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九月底，人们就预料到今年冬天天气一定十分恶劣。到了周末，老天果然大逞淫威。礼拜日，滚滚的河水泛滥开来，在低洼地区横行肆虐。这一天，镇长一直躺在吊床上，嘴里嚼着止痛片。
直到礼拜一清晨，冬雨才小下来。镇上的人花了好几个钟头把一切重整就绪。台球厅和理发馆一大早就开张营业了，可是多数人家直到十一点才打开大门。不少住户把家搬到高地去。乱哄哄的人群把房基柱拔出来，把篱笆墙和棕榈叶苫顶的简陋房屋整个搬走。卡米查埃尔先生是第一个看见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的。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着雨伞，躲在理发馆的房檐底下，观看人们辛辛苦苦地搬家。理发师说了句话才把他惊醒过来。
“还不如等雨停了再搬呢。”理发师说。
“这场雨，两天也停不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着把伞收起来，“我脚上的鸡眼有这种预感。”
搬房子的人踏着没到脚踝的泥水，走起路来磕磕绊绊的，直往理发馆的墙上撞。卡米查埃尔先生趴在窗户上往一间拆开的屋子里看了看，整个卧室搬得空空如也。他顿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看天色，似乎刚到清晨六点。但是，卡米查埃尔先生肚子里咕咕直叫，他知道马上要到十二点了。叙利亚人摩西请他到店里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走。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对天气的预感，四十八小时之内雨是不会停的。他刚要朝隔壁人家的便道上跳过去，却又迟疑了一下站住了。一伙青年人在玩打仗，把一个泥球扔在附近的墙上，离他那条新烫平的裤子只有几米远。叙利亚人埃利亚斯拿着一把扫帚从店里出来，嘴里咕哝着阿拉伯语，夹杂着西班牙语，吓唬那群小伙子。
小伙子们乐得直跳。
“土耳其佬，大浑蛋。”
卡米查埃尔先生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还好没有弄脏。他索性又把伞收起来，走进理发馆，径直坐到椅子上。
“我一向逢人就说，您这个人非常谨慎。”理发师说。
理发师把一条围布系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卡米查埃尔先生闻到一股薰衣草味，这股味道跟牙医那儿的来苏水味一样，他一闻就觉得呛鼻子。理发师从他的后脖梗开始动手给他剪头发。卡米查埃尔先生有点不耐烦，眼睛到处寻找着，打算找点东西看看。
“有报纸吗？”
理发师手不停歇地回答说：
“全国除了官方报纸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只要我还有口气，这路报纸就别打算进我的店里。”
卡米查埃尔先生只好低下头欣赏自己那双开了绽的皮鞋，看着看着，理发师突然向他打听起蒙铁尔寡妇的情况。卡米查埃尔先生刚从寡妇家里来。过去，他给堂切佩·蒙铁尔当过多年的账房。自从蒙铁尔先生谢世以后，他便负责照管寡妇家的生意。
“还住在那儿。”他说。
“一个自杀了，”理发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地呢，全归了她一个人。那片地，骑着马五天五夜也走不出去。她八成占了十个市的地盘吧。”
“三个。”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然后又把握十足地加上一句：“她可是世间第一大好人啊。”
理发师转身到梳妆台前刷梳子。卡米查埃尔先生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山羊脸，心里想，凭这副长相人们也不会敬重他。理发师看着他那副尊容，说：
