·卡诺从浅睡中惊醒，回头面对傻愣着的我们，叫道：
“暴雨就是新闻！”
命令尚未下达，大家已经开始执行。记者们跑回战斗岗位，按照何塞·萨尔加尔的吩咐，打电话搜集资料，分工协作，撰写世纪暴雨的新闻报道。路上全是抛锚的车，救护车和紧急巡逻车无法顺畅行驶。家用排水管堵了，抢险救急的消防员人手不够。城里水库垮坝，好几个街区的居民被强行疏散。还有几个街区的下水道爆了。人行道上挤满了无法自理的老人、病人和窒息的孩子。混乱中，五艘摩托艇——周末钓鱼用的——在受灾最严重的加拉加斯大街上你追我赶，组织救人。何塞·萨尔加尔把这些从现场收集来的消息分配给各位记者，我们对情况进行详细说明，以便推出一期随机应变的特刊。摄影师们来不及脱下湿漉漉的雨衣，就忙着处理新鲜出炉的照片。五点不到，吉列尔莫·卡诺就这场暴雨——波哥大历史上遭遇的灾难性暴雨之一——写出了一篇精彩的综述。雨过天晴时，《观察家报》特刊已经发行，只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
起初，我觉得何塞·萨尔加尔难以相处，但与他共事，我很受启发。他的问题和我正好相反：他希望手下的记者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积极性，而我只希望能跟上趟。报社的其他事务把我牢牢拴住，只有星期天能歇几个小时。萨尔加尔当我是记者，其他人当我是短篇小说作家，让我负责影评、社论和文化报道。不过，从踏上海岸起，我的梦想便是当一名记者，我也知道萨尔加尔是最好的老师。他冲我关上门，也许是希望我自己撞开门，挤进去。我们俩合作愉快，干劲十足。每当我把按照吉列尔莫·卡诺甚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的要求撰写的文稿递交给他时，他总是毫不迟疑地表示赞成，不过套话是免不了的。他会做出费力拔出瓶塞的样子，十分严肃地——比他自认为的还要严肃——对我说：
“要拧断天鹅的脖子。”
他从不咄咄逼人，相反，为人谦和，久经考验，凭实力步步高升，从十四岁给印刷室送咖啡一直做到国内最专业、最权威的主编。我知道，哥伦比亚缺乏有力度的记者，我若是把时间浪费在耍花招和抒情感怀上，他不会原谅我。另一方面，我认为，在报刊文章中，专题报道最能反映日常生活。但如今我明白了，正是由于我们俩固执己见，各执一词，才更好地激发了我去实现埋在心底的记者梦。
机会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九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将我拦截，当时我刚从波哥大模范监狱探完朋友出来。荷枪实弹的军人在第七大道上将一群学生团团围住，距六年前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遇刺的拐角只有两个街区。前一天，哥伦比亚即将派往朝鲜战场的军队操练时打死了一名学生，引发了示威游行。平民和军政府之间发生街头冲突，这是第一次。从我所在的位置，只能听见想继续行进到总统府的学生和阻止他们的士兵之间的吵嚷声。人群中听不清他们在吵些什么，但人人都能感觉到局势紧张。突然，没有任何警告，嗒嗒嗒一梭子弹，紧接着又是两梭，几名学生和行人当场死亡。想把伤者送往医院的幸存者被枪托打得落荒而逃。军队疏散了人群，封锁了街道。在逃窜的人群中，有几秒钟，我再次感受到四月九日的恐惧，而且是在同样的时辰与地点。
回报社一路上坡，我几乎狂奔了三个街区，编辑部里忙碌不堪，正在做战斗的准备。我结结巴巴地把屠杀现场的情况说给大家听，可是某位知之甚少的记者已经在写第一篇报道，涉及九名死亡学生的身份和伤者在医院的情况。我是唯一的目击者，原以为他们会让我描述屠杀现场。可是，吉列尔莫·卡诺与何塞·萨尔加尔一致认为要写集体报道，化整为零，最后由责编费利佩·冈萨雷斯·托莱多统稿。
“您放心，”费利佩见我失望，有些担心，“不署名，读者也知道这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尤利西斯”安慰我，说我要撰写的社论将是最重要的部分，关于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话没错，可这种社论最敏感，最容易惹祸上身，得由高层若干人执笔完成。这是一堂生动的团队合作课，可我还是感到气馁。军政府和自由派新闻界的蜜月到此结束。蜜月开始于八个月前，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执政，结束了连续两届保守派政府的血腥屠杀，使国家松了口气，却在那天走到尽头。对于梦想成为新闻记者的我来说，这也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不久，报上登了一张照片：男孩，身份不明，尸体无人认领，地点在法医学院圆形剧场。我觉得他就是几天前登报寻找的那个失踪男孩，使拿去给法制版记者费利佩·冈萨雷斯·托莱多看。他打电话给失踪男孩的母亲，得知孩子还没找到。接下来又是终生难忘的一课。失踪男孩的母亲在圆形剧场的门厅等费利佩和我。她看上去那么矮小、那么可怜，我拼命希望死者不是她的孩子。地下室又长又冷，灯光刺眼，并排放着二十多张桌子，石碑似的尸体上盖着脏兮兮的单子。我们三个跟着看守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走到倒数第二张桌子前停下。单子的底部边缘露出两只可怜的小鞋底，鞋后跟磨得很旧。母亲认了出来，脸唰一下白透了。她提着最后一口气，等看守如斗牛士般掀开单子。孩子约莫九岁，圆睁着眼，穿着几天前在路边沟里被找到时穿的衣服。那位母亲惨叫一声，瘫倒在地。费利佩扶她起来，低声安抚她。我扪心自问：这是我梦想中的职业吗？爱德华多·萨拉梅亚断言不是。他认为，尽管罪案报道深入人心，但对专业人士要求很高：性格要坚强，心脏要强大。此类报道，我再未涉足。
形势所迫，我转写影评。我没想到会干这个，但是，有阿拉卡塔卡堂安东尼奥·达孔特的奥林匹亚影院和阿尔瓦罗·塞佩达流动课堂打下的基础，我写的影评比哥伦比亚当年常见的要更加实用。德国人埃内斯托·福尔克宁战后定居波哥大，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兼文学批评家，在国家电台针对专家级听众评论刚上映的电影。路易斯·维森斯是西班牙内战后定居波哥大的加泰罗尼亚书商，周围也有出类拔萃但只是偶尔一评的影评家。他在画家恩里克·格劳、评论家埃尔南多·萨尔塞多和记者格罗里亚·巴伦西亚·德卡斯塔尼奥·卡斯蒂略的大力支持下，创建了第一个电影俱乐部，其中，格罗里亚拥有一号会员证。动作片和悲情片在国内广受欢迎，但高质量的影片仍旧小众，受过良好教育的电影爱好者才会欣赏。放映商不愿冒险，对只能上映三天的片子越来越谨慎。想从芸芸众生中争取到新观众，需要循循善诱、悉心引导，既要让观众接受高质量影片，又要帮助心动的放映商获得相应的财力支持。最大的障碍在于放映商们叫嚣：要是报纸刊登负面评论，他们就撤广告，而对报社而言，广告收入十分可观。《观察家报》是第一家甘冒风险刊登影评的报纸，报社把评论刚上映影片的任务交给了我，评论无须专业艰深，更像面向影迷的启蒙读物。大家一致决定，以防万一，不许用记者优惠券，必须在窗口购票入场。
头几条影评让放映商们放了心，评的都是优秀法国片：讲述伟大音乐家一生的《普契尼》、歌唱家格蕾丝·摩尔的动人故事《这就是爱》、朱利恩·杜维威尔执导的无伤大雅的喜剧片《恩里克塔的聚会》等，离开剧院时遇到的放映商都对影评表示满意。阿尔瓦罗·塞佩达得知我有此壮举，清晨六点从巴兰基亚打来电话。
“该死，不经我允许，您居然敢去评论电影！”他在电话那头笑得直哆嗦，对我嚷嚷道，“您对电影了解多少？！”
后来，他常为我出谋划策，尽管他从不认同我们并非教授而只是引导非专业普通观众的观点。和放映商之间的蜜月没有开始想象的那么甜，面对纯商业电影时，连最善解人意的放映商也会抱怨报纸不留情面。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和吉列尔莫·卡诺只能随机应变，接电话时故意转移话题。四月底，一位放映商挑头，给我们写了封公开信，说我们吓唬观众，有损其利益。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开信的作者不懂“吓唬”的含义，可我觉得败局已定：报社面临发展危机，堂加夫列尔·卡诺不可能单纯出于审美意愿而舍弃电影广告。接到公开信那天，他和所有儿子以及“尤利西斯”召开紧急会议，我以为影评栏目就此“剧终”。谁知会议结束，堂加夫列尔从我桌前经过时没有明说，而是摆出长者的姿态，淘气地说道：
“放心吧，小加夫列尔。”
第二天，“日复一日”刊登了由吉列尔莫·卡诺执笔的致放映商的回信。他故意写得很学术，结尾明确表态：“报纸刊登严肃、负责的影评未曾吓唬观众，更未损害他人利益。其他国家的影评也是如此，我们只是打破了好坏不分、只褒不贬的窠臼。”我们的回信不止这一封。影院人员泣血抗议，读者晕头转向，来信观点不一。然而，说什么也没用，栏目得到保留，直到哥伦比亚影评不再独此一家，成为报纸和电台的常设栏目。
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发表了七十五篇影评——应该把观影时间也纳入考虑；六百多篇社评，三天一篇署名或不署名的报道，至少八十篇署名或不署名的专题文章。文学作品发表在《观察家报》周日增刊上，包含好几个短篇和《“蛇村”》系列（由于杂志《灯》的内部矛盾，没有登完）。
平生第一回取得成就，可惜我没有时间享用其成果。租的公寓带家具，包洗衣，卧室加卫生间，有电话，能在床上吃早餐，透过大窗看到的世上最凄惨的城市永远飘着细雨。可我只在睡觉的时候回去，睡前读一小时书，凌晨三点入眠，睡到早上电台播报新闻，指引我了解新一天的现实。
第一回有了自己固定的居所，却连好好琢磨它的时间都没有，这使我感到不安和烦乱。我太忙了，顾不上过日子，唯一的大额支出是每到月底按时给家里送去的“救生艇”。今天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私生活。也许是因为在我的内心，加勒比地区母亲们的想法根深蒂固：波哥大女人勾搭沿海男人，不为爱情，只为实现她们傍海而居的梦想。但是，往我在波哥大的第一套单身公寓里带女人其实并没有风险。我问门房，是否允许女友半夜来访，他的回答充满智慧：
“不允许，先生。但不该看的，我从来不看。”
