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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艾

梁晓声Ctrl+D 收藏本站

我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叫松树沟,是北大荒最偏远的一个极小极小的村子,距县城二百八十多公里,到最近的邻村去,也要走一上午。

松树沟地处两山之间的坡谷,没有一棵松树,却被稀疏的柞树林包围着。一条季节性的小河流过村边。河岸的草地上,长着一丛丛的苦艾。每到五月节的清早,孩子们都踏着露水去采回一把,挂在房门上、窗檐下,闻着那带着中药味的香气,可没有人去尝一口,因为它的叶和茎,是那么苦涩……

每年开春雪水下山,这个小村子都会遭到一次无情的冲荡。那时节村人们就到山上去躲几日,劫难过后,再回到村里来。年复一年,这小村子竟被冲荡得像颗卵石,分不出个村头村尾,也没一条像样的村路。

然而,那里的人们似乎从来就没有想到迁居这回事,大概也没有什么人怂恿过他们。他们准是舍不得丢弃坡谷外那一望无垠的沃土。他们世世代代的汗水淌在那片沃土上。松树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角,仅有二十三户人家,百来口人。和我一块到那里插队落户的,是我的同学李鸿元。我俩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富于幻想而且具有探险精神。我从小多愁善感,珍惜友谊。跟随他我敢于赴汤蹈火,去最原始的地域。

我们两个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突然有一天双双出现在这样一个旷世荒村里,并且口口声声要扎根落户,使那里的人们感到大为惊奇。我们像火星人一样被围观着。

男女老少,一致地公然地嘲笑我们的小白脸。生产队长,一位六十多岁,颇见过些世面的,看得出在村人中享有极高威望的长者,不失礼数但又相当矜持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他传达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知道的。”他脸上几乎毫无表情地点点头:“你们可以在这里落户。”

于是,我们就成了这里的村民。村里的人们普遍对我俩相当客气,相当尊敬,却又保持着一段难以缩短的距离。第二年,在我俩的提议下,村里办起了小学校。我当了小学校的教师,李鸿元当了村上的会计。也是那一年,春梅子成了我的学生。她已经十七岁了,妩媚动人。一张标准的鹅蛋脸儿,下颏尖尖的。整齐的刘海儿严密地覆盖着前额。两条眉毛又细又长,不浓不淡,弯弯的,眉梢略微上挑着,括住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那双眼睛黑白分明,眸子中闪耀着山村少女单纯而略带野性的光芒。

她的身材既苗条又挺拔,像一棵小白桦树。她是个土生土长的当地姑娘。造物主似乎有意将自己的杰作藏匿在这个远离文明世界的小小村子里。她像一朵野百合……她的父亲郑传发,五十来岁,老实,愚钝,窝囊,是村里的大车老板。她的母亲,比她的父亲小十几岁,有些姿色,轻佻,风骚,没真心和她父亲过一天正经日子。村里找不出几个男人没被那女人诱惑过勾引过。用村里人的话说:“那女人!你吹她一口气,她就落你一脸灰!”她名声虽然不好,但男人们都爱围着她打转。郑老板非常惧怕他的女人。有一次,那女人正和一个汉子在家中厮混,被郑老板偶然回家无意撞上了。那偷人家婆娘的汉子拎着裤腰,“嘿嘿”笑着当面扬长而去。那女人恶声恶气地骂他:“死鬼!谁叫你偏偏这早晚家来的!”他却低声下气,讷讷地回说:“我,我不知道你们有事。我……家来……吃饭……”

春梅子身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孩子一个模样,毫无同胞的面似之处。人们都说,她那些弟弟妹妹,没一个是郑老板的。甚至还有人说,十七年前,有一个收山货的外地人来到松树沟,在郑老板家住过一宿,临行留下一双皮鞋算宿钱,不久春梅子她妈妈就怀了春梅子。这事儿没有真凭实据。但前几年一向不肯花钱穿戴自己的郑老板,却穿过一双半新不旧的牛皮鞋,倒并非无中生有。

