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到了厨房，我发现我忘了哪只杯子是谁的了，所以我只好把杯子都洗了一下，擦干，开始再调些酒，这时，斯潘格勒走过来，站在我背后。
“放心。”我说，“今天晚上我没用任何毒药。”
“别跟那位老人胡搅蛮缠。”他冲着我的脖子轻轻说，“他的手段超乎你的料想情况。”
“谢谢你的好意。”
“哦，我倒想了解一下那个卡西迪案。”他说，“似乎挺有趣的。多半是我小时候的事情。”
“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其实没有这回事。我只是开个玩笑。”我将酒杯放在托盘上，端回到客厅，放到他们面前。我拿着自己的酒杯回到棋桌后的座位上。
“又一个花招。”我说，“你这位助手溜到厨房，在我背后提出忠告，要我小心你的手段，而且你料到了我绝没料到你竟有这样的手段。他的脸也相得益彰。友好、坦诚，容易脸红。”
斯潘格勒挨着椅边坐下来，脸红红的。布雷兹随意地看看他，不露声色。
“关于菲利普斯，你发现了什么？”我问。
“是的。”布雷兹说。“菲利普斯。哦，乔治·安森·菲利普斯是个可怜虫。他认为自己是个侦探，但看起来他似乎没法让别人认可他。我和凡吐拉的警察局长谈过。他说，乔治是个和蔼的人，也许太和蔼了，做不了好警察，即使他有头脑。他照别人说的去做，也能做得很好——前提是别人告诉他哪只脚先迈出去，要走几步，走哪条路，诸如此类。但他没有什么长进，你明白我的意思。他那种警察，至多逮个偷鸡贼什么的，还得碰巧让他看见那家伙偷鸡，碰巧让那家伙逃走时跌倒，头撞到柱子什么的，晕了过去。否则的话，事情就会有点棘手，乔治会跑回来请求指示。哦，这让局长不胜其烦，不久就让乔治走人。”
布雷兹又喝了口酒，用铁铲一般的大拇指指甲刮了刮下巴。
“之后，乔治在斯米的一家杂货店工作，老板是一个叫萨克利夫的人。这是一家赊售商店，每位顾客有个小本子，乔治让这些小本子弄得很头疼。他会忘了把商品写下来，或者写错了本子，有些顾客会让乔治更正，有些顾客乐得乔治忘了记账。这样，萨克利夫觉得乔治也许干其他事更合适，乔治就来洛杉矶了。他攒了些钱，不多，但足够他申请一份执照，他交了保证金，租了一间办公室。我去过那里。他和人合租办公室，只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那个合租人据说卖圣诞节贺卡。名叫马什。要是乔治有客户来，马什就按事先说好的去散步。马什说他不知道乔治住哪儿，乔治也没有什么客户。我是说，马什不知道他在办公室谈过什么业务。但乔治在报纸上登过广告，他也许有个看了广告来找他的客户。我猜他有客户，因为一星期前，马什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一张字条，乔治要外出几天。那是他的最后一次得知乔治的消息。原来乔治去了法院街，用安森的名字租了一个套间，就在那儿被杀。目前我对乔治知道的情况就这些。让人难过的一桩案件。”
他神态平静地看着我，举起了酒杯。
“那广告怎么说？”
布雷兹放下酒杯，从皮夹里取出一张纸片，放在鸡尾酒桌上。我走过去拿起纸片。上面写着：
为什么要烦恼？为什么要怀疑或困惑？为什么要因猜疑而痛苦？可向冷静、谨慎、可靠和守信的侦探咨询。乔治·安森·菲利普斯。格伦维尔9521。
我把纸片放回到桌上。
“写得并不差，许多人事广告都这样。”布雷兹说，“看来并不是专门瞄准有钱人的。”
斯潘格勒说：“办公室的姑娘为他写的广告。她说她忍不住想笑，但乔治认为写得挺漂亮。《纪事报》好莱坞大道办事处。”
“你查得挺快。”我说。
“我们了解情况并不困难。”布雷兹说，“只有你的情况是例外。”
“亨奇怎么样？”
“跟亨奇没关系。他和那个姑娘在进行饮酒派对。他们会喝一会酒，唱一会歌，打一会架，听听广播，有时出去吃点东西，要是他们想得起来的话。我猜他们的派对持续几天了。幸好被我们打断了。姑娘两眼被打肿了。接下去亨奇也许会扭断她的脖子。世界上亨奇这样的流浪汉多得是——那样的女孩也很多。”
