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奥·阿希斯按照鸡啼声估摸着时间。最后，他想还是问一问保险。
“几点了？”
诺拉·德哈科夫在昏暗中伸出胳臂，从床头柜上拿起夜光钟。答话之前，她完全醒过来了。
“四点半。”她说。
“他妈的！”
马特奥·阿希斯从床上跳下来。头一阵发痛，嘴里冒出一股苦涩味，他只得缓了缓劲。屋里黑灯瞎火的，他用两只脚寻摸着鞋子。
“再不走，天该亮了。”他说。
“那该多好，”她说着打开灯，一眼瞥见他那一节一节的脊梁骨和白晳的皮肤，“你得在这儿待到明天了。”
她全身裸露着，灯一亮，她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放荡了。
马特奥·阿希斯穿上鞋。他身材高大，身板结实。近两年来，诺拉·德哈科夫只是偶尔跟他幽会一次。和这样的男人只能保持着暧昧关系，她感到很不惬意。照她看，像马特奥·阿希斯这样的男子汉才值得一个女人终身相托。
“你再不注意，可要变成大胖子了。”她说。
“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回答道，极力掩饰着不快的心情。过了一会儿，他又笑嘻嘻地说：“我大概是怀孕了。”
“但愿如此，”她说，“要是男人也生孩子，就不会那么牛气了。”
马特奥·阿希斯用内裤拾起地上的避孕套，走到卫生间，扔进马桶。洗手时，他使劲憋住气。一到天亮，仿佛到处都是她身上的气味。他回到房间，看见她坐在床上。
“不定哪天，”诺拉·德哈科夫说，“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把我搞腻了，我就把这些事都嚷嚷出去。”
马特奥·阿希斯穿好衣服，又看了她一眼。诺拉意识到自己雪白的胸脯裸露在外面，于是一边说话，一边把被单拉到脖颈上来。
“我看，”她接着说，“咱们还是在床上吃早饭，一直在这儿待到下午吧。我满可以给自己贴一张匿名帖。”
马特奥·阿希斯开怀大笑起来。
“老本哈民要急死了，”他说，“他最近怎么样？”
“你想想看，”她说，“他盼着奈斯托尔·哈科夫早点见上帝呢。”
诺拉看到马特奥走到屋门口，摆摆手向她告别，就说：“最好圣诞节你再来一趟。”马特奥同意了。他踮着脚尖悄悄走过庭院，走出大门，来到大街上。冰凉的露水使空气变得湿漉漉的，来到广场时，只听迎面一声断喝。
“站住！”
一只手电筒的光束照到马特奥的眼睛上，他连忙把脸偏过去。
“啊，他妈的！”镇长说。他躲在灯光后面，马特奥·阿希斯看不清楚他。“瞧啊，咱们碰上谁了。你是从家出来，还是回去？”
镇长关上手电筒。马特奥·阿希斯这才看清是镇长，后面跟着三名警察。镇长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武装带上挂着冲锋枪。
“我回家去。”马特奥·阿希斯说。
镇长走过来，借着路灯看了看表，差十分五点。他朝警察一挥手，命令他们解除宵禁。军号吹响了。清晨，号音显得格外凄凉，等到号声响过，镇长把警察打发走了，然后陪着马特奥·阿希斯穿过广场。
“行了，”他说，“匿名帖的事总算完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是兴高采烈，而是疲惫不堪。
“抓到贴匿名帖的人了？”
“还没有，”镇长说，“不过我刚刚转了一圈，我可以担保，今天清晨第一次没出现匿名帖。无非是辛苦点。”
走到阿希斯家大门口时，马特奥·阿希斯抢先紧走几步，把狗拴住。女仆们在厨房里伸懒腰。镇长一进来，那几只用链子拴住的狗冲着他一阵狂吠。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了，只剩下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和喘气声。阿希斯寡妇走过来，看见镇长和马特奥·阿希斯坐在厨房门口喝咖啡。天色已然放亮了。
“起早贪黑的男人，”寡妇说，“是妻子的好帮手，可不是好丈夫。”
寡妇的心绪很好，然而脸上仍然露着倦容，看得出来，她一直睡不好觉。镇长和她寒暄着，从地上捡起冲锋枪，背在肩上。
“咖啡有的是，喝多少有多少，中尉，”寡妇说，“就是别在我家里拿刀动枪的。”
“刚好相反，”马特奥·阿希斯笑眯眯地说，“你应该借支枪，望弥撒时带上。你看是不是？”
“我用不着拿这些破烂玩意儿自卫，”寡妇反驳道，“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她板起脸来接着说：“早在这方圆几百里以内没有神父以前，我们阿希斯家的人就属于上帝了。”
镇长告辞说：“我得去睡觉了。这真不是人过的生活。”成群的鸡、鸭、火鸡纷纷涌到院子里，镇长东躲西闪地朝外面走。寡妇哄赶着鸡鸭。马特奥·阿希斯回到卧室，洗了个澡，换上衣服，又出来给骡子备鞍。他的几个兄弟天一亮就走了。
马特奥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阿希斯寡妇正在拾掇鸟笼子。
“记住，”她说，“第一要注意身体，第二要懂得和人保持距离。”