七月底，何塞·萨尔加尔没打招呼，突然站在我面前。我正在写一篇社论，他不说话，看了我好半天。我一句话写到半截，好奇地问：
“出什么事了？”
他眼都没眨一下，拿着他的红色铅笔玩着看不见的击柱游戏，露出魔鬼般的笑容，其意图显而易见。他不问自答，说不让我写第七大道上屠杀学生的报道，是因为那篇对新手而言有难度。但是，如果我能接受他的大胆建议——只是明说，不是激将——他愿意冒险给我发记者证：
“为什么不去趟麦德林，告诉我们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这话有点儿难懂，他说的是两个多星期前发生的事情，难免让人对这条新闻的新鲜度产生怀疑。七月十二日上午，麦德林东部陡峭的半月地区发生山体滑坡。报道骇人，政府无序，受灾群众惊恐万状，管理协调、慈善援助一片混乱，真相至今不明。萨尔加尔不是让我能查到哪儿就查到哪儿，而是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实地查清来龙去脉。从他的说话方式可以看出，他终于不再掣肘，为我松绑。
当时，全世界对麦德林的了解仅限于卡洛斯·加德尔在此遭遇空难，葬身火海。然而在我心里，那里是大作家和大诗人的故乡，梅塞德斯·巴尔恰从那年起就读于麦德林圣母学校。新任务让我血脉贲张，山体滑坡究竟如何，我一定能还原真相。上午十一点飞抵麦德林时遇上了暴风雨，吓得我魂飞魄散，差点儿以为自己也会随山体滑坡坠入深渊。
我只带了两天的换洗衣服和一条应急用的领带，把行李放在努蒂巴拉酒店后就上街去了。暴风雨刚刚过去，城市一片安宁。阿尔瓦罗·穆蒂斯为了缓解我的飞行恐惧，送我过来，还提供了当地的一些人脉。然而，糟糕的是，我完全不知该如何查起。雨过天晴，阳光灿烂，街上水光点点，我信步游走。一小时后，又下起了太阳雨，我只好躲进碰到的第一家商店。接着，我的胸膛里涌动起第一阵惊慌，我试图用外公在战场上的神奇方子压制，然而最终，对恐惧的恐惧击垮了我的斗志。我意识到自己既完不成任务，又没勇气坦白。最明智的做法该是给吉列尔莫·卡诺写封感谢信，然后回巴兰基亚，过回六个月前的快活日子。
走出地狱，我一身轻松，打车回酒店。午间新闻播报员扯着嗓子长篇大论，仿佛山体滑坡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司机咆哮着，控诉政府不作为，对受灾群众救助不力，不知怎的，他的义愤填膺使我感到心虚。天又放晴了，贝里奥公园里鲜花盛开，空气清新，香气扑鼻。突然，不知为何，我脑海中冒出个疯狂的想法。
“咱们这样，”我对司机说，“回酒店前，带我去山体滑坡那儿看一眼。”
“没什么好看的，”他说，“只有点燃的蜡烛和小十字架，用来祭奠那些没能挖出来的人。”
我这才了解到，遇难者和幸存者来自全城各地，幸存者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想在第一次山体滑坡后参加救援，就在事故地点挤满了好奇者的时候，发生了另一起山体滑坡，酿成更大的悲剧。因此，只有逃过连续山体滑坡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才能说出所以然，而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另一端。
“明白了，”我尽量不让声音发抖，吩咐司机，“带我去见幸存者。”
出租车当街掉头，箭一般背道而驰。司机保持沉默，不仅因为车速快，还因为他想让我相信他言之有理。
最初的线索来自两个男孩，一个八岁，一个十一岁。七月十二日，星期二，早上七点，他们俩出门砍柴。刚走出一百多米，他们突然听见山坡上土石俱下，呼啸着飞奔而来。他们侥幸逃脱。房子被埋，里面有妈妈、三个妹妹和刚出生的弟弟。只有刚出门的他们和爸爸活了下来，后者一早出门上班，去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运沙。
滑坡地点是片不毛之地，不宜居住，位于麦德林至里奥内格罗公路旁。早上八点，没什么人在家，没有造成更多伤亡。电台新闻夸大其词，描绘出血流成河的场面，紧急呼吁市民前往救助，导致第一批志愿者到得比消防队员还早。中午又发生了两起山体滑坡，虽无人员伤亡，市民却更加恐慌，地方电台现场直播。附近地区的居民全来了；听到电台的紧急呼吁，从全城各地赶来了不少好奇的市民；城际长途汽车上的乘客也纷纷下车，名为帮忙，实则添乱。早上只有几个人，多次山体滑坡后，却聚集了三百多人。傍晚，自愿前来的市民人数已经超过两千，全都在七手八脚地救助幸存者，人头攒动，挤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下午六点，密集的人群处于无序状态，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发生了另一起特大山体滑坡，六十万立方米的土石滚滚而下，遇难人数之多，就像滑坡发生在麦德林贝里奥公园一样。灾难转瞬即至，分管公共事业的市政秘书哈维尔·莫拉博士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只来不及逃脱的兔子。
两周后，我来到现场。只挖出七十四具尸体，许多幸存者已经脱离危险。大部分人不是山体滑坡的受害者，而是受害于鲁莽和无序的团结。跟地震时一样，有些麻烦缠身的人趁机脚底抹油，以躲避债务或另寻新欢，其数量无法统计。然而，不幸中也有万幸。事后调查显示：从第一天实施救援起，另一块土石也在摇摇欲坠，如果坠下，会造成五十万立方米的山体滑坡。超过十五天后，在恢复平静的幸存者的帮助下，我得以重塑这个故事，而这在灾难发生的彼时彼刻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真实情况太过粗劣和棘手。
我要在乱七八糟的猜测中理出头绪，还原真相，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将这起人为灾难原原本本地写下来，不掺杂任何政治或感情色彩。阿尔瓦罗·穆蒂斯为我指了条明路，让我去找时事评论员塞西莉亚·沃伦，整理从事发地点带回的资料。专题报道连载三期，至少让大家重新关注到这条发生在两周前、已被遗忘的新闻，也终于理清了这起一团乱麻的悲剧。
然而，有关那些日子最美好的回忆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差点儿做了什么。调查期间我小歇过几回，其中一回意外遇见巴兰基亚老友奥兰多·里维拉（绰号“小人物”）。他有个疯狂的想法。几个月前，他定居麦德林，和索尔·圣玛利亚结婚，生活幸福。修女出身的索尔颇具魅力，思想开放，在修道院里度过了七年封闭、贫穷、顺从、禁欲的日子后，在“小人物”的帮助下还俗。一天，他酒后吐真言，说他们夫妇有个很棒的计划，可以把梅塞德斯·巴尔恰弄出寄宿学校。他的一位朋友是堂区神父，乐于成人之美，随时准备着为我们主持婚礼。当然，要梅塞德斯同意才行，可惜她在高墙之内，无从询问。事到如今，我很后悔，恨自己当年没有勇气做出如此浪漫的事。五十多年后，梅塞德斯阅读本书书稿时，才得知曾经有这样一个计划。
后来，我又见过“小人物”几次。一九六〇年狂欢节，他扮成古巴老虎，游行结束，乘花车回位于巴拉诺阿的家时，不慎滑落，在废墟遍地、垃圾成山的路面上摔断了脖子。
我去麦德林调查山体滑坡灾害的次日晚上，《哥伦比亚人》日报社比我年轻的两位记者在酒店等我，想做个访谈，聊一聊我到那时为止发表的短篇。他们费尽口舌才说服我。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对访谈始终抱有成见——也许很没道理。我所理解的访谈是一系列问答，其间双方各尽所能，让对话富于启发性。我在两家报社干过，向来不喜欢访谈，在《纪事》周刊工作时，甚至试图以这种成见影响撰稿人。但我却为《哥伦比亚人》第一次松口，其诚恳度具有毁灭性。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我跑遍半个世界，接受过无数访谈，依然对访谈的效用心存疑虑，无论是提问还是回答。绝大多数我推不掉的访谈，无论聊什么话题，都应被当作我的虚构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不过是有关我的生活的幻想。另一方面，我认为它们的价值无法估量，不是出版价值，而是可以用作专题报道的素材，在我心中，从事世上最好的职业，最好的体裁即为专题报道。
不管怎么说，日子不好过。以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为首的政府与新闻界和大部分舆论公开为敌，九月更是变本加厉，决定取消位置偏远、被人遗忘的乔科省，分给临近三个富裕省份：安蒂奥基亚省、卡尔达斯省和考卡山谷省。从麦德林到乔科省省会基布多只有一条单车道公路，路况极糟，一百六十公里，要行驶二十多个小时。如今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我们只能在编辑部眼睁睁地看着政府通过法令，反对媒体自由，肆意将乔科省大卸三块。第三天，《观察家报》驻基布多资深记者普里莫·格雷罗发来报道，说人民扶老携幼，全家出动，占领了中心广场，不分昼夜静坐示威，誓要熬到政府收回成命。第一组照片是母亲抱着孩子抗议，随着时间的流逝，露宿街头的民众疲惫不堪，士气越来越低落。除了新闻报道，我们每天还刊登社论，或居住在波哥大的乔科籍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声明。可是，政府似乎铁了心，不予理睬。过了几天，何塞·萨尔加尔拿着他的木偶铅笔走到我桌边，建议我跑一趟，查个究竟。我想说“不”，麦德林那篇报道好歹让我有了些底气，可是底气终究不足。吉列尔莫·卡诺背对着我们，正在写东西，头也不回地叫道：
“去吧，加博！您不是想看海地女人吗？乔科省的女人更美。”
于是，我去了乔科省，两眼一抹黑，不知该如何报道一场非暴力抗议活动。摄影师吉列尔莫·桑切斯随行。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在我耳边一个劲地唠叨，让我跟他去做战地记者。我听烦了，对他嚷嚷过：
“妈的，哪儿的战争？”
