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过分心事重重的小孩。这一年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数学老师，是个大概五十多岁的老人，姓金，个子矮小，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表情严肃，充满了很少见的尊严。他是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从城里退到老家我们这所乡村小学的。说到底，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些嬉皮笑脸满口乡音的业余乡村教师了。每个人都企图获得他的欢心，这种竞争性的讨好令班上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氛围。我比所有的小孩都小一岁，成绩不错，爱好表现，一向很受老师的喜欢，自以为这次也不会例外，却大失所望：他似乎对我这个优等生毫无好感，表扬时总是相当平淡且漫不经心，批评起来倒不遗余力。他很少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不管我把手举得多高。一种故意为之的冷淡，敏感的小孩子却全都意识到了。这让我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从前的羡慕和嫉妒正渐渐转化为轻视和幸灾乐祸。
我的同桌是个杀猪人家的小孩，名叫晓梅，她成绩不好，但对此毫不在意，有种听天由命的乐观。在二十年前的乡下，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像我的父母一样，期待孩子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于命运这件事早就安之若素，让小孩读书不过是因为大家都在读罢了。那个时候，农村和城镇之间隔着几乎天涯海角的距离，人们普遍都觉得自己的小孩以后不过是在家种田，最多学门手艺，并不想作太多无谓的挣扎。晓梅家就是如此，她母亲早就想好以后让她去当一名裁缝。她父亲是个杀猪好手，在很难吃上肉的时候，他们家显然不缺肉吃，也相对富裕，加上她天真又大方，在班上有种大姐大的气质。我们有次出去野餐，其他小孩不过带点玉米，她却带了一些蹄筋，一种只有在宴席上才能吃到的东西。虽然最后因为根本没人会做饭，谁也没有吃到这道菜，但她的慷慨让大家都折服了。
我们是好朋友，虽然我妈对此相当不满，她觉得我应该跟成绩好的女生做朋友，但她怎么会知道成绩好的女生之间除了微妙的竞争根本不存在友谊的可能呢。晓梅对我有一种敬畏和保护，她甚至也感觉到了金老师对我莫名其妙的不喜欢，她觉得：“金老师讨厌极了。”她可能是班上唯一不想去讨好金老师的人，仅仅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朋友。
期末考试前，金老师给大家做了一次强有力的动员，他拿出一支崭新的钢笔，说会用它来奖励这次数学考满分的人。如果不止一个，那么他就再去买几支，但是，“这次是我出的卷子，很难，估计很难有人拿满分。所以……”他拍了拍那支钢笔，“可能这支钢笔最后还是我的。”
我激动难耐，不是为了那支钢笔，而是觉得可以通过这次考试一举扭转他对我的态度。晓梅也说：“我觉得你肯定能拿满分，期中考试你就是满分。让他看看你的厉害。”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总是漫不经心，但带着一种试探对我说：“你这次会拿到钢笔吧？”我就说：“很难说啊，我很粗心的。再说我也不想要他那支钢笔。”但我知道，如果这个班上有人得满分，那一定是我，我会让他知道：我是这个班上最聪明的小孩。
直到发卷子时我都没有改变这个想法。然而金老师却在开始就遗憾地表示：“果然如我所料，没有人拿满分。”其他人都如释重负，他们总是习惯于所有人都一样，一样没出息。有人在偷偷看我，但直到此时，我依然觉得这不可能，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等着奇迹发生。然后卷子发了下来，我拿了98分，一个微不足道到可笑的错误，一个低级到让我悔意钻心的错误就那样摆在那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金老师继续表达着他的得意和遗憾：“可惜啊，有些同学，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粗心了……”我知道他在说我，他透过老花镜看过来的目光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遗憾和安慰，好像一切本该如此。我看着那个答案：31。如果我写的是32，那么此时我正在接受他的表扬，接过他递来的钢笔，他或许会第一次尝试用一种新的、有内容的目光看着我，并为他一直对我的忽视感到愧疚。
我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就那样拿起笔，把1改成了2。
晓梅此时正好扭过头来，她或许看见了，或许没有。下课铃响了，休息，下一课点评试卷。
随着金老师走出去，整个教室里一片沸腾，男生们纷纷冲出去玩无聊的游戏。晓梅问我要不要出去踢毽子，我摇摇头，从书包里拿出了几张红色的复写纸，像献宝一样给她看。蓝色的复写纸在乡下已经算是稀少之物，更何况这是红色的，是南京的叔叔回乡下时给的，我甚至都没舍得拿出来过。我把它垫在本子的两张纸之间，在前一张纸上写：晓梅。后一张纸上就印出两个红色的字：晓梅。她惊讶得像看着一个奇迹。然后我慷慨地递过去给她：“送给你。”
她更惊讶了：“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我沉着地回答：“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她能看懂我眼神里的祈求……但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只是兴奋地在复写纸上写起字来，于是两页纸上留下了一黑一红的字：最好的朋友。