摊上这样的爹,这样的妈,这样的一帮弟弟妹妹,春梅子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可想而知的了。她发育得成熟,亭亭玉立,俊俏撩人,无论出现在哪里,一些心术不正的男人们,目光都黏在她身上。关于她的种种风言风语,便像口头文学一样,日日翻新地在当地村人中流传。

然而我和我的插队落户的伙伴,对春梅子却并无恶感。她是全村除了穿开裆裤的孩子们以外,唯一的一个主动接触我们的“大人”。这一点对巩固我们在此地扎根的决心是非常必要的。她注意到我们这两个外来人的存在,在全村人都有意同我们保持某种距离的情况下,毕竟是值得我们自慰的。何况她每次来到我们的住处,都会给我们带来榛子。令我们不开心的是,她叫我们“小白脸”。

她一来,就坐到我们的窗台上,背倚窗框,两脚并放,双手抱着膝盖,开始向我们提她的“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城里人,一男一女在街上走,不是搂着就是挎着?还穿高跟鞋,咯噔咯噔的,真的吗?”

“你们也跟女孩子们那个样在街上走过吗?比如你们的姐姐妹妹。”

她经常提出这一类令人发窘,令人啼笑皆非,而且难以回答的问题,仿佛在她的想象之中,城市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城里人都是些不可思议的人,城里发生的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时,她也不提出什么问题难为我们。她就那样子靠着窗框,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台上,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凝视地眺望着谷口,眺望着黄昏后谷口迷蒙的晚雾,眺望着谷口外荒寂的莽原,嘴里将榛子壳咬得“嘎嘣嘎嘣”响,眼中闪耀着奇妙的神采……

在我当上小学校的教师正式上课的第一天,我把她得罪了。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她把我惹恼了。

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她竟也像那些七八岁的孩子似的,一本正经地坐在教室里。

我诧异地问:“春梅子,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她回答:“我上学。”

“别胡闹,你都十七了,还上什么学?再说,我也教不了你!”

她不吭声,仰起脸,眼睛盯着顶棚。

“快出去,我要上课了!”

她一动不动,坐得稳如泰山。

“春梅子!”

我火了,走上前,拽住她的胳膊往外拖。

她一甩胳膊,虎视眈眈地瞪着我,忽然骂了我一句:“小白脸!不许我上学,我还不稀罕让你教呢!”她从教室里跑掉了。我开始上课了。我对孩子们说:“同学们,我姓梁,今后你们叫我梁老师……”“啪”,什么东西打在我的额角上,低头一看,地上滚动着一棵松子。我接着对孩子们说:“今天我们上第一课,第一课先学一个‘人’字……”“啪”,又一颗松子打在我鼻梁上。这一次,我清楚地看到,春梅子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纸筒,在窗前一闪。所有的孩子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我心里把春梅子恨得咬牙切齿。从那一天起,她不再到我们的住处去玩了。春梅子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在几个月后全村的新年娱乐晚会上。所谓娱乐晚会,不过是这里的村人们集体开心的一种名正言顺的方式。除此而外他们全部的精神生活都依赖于半导体,而那玩意又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没有比松树沟的人们对样板戏再熟悉的了!大人孩子们都整段整段地唱,是天天听半导体的普及结果。

不知某些人出于什么心理,显然事先串通好了,在那种公开的娱乐场合起春梅子的哄:“春梅子!来一个!”“春梅子!露一手!”“春梅子!……”她被几个人从座位上扯起来,强拉硬拽地推搡到了台上。她从土坯垒的台上跳下来几次,几次又被人推了上去。