“他这次来就是要喝点咖啡，”马特奥·阿希斯说，“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到家了。”
他站在走廊的尽头，两眼望着妈妈。她没有扭过身来，仿佛在对小鸟说话：“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可别把杀人凶手领到家里来。”收拾完鸟笼，她又单刀直入地问马特奥：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那天上午，阿尔卡迪奥法官从日常生活的某些琐碎细节上看出了不祥之兆。为了掩盖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对他女人说：“我有点头痛。”上午出太阳了。几个礼拜以来，河水第一次换了一副和蔼的面孔，生皮子味也消逝得无影无踪。阿尔卡迪奥法官来到理发馆。
“法律的化身一瘸一拐的，”理发师迎上来说，“可总算来到了。”
地板刚上过油，镜子上抹着铅粉。理发师拿起一块抹布擦镜子。阿尔卡迪奥法官在理发椅上坐下来。
“要是没有礼拜一该多好啊！”法官说。
理发师开始给他剪头发。
“这得怨礼拜天，”理发师说，“没有礼拜天，也就不会有礼拜一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闭上眼睛。昨天，他足足睡了十个钟头的觉，痛痛快快地和他女人闹腾了一气，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礼拜天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可是一到礼拜一，气氛就显得很紧张。钟楼上传来九点的钟声，随后邻居家响起了缝纫机的嗡嗡声。而大街上却悄然无息。阿尔卡迪奥法官感到很吃惊。
“镇上的人都死绝了吧。”他说。
“你们巴不得这样啊，”理发师说，“从前，礼拜一上午到这个钟点，我起码给五个人理完发了。今天呢，托上帝的福，您是第一位顾客。”
阿尔卡迪奥法官睁开眼，朝镜子里看了看外面的小河。“你们？”他重复了一句，然后问道：
“你们指的是谁？”
“你们……”理发师迟疑了一下说，“你们没来以前，这个镇和别处一样，像堆臭狗屎。现在更是比哪儿都糟。”
“你跟我说这些话，”法官反驳道，“是因为你心里明白，我和这些事没有任何牵扯。”接着他又语气和缓地问：“这些话你敢对中尉讲吗？”
理发师承认他没有这个胆量。
“我每天早晨一起床，”他说，“心里就想今天一准躲不过去，非让他们给枪毙了不可。一连过了十年，还没见他们动手。这种滋味您是没领教过的。”
“没领教过，”阿尔卡迪奥法官承认这一点，“也不想领教。”
“您多多留神吧，”理发师说，“千万别受这份罪。”
法官低下头，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问道：“有件事你知道吗，瓜迪奥拉？”没等对方回答，他又说：“镇长陷在这个镇子上，拔不出脚去，而且越陷越深。他不声不响地一点一点在攒钱。这件事可教他开心了，他不会撒手不干的。”理发师一声不响地听他说话，法官最后说：
“我敢和你打赌，他不会再杀一个人。”
“您这样想吗？”
“我可以和你打赌，死一个人我出一百比索，”阿尔卡迪奥法官坚持说，“眼下，对他来说，能争得个平安无事，就再好不过了。”
理发师剪完头发，把椅子朝后一倾，默默地换了条围布。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有些困惑不解。
“这番话出自您的嘴，真是太奇怪了，”他说，“而且是对我讲。”
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动弹不了，否则他一定会耸耸肩。
“这些话我不是第一次说了。”他明确地说。
“中尉可是您最好的朋友。”理发师说。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口气显得紧张又机密。他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就像一个不常写字的人在签名一样。
“告诉我一件事，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神情庄重地问，“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理发师正给他刮胡子，想了一下回答说：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认为您这个人很懂得万事都有个头，而且不愿意拖后腿。”
“啊，你可以保持这种看法。”法官笑了。
法官阴沉着面孔一动不动地让理发师给他刮脸。有朝一日把他拉到绞刑架下，他大概也是这副表情。他紧紧地闭上双眼。理发师用一块明矾给他擦擦胡子，上了点扑粉，然后用一把柔软的猪鬃刷子把粉掸掉。解下围布时，顺手把一张纸悄悄地塞进他的衬衣口袋里。
