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尔丰特大厦门厅，那唯一的电梯里亮着灯，折叠的麻袋布上，还是那位水泡眼的老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仿佛是“被遗忘的人”[1]的一个象征。我走进去，对他说声“六楼”。
电梯摇晃着慢慢往上升。电梯停在了六楼，我走出去，老人身子从电梯里探出来，吐了口痰，声音沉闷地说：
“怎么回事啊？”
我一下子转过身来，就像旋转台上的一个假人。我凝视着他。
他说：“你今天穿了灰色外套。”
“是的，穿了灰的。”我说。
“看上去不错。”他说，“我喜欢你昨天穿的蓝色外套。”
“说下去。”我说，“都说出来。”
“你坐到八楼。”他说，“两次。第二次比较晚。你又下到六楼。之后不久，那些穿蓝制服的人就都来了。”
“他们现在还在吗？”
他摇摇头。他的脸上全无表情。“我什么也没有对他们说。”他说，“现在要说也太晚了。他们不把我吃了才怪呢。”
我说：“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去他们的！你对我很礼貌。很少有人对我这样。见鬼！我知道你跟那桩杀人案并非没有关系。”
“我得说你错了，”我说，“完全错了。”我拿出一张名片给他。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副金属架眼镜，架在鼻子上，将名片放在一尺开外。他慢慢地读着名片，嘴唇嚅动着，眼睛从眼镜上方看着我，又把名片递还给我。
“最好留着。”他说，“免得我不小心丢了。你的生活很有趣，我猜。”
“有趣也不有趣。你叫什么？”
“格兰迪。就叫我波普吧。谁杀了他？”
“我不知道。你看到有人上去或从那儿下来吗？看上去不是这幢楼的人或你觉得眼生的人？”
“我没太注意。”他说，“我碰巧注意到你了。”
“比如一位高个金发女郎，或者一个瘦长、留着鬓角的男人，约莫三十五岁样子。”
“没有。”
“那有人上下楼总得坐你的电梯吧。”
老人点点头。“除非他们走消防楼梯。他们可以下楼走到外面的小巷子，那儿有扇带插销的门。当事人可能走后门进来，但电梯后面有楼梯通到二楼。从二楼可以走消防楼梯。没人能看见。”
我点点头。“格兰迪先生，你能收下一张五元钞票吗——完全不是作为贿赂，而是作为一个真诚的朋友表达的敬意？”
“孩子，我要是如此冒失地收下一张五元钞票，那亚伯·林肯的胡须就会冒汗了。”
我给了他一张五元钞票。我给他之前看了一眼钞票。不错，五元钞票上果然有林肯的头像。
他将钞票折小，放到了口袋里。“你真是个好人。”他说，“我希望你千万别以为我是个贪财的人。”
我摇摇头，沿着过道一边走，一边看那些名字：E·J·布拉斯科维茨大夫，脊椎按摩师；道尔顿和里斯，打字服务；L·普雷德菲尔，公共会计师；四扇门上是空白。莫斯邮政服务公司。又是两扇门上空白。H·R·蒂格尔，牙科实验室。位置和两层楼上莫宁斯塔的办公室差不多，但房间的格局不一样。蒂格尔的房间只有一道门，他的房间和隔壁别人的房间之间有一大面墙。
门把手扭不开。我敲敲门。没有回应。我敲得更重些，还是没有回应。我走回到电梯间。电梯仍然停在六楼。波普·格兰迪看着我走来，好像从来没见过我似的。
“你了解H·R·蒂格尔吗？”我问他。
他想了想。“身材魁梧、上了年纪、穿着随便、指甲很脏，跟我一样。我想起来，今天还没有见过他呢。”
“你觉得管房子的人会让我进他的办公室看看吗？”
“他是个计较的人。我觉得不妥。”
他慢慢地转过头去，看了看电梯的厢壁。在他的头顶上方，一个大金属环上挂着一把钥匙。一把通用钥匙。波普·格兰迪又把头转回来，从凳子上站起来说：“我得去趟厕所。”
他走了。他身后的门一关上，我就拿下那把钥匙，回到H·R·蒂格尔的办公室，打开门，走进去。
室内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前厅，为了省钱，家具很简陋。两把椅子，杂货店低价买来的一只烟灰缸座台，商场廉价区淘来的一盏落地灯，一张桌面有污垢的木桌，上面有几本旧画报。门在我身后关上，室内很暗，只有从门上镶嵌的磨砂玻璃透进来一点儿光。我拉了下落地灯的拉链开关，走向用墙分隔的里间的门。门上写着：H·R·蒂格尔，私人办公室。门没有锁。
里间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办公室，东边有两扇窗户，没挂窗帘，窗台很脏。有把转椅，两把直背椅，都是杂色硬木的，还有一张近于方形的办公桌。桌上只有一本旧记事簿、一个便宜的笔架和一只圆形的玻璃烟灰缸，里面有雪茄烟灰。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些沾了灰尘的衬纸、一些夹子、橡皮筋、铅笔头、几支钢笔、一些生锈的笔尖、用过的吸墨纸、两张没用过的两分面值的邮票、几张印刷信笺、信封和账单。
字纸篓里丢满了垃圾。我几乎花了十分钟时间仔细地翻捡。最后我弄明白了一件我已经十分肯定的事情：H·R·蒂格尔作为一个牙科技师，经营一些小业务，为城里一些生意不好的牙医做些实验室工作，那种牙医通常在没有电梯的商场二楼有个简陋的诊所，他们既没有技术，也缺乏设备做实验室工作，他们会把活送到和他们一样寒碜的人那儿，而不是送到高效但不讲情面的实验室去，因为那些实验室根本不会给他们赊账。
我找到一样东西。一张煤气账单上有蒂格尔的住址：托伯曼大街1354B号。
我站起来，将垃圾放回纸篓里，走到写着“实验室”的木门前。门上有把新的耶尔锁，楼里的通用钥匙打不开。这也没办法。我拉灭外间的落地灯，走了出去。
电梯又下楼了。我按了铃，当电梯上来时，我侧身从波普·格兰迪身边经过，悄悄将钥匙挂回他头顶上方的环上。环叮当一声碰到了电梯的厢壁。他微微一笑。
“他走了。”我说，“肯定是昨晚走的。肯定带了不少东西。他的桌子都清理过了。”
波普·格兰迪点点头。“带了两只箱子。虽然我并未注意到。通常只带一只箱子。我猜想他是给人送货去了。”
“送什么货呢？”电梯吱吱嘎嘎往下降的时候我问。只是没话找话说。
“假牙啊，尽管装上一点也不舒服。”波普·格兰迪说，“给我这样的可怜的老家伙装。”
“你不会注意到的，”当电梯在门厅费劲地打开时，我说，“没人会注意到，五十英尺高处一只蜂鸟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你注意不到的。”
他微微一笑。“他干了什么？”
“我想去他家里找到答案。”我说，“我觉得他很可能远走高飞了。”
“我倒想和他换个位置。”波普·格兰迪说，“即使他只是去了旧金山，并在那儿被逮住。我也愿意和他换个位置。”
[1]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此指代大萧条的受害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