她终于明白了那些人是在有意耍弄她。她在土坯台子正中站定了,把长辫子使劲儿朝背后一甩,咬着下唇,镇定了一刻,眸子咄咄地盯着那几个存心耍她的人,问:“你们,要我来什么?”“学猫叫春!”“学公鸡打鸣!”“嘻嘻!……”“哈哈哈哈!……”那几个人开心了,发出放肆的,获得了某种满足的大笑。我,不无同情地望着春梅子孤立无援地站在土坯台上,觉得她真可怜。她的父亲郑老板,就坐在我前面一排的小凳上,竟也发出了两声“嘿嘿”的蠢笑。这当父亲的人口中发出的笑声,令我感到非常刺耳。我很难理解。他亲眼见自己的女儿如此这般被人捉弄耍笑,到底有什么开心的?他好像要回答我似的,朝后扭转头,分明颇得意地又“嘿嘿”笑了两声,说:“我家春梅子,才不惧这一套呢!”坐在我身旁的李鸿元,低声嘟哝了一句:“庸俗透顶!”老队长站起来了,严厉地大声制止:“胡闹!这是娱乐晚会!不是耍狗蹦子!春梅子,你下来吧!”“不!”谁也没想到,春梅子会这样回答。“我来!”她大声说:“我来捉鸡!”队长火了,呵斥:“你这丫头!不识好歹!什么捉鸡捉鸭子的!给我马上下来!”“就不!”她在台上跺了下脚。李鸿元捅捅我,小声问:“她要干什么?捉鸡?……”“谁知道!活见鬼!”我也不知道她要捉什么鸡,只是越发觉得,由于她自己的固执、倔强,使自己陷入了更让人可怜的地步。“你!队长叫你下来,你就下来呗!你要捉鸡,回家捉去!”郑老板急了,站起来对女儿大声粗气地吆喝。“不用你管!就在这儿捉给你们看!”春梅子又跺了下脚。

人们哄堂大笑。

她,不理会人们的笑。她转过身子去了,背朝着土坯台下的人们。一条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腰际,辫梢扎着红绒绳,煞是惹眼。

少顷,我分明听到小提琴的声音。接着,听到大提琴的声音。随后,听到了整整一个交响乐队才能奏出的音响。

我惊异了。

这音乐是从春梅子口中发出的。那是样板戏《沂蒙颂》中“捉鸡”一场的音乐。由于这段音乐既不是乐器奏出来的;也不是半导体播放出来的,而是从一个少女口中模拟出来的,这少女又是人们所熟悉的,无论怎样的人随便可以轻佻一下的,所以这种表演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人们感到太绝妙新奇了。人们安静了,片刻的安静之后,便是一阵骚动。有人跑到台前去了,伸长脖子要看个究竟。他们以为她口里含着个哨呢!

我至今仍不能给这种表演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我曾听过杂技演员们模仿音乐的“口技”表演,但他们那种“口技”表演虽然可以惟妙惟肖,但缺少音乐最不能缺少的成分——情绪色彩。而从春梅子口中模仿出的音乐,却带有很强的情绪色彩。虽然这情绪色彩是那样的不准确。从这一点区别判定,或许把春梅子的表演称为“口奏”,可能稍微贴切些吧!

她,春梅子,随着自己的“口奏”,两只脚尖,像个真正的芭蕾舞演员一样,在土坯台上竖立起来。

她的身材,更挺拔,更窈窕,更显出青年少女优美的线条和体态的轮廓,更迷人了……

她开始起舞了。那舞姿,翩翩的,轻盈欲舞。那手臂的舒展,那婀娜的腰肢的探转,那无声移动的脚步,那条轻轻甩动的长辫子,那双闪闪的自我陶醉的兴奋的眼睛,都令人们看呆了,包括开始时起她哄的那些人。

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没经过专门训练的即兴表演。也许在舞蹈家们看来,不过是一个野俗的少女过分任性的胡闹而已。

但,即使我这样一个在大城市中欣赏过高等艺术表演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当时,在北大荒的深山沟里,在一个小小村子的破仓房里,在土坯垒的台子上,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村野少女对艺术的本能的体验和追求。

当然,也无疑是一种自我满足、自我欣赏、自我快乐、自我而又忘我的情感的奔泻。

她,春梅子,那时刻显出一个少女的全部的青春活力,全部的炽烈的热情,近于疯狂的情绪来。是的,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随意的,都是任性的,但也都是美的。美中带着粗俗的野性。她旋转,她雀跃,她口中时时发出尖叫,她在土坯台上认认真真地捉着那只看不见的“鸡”。

她捉住了。

“鸡”挣飞了。

她再捉。

她开始喘息。她脸颊上淌下了汗。她显然捉累了。

李鸿元又捅了我一下,压低声音问:“你觉得怎么样?”