“加博，别装糊涂。”他一语道破真相，“我整天听您说这个国家自独立后一直在打仗。”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早晨，吉列尔莫·桑切斯全副武装，浑身上下挂满了相机和背包出现在编辑部，不像摄影记者，倒像出征的战士，准备和我去报道一场无声的战争。还没出波哥大，首先让我们惊讶的是：从废弃的二级机场登机飞往乔科省，机场里尽是报废的卡车和生锈的飞机。我们乘坐的那架奇迹般地还能用，是二战时期经典的卡塔琳娜两栖战机，被一家民营公司改装成货机，没有座位。机舱黑，窗户小，玻璃脏，装的全是一包包做扫帚的纤维，只有我们两名乘客。副驾驶穿着衬衫，像电影里的飞行员那样年轻英俊。他叫我们坐在货包上，舒服一些。他没认出我，但我知道，他曾是卡塔赫纳马图拉俱乐部里一名出色的棒球运动员。
起飞很恐怖，对吉列尔莫·桑切斯这种总坐飞机的人而言也不例外。马达雷鸣般轰隆作响，机身发出废金属的哐啷声。不过，一旦飞上明媚的蓝天，飞机就像老兵般勇敢地滑翔。飞过麦德林地界，两山之间苍莽的热带雨林上方正在下一场瓢泼大雨，我们只能穿行而过。估计很少有人有过类似经历：雨透过机身上的裂缝下到了舱内。副驾驶朋友跳过扫帚堆，给我们拿来当天的报纸，让我们举起来当伞用。我拿报纸蒙住脸，不为挡雨，而是因为吓哭了，不想让人看见。
大难不死地飞了两小时后，飞机向左翼倾斜，以攻击状态从密林上方下降，在基布多中心广场上空试探性地绕了两圈。吉列尔莫·桑切斯打算航拍露宿广场、疲惫不堪的示威群众，却发现广场上空寂无人。破破烂烂的两栖战机又绕了一圈，确认宁静的阿特拉托河上无任何活的或死的障碍物，于昏昏欲睡的中午顺利降落在水面上。
教堂打着木板补丁，水泥凳上沾满鸟屎，一头没有主人的骡子在嘎吱嚼着一棵庞然大树的树枝。中心广场灰蒙蒙、孤零零的，只有这些生命迹象，好似非洲国家的省会城市。我们的初衷是赶紧拍些示威群众的照片，让飞机带回波哥大，再去找些第一手资料，发电报回去，次日见报。可是，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什么也没发生。
我们走过河边长长的街道，没人看见我们。午饭时间，商铺关门，住宅带木质阳台，屋顶生锈。布景完美，只是无戏上演。我们的好同事、《观察家报》记者普里莫·格雷罗正在家中树荫下，躺在春季折叠椅上懒洋洋地午睡，仿佛围绕着他的寂静是坟墓里才有的安宁。他向我们坦言自己为何如此慵懒时，说得非常客观。在最初几天的示威之后，找不到新鲜话题，紧绷的神经便放松了。有人以戏剧性的技巧进行了全城总动员，他拍了些照片，因为缺乏可信度，没有见报；之后，人们纷纷发表爱国主义演说，确实震惊全国，但政府不为所动。普里莫·格雷罗做了些道德变通——或许连上帝都会原谅——不断用电报发出新闻稿，让抗议活动在报纸上继续。
三言两语就能道清我的困境：千辛万苦跑一趟，可不能空手而归。我们手里握有各种办法，能弄假成真，帮当地人达到目的。普里莫·格雷罗建议再拍一次示威游行的场面，谁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路易斯·A．卡诺上尉很有兴趣跟我们合作，他是新任省长，前任省长负气辞职了。他果断下令，让飞机晚点起飞，好让《观察家报》及时收到吉列尔莫·桑切斯新拍的照片。就这样，为势所迫而编造出来的新闻被各地报纸、电台无限放大，成为唯一的“真相”。军政府得知后，也想挽回颜面。当晚，乔科籍政治家们——有些在国家部门很有影响力——动员起来，两天后，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宣布收回成命，乔科省无须一分为三，划给邻省。
吉列尔莫·桑切斯和我没有立即回波哥大，而是请报社允许我们深入乔科省腹地，全面了解那片神奇的王国。销声匿迹十天后，晒得黝黑、疲惫不堪的我们回到编辑部，何塞·萨尔加尔用他惯有的方式盛情迎接了我们。
“两位知不知道，”他问得笃定，“乔科省的新闻是哪天落下帷幕的？”
这一问，让我第一次面对新闻界无情的现实。确实，总统下令不拆分乔科省后，便再也没人关心这个省了。炒冷饭，有人吃吗？我想冒险试试，得到何塞·萨尔加尔的支持。
我们想用四篇长文报道告诉读者：哥伦比亚境内有一片不为人知、不可思议、充满神奇的土地。热带雨林鲜花盛开，瓢泼大雨绵绵不绝，一切都像是日常生活之不可想象的版本。这里河道密集，波涛汹涌，形成天然路障，可整个地区只有一座桥。我们在原始森林里找到了一条七十五公里长的公路，这条公路耗资巨大，原本是用来连接伊斯特米纳和尤托的，谁知建筑商和两个市长闹别扭，作为报复，建成后的公路两头不到。
在内地的一个村子，邮递员请我们把六个月的邮件带给伊斯特米纳的同事。一盒国产香烟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售价三十生太伏，可要是每周送一次货的小飞机耽误了，烟价会逐日上涨，涨到外国烟比国产烟便宜，当地居民被逼无奈抽外国烟。一袋米比原产地贵十五比索，因为米是骡子战战兢兢沿着山坡，穿越八十公里的原始森林驮来的。在最穷的村子里，男人们在河里捉鱼，女人们在河里淘黄金和铂金，周六卖给流动商贩，十二条鱼加四克铂金，才卖三比索。
这一切发生在一片求知欲旺盛的地区。可是，学校稀少，分布不均，每天上学、放学需徒步或乘独木舟往返好几西班牙里。有些人满为患，同一所学校，周一、周三、周五为男校，周二、周四、周六为女校。条件差，反倒更民主。洗衣妇的儿子几乎食不果腹，却能与市长的儿子同校就读。
很少哥伦比亚人知道，在乔科省热带雨林腹地，有座城市可跻身全国最现代的城市之一，名叫安达戈雅，位于圣胡安河与孔多托河交汇处，有完善的电话网和可供轮船、汽艇停泊的码头。城内有美丽的林荫道；房子小而清爽，栅栏围出大片空地，门前的木台阶优雅地躺在草坪上。市中心有家赌场，内设夜总会式餐厅；有家酒吧，在那里能喝到各种名酒，价格比全国其他地方都低。居民来自世界各地，由乔科省太平洋海岸地方主管全权管理，乐不思乡，过得比在家乡还要安逸。现实生活中，安达戈雅是外国私人领地，挖泥船在史前河流里淘出黄金和铂金，用私船经圣胡安河河口运到海外，无人把守。
这就是我们想给哥伦比亚人展示的乔科省，却没有引起丝毫反响。新闻一旦变成旧闻，一切回归原位，乔科省依然是被全国遗忘的角落。原因明摆着：哥伦比亚自古以来靠巴拿马这根脐带与世界相连，是典型的加勒比国家，脐带被强行剪断后，对照现有条件，被迫成为如今的安第斯山国家，两大洋之间的运河不再属于我们，已属于美利坚合众国。
要不是周五下午能放下工作、一身轻松地去对面大陆酒店的酒吧一聚，玩到天亮，编辑部一周的快节奏会要了我的命。爱德华多·萨拉梅亚称之为“文化星期五”，只有这时，我才有机会与他交谈，不错过环球文学动态。萨拉梅亚阅读量惊人，消息亦十分灵通。聚谈会上大家纵情饮酒，后果无法预知。能熬到天亮的，除了“尤利西斯”的两三位老友，就是我们这帮不惧拧断天鹅脖子的记者。
我一直纳闷，萨拉梅亚从不对我的社论发表任何意见，尽管很多篇的灵感都源自于他。然而，每逢“文化星期五”，他会畅所欲言。他坦言他并不赞同我在社论中表述的许多观点，还会给我其他角度的启示，口气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同行探讨。
在电影俱乐部做完事，我们常会半夜三更去路易斯·维森斯和妻子南希的公寓聚会，那儿离《观察家报》只有几个街区。男主人曾是巴黎《法国电影》杂志主编马尔塞·科林·雷瓦尔的合作者，欧战爆发后，放弃了电影梦，来哥伦比亚做了书商；女主人擅于化腐朽为神奇，能在四人餐厅安排十二人就座。他们是一九三七年刚到波哥大时在朋友家吃饭认识的。当时，只有南希身边还有空座，当她看到最后一位客人——满头白发，晒得黝黑——穿着登山皮衣进来时，不禁毛骨悚然。“运气真背！”她对自己说，“居然要坐在这个波兰人旁边，他估计连西班牙语都不会。”语言问题差点儿被她不幸言中，刚到的这位说的是半生不熟的加泰罗尼亚语，还夹杂着一些法语，而她是博亚卡人，脾气暴躁，口无遮拦。然而，初次互致问候后，两人便心意相通，决定白头偕老。
看完刚上映的大片，我们会临时去他们那儿聚聚。公寓里塞满了各种艺术品，哥伦比亚新锐画家的作品到处都是，再多一幅也挂不下，有些后来还成为世界名画。客人都是精挑细选的文艺界精英，“巴兰基亚文学小组”的成员偶尔也会来。发表第一篇影评后，我就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临近半夜，我从报社步行三个街区前来，逼他们陪我熬夜。南希厨艺精湛，好当媒婆，故意安排过好几顿饭局，介绍我认识艺术界自由、可人的姑娘。我跟她说，我真正的志向不是当作家，也不是当记者，而是当个不屈不挠的单身汉。她说我都二十八岁了，这么说不可原谅。
满世界跑的阿尔瓦罗·穆蒂斯，抽空隆重将我引入文化界。他在哥伦比亚埃索石油公司任公关部主管，利用职务之便，在最贵的餐厅设宴，盛邀文艺界真正的重量级人物，常有来自其他城市的客人。诗人豪尔赫·盖坦·杜兰一心想办一本了不起的文学杂志，需要大笔资金。阿尔瓦罗·穆蒂斯以推动文化的名义提供赞助，问题迎刃而解。阿尔瓦罗·卡斯塔尼奥·卡斯蒂略和妻子格罗里亚·巴伦西亚自多年前起就想创办一家公众电台，只做优秀的音乐类和文化类节目。大家都嘲笑他们，认为该计划不切实际，只有阿尔瓦罗·穆蒂斯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就这样，他们用一台当年最小功率的五百瓦发射机创办了“波哥大世界”电台。当年，哥伦比亚还没有电视，格罗里亚·巴伦西亚神奇地用电台做了一档抽象的时装秀节目。
那段日子忙得我喘不过气来，只有星期天下午才能在阿尔瓦罗·穆蒂斯家休息一会儿。他用那些缓慢的下午教我不论阶级、不带成见地欣赏音乐。我们躺在地毯上，用心聆听大师，弃绝学术思考。我在国家图书馆偏僻的小音乐厅里萌生的爱好就此起步，终生难忘。如今，我听过所有能听到的音乐，最多的是浪漫室内乐，被我看作所有艺术形式的顶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间，我在墨西哥创作《百年孤独》时只有两张唱片，反复听，都听坏了，它们是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和披头士乐队的《一夜狂欢》。后来在巴塞罗那，我终于拥有了几乎所有想要的唱片，用字母分类似乎过于老套，于是我决定按个人习惯，用乐器排序：大提琴是我的最爱，从维瓦尔第到勃拉姆斯；小提琴，从科雷利到勋伯格；古钢琴和钢琴，从巴赫到巴托克。直到我发现了一个奇迹：所有声音都是音乐，包括洗碗池里锅碗瓢盆的声音，只要它们能满足幻想，让我们看到生活正往何处去。
可惜我无法边听音乐边写作，因为我会把更多的心思投注在音乐而非写作上。直到今天，我都很少去听音乐会，感觉会跟邻座建立起某种暖昧的亲密之感。然而，时光流逝，好音乐走进家门，我学会了为写作挑选合适的背景音乐。平缓的段落听肖邦的小夜曲，幸福的下午听勃拉姆斯的六重奏。另一方面，自从脑子里冒出个怪念头，认为莫扎特并不存在，优秀的莫扎特是贝多芬，蹩脚的莫扎特是海顿，我便多年不听莫扎特。
