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制的红白棋子，列队准备开战，每局开始时，它们看上去总是那么敏捷、能干和复杂。现在是晚上十点，我在家，嘴里叼着烟，手边一杯酒，心里只想着两桩凶杀案和伊丽莎白·布赖特·默多克夫人怎样拿回了她的布拉什金币，而金币却在我手里。
我打开莱比锡出版的一本有关棋赛的小书，翻到凶狠的后翼弃兵那一局，移动白兵至后位，这时门铃响了。
我绕过小桌，从橡木办公桌的活动翻板上拿起那把点38口径的柯尔特手枪，走到门口，拿枪的手垂下来放在右腿旁。
“哪位？”
“布雷兹。”
我回到办公桌，将枪放好，随后去开门。布雷兹站在门口，看上去依然高大和随意，但有些疲倦。那个一脸稚气，名叫斯潘格勒的年轻侦探跟在他身后。
他们迫使我退回房间，但似乎并非故意这么做，斯潘格勒关上门。他年轻而又明亮的眼睛不停地忽闪，而布雷兹更老辣的眼神则久久地盯着我的脸，接着，经过我身边，向两用沙发走去。
“各处看看。”他撇着嘴说。
斯潘格勒离开门，穿过房间去小餐室，探头朝里看，又走回来进了客厅。卫生间的门咯吱一声，他的脚步声往远处去了。
布雷兹摘下帽子，擦一下头发几乎掉光的头顶。远处，门打开又关上。那是衣柜。斯潘格勒回来了。
“这儿没人。”他说。
布雷兹点点头，坐下来，把巴拿马帽放在边上。
斯潘格勒看见办公桌上的枪。他说：“我能看一下吗？”
我说：“你们俩真够呛！”
斯潘格勒走到枪那儿，拿枪口凑近鼻子，闻一下。他取下弹夹，退出枪膛里的子弹，把这颗子弹压进弹夹。他将弹夹放在桌子上，端起枪，让亮光一直照到枪膛底部。他眯着眼朝里看。
“有点灰尘。”他说，“不太脏。”
“你想要什么？”我说，“红宝石？”
他没理我，看着布雷兹说：“我看这把枪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射击过。我敢肯定。”
布雷兹点点头，咬咬嘴唇，眼睛仍端详着我的脸。斯潘格勒利落地将枪装好，放在边上，走开并坐下来。他叼了支烟点上，满足地吐着烟雾。
“我们很清楚它不会是一把点38口径的长膛手枪。”他说，“那家伙能打穿一堵墙。子弹也不可能留在人的脑袋里。”
“你们这些家伙在说什么呀？”我问。
布雷兹说：“例行公事。谋杀案。你坐下。放松点。我好像听见这儿有人说话。也许是隔壁房间。”
“也许。”我说。
“你总是在桌子上放把枪？”
“有时也放在枕头下。”我说，“或者挎在腋下。或者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我干脆想不起来我随手放哪儿了。这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我们来这儿不是要动粗的，马洛。”
“很好。”我说，“所以你们不经我的同意便搜查我的房间，动我的物品。要是你们动粗会怎么做——把我打倒，用脚踢我的脸？”
“去你的！”他说着对我一笑。我也朝他笑笑。我们都笑了。接着布雷兹说：“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我指了指电话机。他拨了个号码，和一个叫莫里森的人说起话来：“我是布雷兹，这个号码是——”他看了下电话机底座，报了号码——“就现在。这个号码是一个名叫马洛的人的。五分钟或十分钟，行。”
他挂了电话，回到两用沙发那儿。
“我打赌你猜不出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我总是等待兄弟们光临。”我说。
“谋杀案不是游戏，马洛。”
“谁说是游戏？”
“你的举动不像是游戏？”
“我没意识到。”
他看着斯潘格勒，耸了耸肩。接着他看看地上。随后他慢慢抬起头来，好像脑袋很重。他又看看我。我此时坐在棋桌旁。
“你喜欢下棋？”他看着棋子问。
“下得并不多。偶尔无聊时下上一局，动动脑子。”
“棋不是要两个人下吗？”
“我按那些被记录并出版的比赛棋谱下。有很多关于下棋的书。有时我下棋来思考问题。恰当地说，并不只是下棋。我们干吗说下棋？喝点？”