我瞅瞅他,反问:“你认为呢?”

“看过小说《巴黎圣母院》吗?简直是一个艾丝美拉达!绝了!”

我的好朋友如此回答我。他眼睛盯着台上的春梅子,口中不停地发出“啧啧”赞叹之声。

我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

郑老板回过头来,瞧着我们,自骄自傲地说:“我女儿天天跟着半导体自己学的!信不信由你们!我女儿,哼!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要么她能赌这口气不从台上下来?”

我打鼻孔里“哼”出了一声。

我看见队长的不安是有几分道理的。

因为春梅子分明陷入一种狂热的状态。

她的“口奏”不停止,她的舞蹈也不停止。她仿佛故意捉不到那只“鸡”,又仿佛因为捉不到那只“鸡”而焦躁。她竟从台上跳下来,带着她的整个交响乐队在人们当中捉起来。她捉到哪里,人们便自动闪开,闪开后又立刻包围住她。她好像一个催眠大师,人们一个个都成了被催眠者。她自己也陷入了半催眠状态。

甚至有人喊:“在那儿!鸡!”

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她终于在墙角捉住了那只“鸡”,她抱着那只看不见的“鸡”,连舞带蹈地旋转至队长身边,把“鸡”朝队长怀里一塞:“抱住!别跑了!”队长却一把将她拉到怀里,抱住了:“丫头!有你的!看不出你有这一手!捉得够劲!”队长大喊:“把奖品拿来!”有人立刻应声捧来一个红纸裱糊得方方正正、见棱见角的盒子送给队长,再由队长郑重地双手交给了春梅子。队长拍拍她的肩:“丫头,这归你,我做主!”他变得和颜悦色起来。队长又正经八百地对众人说:“我看,这丫头是咱松树沟的一件宝物!往后,谁再敢轻薄她,我就不依!”春梅子,她双手捧着那纸盒,笑了。她那根大辫子,在捉“鸡”的时候散了开来,长发凌乱地披在肩上,背上。她一副得意的、骄矜的、胜利者的样子。她笑着,笑着,那笑容渐渐僵止,凝聚,终于变成了哭相。她果然哭了。泪珠,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眼眶中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如果她一直像刚才那般笑着,我会很不能自已地掉头离去的。在我看来,她那笑,是很不正常很不自然的。那笑容浮现在一个少女脸上,令我着实感到凄凉、凄惨、凄楚、凄切。然而她毕竟是哭了;哭,对于此时此刻的她来说,也许更正常更自然些。我这样认为。我的心,因了她的哭,而轻松了许多。人们,却一个个的,都在默默地笑着。各种各样的笑容,浮现在各种各样的脸上。我不能理解他们笑什么?笑春梅子?笑老队长?笑他们自己?对于他们那种不可理解的笑,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愤慨。春梅子,终于“哇”的一声爆发般地哭出声音来。

她猛地把那个纸盒摔在地上:“你们都耍弄够我了!”

她头也不回地跑出了破仓库。糖果从纸盒里散落一地。人们都怔住了。只有一个人,立刻做出了相应的举动,便是春梅子的父亲郑老板。他蹲下身去,双手收拢着糖果,紧张地防范地大声嚷:“谁也不许捡!一颗也不许捡!是属于我女儿的!是我的!全是我的!”没有一个人去捡一颗糖。我看见,李鸿元也在冷冷地笑着。他满脸毫不掩饰的鄙夷的表情。

……第二天,当我走进教室,发现春梅子又坐在教室里,最后一排,靠角落。我,愕然了。我,瞅着她问:“你,又坐在这里干什么?”她,慢慢垂下了长睫毛,喃喃地回答:“我上学。”“难道你……没上过学的么?”她,默默地摇头。“你,一个字都不认识?”摇头。我惶惑了。我不知怎样答复她才好。她,撩起睫毛,从眼角瞄瞄我,见我并无愠容,便从书桌里取出一个布包,打开来,将方格本、铅笔,工工整整地摆到桌面上,而后,坐得端端的,目光直视着黑板。

一个孩子替她说情似的从旁证实:“老师,她是没上过学,真的!这里从来就没有过学校,我们都没有上过学。”我终于违心地从嘴里挤出两个字:“好吧!”随手用自己的笔在她的方格本上写下了“郑春梅”三个字。

我就这样收下了这个比我小四岁的学生,而且要从横竖撇捺教起。当天,我把我这项自作主张的重大决定告诉了李鸿元。“应该收下!”我的好朋友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她十七岁了却没上过学,不会写一个字,这难道能怪她吗?是我叫她去上学的!”