这些年写回忆录，我再创奇迹：无论听什么类型的音乐都不会干扰我写作。也许还有其他潜力有待我去发掘：两位非常年轻、非常勤奋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家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惊喜。他们发现我的第六本小说《族长的秋天》和贝拉·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在创作这本小说时，确实反反复复地听过它，它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十分特别、有点儿奇异的情绪。但我从未想到，它对我的影响竟然渗入我的文字。不知怎的，瑞典文学院得知了这个小秘密，在为我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背景音乐用的就是这首曲子。当然，我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感谢。但是，如果事先问我——我对他们和贝拉·巴托克怀有万分的感激和敬意——我更希望听到儿时节日上“好汉弗朗西斯科”那自然流动的浪漫乐曲。
那些年，哥伦比亚所有的文化项目、要写的书、要画的画最初都到过穆蒂斯的办公室。我见过他和一位年轻的画家交谈，那位画家要去欧洲游学，万事俱备，只欠资金。不等他说完，阿尔瓦罗就从办公桌里拿出那个神奇的文件夹，说：
“给您机票。”
他为人解燃眉之急，却从不张扬，似乎理所应当，对此我钦佩不已。因而，我时常扪心自问：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哥伦比亚作家–艺术家协会秘书奥斯卡·德尔加多建议我参加即将宣布大奖空缺的全国短篇小说大赛是否和他有关。他说话的方式令人不快，以致那个提议都显得有些失礼。有人无意中听见，向我解释说在我们国家，文学大赛不过是社会哑剧，不知道这一点就当不了作家，还毫无恶意地添了句：“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他压根没想到，此语让我一直提防着另一项重大决定——二十七年后，这项决定让我措手不及。
短篇小说大赛的评委有：埃尔南多·特列斯、胡安·洛萨诺–洛萨诺、佩德罗·戈麦斯·巴尔德拉马，以及其他三位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我把道德和经济问题抛在脑后，只花了一个晚上，把《周六后的一天》最后修改了一遍，它是我在巴兰基亚《民族报》办公室突发灵感写下的。我认为，在抽屉里放了一年多后，这个短篇能让颇具慧眼的评委们眼前一亮。果不其然，我拿到了三千比索的大奖。
同一时期，以色列大使馆文化参赞堂萨穆埃尔·里斯曼·鲍姆突然登门，他的造访和短篇小说大赛没有任何关系：他刚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出版了莱昂德·格雷夫大师的诗集《杂诗第五本》。书品相体面，有关他本人也全是正面新闻。于是，我把大改后的《枯枝败叶》交给他，然后向他告别，许诺以后再谈，尤其是钱的问题，当然，到最后，唯一从未谈及的就是钱。塞西莉亚·波拉斯根据我所描述的孩子的形象，设计了全新封面，也没拿到报酬。印制彩色封面的铜版纸由《观察家报》图像印刷室免费赠送。
五个月后才有了消息。波哥大西帕出版社——从来没听说过——打电话到报社，通知我书印了四千册，等待发行，但他们找不到里斯曼·鲍姆，不知该如何是好。连报社记者也找不到他，这人至今杳无音讯。“尤利西斯”建议出版社把书卖给书店，条件是报纸负责宣传。他亲自执笔写了一篇书讯，令我至今感激不尽。评论界对书大加赞赏，可大部分书本都积压在了库房，没人统计销售数量，我也没拿到一分钱稿费。
四年后，哥伦比亚文化基础图书馆馆长爱德华多·卡瓦列罗·卡尔德隆将《枯枝败叶》收入一套口袋丛书，在波哥大和其他城市的街头销售。稿费不多，但会按时支付。那是我拿到的第一笔稿费，对我而言意义非凡。这一版有几处改动，我认为并非出自我之手；在之后的版本中，我也没有刻意删去。差不多十三年后，《百年孤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发行，途经哥伦比亚时，我在波哥大街头书摊看见多本首版《枯枝败叶》，每本一比索。我能拿多少，就买了多少；此后，这版又在拉丁美洲各大书店出现过，被当作古董书卖。两年前，一家英国古董书店出售了一本有我亲笔签名的首版《百年孤独》，售价三千美元。
这些事丝毫没有让我分心，我坚持不懈地经受着新闻业的磨砺。系列报道初获成功，迫使我们去找素材，以飨“欲壑难填”的读者。每天都很紧张，让人几乎坚持不住，找素材、定主题、落笔，还要始终抵御杜撰的诱惑。在《观察家报》，不存在疑问：素材就是真相，是唯一真相，不能歪曲。这使我们成天处于不堪承受的紧张状态。何塞·萨尔加尔和我后来紧张惯了，连星期天休息也不让自己放松下来。
一九五六年，教皇庇护十二世打嗝不止，奄奄一息。记得萨默塞特·毛姆写过一个著名的短篇《铁行轮船公司》，主人公在印度洋航行期间老是打嗝，用了各种土法偏方，五天后还是送了命。不过，当时我应该还没读过那个短篇。由于报纸随时准备出特刊，报道教皇升天的消息，周末我们不敢跑太远，只能去附近草原上的村子里转转。我主张将特刊提前做好，预留出悼文的版面即可。两年后，我出任驻罗马记者，教皇打嗝依然没有下文。
报纸的另一个无法抗拒的问题是：只关注轰动性话题，片面追求读者数量，而我的想法很朴素：应该兼顾用心思考的读者。在我找到的屈指可数的话题中，我记得其中一个简单的故事，是我在有轨电车上看见的。第八大道567号是幢美丽的殖民时期建筑，门口挂着一块自我贬损的牌子：“国家邮政未投递信件办公室”。我虽没丢过信件，还是决定下车敲门。开门的是主管，他的六名手下办事有条不紊，淹没在锈迹斑斑的常规之中。他们身负浪漫使命：帮助未投递信件寻找收信人。
这是一栋美丽的大房子，灰尘满布，屋顶很高，墙壁斑驳，过道昏暗，走廊里堆满了无人认领的信件。平均每天送来一百封，其中至少有十封贴了邮票，但信封上一片空白，连寄信人的名字都没有。工作人员称之为“隐形人的来信”，不会花力气投递或退回。但是，拆开信件以便寻找线索是官僚部门的硬性规定，没用，却值得称道。
报道只有一篇，题为“邮差敲门千遍”，副标题是“未投递信件之墓”。萨尔加尔读完，对我说：“这只天鹅生下来就是死胎，连脖子都不用拧。”他好歹还是登了，篇幅正好，不多不少。不过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和我一样觉得苦涩和痛心。也许是身为诗人的缘故，罗赫略·埃切维里亚对这篇报道大加赞赏。他说的话令我永生难忘：“这个加博，连火坑都跳。”
灰心丧气的我自作主张——没告诉萨尔加尔——决定替一封引起我特别关注的信寻找收信人。信是从阿古瓦·德迪奥斯麻风病医院寄出的，寄给“一位每天在拉斯阿古瓦教堂望五点钟弥撒的戴孝女人”。我去找堂区神父和他的助手打听，没有结果，又花了几周时间去向常望五点钟弥撒的人打听，还是没有结果。每天去望弥撒的女人有三个，年纪都很大，总是一身黑衣，但没有一个跟阿古瓦·德迪奥斯麻风病医院有关系。过了好久，我才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不仅因为想做善事没做成，自尊心受伤，还因为我坚信，戴孝女人的背后一定有动人的故事。
我在专题报道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和“巴兰基亚文学小组”的关系日益密切。他们不常来波哥大，但我遇到难题会随时去电骚扰，尤其是打给赫尔曼·巴尔加斯，他擅于把有关报道的问题解释得通俗易懂。我一有问题就找他们，问题还真不少；我有成绩，他们也会打电话来向我祝贺。阿尔瓦罗·塞佩达好比坐在身边的同事，先调侃两句——文学小组的成员向来如此——之后三言两语便帮我化解难题，每每让我咋舌。文学问题我会请教阿方索·富恩马约尔，他要么举大作家的例子，要么从一肚子墨水中找出几滴给我救急，问题总是迎刃而解。出自他口中的最经典的笑话是：我写了一篇街头小食摊摊主被政府卫生部门驱赶的文章，少个标题，阿方索脱口而出：
“卖食物的人并非死于饥饿。”
衷心感谢，这标题太合适了。我忍不住问他出处，阿方索截住我的话头，提醒道：
“大师，是您写的。”
没错，我在某篇未署名的社论中随手写过，但写完就忘了。这个段子在巴兰基亚的朋友们中间流传多年，我从未能使他们相信这是真事。
阿尔瓦罗·塞佩达一次偶然的波哥大之旅，让我从新闻中抽身了几日。他想拍部电影，而他只想到名字：《蓝色龙虾》。路易斯·维森斯、恩里克·格劳和摄影师内雷奥·洛佩斯居然当真，实在是一开始就搞错了。我一直没参与，直到维森斯把剧本草稿寄给我，让我在阿尔瓦罗的想法的基础上有所增添。我忘了我增添了什么，但我认为故事有趣，且很疯狂，是我们的风格。
每人都多少出了点儿力，贡献最大的是路易斯·维森斯，他把在巴黎学到的那点儿东西全用上了。我当时在赶一篇烦人的报道，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等我抽身出来，电影已经在巴兰基亚开拍。
作品青涩，全凭直觉，而这似乎是最大的亮点，或许也是阿尔瓦罗·塞佩达的保护伞。电影在巴兰基亚私底下放映多回。有一回，意大利导演恩里克·富尔基尼奥尼也观看了。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心太软，竟然说电影很棒。阿尔瓦罗的妻子蒂塔·马诺塔斯凭借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使《蓝色龙虾》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非主流电影节中参展。
有这些事忙着，我们有时会注意不到国内严峻的局势。自从武装部队打着各党派和平共处的旗帜执政以来，哥伦比亚自认为摆脱了游击队。谁都觉得国家有所改观，直到发生了第七大道屠杀学生事件。渴望建功立业的军人们想向记者证明：不同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另一场战争正在上演。我们卷入其中，何塞·萨尔加尔揣着一个可怕的主意走到我桌前，对我说：
