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局墙上的喇叭嗡嗡响着，一个声音说：“总台，测试。”咔嗒一声，声音停了。
探长杰西·布雷兹伸了个大懒腰，打着哈欠说：“晚了几小时，是吧？”
我说：“是的。但我给你留了话，说我会晚到。我得去看牙医。”
“坐下吧。”
他在室内一角有张小办公桌，桌上比较零乱。他在桌后靠墙角坐着，左边是一扇大窗，没拉窗帘，右边墙上挂了一个大日历，大约齐眼高。已经过去的日子细心地用软质的黑铅笔划去，这样，布雷兹只要看一眼日历就知道这是哪天。
斯潘格勒坐在旁边一张稍小但更整洁的桌前。桌上有绿色的吸墨纸、一个石质笔架、一个小的黄铜日历以及一个鲍鱼壳，壳里满是烟灰、火柴梗和烟头。斯潘格勒手里拿着一把蘸水笔，朝墙边一只坐垫有毡的一面投去，就像墨西哥刀客朝目标掷刀一样。他投得并不准。那些笔没有戳进垫子里去。
这个房间有着这种房间惯有的味道：疏远、无情，既不很脏，也不干净，没有人情味。给警局一幢新楼，不出三个月，全部的房间就都会有这种味道。这里必定有某种道理。
一位报道纽约警察的记者曾写道，你一旦走进警局管辖区内，你就显然走出了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法外之地。
我坐下来。布雷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玻璃纸包着的雪茄，那套程序便开始了。我看着他按部就班地进行，一成不变，丝毫不差。他吸着烟，晃灭火柴，轻轻地放入一只黑色的玻璃烟灰缸里，说：“哎，斯潘格勒。”
斯潘格勒转过头来，布雷兹转过头去。他们对视而笑。布雷兹拿雪茄指着我。
“瞧他出汗了。”他说。
斯潘格勒挪动脚步，转身看我出汗。即使我在出汗，我也不知道。
“你们两位可爱得就像一对打飞了的高尔夫球。”我说，“你们到底怎么做到的？”
“少说俏皮话。”布雷兹说，“今天上午有点忙吧？”
“有点。”我说。
他仍然微笑着。斯潘格勒也微笑着。布雷兹似乎在品尝什么东西，他不愿意咽下去。
最后，他清清嗓子，摸了下长满雀斑的大脸，头再转一点，这样，他不用对着我但可以看见我。他用一种模糊空洞的声音说：
“亨奇招了。”
斯潘格勒转身看着我。他坐在椅边上，身子前倾，嘴巴张开，一副沾沾自喜甚或有点下流的样子。
我说：“你们用什么对付他——一把大镐？”
“不是。”
他们俩都不说话，只是看着我。
“一个喔普[1]。”布雷兹说。
“一个什么？”
“小伙子，你高兴了吧？”布雷兹说。
“你们想告诉我呢，还是就坐在哪儿得意洋洋地看我怎么高兴？”
“我们想看别人高兴。”布雷兹说，“这样的机会不多。”
我往嘴里塞了支烟，上下晃动着。
“我们用一个喔普对付他。”布雷兹说，“一个叫巴勒莫的喔普。”
“哦。有件事你知道吗？”
“什么？”布雷兹问。
“我刚想到警察的对话是怎么回事。”
“什么？”
“他们认为每一句出口的话都是隽言妙语。”
“而每一个逮到的坏蛋都是好坏蛋。”布雷兹平静地说，“你想知道呢还是你只想说俏皮话？”
“我想知道。”
“那事情是这样的。亨奇醉了。我是说他骨子里醉了，而不只是一般的醉。醉透了。几星期来，他就靠酒过日子。他不吃也不睡。生活里只有酒。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酒没把他喝醉，反而让他清醒。酒是他在现实世界里最后的支撑。当他走到这一步，你把他的酒拿掉，不给他什么东西支撑，他就是只迷失方向的布谷鸟了。”
我没说什么。斯潘格勒稚气的脸上仍是那种不怀好意的表情。布雷兹弹弹雪茄，并没有烟灰落下来，他又将雪茄塞进嘴里，继续说下去。
“他精神有问题，但我们并不想抓什么有精神问题的人。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要的是没有任何精神方面问题记录的人。”
“我还以为你们肯定亨奇是无辜的呢。”
布雷兹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那是昨天晚上的事。也许我开了点玩笑。然而到了夜里，砰，亨奇疯了。他们便把他弄到医院，注射了鸦片。监狱医生打的。这事你我两个知道。记录上没有鸦片。明白了吗？”
“很清楚。”我说。
“好吧。”他看上去对我的回答有所怀疑，但他热衷于自己的话题，无暇顾及我的话。“今天上午，他没事了。鸦片还有作用，这家伙脸色苍白，但安静多了。我们去看他。你怎么样，小子？你需要什么吗？随便什么东西？我们乐于给你去弄。他们在这儿待你不错吧？你知道这一套的。”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这一套。”
斯潘格勒样子难看地舔舔嘴唇。
“就这样，过了一会，他开口，只说了‘巴勒莫’。巴勒莫就是马路对面那个喔普的名字，他拥有那家殡仪馆和那幢出租公寓，还有别的产业。你记得吗？你应该记得的。他曾说过有个高个金发女郎。都是胡扯。那些喔普整天就想着高个金发女郎。满脑子都是，成打成打的。但巴勒莫是个重要人物。我到处打听。他赢得了那儿的选票。他不是个能听人摆布的家伙。好吧，我并不想去摆布他。我对亨奇说，‘你是说巴勒莫是你的一个朋友？’他说，‘去找他吧。’所以，我们回到这儿，给巴勒莫打电话，巴勒莫说他就来。不错。他很快来了。我们的谈话是这样的：亨奇想要见你，巴勒莫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个可怜的家伙，巴勒莫说。一个好人。我想他没事。他想要见我，那很好。我见他。我单独见他。警察别在场。我说，好吧，巴勒莫先生，我们就去了医院，巴勒莫和亨奇说话，没有人旁听。过了一会，巴勒莫走出来，他说，好了，警官。他招认了。我也许得付钱请律师。我喜欢这个可怜的家伙。就是喜欢。他走了。”
