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北京住得越来越感到寂寞，终于坚定地要回哈尔滨去了。
我陪母亲回哈尔滨之前，六七封信都有了回复。我将信一封封收留着。我想，我得对索瑶、对我自己的话有个严肃的交代，尽管哪一封信也没带来福音……
母亲一到哈尔滨，“白内障”眼病越发重了。我因此而在哈尔滨滞留了近两个月。这期间奔波于各医院，竟将“表弟”“表妹”两个小朋友全淡忘了，也将所应之事全淡忘了。
母亲的双眼手术后，视力渐渐恢复，有一天牵挂地问起，我内疚无比，嘿嘿然而已。我推说“表妹”替“表弟”办成了，母亲才放心，还夸“表妹”是“表弟”的命中“贵人”。
我却终究放心不下，又为“表弟”的事在哈尔滨四处奔波。一听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很掌了一些权的同代的或年长的朋友们，无不遗憾地摇头，表示爱莫能助。那些日子，我认识到，原来“文学”和某些人的“人生”，似乎注定了是要发生关系，互相影响的，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为“文学”而悲哀，亦为“表弟”的“人生”而悲哀。
竟有一位在省文化厅当了副处长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很仗义，说如果“表弟”愿意，他愿意帮忙将表弟安排在某个区县的文化馆。我喜出望外，又滞留了十几天，将这件事彻底落实，才买返京的火车票。
在火车上，细思忖之，不免有几分追悔，大西南——大东北——对“表弟”来说，离家乡是不是太远了呢？将来结了婚，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万一家里发生急事，往返车费自理，该花他几个月的工资吧？回家一次，又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何况是做资料员。谁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呢？而我竟替他说了终生不悔的“死话儿”，好像他真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的“表弟”……
也许索瑶方面已万事大吉了？并且为他在北京谋求到了什么更理想的工作？但愿如此！但愿天公作美……
当天，从信箱里捧回家一大捆信件邮件，躺在床上一一拆阅，其中有两封是“表弟”写给我的。第一封很短，三百格的小稿纸上，仅潦草地写了半页——希望见见我，烦我到学校去一次。第二封更短——如果我没时间，问他何时可来家中见我？字迹更潦草。
我想肯定是关于毕业分配的事……我想索瑶方面大概全落空了……我想幸亏我在哈尔滨替他做了主……第二天，我到他学校去，方知分配早已开始。他那幢宿舍楼内，比我前两次来时更脏了，处处可见包装行李的草绳、麻袋，以及丢弃不要的书籍、小什物之类，情形有如大逃亡之前或之后。给我开门的学生曾给我开过门，我认出了他。他也立刻就认出了我。他冷冷地说：“你来晚了。”我不禁一愣，怔怔地问：“怎么，难道他已经离校了？”他说：“那倒没有。”一边说，一边收拾一只大皮箱。我困惑了，又问：“那你怎么说我来晚了呢？”我暗想他一定和“表弟”之间发生过耿耿于怀的事，但从他脸上又丝毫看不出恶毒。
我正色道：“别开玩笑。我找他有急事。”
他停了手，也正色道：“我哪有工夫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立刻想到的是他手臂上那个业已切除了的纤维脂肪瘤……难道切片化验的最后诊断是错误的？……他说：“我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然而不可能的事随时可能发生。无论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想想，也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了……”我呆住了。他说，大多数同学最终还是陆续都有了接收单位，后来只剩下他和另外六七个同学仍无去处。他说系里找他们谈过话，安慰过他们，并答应将他们的在校期延长两个月。他说“表弟”和索瑶吵了一架，吵过后又独自喝醉了，喝醉了就说了许多不该当着别人说的话，后悔自己放弃了为自己努力的责任，过分依赖索瑶的能力，反而使自己更加沦落到“等外品”的地步。爱传话的学生，将这些话传给了索瑶。索瑶找到宿舍来，当众打了他一耳光……
我言语机械地又说：“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我想起索瑶因我当众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到我家里对我进行的谴责……
他也不理我说什么，只接着说。他说两天后公安局给学校打来电话——他因为在火车站附近倒卖车票被拘留，学校派人去把他保回来了。学校倒并不想借此事把他怎么了，不过就批评了他一通，甚至保证不向一切可能接收他的单位提起，更不会记入档案。同学们也没因这件事而瞧不起他，有的同学还跟他开玩笑，要拜他为师，希望他传授经验，以后日子混得太惨了，也想那么干一两次……
第二天有人发现他吊死在厕所内……我呆呆地听着，觉得自己仿佛全身化为顽石，一时间动弹不得。他说我要见他也不难，他可以带我去到停放他尸体的地方。他说校方已给他的家人拍了电报。他的家人回电，因凑不足一笔路费，来不了人。他说校方已决定派人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去。他说“表弟”死了，同学们才觉得，他能熬过这几年大学生活，真是不容易，才感到平时对他关照得太不够。忆起某些往事，认为从本质上讲，他比另外一些同学对人强多了。除了性格古怪，他从无害人之心。他说有几个同学，自愿陪校方的人送他回家乡。他说他决定了也去……