“准备准备，去看战场。”
受邀去看战场的记者在不明详情的情况下，于清晨五点准时集合，前往距波哥大一百八十三公里的比利亚里卡村。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会在他经常停留的休息点梅尔加军事基地举办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将在下午五点前结束，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带第一手资料和照片返回。
《时代报》派出了记者拉米罗·安德拉德和摄影师赫尔曼·凯塞多，还有四个我不记得了。《观察家报》派出的是丹尼尔·罗德里格斯和我。有些人穿着户外装，据说可能会在热带雨林里走一段。
我们乘车抵达梅尔加，然后分三架直升机飞越中央山脉崇山峻岭间的无人峡谷。印象最深的是年轻的飞行员小心翼翼地避开某些危险地带；前一天，游击队在此击落一架直升机，击伤另一架。心惊胆战地飞行了十五分钟后，我们降落在比利亚里卡空无一人的大广场上，硝石地面似乎不够结实，难以承受直升机的重量。广场周围的木屋是废弃的商店和无人的住宅，只有一栋刚粉刷过，动乱前，是村里的旅舍。
站在直升机前，能看到许多小山尖，透过沿飞檐漫布的薄雾，唯一一栋房子的锌皮屋顶隐约可见。据随行军官介绍，驻守在那儿的游击队有足够的火力把我们撂倒，我们只能猫着腰，之字形前进，这是基本防护，避免山那边放冷枪。我们跑进旅舍，才发现这里已经改成军营。
一位上校——一副战场装束，有着电影明星般英俊的面容，以及洋溢着智慧的平易近人的态度——不慌不忙地解释说，山里那栋房子中驻扎着游击队先头部队，他们是好几个星期前来的，夜袭了好几回比利亚里卡村。军方确信，看见直升机在广场上降落，他们必会有所企图，士兵已经集结完毕。没想到，挑衅了一个小时，动用了高音喇叭，对面也没动静。上校泄了气，派出一支巡逻队，去查看房子里还有没有人。
气氛有所缓和。记者们走出旅舍，到附近街上转悠，包括广场周边疏于把守的街道。摄影师、我和其他几个人沿着狭窄崎岖的山路往上爬。在第一个拐弯处，草丛里伏着士兵，准备射击。一位军官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让我们回广场，但无人理会。我们想继续往上爬，去发现游击队的先头部队，以便爆出重磅新闻，不枉来这一天。
根本没时间反应。突然间，双方同时发令，密集扫射。我们卧倒在士兵旁，他们对准飞檐上的房子开火。混乱时刻，罗德里格斯不见了，他去找中意的拍摄视角了。交火时间短，强度高，之后一片死寂。
回到广场，我们正好看见巡逻队抬着一具尸体从热带雨林出来，队长非常激动，不许我们拍照。我用眼神寻找罗德里格斯，他在我右手五米处出现了，端好相机，准备拍摄。巡逻队没看见他。那一刻，我紧张得不行，既想冲他嚷嚷，叫他别拍了，万一挨枪子儿怎么办，又出于职业本能，希望他不惜代价，拍到才好。还没来得及细想，只听见巡逻队队长断喝一声：
“不许拍照！”
罗德里格斯不紧不慢地放下相机，来到我身边。巡逻队从近旁经过，我们能闻到活人酸腐的气息，感受到死人的悄然无息。等他们走过，罗德里格斯对我耳语道：
“拍下来了。”
拍下来了，可惜登不了。邀请记者看战场的活动以悲剧收场。士兵受伤两人，游击队至少死亡两人，尸体已被拖回驻地。上校性情大变，语气吓人，简单地通知我们：活动取消，半小时内吃完午饭，立即坐车返回梅尔加，直升机要运送遗体和伤员。双方伤亡人数从未公布。
没人再提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的记者招待会。我们乘六人吉普从他位于梅尔加的住所前经过，后半夜才到波哥大。整个编辑部都在等我们，共和国总统府新闻办公室打过电话，说我们会坐车回来，但是死是活，他们没说。
直至那时，军政府只对波哥大市中心屠杀学生事件进行过新闻审查的干预。上届政府的最后一任审查官受不了记者们的欺骗和捉弄，几乎哭着离开后，编辑部里再无审查官。我们知道新闻办公室始终盯着我们，动不动就会打电话来提个醒，苦口婆心地劝两句。军政府一开始对新闻界彬彬有礼，后来神出鬼没，封锁消息。但仍有一条线索暗自浮现出来：听说——真假不明——托利马省新组建的游击队的队长是个二十二岁的大学毕业生，名叫——同样真假不明——曼努埃尔·马鲁兰达·贝莱斯或“神枪手”佩德罗·安东尼奥·马林。四十多年后，我去军营向马鲁兰达核实，他说当年是不是他，他也忘了。
没办法获得更多消息。从比利亚里卡回来后，我四处寻找，却找不到任何门路。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封锁消息，可恶的比利亚里卡事件彻底被军方掩盖。已经没希望了，突然，何塞·萨尔加尔故作冷静——他从未如此冷静——站在我桌前，给我看一封刚接到的电报。
“你在比利亚里卡没见着的东西在这儿。”他说。
电报上说的是武装部队为了剿灭托利马省的游击队，在无计划、无物资的情况下，从各村庄、各教区撤走儿童酿成的悲剧。孩子们被军队从父母身边带走，没时间登记身份，许多孩子自己也说不清。我们从梅尔加回来后，这出悲剧就拉开了序幕，先是一千两百名成年人被带往托利马各村镇，胡乱安置，任其自生自灭。单纯从后勤考虑，约有三千个大大小小、不同情况的孩子与父母分离，被分散送到全国各地的孤儿院。他们当中，只有三十个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其中有一对只有十三天大的双胞胎。新闻审查严格，行动绝对保密，直到《观察家报》记者从距比利亚里卡一百二十公里的安姆巴莱玛发来电报，提供了初步线索。
五个多小时后，我们在波哥大儿童福利院找到了三百名五岁以下儿童，许多都没有登记，父母不明。艾利·罗德里格斯只有两岁，只知道自己叫什么，其余一概摇头，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为什么来，也不知道父母名字，对于寻找，他们给不出任何线索。唯一的安慰是他可以在福利院生活到十四岁，政府相关部门每月拨给每个孤儿八十生太伏。第一周就跑了十个孩子，他们想扒火车回托利马，我们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
福利院为了方便管理，利于区分，按地区给不少孩子取了姓氏。可孩子太多，彼此相像，自由活动时间跑来跑去，还是无法分辨。特别是最冷的几个月，他们得在过道和楼梯上跑步取暖。福利院之行让我痛心不已，我不得不问自己：在战场上杀死士兵的那些游击队员会给比利亚里卡的孩子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吗？
我们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分几期控诉了后勤部队的胡作非为。审查机关保持沉默，军方采取一贯的托词，回应说“比利亚里卡事件”是共产党反抗军政府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武装部队被迫以战争方式还击。军方声明中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可以直接从素未谋面的共产党总书记希尔韦托·比埃拉处获得第一手资料。
下一步究竟是经报社允许还是个人行为，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试了好几个办法，想跟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了解比利亚里卡的局势，都没成功。主要是因为军政府对地下党展开了空前围剿。我联系了一位共产党朋友，两天后，另一名手表推销商出现在我面前，上门收取我在巴兰基亚尚未付完的分期付款。我有多少付多少，并假装不经意地说：我有急事，想找大领导。他当然回答联系不到，他也不知道谁能联系到。可当天下午，我在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拿起电话，听到一个轻松、悦耳的声音：
“您好，加夫列尔，我是希尔韦托·比埃拉。”
比埃拉是哥伦比亚共产党最杰出的创始人，但直至当时，他既没流亡，也没蹲过监狱。尽管两边电话都有被窃听的风险，他还是把秘密住处的地址告诉了我，让我当天下午去。
他住在六楼的一套公寓里，客厅很小，堆满了政治和文学书籍，另有两间卧室。楼梯又黑又陡，爬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不仅因为楼层高，还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正在一步步地向国家重大机密靠近。比埃拉跟妻子塞西莉亚及刚出生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妻子不在家，他手边就是摇篮，孩子哭闹，他就暂停说话，不慌不忙地摇一摇，摇很久。他跟我聊政治，聊文学，尽管不怎么幽默。很难想象这个秃顶、气色红润、眼神清澈锐利、表述清晰的四十岁男人是国家情报部门的头号通缉犯。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自我在巴兰基亚《民族报》报社买了那块表起，他就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我登在《观察家报》上的报道他都读过，连不署名的社论，他都辨认得出，还能读出言外之意。他也认为，我为国家做贡献的最好方式是继续当记者，不被任何人扯进任何党派。
我刚说明来访目的，他就直入主题。他十分了解比利亚里卡的局势，仿佛一直待在那儿一样。有审查制度在，相关新闻一个字也不能登。不过，他给我提供了重要消息，让我意识到，那只是半个世纪小打小闹后，持久战即将来临的序曲。彼时彼地，他的言论不太像出自他放在床头阅读的马克思，更像出自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因为他涉及的解决办法似乎也不是无产阶级夺权，而是底层大众团结起来，与统治阶级做斗争。那次拜访使我不仅看清了祖国正在发生什么，对局势的理解也更透彻。我如实将情况转告吉列尔莫·卡诺和萨拉梅亚，我没有关闭这扇门，说不定哪天这篇没有完成的报道的结尾就会出现。不用说，比埃拉和我结下了深情厚谊，甚至在开展地下工作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仍跟我保持联系。