“现在不喝。”布雷兹说，“我跟兰德尔说起你。他对你记得很清楚，与发生在海边的一起案件有关。”他动动搁在地毯上的脚，好像脚也很累。他那张见老的方脸有了皱纹，因劳累而发灰。“他说你不会去杀人。他说你是个好人，很诚实。”
“他很友好。”我说。
“他说你会煮咖啡，早上起得有点晚，很会聊天，我们应该相信你说的事情，假如我们能有五个独立的证人来证明的话。”
“去他的。”我说。
布雷兹也点点头，好像我说的正是他要我说的。他没有笑容，也不强硬，只是个大块头做着自己的工作。斯潘格勒头靠在椅子上，眼睛半闭，看着吐出的烟雾。
“兰德尔说我们应该提防你。他说你不像你自己想得那么聪明，但你是个多事的人，你这样的人比一个聪明人麻烦得多。这就是他说的，你懂的。在我看来你还行。我喜欢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对你说这些。”
我说这是他的好意。
电话铃响了。我看看布雷兹，但他没有动，所以我拿起话筒接电话。这是个女孩的声音。我觉得有点耳熟，但想不起来是谁。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是我。”
“马洛先生，我遇到麻烦了，很大的麻烦。我很想见到你。我什么时候能见你？”
我说：“你是说今天晚上？你是哪位啊？”
“我叫格拉迪斯·克莱恩。我住在兰帕特的诺曼底旅馆。你什么时候——”
“你是说你要我今天晚上去你那儿？”我边问边想这是谁的声音。
“我——”电话咔哒一下，没声音了。我拿着话筒坐在那儿，皱着眉头，望着布雷兹。他一脸平静，毫无兴趣。
“有个女孩说她遇到了麻烦。”我说，“电话断了。”我把话筒放在电话机上。那两个警官不响也不动。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铃声又响了，我拎起话筒说：“你要和布雷兹说话，是吧？”
“是的。”这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吃惊。
“说吧，耍花招啊。”我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进厨房。我听到布雷兹简单说了几句便放下了话筒。
我从厨房壁橱里拿出一瓶四玫瑰威士忌和三只杯子。我从冰箱里拿了冰块和姜汁汽水，调了三杯威士忌，放在托盘上端出去，将托盘放在布雷兹坐着的两用沙发前的一张鸡尾酒桌上。我端起两杯酒，递给斯潘格勒一杯，另一杯我自己拿着坐到椅子上。
斯潘格勒拿着酒不知所措，手指捏着下嘴唇，看着布雷兹，想知道他能否喝这杯酒。
布雷兹怔怔地看着我。接着他叹了口气。随后他端起酒杯尝了尝。又叹口气，他摇摇头，侧过脸去，微微一笑；一个人很想喝酒时，你给他一杯——这酒恰到好处，他只要喝上一口，就不啻看到了一个更洁净、更温暖、更明亮的世界。布雷兹这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猜想你脑子转得挺快，马洛先生。”他说着往后靠在两用沙发背上，完全放松下来。“我现在想，我们能一起来谈正经事了。”
“不是那种谈法。”我说。
“嗯？”他皱紧了眉头。斯潘格勒坐在椅子上身子前伸，眼睛明亮而专注。
“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给我打电话，说些废话，这样，你们就能说，她们说了她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听出了我的声音。”
“这女孩叫格拉迪斯·克莱恩。”布雷兹说。
“她告诉了我这个名字。我从未听说过她。”
“好吧。”布雷兹说，“好吧。”他摊开手掌。“我们尽量不做违法的事情。我们希望你也别做。”
“别做什么？”
“别做违法的事情。比如对我们有所隐瞒。”
“我为什么不能对你们有所隐瞒，如果我想隐瞒的话？”我问，“你们又不付我薪水。”
