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用钥匙打开门时，肖已经从长沙发上站起来了。他个子高，戴眼镜，因为秃顶，耳朵看起来就像是从头上滑落下来的。他脸上挂着呆板而有礼貌的微笑。
女孩坐在棋桌后边我的安乐椅上。她不声不响，只是坐在那儿。
“哦，你回来了，马洛先生。”他打了个招呼，“是的，当然。戴维斯小姐和我聊了一会，很有趣。我告诉她我原来是从英国来的。她没——没告诉我她从哪儿来。”他边说边向门口走去。
“你做得不错，肖先生。”我说。
“不客气。”他声音尖细地说，“不客气。我正想走。我的晚餐，也许——”
“你帮了我的忙，”我说，“我很感谢。”
他点点头，走了。门关上后，他不太自然的灿烂的微笑似乎还停留在屋内，就像一只笑脸猫。
我说：“你好！”
她说：“您好。”她的声音相当平静，相当严肃。她穿一件淡褐色的亚麻外衣和裙子，戴一顶宽边低顶草帽，有道棕色的丝绒帽檐，同她鞋子及亚麻布包的颜色很相称。帽子相当不羁地斜戴着，对她来说，这颇不寻常。她没戴眼镜。
除了脸，她看上去一切正常。首先，她的眼神很慌乱。眼珠子四周全是眼白，看人直直的。眼球转动时，显得僵硬，你似乎可以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嘴角紧紧抿着，只是上唇的唇尖翘起，露出门牙，好像嘴唇被一条线牵拉着。当嘴唇翘得过于厉害时，整个下巴都会抽搐起来，而抽搐停止时，她的嘴就会紧紧闭上，这时这一过程就会慢慢地重新开始。此外，脖子也好像不对劲，以致她的头扭向一边，歪了约四十五度。这时她的脖子一抖，头便又滑回到原初的位置。
上述这两个动作，再加上她身体僵直，双手紧扣，放在膝上，以及直勾勾的眼神，不免让人神经紧张。
办公桌上有个烟丝罐，办公桌与她坐的椅子之间是张棋桌，摆着一盒棋子。我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绕过去从烟丝罐里拿烟丝装烟斗。我隔着棋桌从她面前走过。她的包放在棋桌上。我走过时她差点要跳起来，随即又恢复原样。她甚至勉强地笑了笑。
我装好烟斗，擦了根纸梗火柴，点上烟斗，拿着灭了的火柴站在那儿。
“你没戴眼镜。”我说。
她开口了。声音平静、沉着。“哦，我在屋里或读书时才戴。眼镜在我包里。”
“现在你在屋里。”我说，“你应该戴起来。”
我伸手去拿包。她没有动。她没看我的手。她看着我的脸。我略微侧身把包打开。我拿出眼镜盒，从桌子上推给她。
“戴上吧。”我说。
“哦，好的，我就戴上。”她说，“但我得把帽子脱下，我想……”
“好啊，把帽子脱掉。”我说。
她脱下帽子，放在膝盖上。她想起要戴眼镜，就忘了帽子。她拿眼镜时，帽子掉到了地上。她戴上眼镜。她的模样好多了，我觉得。
她做这些事时，我从她包里取出手枪，悄悄放进我的屁股口袋里。我觉得她没有看见我这么做。这枪看上去就像前一天我看见放在她书桌右边最上面抽屉里的那把点25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我走到长沙发那儿，坐下来说：“好啦，我们在这儿见面了。现在我们干吗呢？你饿了吗？”
“我去了瓦尼尔先生家里。”她说。
“哦。”
“他住在谢尔曼橡树区。艾斯卡米罗公路的尽头。真正的尽头。”
“差不多，可能吧。”我随口说道，想要吐出一个烟圈，但没有成功。我脸上的一根神经像电线一样颤动。我不喜欢这样。
“是的。”她声音沉着地说，上嘴唇依然做着上翘和落下的动作，下巴依然抽搐着。“那儿很安静。瓦尼尔先生在那儿住三年了。之前，他住在好莱坞山上，在钻石街。他和人合住，但瓦尼尔先生说，他们处得不好。”
“我也这么觉得。”我说，“你认识瓦尼尔先生多久了？”
“我认识他八年了。我对他不是很了解。我得时常给他——送一个小包去。他要我亲自送去。”
我试着再吐个烟圈。没戏。
“当然，”她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但我害怕他会——我害怕他——”
“但他没做什么。”我说。
她脸上第一次有了自然的表情——惊讶。
“没做什么。”她说，“我是说，他实际上没做什么。但他穿着睡衣。”
“有点懒散。”我说，“穿着睡衣整天无所事事。哦，有些人就是走运，是吧？”
“唔，那你得知道些事情。”她严肃地说，“一些能让别人付你钱的事情。默多克夫人待我很好，不是吗？”
“那是当然啦。”我说，“你今天给了他多少钱？”
“只是五百美元。默多克夫人说她只能拿得出这么多钱了，她实际上连那么多都不怎么拿得出。她说到此为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瓦尼尔先生总是答应下不为例，但他从没做到。”
“这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我说。
“所以只有一件事可做。实际上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这都是我的错，默多克夫人对我这么好。反正这也不会比我已经做过的更糟了，是吧？”
我抬起手，使劲揉自己的脸，安抚那根神经。她忘了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又说了下去。
