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丹一连五天都没出门，努力想把答应俩老头儿的文章写出来。努力了半天，毫无结果。一周过去了，他才想起来问小梅，那天鱼翅宴吃得怎样。她回答说，除了那道鱼眼之外，其他的她都喜欢。还有鱼眼这道菜？董丹问。对呀，一颗颗又大又白、黏黏的，好像老人生了白内障的眼珠子，小梅回答。小梅说她一看那鱼眼就跑到了厕所里，怕自己吐出来。她那时候已经想离开了，但忽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又折回去，找到报到处柜台的工作人员。那女工作员凶巴巴的，穿着一件紧身的T恤衫，绷着一双奶子，乳头都顶了出来。小梅跟她要她的信封。
“她就那样瞪着我。我就说不是每个人都有个信封嘛？这么大的！”她用手比划。
“一般都这么大。”
于是女工作员从她脚边的一个大包里抽出一个信封。她不是把信封交给小梅，而是摔在桌子上。小梅把信封拿起来，交还给她，要她重来。女工作员说：你要信封我给你信封，你还想要什么？小梅说：我要你重新递给我一次。她跟女工作员说，把东西递给别人，跟摔在桌上是两回事。她要她这次好好做这个动作。女工作员没辄，只好再拿起信封交给她。小梅看都能看出来对方在用眼睛恶骂她。
“你不该跟她……”董丹听了很紧张。
“你跟我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信封。”
“拿了信封你就走了？”
没有走。她打开信封之后发现里头装的是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她又跟女工作员说，等等，里头少了东西。她把腰一挺，两手一插，说她知道里头还应该有别的，有非常重要的东西。
听到这里董丹都忘了喘气。
小梅说自己当时的态度并不恶劣，也没发脾气。她根本不想闹事，只是想要告诉那个拉着一张长脸、挺着乳头的女人：我知道来这儿的每一个人，都该领一份钱。接着，她就问身边围观记者中的一人，他是否领到了他的那份。那人笑着往后退了一步。女工作员于是反问小梅：是谁叫你来领钱的？
看见董丹这时脸都白了，小梅叫他别担心；她没告诉对方是他董丹叫她去的。女工作员找来主管，两人不怀好意地朝小梅走来，要看她的身份证件。
“你给他们了吗？”
“我干吗给他们？”
董丹往椅子背上一靠。还好，没有身份证，他们就查不出什么来。他心里承认，带小梅去混吃是个馊主意。她条件还不成熟，就让她去应付那些又凶又多疑的人是很危险的。一阵不忍，董丹牵起小梅的手，把她拉过来，坐在他的膝头上，然后把脸贴在她刚洗过的头发上，轻声地问：“最后你怎么离开的？”
“他们不让我离开。”
“什么？！”
他们不让她走，除非她把她的身份证件交出来。她则说，除非他们付她钱，否则她不会亮出任何证件。董丹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看过妻子耍横的样子。她这种乡下出来的女孩，一旦碰到有人欺负她或者她的家人，那张嘴可不饶人。
小梅接着说，那帮人盘问不出什么来，只好让她走。董丹心事重重地拨着妻子的头发，把整件事在心里又过了一遍。该死，真不该带她去，更不该把她一个人留下，让一大盘凶光毕露的鱼眼珠子瞪了一回，再让那群凶神恶煞、专拣老实人欺负的家伙又瞪了一回。
第二天下午，董丹又去了一个记者会，看不出任何异常，熟人仍然跟他打招呼。高兴过来要他拨电话给陈洋安排访谈时间。她自己拨过好多次，都是他的未婚妻接的，说老头儿现在身体不好，不方便接电话。
“我想给你看样东西。”董丹把她拉到一边，把他这些天爬格子的结果递给她。
她从头读到尾，又回去读开头。
“哪儿来的烂文章？”她怒气冲冲地问道。高兴向来会对拙劣、混乱的文笔发火。
“这是，这……”董丹立刻知道他这篇东西写得有多糟了。“这是一个农民写的。”
“难怪。”
董丹抓抓脸：“真那么差？”
她不理会他的问题，把文章塞还给他，继续回头讲陈洋未婚妻的事。这未婚妻一听就知道是那种难缠的恶婆娘，显然她不希望老艺术家接另外一个女人的电话，更别指望去探望了。所以挖出大师更多的细节，现在全靠董丹。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写出一篇震惊世界的专访。
“你能不能帮这人把他的文章修改一下？”董丹仍不放弃，“我觉得还行，故事挺让人难受的。”
“写成这样，谁还会相信这个故事？！”
“我就相信，这种事在我们老家的村里也发生过。”
“你看你，你的问题就在这儿。你没法突破你那种农民的狭隘。你只关心跟你老家的田、鸡、牛、猪、庄稼有关的事，你看不到蕴藏在陈洋故事里的材料有多精彩。这是任何一个想要往上爬的记者求之不得的。”
董丹望着她涂了深红色唇膏的嘴开开关关，告诉他国家的腐败就是起因于这些农民。这里头写的那些悲惨遭遇，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因为救也没有用。受迫害的农民一旦自己有了权力，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想想看，他们的人口，今天已经超过了十亿。贪污腐化会让他们人数减少吗？不会。贪污腐败不但没能压垮他们，他们反而人口越来越壮大。让他们去自相残杀好了。这是他们自己的自然淘汰，想要生存，他们就只得靠——
“闭嘴。”董丹道。
她真的就闭上了嘴，破天荒的，她笑得很乖。
董丹看着花岗岩的大厅里的一株假棕榈树，胶布的树干，塑料的叶子，绿得跟邮电局似的。董丹盯着那树，脑子里净是白大叔与刘大叔布满风霜的脸。那脸上无色的嘴唇和鲜红眼睑。那样的脸也会有纯真无邪笑开了的时候，那就是当看见出生的小牛，或是麦苗遭遇一场不期的冰雹后仍然完好，或是因为卖红辣椒比预期的多赚了几分钱。他的父母也像那样，挑着两担红辣椒到公路边叫卖，顶着夏日的烈日，满怀希望地望着尘土飞扬的公路尽头，会有卡车出现。卖不掉的红辣椒，他们自己从来都舍不得吃，情愿啃无味的玉米饼、喝高粱稀粥，然后每天依然挑着烂了或干了的辣椒，到路边碰运气。公路边红辣椒堆起的小丘，连绵不绝。每一个摊子后面都是同样抱着希望、苍老的脸孔。董丹忘不掉的是，当他的父母被他们的儿子责骂，说他们“愚蠢”、“落后”、“抠门”时，老两口总是朝董丹惭愧讪笑，答应没卖完的辣椒留给自己吃，可是那时的红辣椒已经开始腐烂，气味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你他妈的了解农民吗？”董丹说道。他的双眼已经微微泛红。
高兴看见董丹眼里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一颗大喉结激动得上上下下，她有点被吓住了。那一张挺精神的脸从不曾有过这样的痛苦表情。
“不是看着你是个女的，我早抽你了。”他说。
董丹走出会议厅时，眼睛都不敢眨，生怕那一触即落的眼泪流出来。他真后悔认识这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