“那把亨奇说不是他的枪怎么样？”
“就是这把枪。我们还没找到子弹，但找到了弹壳。就在乔治的身体下，检查过了。我们还打了几发，比较射击和撞针的痕迹。”
“你觉得有人故意把它塞到亨奇的枕头下？”
“当然。亨奇为什么要开枪打死菲利普斯？他不认识菲利普斯。”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布雷兹双手一摊说，“瞧，有些事你知道，因为这些事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还有些事你也知道，因为这些事合乎情理，必定如此。你不会开枪杀人时弄出很大的声音，引起对你的注意，又始终把枪塞在枕头下面。那姑娘整天和亨奇在一起。要是亨奇杀了人，她不会不知道。而她什么也不知道。要是她知道，她就会泄露出来。对她来说，亨奇算什么？不过在一起鬼混罢了。瞧，忘了亨奇吧。那个开枪的家伙听到收音机很大的声音，知道这会盖过枪声。但他还是先把菲利普斯打晕，把他拖进卫生间，关上门，再开枪。他没有喝醉。他做事很专注，很谨慎。他走出去，关上卫生间的门，收音机关了，亨奇和那姑娘出门去吃饭。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收音机关了？”
“有人告诉我的。”布雷兹平静地说，“还有人住在那幢楼里。知道收音机关了，他们出去了。动静很大。杀手走出房间，亨奇房间的门开着。肯定是这样，否则他也不会想到进亨奇的房间。”
“住公寓的人不会出去不关门的。尤其在这样的小区。”
“醉鬼会这样。醉鬼粗心大意。他们心不在焉。他们一次只想着一件事。门开着——也许只是一条缝，但开着，杀手进去将枪藏在床上，却在那儿发现另一把枪。他拿走了那把枪，就想嫁祸于亨奇。”
“你可以查那把枪。”我说。
“亨奇的枪？我们会查的，但亨奇说他不知道编号了。如果我们找到那把枪，我们可能会有所发现。但我不能肯定。我们拿到的这把枪，我们会去查，但你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你作了很大的努力，以为找到头绪了，然而，线索断了。一条死胡同。你还能想到什么也许我们知道会对你的业务有所帮助的事情吗？”
“我累了。”我说，“脑子不够用了”
“刚才你还用得不错呢。”布雷兹说，“关于卡西迪案。”
我没说什么。我又装了一袋烟，但烟斗太烫不能点。我把它放在桌子上凉一凉。
“说真的，”布雷兹慢吞吞地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我看不出你在对杀人案故意隐瞒。我也不相信你真的知道得那么少。”
我还是没说什么。
布雷兹探身在烟灰缸里捻雪茄，把火灭掉。他喝光了酒，戴上帽子，站了起来。
“你还要沉默多久？”他问。
“我不知道。”
“让我帮你一下。我给你点时间，等你到明天中午，还有十二个小时多。在这之前我还读不到验尸报告。在此期间你可以和当事人谈谈并决定说出真相。”
“要是超过期限呢？”
“超过期限，我就去见刑侦队长，告诉他有个名叫菲利普·马洛的私人侦探知情不报，妨碍了我对一桩谋杀案的调查，或者说我断定他就是杀手。怎么样？我想他会马上把你弄到警局，让你吃点苦头。”
我说：“啊哈。你检查过菲利普斯的办公桌了吗？”
“当然。一个很爱整洁的年轻人。抽屉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小本日记。日记里也没有什么，除了记一些琐事，如他怎样去海滩，或者带女孩去看电影，她并不热心什么的。还有他在办公室坐着，没有业务。有一次，他对洗衣房很恼火，写了一整页。大部分日记只有三四行字。只有一件事较为特别。所有的日记都是用印刷体写的。”
我说：“印刷体？”
“是的，用钢笔和墨水写成印刷体。不是那种为掩饰而写的很粗的大写字母。而是那种工整、秀气的印刷体，好像这家伙写起来得心应手，跟写其他字体一样。”