“只有一件事您的想法不太对头，法官，”理发师说，“咱们这个国家快要出事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朝四下看了看，理发馆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太阳炙烤着大地。九点半了，镇上还是寂然无声。缝纫机依然在嗡嗡作响。礼拜一到底还是来了。法官觉得似乎不只是理发馆里，就连镇上也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于是，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纸片，读了起来。理发师转过身去收拾梳妆台。“高谈阔论整整两年，”他背诵着，“戒严、新闻审查，一切照旧，当官的还是原班人马。”理发师从镜子里看到法官读完传单，便对他说：
“传给别人看看吧！”
法官把传单又放进衣兜里。
“你真勇敢。”他说。
“要是我总认错人，”理发师说，“几年前早就吃黑枣了。”随后，他又神情严肃地说：“请您记住，法官，这件事别向任何人泄露。”
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出理发馆，觉得口干舌燥的。他来到台球厅，要了四杯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看了看时间还早。他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他心里乱得像团麻，于是想出一个蠢办法。他跑到一家简陋的酒吧间的厕所里，在一块杨梅疮上撒了点火药，然后点上火。
喝到第四杯，堂罗克不再给他斟酒了。“照这么喝，”老板笑着说，“得让人把您像斗牛士似的扛出去了。”法官一听，咧着嘴笑了，两只眼睛还是那样无精打采的。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跑到厕所里，解完小便，出来前把秘密传单扔进了茅坑。
回到柜台时，法官看到酒瓶旁边放着一只刻有量度的酒杯。“这是给您的。”堂罗克轻轻地扇着扇子对他说。大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阿尔卡迪奥法官喝下半杯，然后不紧不慢地品尝着酒的滋味。“有件事，您知道吗？”他问。一看堂罗克好像没听明白，法官就说：
“快出事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再次求见堂萨瓦斯。这会儿工夫，堂萨瓦斯正在天平上称午饭。这顿午饭量很少，和鸟食一样。“告诉他，我在睡觉。”他伏在妻子耳边悄悄地说。过了十分钟，他真的睡着了。一觉醒来，屋里的空气变得十分干燥，天气炎热，令人窒息。已经十二点多了。
“你梦见什么了？”妻子问道。
“什么也没梦见。”
她一直在等着丈夫自己醒过来，没去叫他。过了一会儿，皮下注射器煮开了。堂萨瓦斯在自己的大腿上打了一针胰岛素。
“你好像三年没做梦了。”女人不太高兴地说，仿佛刚刚想起这句话。
“浑蛋！”他吼道，“你打算怎么样？还能强迫人做梦？”
几年前，有一天中午，堂萨瓦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橡树不开花，光结刮脸刀。妻子给他圆梦，结果中了头彩。
“今天没做梦，明天准做。”她说。
“今天不做，明天也不做，”堂萨瓦斯不耐烦地顶撞她，“我才不为你那些蠢事做梦呢。”
妻子收拾房间的时候，堂萨瓦斯又躺在床上。屋里凡是带尖带刃的家伙，她都拿了出去。过了半小时，堂萨瓦斯一点一点欠起身来，怕的是情绪太激动，然后开始穿衣服。
“喂，”他问，“卡米查埃尔说什么了？”
“他说过一会儿再来。”
两个人坐到桌旁，谁也没再开口说话。堂萨瓦斯像小鸟啄食似的吃着简而又简的病号饭。他妻子那份午餐可真叫齐全，乍一看，像她那样纤弱的体格和有气无力的样子，这顿饭实在显得过于丰盛了。她思忖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拿定主意问堂萨瓦斯：
“卡米查埃尔打算要什么？”
堂萨瓦斯连头也没抬。
“钱呗。还能要什么？”
“我早就料到了，”妻子叹了口气，用怜悯的口吻说，“可怜的卡米查埃尔，这么多年，钱像流水一样从他手里过，可他还是靠大家施舍过日子。”一说起这些，这顿饭便吃得兴味索然。
“给他吧，亲爱的萨瓦斯，”她恳求说，“上帝会报答你的。”她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好奇地问：“他需要多少？”
“二百比索。”堂萨瓦斯不动声色地说。
“二百比索！”
“你想想看！”
对堂萨瓦斯来说，礼拜一和礼拜天刚好颠倒了。礼拜天最忙，礼拜一下午却闲得没事。他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坐在电风扇前尽情地打盹。与此同时，他家牧场里的牲口在长个、长膘、下崽。然而今天下午，他的心一刻也静不下来。
“天太热了。”妻子说。
堂萨瓦斯暗淡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被激怒的光芒。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的旧办公桌，四把皮椅子，屋角堆放着马具。百叶窗关着，屋内的空气温吞吞的，有点憋闷。