“哎，别这么强硬，马洛。”
“我没强硬。我也不知道怎么强硬。我很清楚不能对警察强硬。来吧，实话实说，别再搞打电话那种骗局了。”
“我们在处理一桩谋杀案。”布雷兹说，“我们得全力以赴。你发现了尸体。你和那个家伙说过话。他让你来他的房间。他把钥匙给了你。你说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找你。也许你需要点时间才能想起来。”
“言下之意，我先前在说谎？”我说。
布雷兹疲惫地笑了笑。“你想必知道，面对谋杀案，人们通常会说谎。”
“麻烦在于，你们怎样知道我什么时候不再说谎？”
“当你说话合乎情理时，我们就会满意了。”
我看看斯潘格勒。他探着身子，屁股几乎要离开椅子了。他的样子像是要跳起来。我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跳起来，所以我猜想他必定很兴奋。我又看布雷兹。他没啥兴奋，就像墙上的一个洞。他肥厚的手指间夹着一支玻璃纸包装的雪茄，他正用一把小刀划玻璃纸。我看他把玻璃纸撕掉，修一下烟头，再小心地在裤子上擦一下刀，然后收起来。我看他擦了根火柴，小心地点烟，将烟在火焰上转动一下，拿开仍然烧着的火柴，吸着雪茄，直到确定雪茄已经点着。接着，他将火柴晃灭，放在鸡尾酒桌玻璃桌面上撕下的玻璃烟纸边上。接着，他身子后仰，拉拉一只裤腿，悠闲地吸起烟来。他点烟的每个动作和在亨奇家时一模一样，无论他在哪儿点烟，动作也多半这样。他就是那样的人，这种人是危险的。不会像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么危险，但比一个像斯潘格勒这样容易兴奋的人要危险得多。
“我之前从未见过菲利普斯，”我说，“他说他曾在凡吐拉见过我，这并不可信，因为我不记得见过他。我见他的情况已经告诉过你。他跟踪我，我便当面质问他。他要跟我谈话，他给了我钥匙，我就去了他的房间，敲门没人答应，就用钥匙打开进了房间——他让我这么做的。他死在了里面。有人报了警，经由一系列跟我没关系的事件或事故，亨奇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把枪。射击过的一把枪。这些我告诉过你，全都是真的。”
布雷兹说：“当你发现他时，你下楼去找管理员——那个叫帕斯莫尔的家伙，让他跟你一起上楼，但没告诉他死人的事。你给了帕斯莫尔一张假名片，开口扯起了珠宝。”
我点点头。“遇到帕斯莫尔那样的人，像那样的公寓，小心为妙。我对菲利普斯感兴趣。我想帕斯莫尔也许能告诉我有关菲利普斯的一些情况——要是他不知道他已经死了的话；而要是他知道警察很快会来盘问他，他多半不愿意告诉我什么。事情就是如此。”
布雷兹喝了一点酒，抽了几口烟，说：“我想要弄清楚的无非如此。你刚才告诉我们的每一件事可能都是事实，然而，你也可能没对我们说实话。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关于什么？”我问。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他拍拍膝盖，抬起头平静地看着我。
“关于这个。你在办一件事。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事。菲利普斯扮演了一个私人侦探的角色。他也在办一件事。他跟踪你。除非你告诉我们，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他办的事与你办的事没有某种联系呢？要有联系，这就是我们的事了。是吧？”
“那只是看待此事的一种方式。”我说，“但并非只有这一种方式，这也不是我的方式。”
“别忘了这是一桩谋杀案，马洛。”
“我没忘。但你也别忘了，我在这儿混已经很久了，超过十五年了。我见过许多的谋杀案。有些破了，有些没破，有些可以破但没破。其中有两三个案件破错了。有人拿了钱代人受过，这种事总会有人知道，或受到强烈质疑。但睁一眼闭一眼。避重就轻。这种事有过，虽然不是经常发生。想一下卡西迪这样的案件。我猜想你还记得，是吧？”