下一课开始点评试卷，点评到我犯错的那一条，金老师报出了正确答案：32，并讲了解题过程。我或许浑身都在发抖，两个念头交替出现：放弃吧？试试吧？如果放弃的话，被人家看见我的答案是32又该如何解释？改回去吧。但1改成2很容易，2改回1则太难了。几乎在一种矛盾的冲动下，我举起了手，说了人生中最愚蠢的一句谎话：“老师，你改错试卷了。”
我想，在看到我试卷的那一刻，他理所当然地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用一种意味深长又相当意外的表情看着我，仿佛不相信我竟然真的这么做了，又仿佛发生这一切早在他意料之中。而我则用一种侥幸的表情看着他，并且表现得相当镇定。
“这个……不太可能啊。”他看着我的试卷说，修改有点生硬，但也不是那么明显。他是个老人家，一时的心软让他无法说出“你是不是自己改了答案”这种话。他咂摸着嘴，拿不定主意。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均迷惑不解，就在我们相持不下的时候，晓梅忽然举手了。
“怎么了？”金老师问她。
她看都没有看我，只是说：“金老师，我作证。”有谁的铅笔盒掉在了地上，有人短暂地叫了一声，寒风从打碎的玻璃窗一角吹进来。我死死地盯着试卷。时间好像已经过去了一整年那么久。
她继续说：“我证明……试卷发下来的时候确实就是32，她还跟我讨论了一下，说这个答案应该是对的，可能是老师批改的时候弄错了。”
这次全班哗然，我猛然抬头看着金老师，他正震惊地看着晓梅。大家都喜欢的、有着奇特权威的女生，她为我作了伪证。
金老师又沉默了一会儿，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转身疲倦地走回了讲台，背影像是一头已经累坏了的牛。然后他在讲台上了呆坐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宣布他改错了试卷，我的成绩是满分，并且把那支钢笔奖励给了我。我走上去领那支钢笔，他还是那样眼神空洞地看着我。他是一个老人了，如果他年轻一点，一定不会任由事情这样结束。
就在那一刻，所有人都羡慕地看着我，但我却忽然觉得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快乐起来了。满分不会让我快乐，钢笔也不会，金老师虚假的表扬也不会，以后再好的成绩都不会了。此后，我就永远是一个作弊的小孩。我拿着钢笔走下去，晓梅正笑着为我鼓掌。
放学之后，我没有等晓梅，独自走回家，在路上把那支钢笔扔进了河里。
小学毕业之后，妈妈担心我跟晓梅这样成绩不好的小孩混在一起会耽误前途，硬是把我转学到了邻近的镇上去读初中。我跟晓梅刚开始还在周末时偶尔见一面，后来就越来越见不到了。我们都认识了新朋友，有了新的青春期烦恼，并且再也没有谈论过那件事。她不负我妈的期望，慢慢变成了一个问题少女，传说整天跟小流氓们混在一起，还被人看见和男生在草垛后面脱掉了上衣。这好像就是她的命运，一个过度轻信的、慷慨的、被几张红色复写纸打动而作伪证的女孩，她天真地相信所有的感情都值得自己去献身。我送她几张红色复写纸，就换得了她的心，更别说那些在她放学路上冲她吹口哨，送她廉价礼物和大量赞美的男生。然后，命运一路往下，她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再读书，在工厂里做了几年工，随后就嫁给了一个有点钱但年龄很大的男人。她过了一段挥霍的日子，爱上了赌博。不久男人出了车祸，赔了一大笔钱，自己也受伤了，家里很快没落。又传说她的情人半夜想从窗子爬进她的房间，结果却被逮住打了一顿。再接着，她离婚了。不久，就有传言说她开始吸毒。
我在初二那年跟妈妈去集市买东西时遇到了金老师，他已经退休了，眼神更加不好，头发花白，老得有点认不出来。我妈拉住我跟他打招呼，他看了看我，跟我妈说：“你家小孩还是很优秀的……”后面的话他没有再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女，静静站在旁边，镇定而沉默地看着他，仿佛什么都不知道。
三年后就听说他生病去世，有不少乡下的同学都去参加了葬礼。而我已经进了城里的重点高中，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特地回去一趟。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读了大学，找了工作，彻底离开了那个乡村，变成了城市人。我跟父母的关系不出所料地并不亲近；我谈了不少恋爱，最终不过是各种并不美好的分离；我换过几次工作，升了几次职，薪水一直在涨，与别人之间互相背叛、利用的经验也在增长。很多人都说看不出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他们完全看不出我曾经在破旧漏风的冰冷教室里流着鼻涕读了六年小学，其中有间教室在下课时塌掉了，幸好只砸伤了一个人。从那里到这里，我走了一段很远的路，而或许一切都该归功于我那冷漠的冒险精神。这些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不再那么遥远，每个农村的小孩都在认真读书，他们甚至很少像我们当时一样在路上打打闹闹，爬树下河。纯真时代过去了，包括那些不纯真的时代。而我终于还是长成了一个很难开心起来的人。现在我三十多岁了，越来越搞不清楚自己该为什么样的东西开心，也搞不清楚究竟什么能让我开心。我在人生中不止作过一次弊，那不过是很小的一次，一张四年级的期末考试试卷而已，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有种东西已然注定了：我开始涉足一种危险，到后来，恐惧和害怕都渐渐不再有了。我们变成了很善于这样做的成年人。而那些不那么擅长的人，比如像晓梅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就任由那该死的命运主宰自己，并且为生活给予的一点点危险的甜头高兴不已，然后奋不顾身，最终几乎毫无悬念地走向自毁或者湮灭在人群中。她们肯定很容易开心，很容易欢笑，然后又很容易充满了失望和绝望。
当然，或许，在失望和绝望这件事情上，我们并没有任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