说完他又开始收拾皮箱，先是将些似乎很有价值的书放在上面，几件根本算不上什么细软之物的，也许是名牌的衬衣和几条领带放下面。不知为什么，放得好好的却又改变了主意腾空皮箱重新开始，而将书放下边将衬衣和领带放上面。
我呆呆地瞧着他，发现一本书竟是我自己写的《从复旦到北影》，是索瑶向我要，我签了名送给她的；或者是“表弟”想要，而由索瑶出面……已是不可知的事了。
我没问他那一本书怎么竟归了他了。
当然不是由于书本身的价值。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希望由它，而永远记住他的一位叫肖冰的同学，兼或也记住大学里另一位叫索瑶的姑娘……
我望望“表弟”的铺，空落落的什么东西也没有，连被褥和枕头也不知去向。也许“表弟”在另一个地方仍用着？那只是一张旧的单人木床而已。床板上，夏天仅铺有一张凉席，其上有人的汗湿出的一个身形，那便是我此次又见到的“表弟”，蜷着身躯，呈“S”形，仿佛睡觉时也不曾放纵过自己……那人形仿佛也对我说：你来晚了……我想隔月后，新学期伊始，会是一个什么样儿的莘莘学子将占据那一张床呢？……会介意床板上的古怪身形吗？……会用刷子蘸了洗衣粉什么的企图刷掉“他”吗？……而收拾箱子的人，却似乎已经忘了我的存在。我问：“索瑶在哪儿？”他没反应，不是他没听见，是我根本没问出声。那话，仅只是我心里想问的话。我处在一种近乎屏息敛气的状态中，仿佛我的心害怕什么，仿佛它不愿发出任何声息惊动什么。“索瑶在哪儿？”——这次，连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开口说话了。“你在学校可见不着她了。”“为什么？请求你一定带我去见她……”
“她那种女孩儿，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事的刺激。她精神失常了。大概她认为，他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她爸爸妈妈来学校把她接走了……”
我觉得空气刹那间凝固了，仿佛四面有四块看不见的夹板，将我紧紧地紧紧地夹住在原地了。
“其实，像索瑶那么善良的女孩儿，现在太少了。大学里更少。她的思想方法未免太古典了。她那种善良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对她是，对他也是……”
“……”
我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的。
热风扑面。我如酷暑之际中寒，一路全身发冷，从内心里往外，一阵阵冷得透彻，冷得无奈。
走了一段路，我竟觉得累，蹲在一处树荫下吸烟。路人从我眼前过来过去。骑车的，步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知全为着各自的什么目标。远处，华丽的高楼大厦的马赛克或进口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耀着辉煌。
我不由得想起索瑶对我说过的，也是“表弟”对她说过的，关于那个因照片被放大曝光而死了的女大学生的话——谋杀。我觉得“表弟”的死整个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一种宿命性质的错误。在他死前，便与许多种综合的错误——他自己的，索瑶的，别人的，心灵的，现实的错误搅在一起了。也包括我的……
也包括我的错误吗？
我又想起母亲对我说的，关于“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以及“贵人”和“小人”的话……
我确实没有勇气深想下去……
一个弄明白了的错误肯定比一个糊涂的错误更是错误。
而我自认为的，或被强加于的错误，已背负得太多了。
是的。
我确实没有勇气深想下去……
被错误所谋杀？……
“这是什么？放到行李架上去！要不就摆在铺位底下！”
女列车员说着，就动手搬那个小木盒。
“你别碰他！”
年轻人严厉地警告道，拨开了列车员的手。
“列车有列车上的规定，一切东西……”
“不是东西！”
年轻人的脸，因恼怒而涨红了。
“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解释——我们都买了卧铺。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陪送我们这一位同学回家乡……”一位姑娘说着，指了指那个小木盒：“他曾经对我们讲过，他毕业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坐一次卧铺，以前他没坐过卧铺……当然，如果有老弱病残和需要补卧铺的妇女，我们几个的铺位都可以让出来，唯独他的铺位我们不能让。因为他实际上正睡在上面，并且，您还得允许我们在他周围陪着他……”她说得庄严。说得虔诚。
几位乘客的目光投向了她。
女列车员怔怔地望了她一会儿，一句话也没再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我伫立在车厢门口，不知自己该不该走过去，和他们一起陪送“表弟”。
尽管我是为此而专执一念踏上列车的。
这之前我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老人家，“表弟”的分配问题已彻底落实了，一切顺利，比预想的顺利得多……
然而直至那一时刻，我似乎才明白，也许我根本就不算是“表弟”他“命”里的一个人。我自以为是，但其实并不是。我从来没将他看得多么重要过。他对我没用。母亲很情愿是，却更不是。索瑶曾想不再是，但仿佛注定了的，终究还是，可能最是。她有过什么心灵感应吗？对于他，和她自己？……
我仍立在车门口犹豫不决。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期盼着你的身影
牵着我的手儿走
……
车厢里飘荡着《故乡》。是乘客向列车广播室点播的。
山里的花儿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