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6日 哥伦比亚 卡塔赫纳
面对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与西班牙国王
卡塔赫纳会议中心，第四届西班牙与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会议向3月6日满八十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意，并为纪念《百年孤独》出版四十周年、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五周年，发行《百年孤独》纪念版。
写《百年孤独》的日子里，我做过许多梦。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会一版发行一百万册。一百万人决定去读一本全凭一人独坐陋室，用二十八个字母、两根手指头敲出来的书，想想都觉得疯狂。今天，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又决定将一本已经在百万读者面前晃过无数次的小说再版发行一百万册，把我这个睡不着觉的写书匠着实吓了一跳，到现在都没恍过神来。
这不是，也不能算是对作者的承认。这一出版奇迹无可辩驳地表明：想读西语小说的人无以计数。今天，作为作者，我面红耳赤地接过这第一本超大发行量版的《百年孤独》。一百万册书，不是对作者的一百万次致敬，而是说明有几百万西语读者对这份精神食粮翘首以待。
从那时到现在，我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变过。七十多年来，我埋头苦干，不停地用两根手指有节奏地敲出永恒不变的二十八个字母。今天，我抬起头，心怀感激地来参加这次纪念盛会，不禁要停下来想一想，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看到的是：当年，面对着空白稿纸，我还不知道读者会在何方；如今，无数人对西语文学如饥似渴。
如果把《百年孤独》的读者聚拢在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口排名能进全球前二十。这不是为了自吹，我只想说，这些人的阅读习惯表明，他们乐意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这是对所有西语作家、诗人、叙述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挑战。激发兴趣，壮大读者群，是我们这个行当，当然也是我们自身的真正使命。
我从二十岁开始出书，三十八岁已经出了四本。当我坐在打字机前，敲出“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时，压根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这句话从哪儿来，将往哪儿去。我只知道，十八个月里，我天天写，没有一天不写，直到写完。
很难相信，当时最窘迫的问题之一居然是缺打字机纸。我老觉得，文章有打字错误、语言或语法错误，都是创作上的失误。因此，我有错就撕，撕了就扔，重新再来。照这个用法，一年算下来，估计写本书，光买纸就得花掉六个月的稿费。
埃斯佩兰莎·阿拉伊萨，令人难忘的佩拉，她给众多诗人和电影人当过打字员，也誉过不少墨西哥名家名作，比如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以及堂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好几个原创剧本。我请她誉最终稿时，稿子严重涂改，为了避免混淆，我先用黑笔改，之后又用红笔改。可对于在此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佩拉来说，那实在算不了什么。多年后，她告诉我，那天瓢泼大雨，她带着我修改完毕的终稿回家，下公交车时滑了一跤，稿子飞了一地，又是泥又是水。在其他乘客的帮助下，她把被雨淋湿、几乎无法辨认的书稿一张张从地上捡起来，带回家用熨斗一张张熨平。
那段日子，我一分钱都不挣，梅塞德斯和我，外加两个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这绝对能写本更好看的书。连我也不知道梅塞德斯是如何做到的，总之那几个月，家里天天都还能揭得开国。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走借贷这条路，后来心一横，终于头一回去了当铺。
先当了些零头碎脑的玩意儿，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又去当梅塞德斯多年来从娘家得来的首饰。当铺的专家就像外科医生那样严谨，对耳环上的钻石、项链上的祖母绿和戒指上的红宝石一一用秤秤、用“魔眼”看，最后，他像见习斗牛士那样立住脚不动，斗篷一甩，将首饰一股脑地抛还给我们，说：“全是玻璃的。”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梅塞德斯算了算账，不动声色地对房东说：
“我们想，房租六个月后一块儿付。”
“对不起，夫人，”房东对她说，“您知道那是多大的一笔数目吗？”
“我知道。”梅塞德斯依旧不动声色地回答，“您放心，到时候一切都会解决。”
好心的房东是政府高官，是我们所认识的最有风度、最有耐心的人之一，他一样不动声色。
“那好，夫人，有您这句话就行。”他算出那笔大数目，“九月七日，我等您。”
终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梅赛德斯和我去墨西哥城邮局，将《百年孤独》的定稿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书稿打印在普通稿纸上，双倍行距，共五百九十页，扎了个包裹。收信人是南美出版社的文学总编弗朗西斯科·波鲁阿。
邮局的人称了称包裹，算了算，说：
“八十二比索。”
梅赛德斯数了数钱包里剩的纸币加硬币，实话实说：
“我们只有五十三比索。”
我们拆开包裹，分成两半，先把一半寄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剩下那一半，要怎么凑钱寄过去，我们心里完全没谱。后来发现，寄走的是后半部，不是前半部。钱还没凑够，南美出版社的帕克波鲁阿就迫不及待地想看前半部，给我们预支了稿费。
就这样，我们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