“也许是吧，”他说，“十月份从来没这么热过。”
“十五年前，天也是这么热，闹过一次地震，”妻子说，“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堂萨瓦斯心不在焉地说，“你知道，我什么也记不住。此外，”他没好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也不想谈这些倒霉事。”
他合上眼，胳臂交叉起来，放在肚皮上，假装睡觉。“要是卡米查埃尔来了，”他喃喃地说，“告诉他，我不在。”妻子本想再求求情，一看他不答理，脸色都变了。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她说。
堂萨瓦斯没再言语。妻子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关纱门的时候也没有弄出一点响动。堂萨瓦斯又睡着了，一直睡到黄昏。等他睁开眼一看，只见镇长坐在一旁，等他醒来，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像您这样身份的人，”中尉喜眉笑眼地说，“可不该敞着门睡觉啊。”
堂萨瓦斯惊愕了一下，不过脸上没有显露出来。“对您来说，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他伸手要按电铃，镇长摆了摆手，没让他按。
“不要点儿咖啡吗？”堂萨瓦斯问。
“先不要，”镇长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好像在想念着什么，“您睡觉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很好，就像其他镇上一样。”
堂萨瓦斯用手指揉揉眼皮。
“几点了？”
镇长看了看表。“快五点了。”他说。然后，他在安乐椅上换了个姿势，悄悄地把话拉入正题。
“咱们谈谈，好吗？”
“我想，”堂萨瓦斯说，“我也干不了别的事了。”
“也没什么可干的，”镇长说，“说来说去，这件事对谁都不是个秘密。”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迫，言谈举止十分自然。
“请您告诉我，堂萨瓦斯，自从蒙铁尔寡妇答应把牲口卖给您起，您究竟弄过来多少头了？又给多少头重新打上烙印了？”
堂萨瓦斯耸了耸肩。
“我一点数也没有。”
“您一定记得，”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这种事有一个名称。”
“盗窃牲畜。”堂萨瓦斯说。
“是的，”镇长肯定道，“比如说，”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三天内您拉走了二百头牲口。”
“但愿如此。”堂萨瓦斯说。
“好吧，就算二百头，”镇长说，“您知道有什么规定吗？每头牲口政府要抽五十比索的税。”
“四十。”
“五十。”
堂萨瓦斯只好不吭气了。他靠在弹簧椅的靠背上，转动着手指上那只镶着光滑的黑宝石的戒指，眼睛仿佛盯住一盘象棋。
镇长用冷酷无情的目光打量着他。“可是这一次，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他接着说，“从现在起，何塞·蒙铁尔留下的全部牲口，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全部归镇政府保护。”他等了一会儿，看见对方没有反应，又解释说：
“您已经知道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疯了。”
“卡米查埃尔呢？”
“卡米查埃尔，”镇长说，“两小时以前被看管起来了。”
听到这儿，堂萨瓦斯看了他一眼，流露出一副既佩服又惊讶的表情。他感到内心涌起一阵抑制不住的狂笑，猛地把肥胖笨重的身躯扑到办公桌上。
“妙极了，中尉，”他说，“照您看，这算得上一场美梦吧！”
黄昏的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觉得许多往事又重现了。广场上的杏树又落满了灰尘。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但冬天悄悄的脚步声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安赫尔神父散步回来，正好看见大夫往诊所的门锁上捅钥匙。
“您瞧，大夫，”神父笑呵呵地说，“连开门也需要上帝帮忙。”
“有盏灯帮忙也行啊。”大夫笑着回说。
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才回过身来和安赫尔神父说话。他忽然发现，在暮霭中，神父沉着脸，面色通红。“请等一等，神父，”他说，“我看您的肝恐怕不太好。”说着，他拉住神父的胳臂。
“是吗？”