另一出成人悲剧在暗中愈演愈烈，直到一九五四年二月，报纸披露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典当勋章换取面包，丑闻才破墙而出。他只是四千多名老兵中的一个，在哥伦比亚难以想象的历史时期，出于偶然应征入伍。当年，农民迫于政府暴力，在枪口下背井离乡，有出路已算幸运。他们涌入城市，城市人口膨胀，生活没有着落。无论社论还是街头，咖啡馆还是家里，哥伦比亚人几乎天天在说：在这个国家，日子没法儿过。对于许多流离失所的农民和无数前途渺茫的年轻人来说，朝鲜战争是一条个人出路。于是，他们一窝蜂地去了那里，没有具体要求，草草体检，跟当年西班牙人涌入美洲时的情形很像。后来，这支杂牌军一点点回国，终于有了个共同身份：老兵。几个老兵打架，屎盆子会扣在所有老兵头上。工作的大门向他们关闭，理由很简单：他们精神失常，没资格工作。另一方面，不计其数的人战死沙场，变成两千磅骨灰被运回国内，凄惨程度无以复加。
典当勋章的报道和十个月前的另一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最后一批老兵带着差不多一百万美金现钞回国，去银行兑换，将哥伦比亚美元对比索的汇率从一比三点三拉低到一比二点九。可是，老兵们越是面对国内现实，声誉就越低。回国前有林林总总的说法：他们能拿特别奖学金，读最有前途的专业；终生享用退伍金；可以去美国定居。现实却大相径庭：回国不久后退伍，口袋里只剩下日本情人的照片，在战场休假时，他们去会日本军妓，那些女人还在军营里等着他们。
老兵的悲剧不可能不让我想起等了一辈子老兵退伍金的外公马尔克斯上校。我甚至认为，这种吝啬是对一名曾浴血奋战，反对保守派霸权的叛军上校的报复。另一方面，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幸存者反抗的是共产主义事业，成就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帝国梦。可回国后，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社会版，却出现在法制版。一名老兵开枪打死了两个无辜百姓，他问法官：“我在朝鲜半岛杀了一百个人，为什么不能在波哥大杀十个？”
和其他老兵罪犯一样，他应征入伍、走上战场时，停战协议早已签署。然而，许多像他那样的人也成为哥伦比亚人酷爱比较男子气概的牺牲品：国民以杀死朝鲜老兵为荣。第一批老兵回国不到三年，至少有十二人死于非命。原因不一，好几个刚回来，就在毫无意义的打架中把命丢了。其中一个因在酒馆的电唱机上不停地放同一首歌而引起口角，被人捅死。士官坎托尔名副其实，爱唱歌，与吉他为伴，回国仅仅几周后，便中弹身亡。另一名在波哥大被捅死的老兵全靠街坊邻居集资，才得以入土。在战场上丢了一只眼和一只手的安赫尔·法比奥·戈艾斯，被三名陌生人杀害，凶手迟迟没有落网。
记得——仿佛近在昨日——我正在写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报道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我立刻听出是玛蒂娜·丰塞卡热情洋溢的声音：
“你好！”
我的心怦怦直跳，扔下写到一半的报道，去街对面的大陆酒店跟她见面。十二年没见，站在酒店门口，我很难从在拥挤的餐厅里吃午饭的众多女人当中认出她来。她扬起手套，跟我打招呼，她的穿着打扮一如既往，颇具个人风格。还是那件大衣，肩膀上搭着褪色的狐皮围巾，戴着猎人帽。岁月开始在她身上刻下深深的痕迹：皮肤皱纹满布、晒得干枯，眼睛失去光泽，整个人未老先衰，缩了一圈。我们俩都意识到十二年对于她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彼此掩饰得很好。初次到巴兰基亚，我四处打听她的下落，后来听说她在巴拿马生活，她的水手丈夫在巴拿马运河上做领航员，不过，我没跟她提起这个事，不是因为自尊，而是因为腼腆。
估计她刚跟某人吃完饭，那人走了，留下她单独见我。我们喝了三杯特浓咖啡，抽了半包劣质香烟，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怎样才能开展无声的交流。终于，她壮着胆问我可曾想念她。我实话实说：我从未忘记她，可她走得那么突然，我连生活方式都变了。她比我更心软：
“我从未忘记，你就像我的孩子。”
她读过我写的社论、短篇和唯一的长篇，谈起它们，她的目光清澈而犀利，或许只有饱含着爱与恨，才会有如此洞察力。然而，我和所有男人一样自私、怯懦，只会躲避怀旧的陷阱。等到气氛有所缓和，我才敢开口问她：一直想要孩子，有了吗？
“有了，”她高兴地回答，“都快小学毕业了。”
“像他爸那么黑？”我心里酸溜溜的，小气地问道。
她脾气还是那么好：“像他的妈妈这么白。我怕他爸爸气得不回家，但他没有，反而和我更亲近了。”见我一头雾水，她笑得迷人，向我保证：
“别担心，孩子是他的。我们还有两个彼此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儿。”
她很高兴能来看我，跟我聊了几段与我无关的过往。我虚荣心作祟，以为她在等我给出更暖昧的答复。但我和所有男人一样，弄错了时间和地点。我在要第四杯咖啡和一包烟时，她看了看表，毫无预兆地突然起身。
“好了，孩子，很高兴见到你。”她最后说，“读了那么多你写的东西，我实在忍不住，想来看看你现在什么样。”
“我现在什么样？”我斗胆问道。
“哦，这可不能说！”她笑得开心，“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直到坐在打字机前，喘过气来，我才发觉，长久以来，我既想见她，又怕与她终生厮守。从那天起，好多回，电话铃一响，我就怕得要死。
对记者来说，一九五五年的新年是从国家海军“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的八名水手遭遇风暴、落海失踪开始的。四天前，这艘驱逐舰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结束几个月的常规维修，起航回国，在只差两小时就抵达卡塔赫纳时遭遇风暴。
所有记者都放下手中的工作，收听电台发布的第一条灾难公告。吉列尔莫·卡诺坐在转椅上，转过来盯着我，指令就要出口。何塞·萨尔加尔正往印刷室走，听到新闻，神经紧绷，也停在我面前。一小时前，我刚从巴兰基亚回来，准备再次报道灰烬之口的悲剧；眼下，我已经在想下一班飞往沿海的飞机何时起飞，以便去写有关八名溺水者的最新报道。然而，电台发布的公告说得很清楚：驱逐舰将于下午三点抵达卡塔赫纳，没有新消息，八名水手的尸体尚未找到。吉列尔莫·卡诺一下子泄了气。
“加博，这都什么事儿啊！”他说，“煮熟的鸭子飞了。”
灾难报道仅限于一系列官方公报，只说向因公殉职的海军士兵致敬，别无其他。周末，军方披露：水手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乘坐一只无桨的木筏，十天水米未进，奄奄一息地漂流到了乌拉瓦的一处海滩，饱受暴晒之苦，但可以康复。大家全都一个心思：要是能拿到独家报道，哪怕只采访半个小时，也会成为年度新闻。
根本就采访不到他！军方安排他住进了卡塔赫纳海军医院，使他与世隔绝。机灵的《时代报》记者安东尼奥·蒙塔尼亚假扮医生，混进医院，和他待了几分钟，貌似只拿到几张铅笔绘图，画的是遭遇风暴时，贝拉斯科在驱逐舰上的位置，外加只言片语。显然，他接到命令，消息不得外泄。“早知道他是记者，我会帮他一把。”几天后，贝拉斯科表示。他一康复，就在军方的陪同下，接受了《观察家报》驻卡塔赫纳记者拉希德斯·奥罗斯科的采访。他的收获很有限，没能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弄清一阵风是怎么刮死七个人的。
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必须服从铁纪，住在波哥大父母家，也不能随意走动，随便说话。巡航舰中尉吉列尔莫·丰塞卡十分亲切地回答任何技术或政治问题，同样十分亲切地回避任何关键信息，即我们唯一感兴趣的事故真相。为了争取时间，我就贝拉斯科回到父母家的情况写了几篇报道。军方陪同人员还是不让我跟他说话，却准许一家地方电台采访，其采访内容无聊至极。显然，我们在受一帮擅长冷处理的官方人士的控制，而我第一次震惊于这样的念头：他们在向公众隐瞒有关海难的惊天内幕。如今想来，那不只是怀疑，更是预感。
那个三月，天灰蒙蒙的，寒风刺骨，淫雨霏霏，让我愈感愧疚。我一败涂地，回编辑部前，先去了街对面的大陆酒店，在冷清的吧台要了杯双份酒，小口小口慢慢啜饮，连厚实的正装款大衣都没脱。突然，耳边响起一个甜美的声音：
“独自喝酒，也会独自死去。”
“愿上帝听见，美人儿。”我痴痴地回答，以为是玛蒂娜·丰塞卡。
声音在空气中留下一缕温热的栀子花香，可惜不是玛蒂娜。我目送着她走出旋转门，和那把难忘的黄伞一起消失在细雨迷蒙的大街上。喝完第二杯酒，我也过街，借着两杯酒的酒劲回到编辑部。吉列尔莫·卡诺见我回来，高兴地大叫，好让所有人都能听见：
“来瞧瞧，了不起的加博给我们捉来了什么鸭子？”
我说实话：
“没有鸭子，只有死鱼。”
这时，我才发觉，看见我穿着湿漉漉的大衣，一声不吭地走过，编辑部里无情的嘲笑者们开始心生怜爱，谁也狠不下心来笑话我。
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心里乐开了花，因为军方顾问不仅允许，还支持他做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广告。他在广播里说，他的手表经受得住恶劣的户外天气的考验，赚了五百美金和一块新表；他说他穿的网球鞋特别结实，饿极了啃过，怎么啃都啃不坏，网球鞋厂奖励了他一千美金。短短一天之内，他做了一场爱国演讲、收获选美冠军的香吻、作为道德表率与孤儿们见面。我都快忘记他了，突然——那天令人难忘——吉列尔莫·卡诺说贝拉斯科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准备签一份合约，说出完整的冒险经历。我觉得面子上特别挂不住。
“他现在不是死鱼，是烂鱼。”我还嘴硬。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拒绝为报社做分内之事。吉列尔莫·卡诺无可奈何，二话不说，把贝拉斯科打发走了。后来，他告诉我，刚把这位请出办公室，他就开始思考，没法儿解释自己刚才的举动。于是，他请门房叫他回去，并给我打电话，说版权已买断，我无权拒绝。