布雷兹看看表。“我累了。”他说，“让我们忘了卡西迪案。让我们围绕菲利普斯案。”
我摇摇头。“我想指出一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看一下卡西迪案。卡西迪是个有钱人，百万富翁。他有个成年的儿子。有天晚上，家里叫来了警察，小卡西迪仰面躺在地上，满脸是血，脑袋上有个弹孔。他的秘书躺在隔壁的卫生间，脑袋抵着卫生间的另一扇通向客厅的门，左手手指间有支烟，已经熄灭，只剩一小截烟头，将手指间的皮肤也烧焦了。右手边有把枪。他也是头部中弹，但并非贴着脑袋打的。此人喝了很多酒。两人死亡四小时了，家庭医生三小时前到的。现在，你对卡西迪案件有什么看法？”
布雷兹叹口气。“与酗酒有关的谋杀和自杀。那个秘书发酒疯打死了小卡西迪。我在报上或其他材料上读到过。这就是你要我说的吗？”
“你在报上读到的，”我说，“但事实并非如此。更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不是事实，地方检察官知道这不是事实，而地方检察官的调查员却在几小时内撤销了这个案件。没有进行验尸。但城里每个报道案件的记者和每个了解这一案情的警察都知道，这是卡西迪开的枪，也正是卡西迪喝醉了，而秘书想要制止他，没成功，最后想躲开他，但行动不够快。卡西迪的伤口是贴着脑袋打的，而秘书的伤口则不是。秘书是左撇子，他被枪击时左手还夹着根烟。即使你是右撇子，也不会把烟换到另一只手里，不会随意夹着烟杀人。《无敌警探》[1]中的人物会这么干，但富翁的秘书不会。四个小时，家人和家庭医生没有报警，他们在干吗？一旦作了安排，调查只是表面文章。为什么不对有火药味的手作检验？因为你们不想要真相。卡西迪是个大人物。但这也是一桩谋杀案，不是吗？”
“那两个人都死了。”布雷兹说，“谁对谁开了枪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就没有想过，”我问，“卡西迪的秘书也可能有一个母亲或一个妹妹或一个爱人——或三者都有？她们也有骄傲、信念，也有对死者的爱，而死者竟成了一个酗酒的偏执狂，就因为他老板的父亲有万贯家财？”
布雷兹慢慢举起杯子，慢慢将酒喝光，慢慢放下杯子，慢慢将杯子放在鸡尾酒桌的玻璃桌面上。斯潘格勒僵硬地坐着，在有些僵硬的笑意中，瞪着眼睛，张着嘴巴。
布雷兹说：“说说你的观点吧。”
我说：“除非你们这些人能信守承诺，否则我不会坦诚相见，除非你们这些人能始终被信任，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寻求真相并发现真相，无论后果如何——除非这样，否则我有权利听从我的良心，尽可能保护我的客户。除非我能肯定，你们不会伤害他，如同你们不会伤害事实真相。要不你们可以把我拖到能让我说话的人面前。”
布雷兹说：“听起来你倒有点像一个尽量守住良心的人。”
“算了！”我说，“让我们再喝一杯。然后你们可以说一下那个你们叫来跟我在电话上说话的女孩。”
他微微一笑。“那是个住在菲利普斯隔壁的妞儿。有天晚上她听到有个人在门口跟他说话。她是个引座员，白天上班。所以我们想也许她能听出你的声音。没有其他意思。”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
“很难听的声音。她说她不喜欢这样的声音。”
“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你想到了我。”我说。
我拿起三只杯子去了厨房。
[1]《无敌警探》（Gang Busters）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一档热门广播节目，1942年拍摄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