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在某地，我就小说创作问题谈到了一点儿体会，大意是——人物关系因所谓情节之发展而变化，反之亦然。如同魔方，转动一面，其他五面的格色随之改观，甚而小说的思想主题也随之旁逸斜出……
听众中有人要求我举例加以说明。
我想了想，遂举《悲惨世界》中沙威和冉·阿让之人物关系进行阐述：
雨果对沙威这一人物的形象描写确乎是非常出色的——黑色的高筒礼帽永远齐眉戴在他的头上；而黑色衣服的高领严紧地围住他那短而粗的脖子，并将他那方形的下巴卡住，向上托起；帽檐又是那么地宽，以至于即使一个人和他面对面地站着，也只能看到他的三分之一张脸——一双目光极其阴冷的眼睛，和他那丑陋如狮虎的鼻子，还有那无疑会给人留下凶恶印象的方形下巴。在黑衣外边，是黑色的斗篷。在两条黑色的袖子里，缩入着一双强有力的手。而一根前端铸了铁的手杖，隐藏在黑斗篷底下。当他认为一个穷人在犯罪的时候，他那双强有力的手会迅速地从袖管里伸出来，掐住对方的脖子。而铸了铁的手杖也会显现出来，令对方出其不意，变成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打击的武器……
当他激怒之前，他的鼻翼两旁便会皱起两道可怕的皮褶，就像狮子或老虎龇出白森森的利齿准备咬死目标那样。
他虽然是人，但却几乎没有人性。
他只不过是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齿轮。一个在粗陋的模子里铸造成的，然而一旦拧在专制的国家机器的某一处很低级的部位，其作用又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他使人联想到《骇客帝国》里那些似人非人的机械人。他是一条狗，一条凶猛的藏獒。他自己十分清楚这一点，并且引以为光荣。他在平民尤其在穷人面前的傲慢，源于那一种自以为是的光荣。而一旦又面对着达官显贵和富人绅士们了，他立刻就变成了一条乞宠唯恐不及的宠物狗，叭狗之相毕现……
雨果在诠释沙威这一人物的职责信条时的文字也是非常出色的。
雨果写道：他，沙威，人格化了法律、光明和真理。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他绝对地代表法律、光明和真理。他威风凛凛，将他的超人淫威遍布于社会良知的天空上。他忠诚、自信、追求他在他那种社会定位的成就感。
雨果进一步写道：“以上品质在被曲解了的时候，是会变成丑恶的。不过，即使丑恶，也还是自有它的强大。在他暴戾地行使他的权力的时候，他内心里涌起一种寡情而由衷的欢乐。在他那种骇人的欢乐里，正如每一个得志的小人一样，却也有值得怜悯的东西。那副面孔所表现的，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忠诚’的万恶，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惨更可怕的了……”
雨果虽然不是鲁迅，他的文学主张，虽然与鲁迅有着根本的区别，但他对于沙威这一类人物的批判，那笔力，简直不能不说，也似投枪，也似匕首，刺透沙威的身体，带着惯力，向沙威的眷主们矢飞而去……
但雨果终究是善的，也终究是理想主义的——当冉·阿让救了沙威一命之后，雨果一厢情愿地让沙威选择了投河溺毙。按照雨果的逻辑，在普遍的社会良心和对专制国家机器的忠诚之间，沙威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只有一死了事。
即使名著亦有图便之笔。
沙威之死，不但是雨果的一厢情愿，而且，分明是一种太过简单的写法，一种“姑且那般”样的写法。
沙威之到底是沙威，乃因他并不是驸马陈世美派去杀前妻秦香莲母女三人的家将韩琪，也不是奸相屠岸贾派去杀赵盾的家奴麑。为家将者，只不过一种寄人篱下的人而已，并不意味着自己的人性早已被异化没了。通常，也并不多么地引以为荣。而那个麑，在《赵氏孤儿》中将他说得很清楚：虽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子，但杀人时一向并不情愿，并且深恶自己的杀人勾当，同时便也深恶自己。只不过其命为奴，比家将还低多了，杀人于是成为不得已事。故韩、二人，仍属尚有些人性之人。人性既尚有之，天良发现，便合乎着他们的人性的一点儿逻辑。但沙威不同，他乃是个早已被专制制度异化得根本没有了什么人性可言的“铆钉”。换言之，是个根本没有受过人文主义教化，却对专制主义理念信奉得五体投地的“工具人”。这样的家伙，怎么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在逃的苦役犯亦即专制制度的罪人救了他一命，就人性觉省，自我了断了呢？他如果尚有一点儿人性，当他那么暴戾地行使他“神圣”的权力对待芳汀时，芳汀跪地哭泣求饶，他不是就该心生出一许恻隐了吗？然而他不是丝毫也没有吗？甚至，连马德兰市长（冉·阿让）命他放走芳汀时，他还因了他的“神圣”使命振振有词执拗不肯呢！他的“人”性以对穷人的“正当”的暴戾为欢乐，这样了的“人”性还有觉省的前提吗？
所以，沙威的死，是不大符合沙威这一个“工具人”的工具性的；所符合的，只不过是雨果这一位虔诚的人道主义者的人性逻辑。
那么，至少有一种可能是：当冉·阿让救了沙威一命之后，沙威冷笑道：“你这个永远也改造不好的苦役！你这个该死的在逃犯！你这个竟敢充当一位可敬的市长的下贱胚子！你以为你救了我一命我就会从此放过你吗？你想错了！大错特错了！别忘了我是沙威！我沙威这样的人，那是宁肯死也不愿被你所救的！被你这个该死的逃犯所救那是我沙威莫大的耻辱你懂吗？呸！不要装出你多么善良的样子！你这一套对我根本不起任何作用！难道你看不出来因为你他妈的居然救了我，我反而加倍地憎恨你吗？哈哈，现在你已别无选择！你的末日终于到了！十八年前你逃离了的那一个采石场，将是你——冉·阿让的坟地！哈哈！哈哈！……”