“这笔生意做得可真漂亮——我的党上台执政，警察扬言要杀尽我的政敌；我呢，买下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价钱还得随我定。”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理发师接着给他剪头发。“大选一过，”他最后说，“我成了三个市的主人，而且没有竞争对手。即使换了政府，我还是稳占上风。所以说，这笔生意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连造假票子也赶不上。”
“早在这些政治变动以前，何塞·蒙铁尔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时候，他穿着短裤坐在家门口，那间房子还赶不上鸽房大，”理发师说，“九年前，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这可是有凭有据的。”
“即使如此，”卡米查埃尔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蒙铁尔的事和寡妇也毫不相干。”
“她那是装糊涂。”理发师说。
卡米查埃尔先生抬起头来，把系在脖子上的围布解开，让血液流通流通。“我平时宁愿叫老婆给我理发，”他没好气地说，“她一不要钱，二不谈政治。”理发师把他的脑袋往前推了推，一声不吭地又干起活来。他不时地把剪子空剪几下，显示他的技术十分娴熟。卡米查埃尔先生听见街上一片嘈杂，朝镜子里望了望，只见搬家的妇女和小孩们抬着家具和用具从理发馆门口走过。他恨恨地说：
“眼下正在闹灾，你们还死抱住政治上的宿怨不放。一年前政治迫害就停止了，如今你们还在议论这些。”
“把我们这些人丢在一边不管，这也是一种迫害啊！”理发师说。
“现在并没有人用棍子打我们呀。”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让我们听老天爷的摆布，这也是一种打法。”
卡米查埃尔先生发火了。
“这全是报纸上的谣言。”他说。
理发师不吭气了。他在加拉巴木果壳里弄了点肥皂，用小刷子把肥皂沫抹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梗上。“我这个人，有话憋不住，”他自我解嘲地说，“再说，像您这样的公道人也不是天天能碰上的。”
“一个人得养活十一个孩子，还能不公道。”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是，那是。”理发师说。
他把剃刀在手掌上蹭得刺刺响，默不作声地给卡米查埃尔先生刮了刮脖梗，用手指抹掉肥皂沫，在裤子上揩揩手，最后，拿一块明矾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擦了擦。直到理完发，他没再说一句话。
卡米查埃尔先生系领扣的时候，发现里面墙上贴着一张纸条：莫谈国事。他把肩膀上的碎头发抖落掉，把雨伞挎在胳臂上，指着纸条问道：
“怎么不把它撕下来？”
“那不是为您贴的，”理发师说，“您是位公道人，我们都这么认为。”
这一回，卡米查埃尔先生毫不犹疑地跳上了便道。理发师目送他拐过墙角，又把目光转向那条混浊而汹涌的河流。雨停了。一片浓云一动不动地堆在小镇的上空。快一点钟的时候，叙利亚人摩西走进店来。他抱怨说，脑袋顶上的头发不住地脱落，脖梗上的头发又长得出奇地快。
每到礼拜一，摩西都来理发。平时，他总是耷拉着脑袋，用阿拉伯语打呼噜，理发师则在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可是今天理发师向他提了个问题，把他惊醒了。
“您知道，谁来过？”
“卡米查埃尔。”叙利亚人说。
“就是那个缺了八辈子德的黑人卡米查埃尔，”理发师一字一顿地说，“我恨透这种人了。”
“卡米查埃尔根本不算人。”叙利亚人摩西说，“大概是三年前吧，他连双鞋都买不起。要是谈论起政治，他可精到家了，闭着眼都能算账。”
摩西把下巴抵在胸前，又打起呼噜。理发师交叉着双臂站在摩西面前说：“我说你这个土耳其臭狗屎，说说看，你到底和谁站在一边？”叙利亚人不动声色地说：
“和我自己呗。”
“这就不好了，”理发师说，“最起码您不该忘记您那位老乡埃利亚斯的儿子被堂切佩·蒙铁尔打断过四根肋骨。”
“那得怨埃利亚斯倒霉，谁让他儿子参与政治的！”叙利亚人说，“现在，小伙子舒舒服服地在巴西跳舞，切佩·蒙铁尔呢，早完蛋了。”