我没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墙上的喇叭宣读一份公告，布雷兹抬起头，听了十多分钟，随后就不去理会了。
“所以，我们就带了个速记员去，亨奇说出了内情。菲利普斯曾向亨奇的女友调情。那是前天，在过道。亨奇在房间里，他看见了，但菲利普斯进了自己的房间，在亨奇出来前关上了门。但亨奇很恼火。他一拳打在女友的眼睛上。但那没有让他满足。他闷闷不乐，酒性上来了。他自言自语：那个家伙不可以跟我的女友调情。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记住我。所以，他就留意菲利普斯。昨天下午，他看见菲利普斯回自己的房间。他让女孩去散步。她不想去散步，所以亨奇就又打了她的另一只眼睛。她去散步了。亨奇敲菲利普斯房间的门，菲利普斯开了门。亨奇对此有些吃惊，但我告诉他，菲利普斯在等你。不管怎样，门开了，亨奇走进去，告诉菲利普斯他怎么想以及要怎么做，菲利普斯很害怕，拔出枪来。亨奇打了他一棍子。菲利普斯倒下了，亨奇还不满足。把人一棍子打倒了，你还想干吗？不满足，不算复仇。他捡起地上的枪，他醉醺醺的，就想得到满足，菲利普斯抓住他的脚脖子。亨奇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脑子糊涂了。他把菲利普斯拖到洗手间，用他自己的枪结果了他。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喜欢的。”我说，“但亨奇得到什么满足了呢？”
“哦，你知道醉鬼是怎么回事。不管怎样，他结果了他。这不是亨奇的枪，你瞧，但他又不能用这把枪来伪造自杀。这样做他得不到任何满足。所以，亨奇把枪拿走，放到他的枕头下面，将他自己的枪扔掉了。他没有告诉我们丢哪儿了。也许给了某个狐朋狗友。接着他找到了那个女孩，他们去吃饭了。”
“真是奇妙！”我说，“将枪放在枕头下。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招。”
布雷兹坐在椅子上往后靠，眼睛看着天花板。斯潘格勒听完这个故事的精彩部分，在椅子上扭过身去，抓起几枝蘸水笔，朝那只垫子掷去。
“可以这么来看。”布雷兹说，“这个伎俩有什么效果？看一下亨奇是怎么玩的。他醉了，但他很聪明。他找到那把枪，在菲利普斯尸体被发现前就把枪拿出来。我们先想到，一把枪在亨奇的枕头下，这把枪杀了人——不管怎样开过枪——随后，我们就看见了那具尸体。我们相信了亨奇的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我们怎么能想到会有这样的傻瓜像亨奇这么做呢？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相信有人把枪放到了亨奇的枕头下，并将亨奇的枪拿走扔掉了。假设亨奇扔掉的是那把打死人的枪，而不是他自己的枪，他会有更好的处境吗？如果事情真是那样，我们肯定会怀疑他。那样的话，他就无法让我们产生最初对他的那些想法。而他实际的做法就让我们认为，他是个没有恶意的醉鬼，出去门都不关，有人就把枪丢给了他。”
他等着，嘴巴微张，一只长了很多雀斑的手举着雪茄，淡蓝色的眼睛微微露出得意之色。
“好吧，”我说，“不管怎样，要是他打算招认，这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他准备认罪换取宽大吗？”
“当然。我想是这样。我猜巴勒莫会设法让他以过失杀人的罪名从轻发落的。当然我并不能肯定。”
“巴勒莫为什么要帮他开脱呢？”
“他有点喜欢亨奇。巴勒莫是个我们摆布不了的人物。”
我说：“我明白了。”我站起来。斯潘格勒眼睛发亮地侧身看着我。“那女孩怎么样？”
“一声不吭。她很聪明。我们对她无计可施。这可是细致的活儿。不能动手动脚，是吧？无论你做什么，这总是你的事。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女孩是高个金发女郎。”我说，“不再年轻，但还是高个金发女郎。尽管只是一个。也许巴勒莫不在乎。”
“见鬼，我没这么想。”布雷兹说。他想了想，但又放弃了。“此路不通，马洛。她不够档次。”
“收拾一下，醒醒酒，还真难说。”我说，“所谓档次，很容易在酒精里溶解掉的。你找我就这件事吗？”
“我想是这样。”他抬起雪茄对着我。“倒不是我不想听你的故事。但我想，事已如此，我也没有绝对的权力非要你讲。”
“你真坦率，布雷兹。”我说，“你也是，斯潘格勒。祝你们俩好运！”
他们看着我走出去，两人都微张着嘴。
我下楼到了宽敞的大理石前厅，出门将我的车从警察局停车场开出来。
[1]“喔普（wop）”，美国俚语，常指美国移民中的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