沙威羞辱着冉·阿让，嘲笑着他，内心里所涌起的那一种习以为常的欢乐，比以往任何一次欢乐更是似乎高尚的欢乐。因为，羞辱一个刚刚救了自己一命的罪犯，比仅仅羞辱一个罪犯是更加其乐无穷的事情……
结果，刚刚救了他一命的冉·阿让，万不得已只有再活活掐死他。书中写到的，冉·阿让有一双比沙威更有力的手。
当然，如此一改，《悲惨世界》的后几章，也就肯定不是我们所读到的面貌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沙威被救了一命之后，一反常态，对冉·阿让推心置腹起来。
他说：“冉·阿让，你明白我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追捕你，缉拿你吗？不明白吧？老实说，起先我自己也不明白。但是渐渐地，在追捕你的那些个日日夜夜里，我由不明白而明白了。我问自己，我这么辛苦地追捕你所为何由？归根到底，你只不过当初由于饥饿而偷过一个面包。我一问自己，茅塞顿开了，我产生了一个新的追捕目的，那就是——我要和你做一笔交易。什么交易呢？对我们两个人都有利的交易，双赢的交易。现在，把你的帽子给我，把你的外套也给我。我要将它们在河里浸湿，然后带着它们回去结案。我就说我亲眼看见你走投无路投入了河里，再就没有浮上来。这几天河水不是涨得很深吗？我说虽然没有发现你的尸体，但你也必死无疑。我对他们一向忠诚，他们会相信我的禀报的。以后呢，你要继续隐姓埋名，继续去办你的厂，或者再换一座城市去竞选市长也行！如果还能和以前一样，又当市长又办厂，最好。但是，在你的厂里，必须有我的可观的干股！我如果介绍我的亲朋好友到你当市长的那一个市里去谋生，你必须尽心尽意地替我关照着他们！否则，哼！你别不识好歹地瞪着我！我知道你们这种人以前怎么看我的，认为我只不过是权贵们和富人们的一条狗是不是？但我沙威的人性现在觉醒了！以前我不贪财，从现在起我对金钱大有好感了！以前我不近女色，从今天起我要变成一个好色的沙威了！我也是人，我干嘛那么缺乏人性？我再也不甘心仅仅充当一条狗了！说！给多少干股？开口之前你可考虑好了！少了别怪我又立刻跟你翻脸！……”
像沙威这么一个家伙，他的人性的复归，那是绝不可能一下子就复归到一个比较高尚的层面上去的。根本没受过任何人文主义的教化啊！所以他自谓的复归，那也只能从很俗恶的层面开始。
第三种情况也不排除，便是——冉·阿让见自己救了沙威一命之后，沙威还是那么地穷凶极恶，无奈之下，从怀中掏出一袋金币对其行贿。冉·阿让十分清楚自己每一天都在被沙威追捕着，思想上是有准备的，故经常随身带着一袋金币。当过一个时期“马德兰”市长以后，他对统治阶层的人士，包括沙威这类“工具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已然看得分明，他们嘴上所说的，和他们实际上内心里所想的，暗地里所干的，原来是那么地不一样。权、钱、色才构成他们的真本的追求目的。沙威也不例外。沙威只不过位置爬得还不算高，整天所替上头摆平的尽是些穷人，没谁贿得起他，故他才一向保持住了清廉的假相……
自然，可以想象得出沙威起初是如何装出一副拒腐蚀永不沾的嘴脸的。于是冉·阿让又诱以干股。他如此这般之时，心中想到了自己对芳汀的庄重保证；想到了克赛特还不能失去他；想到了自己对克赛特的幸福还继续负有的责任；当然，也想到了那一位对自己的心灵发生重大又深远之影响的好主教米里艾；进而，还想到了上帝，尽管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
他并不感到自己的行为可耻。他认为真正丑陋的并非自己，而是逼自己为罪犯的社会现实。认为若果有上帝，一定能够从天堂看到人世间所发生的许多悲剧，并能分清善与恶，得出与自己一样的结论……
总而言之，我自少年时起，就从《悲惨世界》中看出，沙威这种家伙，那是绝对不会轻易将自己的生命了断了的。所谓“良知发现”，对于他这种家伙纯属无稽之谈。
以上任何情节和人物关系的改变，无疑都将使《悲惨世界》的后几章与现在的面貌大相径庭，也无疑具有戏说的意味——对于雨果和《悲惨世界》这一部世界名著，自然是很不敬的。
但，未死的沙威，却又会留给我们喜爱《悲惨世界》的读者多么大的往后想象的空间啊！
比如此刻的我，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么一种想象——冉·阿让的后代们，将他们的厂办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我们中国；而沙威的后代们，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依然像前者们那么继续占有干股，并依然不劳而获地每年分着红利。
而且呢，他们发现中国目前正存在着为数更多的沙威，巧取豪夺的行径和手段，比他们的先祖多了去了，经验也多了去了。还都一个个人模人样的，不以为耻，反觉得意。
于是他们也全没了心理上的犯罪感。
想当初，真正“走投无路”的，并不是沙威们，而是雨果们。
独裁的社会制度，雨果们所厌憎也；革命的暴烈行动，雨果们所忧虑也。于是，最终又只能重新投入自己年轻时所猛烈攻击的宗教的怀抱，传播人道主义，聊以自慰。
没有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文主义，其实什么主义也不配是。
人道主义，文学或可最后固守的一种立场。
若连这一种起码的处于底线之上的立场都丧失了，作家也就简直没法儿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