镇长牙疼得一连折腾了好几个晚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离开家之前，他把右半边脸上的胡子刮了刮，左半边脸已经八天没刮了，也只好如此。然后，他穿上干净的军服和锃亮的漆皮靴子，趁着天不下雨，下楼到饭店去吃午饭。
餐厅里空无一人。镇长穿过几张四方餐桌，来到餐厅尽头，找个最僻静的地方坐下。
“来人哪！”他喊道。
一位年轻姑娘应声走过来。她穿着合身的短装，挺着丰满的胸脯。镇长点了菜，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姑娘走回厨房的时候，顺便打开了放在餐厅尽头托板上的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放新闻，引用了头天晚上共和国总统发表的演说，接着宣读了又一批禁止进口的商品名单。播音员的声音渐渐占据了整个餐厅，屋里显得越发热了。姑娘端上汤来的时候，看见镇长正用军帽不停地在扇风。
“我听收音机也爱出汗。”姑娘说。
镇长开始喝汤。他一向认为，这家偏僻的饭店只有过往商人偶尔前来光顾，和镇上其他地方一定有所不同。的确，这家饭店比小镇建得还早。从内地来收购大米的商人，一到晚上便在那个木头搭的破旧不堪的阳台上玩纸牌，等到清晨凉快下来再去睡觉。当年，这家饭店周围几十里没有一个市镇。在最后一次内战期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前往马孔多谈判停战协议的途中，曾在这个阳台上睡过一夜。当时就是这所木板墙和锌板屋顶的房子，就是这个餐厅和用纸板墙隔开的住房，只是没有电灯和卫生设备。据一位老顾客说，直到本世纪初，餐厅里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假面具，供顾客选用。客人戴上假面具，就公然在大庭广众下蹲在院子里大小便。
为了把汤喝下去，镇长不得不解开领扣。新闻节目之后，播送了一段广告，词句都是合辙押韵的。接下去是一段动人心弦的音乐。一个热恋着的男人用甜美的嗓音唱道，为了追求一位女士，他要把世界翻过来。镇长一边等着上菜，一边凝神静听。猛然间，他看到饭店对面走过两个小孩，手里拿着两把椅子和一把摇椅，后面跟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拿着锅、木桶和其他家什。
镇长走到门口，喝道：
“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偷来的？”
两个女人停下脚步。那个男人解释说，他们要把家搬到高处去。镇长问搬到什么地方。那个男人用帽子朝南指了指：
“那边高地上，我们花了三十比索从堂萨瓦斯那儿租了块地。”
镇长审视了一下那些家具，全是穷人家的东西：一把快散架的摇椅，几口破锅。他想了想，最后说：
“把这些东西，还有那些破烂玩意儿都搬到公墓旁边的空地上去。”
男人一下子愣住了。
“那儿是公家的地方，不用你们花一分钱，”镇长说，“镇里把那块地送给你们了。”
随后，他转过脸来对着那两个女人说：“你们去告诉堂萨瓦斯，就说是我说的，叫他不要趁火打劫。”
这顿午饭，镇长根本没尝出什么滋味来。他点着一支烟，吸完了又用烟蒂点上另一支，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沉思良久。这时，收音机还在播送伤感的音乐。
“您在琢磨什么？”姑娘边收拾空盘子边问。
镇长连眼皮也没抬一抬。
“我在想着这些可怜的人。”
镇长戴上帽子，穿过餐厅，走到大门口，又转身说：
“得把咱们镇弄得体面点。”
大街拐角处，有几只狗正进行一场血战，挡住了镇长的去路。在一片狂吠声中，他瞥见一块骨头和几只蹄子，又看到几颗尖利的牙齿。一只狗夹着尾巴把一只蹄子拖走了。镇长闪到一旁，顺着便道朝警察局走去。
一个女人正在牢房里大呼小叫。卫兵趴在行军床上睡午觉。镇长朝床腿上踢了一脚，卫兵陡然惊醒过来。
“她是谁？”镇长问。
卫兵打了个立正。
“她是贴匿名帖的。”
镇长破口大骂，质问他的部下是谁把她抓来的，又是谁下令把她关进牢房的。警察们啰啰唆唆地解释了一大通。
“你们什么时候把她抓进来的？”
他们是礼拜六晚上把她关起来的。
“把她放了，你们当中进去一个，”镇长大声吼着，“这个女人在牢房里睡觉，可是镇上人一大早又发现匿名帖了。”
沉重的铁门刚一打开，那个头发用小梳子别成大发髻、颧骨高高的中年妇女便嚷嚷着出了牢房。
“滚你妈的蛋！”镇长对她说。