“你?……”

“对,是我。”

“可你,出于什么……”

“目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绝对无私的目的!难道昨天你没有看出来,她具有当一个舞蹈演员的先天条件吗?我们应该为她创造这方面的条件!我们既然发现了她,就有义务向县里、省里、各方面的文艺单位推荐她!我相信她经过培养,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演员!将来成为一个舞蹈家也说不定!当然,她首先不应该是一个小文盲……”

我的朋友愈说愈兴奋。

我深深被他的良好愿望感动了。

我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位朋友的心灵,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春梅子,这个倔强的、野性的山村姑娘,一旦真正成了我的学生,便对我非常崇拜非常尊敬起来。她变得羞涩了,温柔了,懂事了。每天,她比所有的学生都来得早,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晚上,李鸿元准时来到学校,背着他从城里带来的破风琴,教春梅子唱歌、跳舞。我的朋友在我眼中是很有些文艺细胞的。他当过我们中学的宣传队长,做春梅子的文艺启蒙老师,我认为是绰绰有余的。

我和我的朋友,甚至常常相对地做起白日梦来,梦想有一天,春梅子被县文工团选走了;然后,又被省歌舞团选了,最后,被选进了中央一级的什么文艺团体。她当然不应该也绝不会忘记是谁把她从山沟里提拔到文明世界中去的!那还用说!她成名之后,肯定会对采访的记者谈到我们,也会在她自己写的文章中提到我们的名字!那是当然!一想到这些,我们都不免地飘飘然起来,仿佛我们已被世人普遍承认,是两个具有慧眼善于发现人才的大伯乐了!我们对于春梅子将有锦绣般的前程都毫不怀疑,因为她有那么好的歌喉!具备那么好的舞蹈演员的先天条件!我们彼此发誓要把对她的培养当成一桩事业。我们不容许自己对这个美丽的少女怀有一点点非分之想。我们生怕对她的任何一种自觉的亲昵都会招来口舌之端,玷污我们的纯正的动机和神圣的事业。我们忠实地扮演着两个严师的角色……

一天,我正在上课,教室的门“砰”地推开了,郑老板的老婆站在门槛上,双手叉腰,盛气凌人。

“春梅子!你给我出来!”

我的学生们,一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有的望着那女人,有的望着春梅子,有的望着我。“你干什么?”我问:“我在上课!”那女人横我一眼,两个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我来找我闺女!”“那,你也应该敲敲门!这点礼貌,你还是应该懂的吧?这是学校,不是你们家!”“哟!你还说得头头是道呢!每天深更半夜的,把人家大姑娘勾引到这儿来,抻胳膊扯腿,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你血口喷人!”“喷你哪儿了?我给你擦擦!小白脸!搞这一套你还太嫩了点!春梅子!小骚精!还得我拽你出来吗?!”我气得发抖,大喝:“你给我滚!”那女人“噔噔”走到春梅子跟前,一把抓住春梅子的胳膊,使劲往外拖。春梅子被拖到了门口,双手扳着门框,挣脱着:“不!不!我要上学!”她两眼泪汪汪,求援地望着我。“上学?跟我上山采木耳!”那女人“啪啪”打了春梅子两记耳光。“住手!”我激怒了!我跨前一步,掰开那女人的手,用力一推,将她推出门去。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这女人呼天抢地,哇哇大哭,耍起泼来。附近菜地里干活的妇女们,都朝这里跑过来……晚上,令人感到威严可惧的老队长来到了我们的住处,板起秉公无私的面孔询问这件事的起始因由。我把前前后后的经过和我们那种善良的愿望,不无委屈地对他讲了。“原来这样!”他沉吟良久,低声咒骂了一句:“这个女人!”看来他是相信我们的,这一点稍稍抵消了我们心中的愤懑。老队长出面平息了这场风波。他向那女人当面提出警告:一、春梅子有读书的权利。二、再不许她到学校去胡搅蛮缠。然而这场风波毕竟闹到了村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那些平素对春梅子怀有歹心邪念而又勾引不到手讨不到便宜的家伙们,便翻动他们肮脏的舌头,借题发挥,添油加醋,制造出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来。