大夫打开门灯，端详着神父的脸。他对神父的关怀不仅是出于医生的职业感，更多的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大夫推开纱门，打开诊所的灯。
“我给您检查一下，神父，这五分钟时间不会白花的，”他说，“看看血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本来有急事。大夫一坚持，他只好走进诊所，挽起袖子准备量血压。
“要说我那会儿，”神父说，“可没见过这些玩意儿。”
希拉尔多大夫把椅子放在他跟前，坐下来给他量血压。
“眼下才是您的好时候呢，神父，”他笑着说，“千万别错过。”
大夫两眼盯住血压计的水银柱，神父用好奇的目光环视着这间屋子，病人一进诊室，往往就变成这样痴痴呆呆的。墙上挂着一张已经发了黄的证书；一张小女孩的画像，脸庞本来是红扑扑的，现在一边面颊被虫蛀了，变成蓝色；还有一幅医生从死神手里抢救一个裸体女人的画像；屋子最里面有一张白色的铁床，后面有一个药柜，里头放满了贴着商标的药瓶。窗子旁边是一个放医疗器械的玻璃柜，还有两个装满书籍的书柜。屋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属非饮用酒精的味道最呛鼻子。
量完血压，希拉尔多大夫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这屋里缺一张圣像。”安赫尔神父嘟嘟哝哝地说。
大夫朝四面墙上溜了一眼。“不只是我这儿，”他说，“镇上也缺圣像。”说罢，他把血压计放进一个皮盒里，使劲拉上拉链，又说：
“告诉您吧，神父，血压正常。”
“我早就料到了。”堂区神父说。然后，他又有气无力地加上一句：“比起往年来，今年十月我觉得最舒服了。”
神父慢腾腾地把衣袖放下来。他身上那件法袍四边缝了又缝，脚上穿着一双破旧的鞋，两只手很粗糙，指甲黢黑，像是被火烧焦了似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真正处境：他这个人穷得没法再穷了。
“话虽如此，”大夫反过来说，“我还是很担心。像今年十月这样的天气，应该说您的饮食起居都不太合适。”
“上帝对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神父说。
大夫背过身去，眺望窗外阴暗的河流。“我想问一问，究竟严格到什么地步？”他说，“这么多年，您明明知道一切都是老样子，却非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包得严严的。我想，这恐怕不是上帝的意愿吧。”
他沉默半晌，又问：
“这些天，您没有感觉到，您的一番苦心正在化为乌有吗？”
“在这一生当中，每天晚上我都有这种感觉，”安赫尔神父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第二天要更加努力从头干起。”
神父站起身来。“快六点了。”他说着，打算离开诊所。大夫站在窗前没动窝，只是伸出一只胳臂拦住神父，说：
“神父，这几天晚上，您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您是不是打算给道德也贴上一块橡皮膏啊？”
安赫尔神父觉得心里一股怒火直往上冲，想掩饰也掩饰不住。“到临终的时候，”他说，“您就会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了，大夫。”他道声“晚安”，走了出去，轻轻地关好屋门。
诵经的时候，神父的精神老是集中不起来。他关上教堂的大门，米娜走过来告诉他，两天内只逮住一只老鼠。神父似乎觉得，特莉妮达不在的这些日子，老鼠大量繁殖，简直要把教堂挖塌了。米娜放了老鼠夹子，在奶酪里下了毒药。神父还亲自帮她追踪老鼠，发现新鼠洞，用沥青把洞堵死。结果都无济于事。
“干活嘛，要有信心，”神父对米娜说，“老鼠一定会像羊羔一样乖乖地上夹子的。”
入睡之前，神父躺在光秃秃的凉席上，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他心里十分明白，大夫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一种失败的情绪暗暗攫住了他。他感到忐忑不安，教堂里老鼠成群结伙地窜来窜去，自从宵禁以来，全镇陷于可怕的瘫痪状态。这一切像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使他的头脑不停地旋转，他记起了一件最怕忆及的往事。
那是他刚刚来到镇上的时候。一天半夜，有人把他叫起来，请他在诺拉·德哈科夫临终前再去拉她一把。他走进一间卧室，只见床头摆着一个十字架，靠墙根放着好几把空椅子，仿佛在迎接死神的到来。在那里，他听了一次戏剧性的忏悔。诺拉·德哈科夫奄奄一息，她讲得非常冷静、简短而又详尽。她坦白说，她的丈夫奈斯托尔·哈科夫不是那个刚刚出世的女儿的父亲。安赫尔神父说，她要想得到宽恕，必须当着她丈夫的面把刚才忏悔的话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