女人打开发髻，把又长又密的头发抖了几抖，慌里慌张地奔下楼梯，嘴里喊着：“婊子养的！婊子养的！”镇长趴在栏杆上声嘶力竭地叫喊道：
“别再拿那些破烂纸跟我捣蛋了！”嗓门之大似乎不仅要让那个女人和警察们听见，还要让全镇人都听见。
毛毛雨一个劲儿地下。下午，安赫尔神父还是照常到街上散步。离同镇长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早，神父信步走到遭受水灾的地方。在那里，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只死猫漂浮在野花丛中。
回来的时候，天放晴了。耀眼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一条覆盖着油布的驳船顺着凝滞的、纹丝不动的河水朝下游开来。一个小孩从一间倒塌了一半的房子里跑出来，嚷嚷着说他从蚌壳里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安赫尔神父把蚌壳放在耳边，果然听到大海的喧嚣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坐在自家门前，两手捂着肚子，眼睛盯着驳船，像是出神地欣赏着什么。再往前走过三家，就是商店和摆满杂七杂八的商品的橱窗。门口坐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叙利亚人。黄昏时，绯红的晚霞出现在天边。隔岸的鹦鹉啼声不断，猿猴阵阵哀啸。
各家各户打开了大门。人们聚集到广场上东拉西扯，有的在沾满灰尘的杏树下面，有的围在冷饮车周围，有的坐在路旁斑斑驳驳的花岗岩长凳上。安赫尔神父心想，每天一到这个时候，镇上就奇迹般地变了个模样。
“神父，您还记得集中营里的俘虏吗？”
安赫尔神父虽然没有看见希拉尔多大夫，可是听这话音他能想象得出大夫一定是躲在纱窗后面，脸上露出微笑。至于集中营里俘虏的照片，说实在的，他不记得了，不过肯定是看见过。
“请您到诊室来。”大夫说。
安赫尔神父推开纱门，只见凉席上躺着一个小娃娃，是男是女看不出来。孩子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浑身皮肤焦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背靠着板墙坐在那里。神父没闻到什么邪味，但是他想，这个病人一定是臭气熏天的。
“这是谁？”神父问。
“我的孩子。”女人回答说。她仿佛自我辩解一样又加上一句：“两年前，这孩子便过一次血。”
病人的脑袋没有动弹，只把眼睛转向门口。神父不由得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怜悯之心。
“怎么给他治的？”他问。
“这阵子一直给他吃绿芭蕉，”女人说，“这东西挺能止血的，就是他不爱吃。”
“你们应该带他来忏悔。”神父说。
话是这么说，可神父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用手指搔搔纱窗，把脸贴近窗子往里看了看。希拉尔多大夫正在一个研钵里捣什么东西。
“这孩子是什么病？”神父问。
“我还没给他检查呢。”大夫回答说。然后，他边想边说：“这就是遵照上帝的意旨降临到人间的灾祸，神父。”
神父没有答理他。
“我这辈子见过的死人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这可怜的孩子那样面无人色。”大夫说。
神父告辞出来。码头上没有一条船。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安赫尔神父心中明白，看见那个病孩子以后，他的心境大变。他骞然想起约会的时间已过，便连忙加快脚步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坐在一把折叠椅里，两手撑住头。
“您好。”神父慢吞吞地说。
镇长抬起头来。神父看见他那双红色的眼睛里充满绝望的神情，不禁颤抖了一下。镇长半边脸刚刚刮过，光溜溜的，另外那半边抹着泥灰色的药膏，简直像是泥泞的乱草堆。他嗓音嘶哑地哎哟了一声。
“神父，我得自己给自己一枪了。”
安赫尔神父听了大吃一惊。
“吃那么多止痛片，您一定是中毒了。”他说。