一般的村人们,虽然对于那女人的品行嗤之以鼻,但同时又不肯相信两个城市知识青年对一个山野少女怀有的良好纯正的愿望。他们对听到的那些飞短流长抱一种不可全信不可不信的态度。“无风不起浪。城里的小白脸,有几个不爱采花摘草?”“杀杀他们的风景也好。待到真闹出些事儿来就晚了!倒霉的还不是春梅子!”“把春梅子教成演员?就凭他们?再说,不沾亲不带故的,哪有那么好心的人!”他们颇有见解地议论这样的话。他们看见我们,开始投以研究的猜疑的目光。我的几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甚至遭到父母的阻止,不许她们上学了。我们感觉蒙受了奇耻大辱。我们只能用“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斜”这句话做软性的自卫的盾牌,但我们的自尊心毕竟受了很严重的伤害。我们面对这一个小小村子,百十口人形成的公众舆论,终于抵挡不住,败下阵来。

李鸿元借故回到城里去了。为了顾全我自己的自尊心,不使他把我看成一个弱者,我没挽留他。为了顾全他自己的自尊心,我没有点破他所以躲回城里去的真正原因,怕他感到惭愧。

李鸿元走后,我,郁郁地病倒了。一天,我在昏睡之中感到有什么人在我额头上覆了一块湿手巾。

睁开眼睛,见春梅子坐在我炕头。她定定地瞅着我。她那张好看的鹅蛋脸上,往日那种魅人的少女红晕消失了,苍白,凄婉。我问:“你,怎么没上学?”她低下头,低声回答:“老师,你生病三天了……”“你来我这儿干什么?”“看你。”“你走吧。”“老师,你恨我?”

“恨你?不……”

“我知道,你一定是恨我的!我连累你受冤屈了,我……再也不上学了,再也不唱歌、不跳舞了……”“别说这话!你走吧,我不恨你,真的!”她,哭泣着跑出去了。她的红衫身影在我的小窗前一闪,阳光在报纸裱糊的墙壁上晃过一朵淡淡的红霞,像幻灯的投影,转瞬即逝了。我孤寂地躺在炕上,开始思考:走?还是留下?……炕头上,堆着春梅子和我的学生们不知何时送来的东西:十几个鲜鸡蛋,两个咸鹅蛋,三穗嫩玉米,一手绢榛子……我不禁胡思乱想,我的学生们可能怎样对我这位老师的去留进行猜测。我也想到了春梅子。如果我走了,那些恶毒的流言蜚语岂不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这十七岁的少女今后将怎样生存在这小小的与世隔绝的山村里?她的命运将会如何?这天晚上,春梅子一家正在吃饭的时候,我像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她家里。郑老板端着饭碗,赶紧站起身,本能而慌乱地尽着礼数:“老师来了!请坐,请坐!”那女人用不共戴天的目光横扫我一眼,“啪”地在一个孩子的后脑勺上给了一巴掌:“小冤家!下巴漏了呀!掉这一桌子饭粒!……”春梅子深深地埋下头去,手中的筷子,慢慢向口中扒着饭。我只瞅着春梅子一人,尽量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说:“春梅子,我来通知你,明天上学去。”春梅子倏地抬起头望着我……

北大荒的冬季,寒冷,漫长,多雪。几场大雪降后,阻断了松树沟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冬季,这里更显得寂寥,荒僻,与世隔绝。就在那一年的冬季,郑老板出了车祸,左腿被轧断了。春梅子不得不停止上学了。她告诉我她今后不能再来上学时,她哭了。我多想安慰她几句啊!