一个沉没的案例被吉列尔莫死抓不放，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很郁闷，但还是尽量态度良好地提醒他：我写这个报道，只是服从工作安排，不会署名。没想到对于那篇报道而言，这个偶然的决定歪打正着。我不得不用第一人称，以当事人的口吻和叙述方式去表达当事人的观点，署的自然也是当事人的名字。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干燥、安全的岸上。也就是说，报道将是一篇讲述孤身冒险经历的内心独白，完全遵从事实。这个决定棒极了，因为贝拉斯科是个聪明人，情感与学识令人难忘，幽默感也恰到好处。最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没有缺陷的人物。
访谈变成了持久战，事无巨细地聊了三周，令人精疲力竭。我很清楚，最后见报的将不是原始访谈，而是加工后的专题报道。开始，我成心使坏，想引诱他陷入矛盾之中，以便挖出隐藏的真相。但我很快发觉，他毫无隐藏，我用不着挤牙膏。我就像漫步在鲜花盛开的原野上，可以随意采摘我中意的花朵。贝拉斯科下午三点准时来编辑部，坐在我桌前，先回顾前一天的内容，再按故事发展顺序往下讲。他讲一章，我晚上写一章，第二天下午登。原本应该这样：先把故事写完，厘清所有细节，修改完毕后再发表，这样更容易、更保险。可时间不等人，海难事件正在随着分分秒秒的流逝滑入遗忘的深渊，且随时有可能被另一条轰动性新闻淹没。
我们没用录音机。当年，录音机刚刚发明，最好的录音机有打字机那么笨重，录音带动辄如头发丝般缠成一团。只做笔录是件壮举。直到今天，我们都深知，录音机录音管用，但受访者的表情绝不能被忽视。一个表情，胜过千言万语；有时，表情和声音还会南辕北辙。我被迫用老办法，把笔记记在作业本上，正因如此，我相信我没有漏掉一句话或任何细节，还得以步步深入。头两天有点儿困难，贝拉斯科老想一口气把话说完。但他很快领悟，知道要按提问顺序和提问深度依次作答，尤其是他有讲故事的天赋，对这门“木匠活”有着天生的理解能力。
为了让读者做好下水前的热身准备，我们决定从起航前，贝拉斯科在莫比尔度过的最后几天讲起。我们还达成共识，不以登陆结尾，而是写到他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抵达卡塔赫纳。这样一来，读者就能自行将他讲述的故事和已有的新闻接上。我们打算连载十四篇，让悬念维持两个星期。
第一篇发表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报社在电台打了广告，那天的报纸一抢而空。第三天，我们指出了事件具爆炸性的症结所在，决定揭露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官方的说法是遭遇风暴。我想更细致地了解，请贝拉斯科细细道来。他对采访方式已经非常熟悉，回答前，眼中闪过一丝狡黠：
“问题是，没有风暴。”
他明确指出是刮了二十多个小时的大风，这在当地那个时节十分常见，可是，指挥官们没有充分考虑到。船员在起锚前领到了拖欠好几个月的工资，最后一刻花得精光，采购了各种家电要往家带，船舱里都塞满了，冰箱、洗衣机、烤箱这些大件只能绑在甲板上——战舰上不允许这么做——占去了一大片空间。家电数量超乎预料，不过，没人慌神，也许是觉得航行既不正式，又只有不到四天的航程，据预报天气晴好，没什么要紧。他们已经干过那么多次，不是也没事儿？没想到运气真背：风比预想中稍大一些，阳光明媚，海面起伏，船身比预想中倾斜，草草绑住货物的绳子断了。要不是因为是艘军舰，“卡尔达斯号”早就不客气地沉了。可是，八名在甲板上值班的水手从船舷边滑落。因此，引发海难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官方从第一天起就一口咬定的海上风暴，而是贝拉斯科在报道中披露的家电超载——堆在一艘战舰的甲板上，还没绑好。
另一个被藏着掖着的问题是：落水船员能拿到什么样的救生筏，为何只有贝拉斯科死里逃生？据称，船上至少应有两种常规救生筏和他们一起落水。救生筏是软木和帆布做的，长三米，宽一点五米，中间有个保险仓，里面存放着食品、饮用水、桨、急救箱、钓鱼和航海用具，外加一本《圣经》。有了这些，即便不打鱼，十个人也能在海上生存八天。可是，“卡尔达斯号”上的小救生筏上无任何装备。根据贝拉斯科的描述，他那只就是什么也没有。这么一来，有个问题将永远悬而不解了：有多少落水船员上了置人于死地的救生筏？
无疑，正是由于这些十分重要的原因，官方才迟迟不对海难做任何解释，直到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声明根本站不住脚。其他船员已经回家，分布在全国各地，都会说出事故真相。到最后一刻，政府依然咬定“海上风暴”的说法，还在正式公报上发表严正声明。审查没有走极端，我们仍可登完报道。贝拉斯科尽量维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谁也不知道之前他是否出于压力，没有说出真相，而他也没有要求或阻止我们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登完第五篇，我们想把前四篇印成单行本，方便读者收集。忙得发疯的那些天里，没在编辑部里出现过的堂加夫列尔·卡诺从鸽子笼似的办公室下来，径直走到我桌边问：
“小加夫列尔，告诉我：海难报道还有几篇？”
我们正在写第七篇：贝拉斯科只剩一张名片可吃，他把名片咽下了肚。他想嚼东西，抱着鞋啃，没啃动。还差七篇。堂加夫列尔一听，急了。
“不行，小加夫列尔，不行！”他气急败坏，“至少要写五十篇。”
我说了我的理由，而他的理由是：报纸销量就要翻番。据他估计，销售数字有可能在国内报界创造新高。他临时成立编委会，研究资金、技术、报道等方面的细节问题，并商定可行的篇数：二十篇。也就是说，在原有基础上再加六篇。
尽管我没有署名，我的工作方式还是传了出去。一天晚上，身为影评人的我去完成观影任务，影院门厅围绕海难故事展开激烈争论，争论者大多是观影后在附近咖啡馆与我交流看法的朋友。影评每周一篇，他们的看法有助于我厘清思路。对于遭遇海难的船员，他们普遍——极少数除外——希望他的故事越长越好。
在例外的极少数之人中，有一位英俊潇洒、老成持重的男子，穿着名贵的驼毛大衣，戴着圆顶硬礼帽。我从影院出来，独自回报社。他跟了我三个街区，同行的还有一个穿着同样考究、风华绝代的女人和另一个穿着没那么考究的男人。男子脱下礼帽，向我致意，并自报家门，名字我没记住。他没有转弯抹角，而是直接表示他对海难报道持不同意见，认为报道是在直接帮共产主义的忙。我实事求是地向他解释，那是当事人的叙述，我只管记录。男子自有想法，认为贝拉斯科是苏联派来打入哥伦比亚武装部队的间谍。直觉告诉我，对方是军队或海军高级将领。我很兴奋，想摸清他的身份。不过看样子，他只打算说这么多。
“不知您明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对我说，“无论如何，您帮了共产党，害了国家。”
他光彩照人的妻子警惕起来，挽住他胳膊，想拉他走，小声恳求道：“罗赫略，拜托！”他的最后一句话和第一句话同样彬彬有礼：
“我对您的文章十分仰慕，请相信我，我只能说这么多。”
他又跟我握了握手，被苦恼的妻子拉走了。另一位男同伴很吃惊，都没跟我道别。
这是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起，后来上街我们不得不谨慎。报社后面有一家破破烂烂的小酒馆，通宵营业，在这个街区工作的人会去那儿吃消夜。几天前，两个陌生人无缘无故地袭击了在那儿喝夜里最后一杯咖啡的贡萨洛·冈萨雷斯。谁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跟最与世无争的人作对，除非认错人了，误以为是我。我们俩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透着加勒比风范，他的笔名Gog里又有两个g。不管怎么说，报社保安提醒我，城里越来越不太平，晚上不要独自出门。我倒很放心，下了班，总是一个人走回公寓。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一天拂晓时分，街上飞来一块砖，砸碎了我卧室的窗户，掉了一地的玻璃碴，我以为自己大限已到。原来是亚历杭德罗·奥夫雷贡，他丢了家门钥匙，找不到醒着的朋友，酒店也没有空房间。他找不到地方睡觉，按我家门铃，门铃坏了，他就从附近工地捡了块砖头解决问题。我给他开了门，他几乎连声招呼都没打——免得彻底吵醒我，四仰八叉往地板上一躺，一觉睡到大中午。
报纸还没上街，报社门口便人头攒动，日复一日，愈演愈烈。在商业中心工作的人为了买报，推迟下班时间，在公共汽车上读最新报道。我觉得读者的兴趣最先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之后出于文学原因，最后出于政治原因。当然，兴趣得以持续靠的则是报道的内在张力。我怀疑，贝拉斯科描述的某些情节是他编造的，他在寻求象征或情感意义，比如第一只不愿离开的海鸥那段；飞机那段有着电影画面的美感。一位海员朋友问我怎么会对大海如此了解，我告诉他，我只是绝对忠实地照搬了贝拉斯科的观察。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我便无可补充了。
海军高层可没这么好的脾气。报道登完前，他们发来抗议信，说我们用地中海标准、不体面的方式评判在任何海域都可能发生的灾难。“报社不顾七个令人尊敬的哥伦比亚家庭和全体海军官兵的哀悼与伤痛，”信中称，“做出极不合适的决定，任由新手撰写系列报道，大量运用非技术性的、不合逻辑的词句与概念，还偏说出自于幸运、勇敢自救的幸存者之口。”鉴于此，海军申请共和国总统府新闻办公室介入此事，由一名海军将领协助，审查之后的事故报道。幸好，收到这封抗议信时，我们已经登到倒数第二篇，还可以装傻装到下一周。
在报道全部登载完毕前，我们颇有先见之明地请贝拉斯科提供了一份有相机的战友名单及住址，他们发来了在航行中拍摄的照片。拍什么的都有，大部分是在甲板上的集体照，背景正是一箱箱家电——冰箱、烤箱、洗衣机——连牌子都看得一清二楚。这番好运足够我们推翻官方的否认。政府果断而迅速地回应，增刊销量空前，打破了所有纪录，超过了所有预期。不可战胜的吉列尔莫·卡诺与何塞·萨尔加尔只有一个问题：