镇长用脚一下一下地猛踢着墙壁，两手揪住头发，狠狠地把脑袋往木板上撞。神父从未见过一个人竟会疼成这样。
“那就再吃两片药吧，”他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头晕时常服的药告诉了镇长，“再吃两片，死不了人。”
这话倒是不假。神父心里明白，面对人类的痛苦，他总是束手无策。他用眼睛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搜寻着止痛片。屋里靠墙放着六张小皮凳，还有一个玻璃橱，里面塞满尘封灰盖的纸张。共和国总统的画像挂在一枚钉子上。地上到处都是空玻璃纸包，这是止痛片留下的唯一痕迹。
“药在哪儿？”神父十分焦急地问。
“对我一点也不管用。”镇长说。
神父走到镇长身边，又问：“告诉我，药在什么地方？”镇长猛一挺身，安赫尔神父只见在自己眼前几厘米的地方有一张庞大而狰狞的面孔。
“他妈的，”镇长喊道，“我说过了，别再缠着我。”
他把一张小凳举过头顶，使尽浑身力气朝玻璃橱砸过去。安赫尔神父一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他看到玻璃被砸得四处飞溅，这才明白过来。这时，镇长在一团尘雾中慢慢安静了。屋里一片死寂。
“中尉。”神父喃喃地说。
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出现在走廊门口。镇长熟视无睹地扫了他们一眼，像只猫似的呼呼喘着气。警察们把枪放下，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安赫尔神父扶着镇长的胳臂，把他搀到折叠椅上。
“止痛片在哪儿？”神父固执地问。
镇长合上眼睛，脑袋往后一仰。“我再也不吃那些鬼玩意儿了，”他说，“吃得我耳朵嗡嗡直响，脑门子都木了。”这时，疼劲儿过去了，他扭过头来问神父：
“您跟牙医说了吗？”
神父默默地点了点头。镇长从神父的表情上已经猜出谈话的结果。
“您干吗不跟希拉尔多大夫说说？”神父建议道，“有的大夫也会拔牙。”
镇长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他会说没有钳子。”说罢，又添上一句：
“都在跟我作对。”
趁着这阵子牙不疼，镇长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整个一下午可把他折腾得够呛。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屋里已经黑了。镇长低垂着眼睑没有看神父，嘴里说：
“您是为塞萨尔·蒙特罗来的吧。”
神父没有答话。“我疼成这样，什么也干不了。”说着，镇长站起身来，打开灯。一群蚊虫从阳台一拥而入。时间过得这么快，安赫尔神父不禁吃了一惊。
“时间都过去了。”他说。
“不管怎么样，礼拜三得把他押走，”镇长说，“明天把该办的事办完，下午让他忏悔。”
“几点钟？”
“四点。”
“下雨也照常进行？”
镇长横了神父一眼，这一眼把两个礼拜以来牙疼积下的烦躁全都发泄出来了。
“天塌下来也照办不误，神父。”
镇长牙疼得很厉害，吃止痛片也不行。他把吊床挂在房间的阳台上，本想趁晚上凉快好好睡一觉。可还不到八点，他又疼得撑不住了。他下了楼，来到广场。广场上，一股股热浪憋得人昏昏欲睡。
他在广场周围转了转，没有遇见什么意外的事。牙依然疼得要命。他走进电影院。这下子可糟了。战斗机的嗡嗡声震得他格外疼痛，看了不到一半，他就离开电影院，来到药铺。这会儿工夫，堂拉洛·莫斯科特正要关门。
“有什么治牙疼的药给我来点儿，劲儿越大越好。”
药铺掌柜用惊讶的目光瞧了瞧他的面颊，然后穿过两排摆满药瓶（每个瓷瓶上都用蓝色字母标着药名）的玻璃柜，走到药房里面。镇长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这个后脖梗粗壮又红润的家伙准在幸灾乐祸。镇长很了解他。药铺后面是两间住房。他老婆——一个肥胖的女人——已经瘫痪多年了。
堂拉洛·莫斯科特拿着一个没有标签的瓷瓶回到柜台前，他打开药瓶，里面冒出一股甘甜的草味。
“这是什么？”
药铺掌柜把手指头伸进药瓶里去，摸着瓶里的干菜籽。“这叫独行菜，”他说，“您好好嚼一嚼，一点一点把汁嘬出来。治淤血红肿那是再好不过了。”他把几粒菜籽倒在手掌心，从眼镜上边望着镇长，说：
“把嘴张开。”