我却找不出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话。

一个老师,竟然找不到语言安慰自己的一个学生,这多可悲!她请求我允许她有空儿到小学校来看看,玩玩,听我上一堂课。我怎么能拒绝这样的请求呢?但春梅子离开学校后,竟一次再也没到学校来玩过。那时我已搬到学校住了。队里为我接着教室的山墙盖了一间小室。小学校便成了我的“一统天下”。有天早晨,我发现在我的住处和教室的门前,各放着一堆干枝子和几张引火的桦树皮。新雪铺地,两行深深的爬犁印,从山上下来,围着教室绕了个圈,顺着村路拐进村里去了。我心里明白了。我觉得自己的眼窝湿了。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一个教师从职业上获得的那种自慰感。这件事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正独自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在嘤嘤地哭泣。我疑惑地推开门,怔住了,是春梅子!她穿得很单薄,靠着墙,双手捂着脸在哭。她冻得浑身瑟瑟发抖,一种抑制的绝望的悲伤变成哽咽之声从她口中低低发出。我骇然了:“春梅子,你怎么了?快进来!”我把她轻轻推进屋里,推到火炉旁,按坐在一张凳子上。我在她对面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呆呆地注视着她。才短短的两个多月不见,她竟瘦成那样子!她那双大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眶里,目光痴滞。她原先那丰润如脂的面颊,像被人一边削了一刀,高耸着颧骨。我望着她,心灵在暗暗呼叫:“不,不!这不是春梅子!不是!不是!”我又轻声问:“春梅子,你挨打了?”“老师!”她放声大哭起来:“我妈逼我嫁人!”我怔愣住了。

我知道,像这样的事,在这种地方,是常事,是天经地义的。女孩子家长到十七八岁,不是作为负担被推出自己家门,就是作为交换物被送进别的家门。外地因为各种原因讨不到女人的,如果肯花几百元钱的话,便可以从这里带走一个年少标致的姑娘。人们还会真心实意地对那姑娘说,那是她的福分,是她的造化!她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山沟沟了!连她的儿子都沾了她的光,都会感激她!

春梅子突然双膝跪地,紧紧抱住我的两腿,仰起脸望着我,声泪俱下,苦苦哀求:“老师!你娶我吧!要我嫁人,我就嫁你!我死也不跟那个外地人走!他那样子像凶鬼!我怕死他了!……”

我,像截木头人似的失去了思想。半晌,我才恢复了理智,赶紧扶起她,费劲地挤出一句话:“可是,你,你年纪还小呀!”

“我不小了!再过几个月我就十七岁半了!我能给你洗衣服,做饭,给你生孩子,我甘心伺候你一辈子!老师!你娶我吧!娶我吧!……”

她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抱住我的身子,将头偎在我的胸前。她像一个孩子,本能地寻求大人的保护。可我仅仅比她大四岁!我能给她以保护吗?我感到她那少女的身体,由于恐惧,由于冲动,由于内心的悲伤,由于寒冷,在我怀中发抖得更厉害了!我听到了她内心在怦怦狂跳!不,也许是我自己的心……这时,一道雪亮的手电筒的光束射进屋里来,外面,有几个人的声音在嚷:“找到了!找到了!她在这屋里!”门,“砰”地被撞开了。“好哇!小白脸!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我听出来了是那女人的声音……

春梅子到底被一个四十多岁的外地粗大汉从松树沟带走了。就在第二天,李鸿元回到了松树沟,还带来了县文工团的一个负责人……松树沟的人们,对我们又重新客气起来,尊敬起来。他们谈论起春梅子,都认为她有福气。那个外地的黑大汉,定会带给她许多幸福。

不久,人们连谈也不谈起她了。她完全地被人们忘却了。如今,我离开松树沟已经多年了。我常常缅怀那个地方。不知道现在谁给那里的孩子们教书?不知道春梅子是不是回过松树沟?不知道那个外地的黑汉是不是真的带给了春梅子幸福?不知道春梅子是不是还记着我?我什么都想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松树沟的回忆,在我心里种下了一棵苦艾。既然种下了,就让它生长在我心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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