“所以我就做了。”她说，“他穿着睡衣躺在那儿，身边有杯酒。他眼睛瞟着我。他甚至没有起来让我进去。但门上有把钥匙。有人在门上留下了钥匙。这是——这是——”她的声音在喉咙里堵住了。
“这是开门的钥匙。”我说，“所以你能够进去。”
“是的。”她点点头，又差点笑起来。“实际上做起来并不费事。我甚至想不起来听到了什么声音。但当然肯定会有声音。相当大的声音。”
“我想是这样。”我说。
“我走得离他相当近，这样我不会打不准。”她说。
“瓦尼尔先生做什么了？”
“他根本没做什么。他只是那么瞟着我。哦，那就是事情的经过。我不想回到默多克夫人那儿去，再给她添麻烦。也给莱斯利添麻烦。”说到这个名字，她压低了声音，若有似无，随之她的身体一阵抖动。“所以我来这儿。”她说，“我按门铃，您不在，我找到办公室，请管理员让我进门等您。我知道您会明白发生了什么。”
“你在那儿的时候，碰了房子里什么东西？”我问，“你都能想起来吗？我是说，除了房门。你只是从门口进去再出来，没有碰房子里的任何东西？”
她想了想，下巴不再抽搐。“哦，我想起一件事来。”她说，“我把灯关了。在我离开之前。就一盏灯。这盏灯灯光朝上，灯泡很大。我把它关了。”
我点点头，对她笑笑。马洛，笑一下，开心点。
“什么时候——多久以前？”
“哦，就在我来这儿之前。我开车来的。我开了默多克夫人的车。就是那辆您昨天问起的车。我忘了告诉您，她离开时没有开这辆车。还是我告诉过您？没有，我现在想起来我没告诉过您。”
“让我们明确一下。”我说，“不管怎样，开车到这儿半小时。你来这儿近一小时。你离开瓦尼尔的房子差不多是五点半。你把灯关了。”
“对的。”她又点点头，神态活泼起来。能记起来她很高兴。“我把灯关了。”
“你想喝一杯吧？”我问她。
“哦，不。”她相当用力地摇摇头。“我从不喝酒。”
“你不介意我喝一杯吧？”
“当然不介意。我为什么要介意？”
我站起来，好奇地看了她一眼。她嘴唇依然上翘，头依然晃动，但我想已经不那么厉害了。这是慢慢平息下来的节奏。
很难知道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可能她说得越多，情况越好。没人知道从惊吓中恢复过来要多长时间。
我说：“你家在哪儿？”
“怎么——我和默多克夫人一起住。在帕萨迪纳。”
“我是说你老家。你是哪儿人？”
“我父母住在威奇托。”她说，“但我不想去那儿——不想。我时常会写信，但我几年没见他们了。”
“你父亲做什么？”
“他开了家小狗小猫的医院。他是个兽医。我希望他们别知道。那一次的事他们也不知道。默多克夫人没跟别人说。”
“也许他们不必知道。”我说，“我还想喝一杯。”
我从她椅子背后去厨房，倒了酒，胡乱调了一杯。我一口气把酒喝了，从屁股口袋里拿出手枪，看到枪的保险关着。我闻了闻枪口，取出弹夹。枪膛里有颗子弹，但这种枪一旦弹夹取出，就不能发射了。我把枪拿好朝枪膛里看。那颗子弹尺寸不对，卡在了枪膛里。子弹像是点32口径的。而弹夹里的子弹尺寸正好，点25口径。我把枪装好，回到客厅。
我没听到声响。她刚朝前滑落，瘫倒在椅子前，压在那顶漂亮的帽子上。她身体冰凉凉的。
我扶了她一下，摘下她的眼镜，确信她没有咬到舌头。我把手帕折起来塞进她嘴里，以防她醒来时咬伤舌头。我走到电话前，给卡尔·莫斯打电话。
“医生，我是菲尔·马洛。你还在看病人吗？”
“看完了。”他说，“正要走。有麻烦了？”
“我在家里。”我说，“布里斯托尔公寓408号，要是你忘了的话。我这儿有个姑娘，她晕倒了。我不怕她晕倒，但我怕她醒来时可能发作。”
“别让她喝酒。”他说，“我马上就去。”
我挂了电话，在她身边跪下来。我开始给她按摩太阳穴。她张开眼睛。嘴唇又翘起来。我把手帕从她嘴里抽出来。她抬头看着我，说：“我去过瓦尼尔先生的家。他住在谢尔曼橡树区。我——”
“你愿意让我扶你起来，躺到长沙发上去吗？你认识我——马洛，到处问傻问题的大笨蛋。”
“您好。”她说。
我扶她起来。她身体僵硬地靠着我，但不说话。我扶她到长沙发上，将她的裙子拉直盖住腿，在她头下垫了只枕头，把她的帽子捡起来。帽子已经压扁了。我尽可能把它恢复原样，放在书桌边上。
她侧身看我做这些事。
“您叫警察了吗？”她柔和地问。
“还没有。”我说，“我还没有时间。”
她看上去很惊讶。我不能肯定，但我觉得她看上去有点不快。
我打开她的包，背着她将枪放回包里。我放枪时，还看了看包里其他东西。一些常见的物品；两三块手帕、一管唇膏、银红色的珐琅粉盒、一些纸巾、一只装了些硬币和纸钞的钱包，没有香烟，没有火柴，没有戏票。
我拉开后面口袋的拉链。里面装着她的驾照和一叠大钞，十张五十美元。我翻了一下，没有一张是新钞。这些钞票用橡皮筋扎住，外面包着纸。我把纸拆开来，读上面的字。字是用打字机打的，很清晰，写着当天的日期。这是一张普通的收据，如果签上字，就意味着收到了五百美元，“分期付款”。
现在看来，似乎不再会有签字了。我将钞票和收据放进我的口袋。我拉上包，朝长沙发看去。
她看着天花板，脸部又出现了之前的动作。我进了我的卧室，拿了条毯子盖在她身上。
随后我去厨房又倒了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