镇长往旁边躲了躲。他把药瓶转了一下，发现上面什么字也没写，又用眼睛盯住药铺掌柜。
“随便给点西药吧。”他说。
“什么西药也赶不上这个，”堂拉洛·莫斯科特说，“这药可管用了，这个土方子在老百姓当中流传三千年了。”
他找了张报纸，裁下一小片，把独行菜籽包好，动作很认真，态度很亲切、很和蔼，好像舅父给外甥叠纸鸟一样。包好纸包，他笑吟吟地抬起头来。
“您怎么不拿走啊？”
镇长没有搭腔。他拿出一张钞票，没等找钱就离开了药铺。
半夜过后，镇长还在吊床上辗转反侧，不敢嚼菜籽。约莫十一点钟光景，天气正热得出奇，突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继而转成毛毛细雨。镇长浑身发烧，四肢无力。身上出的汗冷冰冰、黏糊糊的，还一个劲儿地发抖。他趴在吊床上，张着嘴，默默地做祈祷。越祈祷，肌肉越紧张，最后竟然抽起筋来。镇长心里明白，虽然他很想靠近上帝，可是牙疼拉得他离上帝越来越远。他索性蹬上靴子，在睡衣外面罩上雨衣，径直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大喊大叫地闯进警察局。警察们似睡非睡地正在做噩梦，听见喊声，你挤我撞地跑到走廊上，摸着黑找武器。灯亮了，他们衣冠不整地等着镇长下命令。
“冈萨莱斯、罗维拉、佩拉尔塔。”镇长喊道。
被点到名字的三名警察走出队伍，来到中尉身旁。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混血种人，看不出镇长究竟为什么要点他们三个。三人当中，第一个满脸稚气，剃着光头，身穿一件法兰绒上衣。另外两个穿着军服，没有系扣，也露出里面穿的法兰绒上衣。
他们三个不知道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只是跟在镇长后面，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楼梯，排成一队离开警察局。他们冒着蒙蒙细雨穿过大街，在镶牙铺门前停下来。警察用枪托猛砸两下，把大门砸破了。等到前厅灯亮，他们已经进到铺子里。一个身材矮小的秃头男人从后面门里走出来。他只穿了一条短裤，露出浑身的腱子肉，张着嘴，举起一只胳臂，正要穿浴衣。出来的一刹那，他愣住了，仿佛看到摄影师的闪光灯唰地一亮似的。紧接着，他朝后一闪，正好撞在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的妻子身上。
“站住！”中尉一声断喝。
那个女人哎呀了一声，用手捂住嘴，转身跑回卧室。牙医用手系着浴衣的带子，走到前厅。这时，他才认出那三个把枪对准他的警察和镇长。镇长的身上直往下滴水，两手插在雨衣兜里，静静地站在那儿。
“你老婆要是胆敢离开屋子，我就下令开枪。”中尉说。
牙医抓住屋门的把手，冲里面说：“喂，听见了吗？我说。”他轻手轻脚地关上卧室门，然后朝镶牙室走去，乌黑的枪口透过褪色的藤制家具一直瞄准着他。两名警察先牙医一步来到镶牙室门口。一个警察拧亮电灯，另一个径直走到手术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
“应该还有一支。”镇长说。
他跟在牙医后面，最后一个走进镶牙室。两名警察迅速认真地在搜查，另一名守在门口。他们倒翻了手术台上的工具箱，把石膏模、没做完的假牙、零散的牙齿、金牙套撒得满地都是，又把玻璃柜里的瓷瓶全部倒空，用刺刀嘁里喀喳挑破了牙科专用椅上的橡胶枕头和转椅上的弹簧座位。
“是支三八式的大枪，长筒的。”镇长进一步说。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牙医。“你最好还是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枪放在哪儿了，”他说，“我们可不是来抄家的。”从牙医那双躲在金丝架眼镜后面的细长而无神的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反正不着急，”牙医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只要你们各位高兴，尽管继续翻腾。”