“他在给我的名片上并没有用那种字体写字。”我说。
布雷兹想了一会。接着他点了点头。“真的，也许是这样。日记封面上没有任何名字。也许他用印刷体写字只是自得其乐。”
“就像佩皮斯[1]的速记？”我问。
“什么意思？”
“那人用自己发明的速记写日记，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布雷兹看看斯潘格勒，后者正站在他的椅子前，舔着杯子里的最后几滴酒。
“我们还是走吧。”布雷兹说，“这家伙又要编个卡西迪案了。”
斯潘格勒将杯子放下，他们两个向门口走去。布雷兹停下脚步，手搭在门把手上，侧身看着我。
“你认识一位高个子金发女人吗？”
“我得想想。”我说，“我希望认识。有多高？”
“挺高。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高。就是和高个子男人在一起也算高。一个名叫巴勒莫的意大利人拥有法院街上的那幢公寓。我们到马路对面的殡仪馆去找他。殡仪馆也是他的。他说他看见一个高个子金发女人三点半左右走出公寓楼。管理员帕斯莫尔说他想不起来楼里有高个金发女人。那个意大利人说她是个美人。我觉得他说得没错，因为他对你的描述相当到位。他没有见到这位高个金发女人进公寓楼，只看到她从公寓楼出来。她穿休闲裤、运动夹克，系着头巾。但她一头金黄色头发仍有不少从头巾下露出来。”
“我不认识。”我说，“但我刚想起一件事。我曾在信封上写下菲利普斯的驾照号码。这也许会让你查到他以前的住址。我去拿。”
他们站在那儿，我从卧室的外衣里拿出那只信封。我把信封递给布雷兹，他看了写在上面的号码，随后塞进了他的皮夹。
“你刚刚才想起来，嗯？”
“是的。”
“好吧。”他说，“好吧。好吧。”
他们两个沿着过道走向电梯，还挥挥手。
我关上门，走进房间，端起几乎没有喝的那第二杯酒。酒已经走味。我端到厨房，从瓶子里又倒了一些。我端着杯子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的桉树，柔软的树梢在暗蓝色的空中摇动。看来又起风了。北边的窗户在风中砰砰作响，大楼的外墙也发出低沉的撞击声，像是粗电线拍打着墙面。
我喝了口酒，后悔浪费了新加的威士忌。我将酒倒进水池，拿了一只新杯子，喝了几口冰水。
还有十二个小时来理顺这团乱麻，可我甚至都无法理解我陷入了怎样的境况中。要么查个水落石出，要么把客户说出来，让警察去找她和她全家。聘了马洛，却招来了警察。为什么要烦恼？为什么要怀疑和困惑？为什么要因猜疑而痛苦？去向斗鸡眼、粗心大意、畸形脚、浪荡的侦探咨询吧。菲利普·马洛，格伦维尔7537号。见到他，你就见到了城里最好的警察。为什么要绝望？为什么要孤独？给马洛打电话，马洛立马就到。
这么做无济于事。我回到客厅，拿起放在棋桌上凉着的烟斗，点上火。我慢慢地吸着，但感到仍有一股橡胶的焦味。我放下烟斗，站在房间中央，拨弄着下嘴唇。
电话铃响了。我拎起话筒吼了起来。
“马洛吗？”
这声音低沉刺耳。这种低沉刺耳的声音我之前听见过。
“是的。”我说，“不管你是谁，有话直说。我招惹谁啦？”
“也许你是个聪明人。”那低沉刺耳的声音说，“也许你乐于给自己弄些好处。”
“多大的好处？”
“五百美元的好处。”
“很不错。”我说，“要我做什么？”
“别找麻烦。”这声音说，“要不要谈谈？”
“哪儿？何时？和谁谈？”
“悠谷夜总会。莫尔尼。你什么时候去都行。”
“你是谁？”
电话里传来咯咯的笑声。“进门就说找埃迪·普鲁。”
电话咔嗒一声断了。我也挂上电话。
我把车开出车库，朝卡文加山口开去时，已差不多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1]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英国日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