“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做？”
那一刻，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我们无言以对。相比之下，其他所有新闻似乎都不是新闻。
《观察家报》刊登系列报道十五年后，巴塞罗那图斯盖兹出版社推出了硬面精装单行本，大卖热卖。出于对英雄海员的崇拜之情，在正义感的召唤下，我在前言的结尾写道：“有些书不属于作者，而属于经历者，比如这本。因此，本书的版权将属于在救生筏上困了十天十夜、水米未进的那位不具名的同胞。没有他，这本书不会出现。”
这不是一句空话。按照我的吩咐，图斯盖兹出版社连续十四年将稿费全额支付给了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直到波哥大律师吉列尔莫·塞亚·费尔南德斯让他相信，他在法律上享有该书版权，尽管律师心知肚明，版权并不属于他，而是我为了向他的英雄行为和叙事才华致敬，向友谊致敬而做出的决定。
我被告上了波哥大第二十二号民事法庭。律师朋友阿方索·戈麦斯·门德斯请图斯盖兹出版社再版时删去前言最后一段，法庭宣判前，停止支付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任何费用。出版社一一照做。出示人证、物证，就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辩论后，法庭宣判，我是此书的唯一作者，驳回了贝拉斯科的律师提出的诉求。也就是说，出版社之前支付给他的所有费用的根据，不是他和我合作完成此书，而是我身为作者，自愿决定由他领取稿酬。我做出另一个决定：之后将全部稿酬捐给一家教育基金会。
这样的故事可遇而不可求，它不是在纸上杜撰的。是生活创造了它，凭借的几乎总是出其不意。后来，我们吸取了经验。那一年，安蒂奥基亚省伟大的自行车选手拉蒙·奥约思第三次获得全国冠军，我们想报道他的一生。我们根据海难报道的经验，重磅推出，连登十九篇，最后才发现，读者更喜欢的是现实生活中，在山间骑行、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拉蒙·奥约思。
一天下午，出现了再创辉煌的希望，只是很渺茫。萨尔加尔打电话给我，让我赶去大陆酒店的酒吧和他会面。他和一位老朋友在一起，后者为人严肃，刚介绍他认识了自己的一位同伴——工人打扮，是个百分之百的白化病患者，须发皆白，在昏暗的酒吧里闪闪发光。萨尔加尔的朋友是位知名企业家，其同伴是位采矿工程师，正在距《观察家报》报社两百米处的空地上挖掘传说中属于西蒙·玻利瓦尔将军的宝藏。这位同伴——之后成为萨尔加尔和我的好友——向我们保证传说属实。但故事过于简单，令人生疑：落败后的解放者命不久矣，打算离开卡塔赫纳，继续最后的旅程。他在独立战争的穷困时期聚敛了可观的个人财富，足以安享晚年。在继续苦难的旅程前——不知去加拉加斯还是欧洲——谨慎起见，他把宝藏藏在了波哥大，设置了当年十分流行的斯巴达式密码，这样，需要时，不管他人在哪儿，随时都能寻回。我在创作《迷宫中的将军》时，带着无法抗拒的渴望想到了这次报道，原本想把宝藏的故事作为主线，可惜资料太少，可信度不够，用在虚构文学上似乎也显得拙劣。传说中的宝藏，主人从未取回，搜寻者正在热切地寻找。我不懂他们为何要把这件事告诉我们，萨尔加尔跟我解释，他的老朋友喜欢海难系列报道，想给我们提个醒，让我们追踪这条新闻，好再登一系列同样备受关注的报道。
我们去了挖掘现场。那是记者公园西边唯一一块空地，离我新搬的公寓很近。萨尔加尔的老朋友告诉我们，在一张殖民时期的地图上，宝藏的具体坐标被标出，位于蒙塞拉特和瓜达卢佩山之间。这个故事令人着迷，要是运气好，会和海难报道一样轰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反响。
我们隔一段时间就去现场看一眼，随时掌握情况，一边喝柠檬烧酒，一边听工程师没完没了地说上好几个钟头。我们感觉离奇迹越来越远，直至很久以后幻想破灭。后来我们猜测，宝藏故事是未经许可在波哥大市中心采矿——很值钱的矿——的幌子。不过，也说不准采矿是保住解放者宝藏的幌子。
那段日子不适合做梦。自从撰写了海难报道，真真假假的死亡威胁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涌来，朋友们建议我出国避避风头。当路易斯·加夫列尔·卡诺突然问我下周三有何打算时，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出国。他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对我说：要是没别的打算，准备文件，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日内瓦下周召开的四国首脑会议采访。
我先打电话告诉妈妈。她觉得这是大事，问我日内瓦是哪个庄园。我告诉她：“是瑞士的一座城市。”面对儿女们的意外举动，妈妈永远保持镇定。她丝毫不乱阵脚，问我待多久，我说最多两个礼拜。其实会议只开四天。然而，出于某些无关乎我的意愿的原因，我待了不止两个礼拜，而是近三年。于是，我成了那个需要“救生艇”的人，哪怕每天吃一顿也好。不过，我很小心，家人并不知情。一次，有人对妈妈胡说八道，说儿子骗她，说好只待两个礼拜，却在巴黎花天酒地。
“加比托不会骗任何人。”她笑得天真，“有时候是上帝安排，把两个礼拜过成两年。”
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和几百万迫于暴力背井离乡的人一样，没有合法证件。我没有身份证，没投过票；在巴兰基亚，用的是《先驱报》记者证，为了逃兵役——从两年前逃到那时——上面的出生日期是瞎编的；遇到紧急情况，就拿锡帕基拉电报员给我的明信片证明身份。一位朋友送来了及时雨，帮我联系了一家旅行社的代办，他让我预付两百美金，在十张空白水印纸的下方签名，保证在指定时间把我送上飞机。这时，我才惊喜地发现，我的银行存款数额惊人，原因是平时一心一意当记者，没时间花钱。除了日常开销——不超过一名穷学生的花费，唯一的支出是每月往家送“救生艇”。
航班起飞前一天，旅行社的代办坐在我面前，把证件一份份放在桌上，依次告诉我名字，免得我弄混，有身份证、兵役证、按时纳税证和天花、黄热病疫苗接种证。最后，他跟我另要了一笔小费，给面黄肌瘦、用我的名字接种了两次疫苗的小伙子，多年来，他每天都代替匆忙出行的客户接种疫苗。
我飞到日内瓦，刚好赶上艾森豪威尔、布尔加宁、伊登和富尔出席的开幕式。我不懂外语，只会卡斯蒂利亚语；差旅费只够住三流酒店，好在有银行存款撑腰。出国前原本预计几周后就回国，可临走前，我鬼使神差地把公寓里的东西全送人了，包括在阿尔瓦罗·塞佩达和路易斯·维森斯的指导下，耗时两年收集的一整套经典影片。
诗人豪尔赫·盖坦·杜兰来向我告别时，我正在撕没用的纸。他很好奇地翻垃圾桶，想翻出点儿东西来，登在他的杂志上。他找到三四张拦腰撕开的稿纸，在桌上拼起来读了读，问我是哪儿的文章。我说是从《枯枝败叶》初稿中删掉的《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提醒他已经用过。这个短篇曾在《纪事》周刊和《观察家报》周日增刊上发表，用的是一模一样的题目，我记得是在电梯里匆忙答应下来的。盖坦·杜兰并不在意，把它登在了他的下一期《神话》杂志上。
吉列尔莫·卡诺家的告别宴极其喧闹而混乱，害得我误了回卡塔赫纳的飞机。那晚，我本该回家过夜，以便跟家人告别。幸好我登上了次日中午的另一架飞机。还不错，自上回离开，家里的状况改善不少，爸妈和弟弟妹妹们觉得没有我的“救生艇”，他们也有能力把日子过下去。日后在欧洲，我比他们更需要接济。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汽车前往巴兰基亚，去赶下午两点飞往巴黎的班机。在卡塔赫纳长途汽车总站，我遇到了“摩天大楼”令人难忘的门卫拉希德斯，当年一别，再未谋面。他冲过来，噙着泪，给了我一个发自内心的拥抱，不知该说些什么，不知该如何称呼我。我们匆忙聊了几句，他的车来了，我的车要开了。分手前，他热忱地对我说：
“堂加夫列尔，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从来不告诉我您是谁？”
这话问到我心坎儿里去了。“哦，亲爱的拉希德斯，”我比他更伤心，“我没法儿告诉您，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几小时后，坐在前往巴兰基亚机场的出租车上，窗外忘恩负义的天空比世上任何地方的天空都更明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位于“七月二十日”大道。回顾近五年来的生活，我灵光一闪，往梅塞德斯·巴尔恰的家望去。她就在那儿，像大门前的一尊雕像，身材曼妙，遥不可及，穿着当年流行的金边绿裙，头发剪得像海燕的翅膀，沉静如海，仿佛在等一个不会到来的人。我在心里忍不住大叫：在这个七月的星期四，时间还这么早，我却要永远地失去她了！我差点儿让出租车停下，去跟她道别。可是，结果难料，我又执着向前，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
坐上飞机，我越想越后悔。当时有个特别好的服务：前方座椅靠背上有供乘客使用的便笺纸——这个简明的叫法仍在使用。金边信纸，亚麻纤维纸信封，有粉色、奶油色和蓝色，有时还带香味。之前几次飞行中，我用它们写告别诗，折成纸鸽，下飞机时放飞。我挑了张天蓝色的信纸，给梅塞德斯写了第一封正儿八经的信。早上七点，名花无主的她穿着漂亮的绿裙子坐在家门口，头发剪得像海燕的翅膀，我甚至没有想过大清早她为谁而装扮。以前我即兴给她写过闹着玩的便条，偶尔碰见时，她会口头给几句难以捉摸的答复。第一封信，我只写了五行，正式通知她我去日内瓦出差了。正要落款时，我决定最后加上一句有如正午的一道闪电让我眼前发黑的话：“一个月不回信，我就定居欧洲。”凌晨两点，我没有给自己时间思考，在荒凉的蒙特哥贝机场把信投入邮筒。那天是星期五。第二个星期四，我在日内瓦又开了一天徒劳无功的会——各国意见依然不一致——回到酒店，看见了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