镇长思索了一下。他再次查看了这间用粗糙的木板搭起的房子，然后朝牙科专用椅走过去，同时三言两语地向手下人吩咐了一番。一名警察守着通到街上的大门，另一名守在镶牙室门口，第三名把守窗户。镇长在椅子上坐好，把湿淋淋的雨衣扣上扣子，只觉得周围都是冷冰冰的利刃在卫护着他。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屋里空气稀薄，充满木馏油味。镇长把头靠在枕垫上，尽量把呼吸放匀。牙医从地上拣起几件工具，放到锅里煮沸。
牙医背对着镇长，两眼欣赏着酒精灯的蓝色火焰。那股稳当劲儿，就像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水开了以后，他用一张纸垫着锅把，把锅端到椅子边上。一个警察挡住了他的去路。牙医把锅放下，从水蒸气上面看了看镇长，说：
“你叫这个刽子手站到不碍事的地方去。”
镇长一摆手，那个警察离开了窗口，让牙医朝椅子走过去。那警察把一把椅子挪到墙根，叉开两腿坐了下来，枪放在大腿上，还在紧张地监视着。牙医拧亮灯。被强烈的灯光乍一照，镇长觉得眼花缭乱，连忙闭上眼睛，把嘴张开。牙已经不疼了。
牙医找到病牙，用食指扒开发肿的腮帮子，另一只手转动着活动灯。眼瞅着病人急剧地喘气，他连理都不理。牙医看了一会儿，把袖子卷到胳膊肘，准备动手拔牙。
镇长一把抓住了他的腕子。
“麻药呢？”镇长说。
他们俩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
“你们杀人，历来不用麻药。”牙医轻轻地说。
镇长在那只握着拔牙钳的手上没有感觉到丝毫挣脱的意思。“把安瓿拿过来。”他说。站在屋角的那个警察用枪口对准了他们。镇长和牙医都听见拉枪栓的声音。
“告诉您，没有麻药。”牙医说。
镇长松开了牙医的手腕。“应该有啊。”他一面反驳着，一面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散落在地上的东西。牙医用同情的眼光看着镇长，然后把镇长的脑袋推到枕垫上，第一次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他说：
“别怕，中尉。肿成这个样子，上麻药也不管用。”
镇长度过了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之后，他全身肌肉松弛下来，筋疲力尽地瘫软在椅子上。潮气在天花板上留下的乌黑的水印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一辈子也忘不掉。他听到牙医在洗手池洗手，把手术台上的抽屉放回原处，默不作声地捡起丢在地上的一些物件。
“罗维拉，”镇长叫道，“你叫冈萨莱斯进来，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好，放回原来的地方。”
警察开始收拾东西。牙医用镊子夹起一块棉花，在一种铁青色的药水里蘸了蘸，放在拔掉牙的牙床上。镇长感到表皮上一阵灼热。牙医把他的嘴合上。镇长两眼望着天花板，竖起耳朵听着警察收拾东西的窸窣声。警察就记忆所及整理着手术室里一件件小物什。钟楼里的钟敲了两下。一分钟后，一只石鸻鸟在细雨的淅沥声中发出报时的鸣叫。又过了一会儿，镇长知道快完事了，用手指了指，吩咐警察回局里去。
这工夫，牙医一直站在椅子旁边。等到警察出去之后，他把病人牙床上的棉花取下来，用灯往嘴里照了照，又把镇长的下巴合上，把灯推到一边去。整个手术到此结束。这时候，闷热的屋里笼罩着一片少有的空旷的气氛。只有剧院的清洁工在最后一名演员离开时，才会有这种空落落的感觉。
“倒霉鬼！”镇长说。
牙医两手插进浴衣口袋里，向后退了一步，让镇长走过去。“我接到上边的命令，要查抄你的住所，”镇长接着说，眼睛避开灯光，盯住牙医，“上面指示说，要在你这儿找到军火武器，还有搞全国性阴谋活动的详细文件。”他用两只还有点潮湿的眼睛看着牙医，又说：“我本来想积点德，把命令抛在一边，可是我错了。眼下情况变了，反对派有了保障，大家全都相安无事。唯独你的思想还像个阴谋家一样。”牙医用袖子擦干净椅垫，把没破的那一面换到上边来放好。
“你这种态度于本镇大为不利。”镇长继续说，用手指着椅垫，根本没有注意到牙医正用沉思的眼光望着他的面颊。“好吧，一切费用由镇政府来付，包括修理临街的大门。要不是因为你这么顽固不化，本来用不着花这笔钱的。”
“您用葫芦巴水漱漱口吧。”牙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