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将于1909年海军学院学术会议期间请诸位斧正的海军战略讲稿，1887年海军学院秋季开学后，我曾在海军学院学术例会上演讲。之后，这篇讲稿一直被采用。讲稿或由我本人亲授，或由其他军官代讲，年复一年使用至今。
我曾在讲稿中增加了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和资料，但这些改动并未改变过我的主题和主旨。本书的结构也一直沿用初稿，所有的一切皆旨在为阐述原理服务。增补或者改动，或因引证历史实例之故，或因需重新考虑当前政治条件之故，其目的是为了阐明原理。每次修改，或出于偶然，或事出凑巧。每当有新的想法出现，我都将它仔细记录下来，加入我的讲稿中。1908年，在海军学院创始人卢斯海军少将和海军学院院长梅里尔海军少将先后建议下，我才开始着手修订这部讲稿。
从成稿到修订，已经是二十一年了，恰似一个人从诞生到成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这部讲稿所增补内容，仅限于偶然灵感闪现。二十一年间，我们所面对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甚至影响了海军指挥员的指挥。这部讲稿也自然而然地记录了这些变化给战争带来的改变。
就海军战略课题而言，这些变化是外在的。虽然它对海军战略有着颇深的影响，但也仅仅是发展的外因。实例才是海军战略的基础，而对实例系统的阐述，就是原理，这才是我撰写本部讲稿的目的。这些原理一旦得到试验，就会被保留下来，我们可通过解释、陈述、总结战争经验来阐释这些原理。我们还可以引进新方法来运用这些原理，即在作战实践中，阐释海军战略法则、原理，使其发展进步。
这和自然科学的道理相同。电学在人们的运用之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这些变化和进步，是由人们无数次的努力和实验，汇聚了无数人的才智而来，而战略理论所经历的变化和进步则是经过无数次作战经验的累积来实现的。又如武器在战争中的某些变化：潜艇取得了巨大进展；自动鱼雷的射程已经大大提升，无线电报早已问世。1887年，鱼雷的有效射程仅500余码[1]；酝酿已久的潜艇虽然有了明显进展，但距离实用还很远；人们对于无线电报更是鲜为人知。早在1886年我在海军学院首次授课时，我就曾经预言一支封锁美国海岸的舰队，如在特拉华河、切萨皮克湾、纽约附近海域的各支分舰队，可以用海底电缆联络。然而，如今凭借无线电技术迅速、简易、可靠地通信早已成为现实。潜艇和鱼雷迫使封锁者驶向更远处。
这些进步，并未改变战争原理，只是影响了它的运用。日本战列舰在长山列岛水域监视60海里[2]外的旅顺口，并且在该水域布置了反鱼雷攻击设施，以及其他措施，确保港内敌军一旦出港就可及时赶到。东乡平八郎[3]在所选地点静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然后凭借无线电迅速沿捷径赶往拦截点，而在此之前，东乡平八郎想要得到俄国海军的情报，就只能靠近俄国海军的航线，甚至停留在相当不利的位置。技术的改变并未改变古老而权威的内线作战价值的战略原理，只是对原理的运用进行了大修正。这令我更加坚信若米尼[4]的话：武器的变化只影响实践，而不影响原理。
这二十一年，战争经验甚至战争的评述，都为海军战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里的战争经验，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这三次战争中，海军都曾起到积极作用。此外，还有英国同非洲布尔人的多个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也可引用为显著的实例。那时，英国海军虽然一炮未发，但当时英国海军对联合反英势力的压倒性优势，确保了它对海洋的控制，没有任何敌军能截击英国运兵船。只要注意观察德国海军在20世纪初大力发展海军及德国海军所取得的发展，以及英国舆论对此的态度，就会明白为何那几年英国就像大难临头一样如坐针毡。虽然海军战略正在初创和发展阶段，但是我相信你们能看到海军战略的前景。
二十一年间各国的海军都在发生变化，海军战略还处于勃勃生机的萌芽阶段。二十一年前美国海军舰队配置为：欧洲舰队、亚洲舰队、太平洋舰队。这并非美国首创，因为当时世界的大型海军莫不如此。我称它为执行警察勤务，因为这配置确实属于警察式配置，并非军事配置。美国军舰和他国军舰，均以单舰遍布全球各港口，像警察似的沿着一条确定好的路线巡逻。
20世纪初期，人类的思想又回到祖先们熟知的想法和方法，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然而，这些想法和方法由于鲜有卓越的指导者进行指导，已经消失了。重回战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原因，一是我们所经历的历次战争，二是国际关系的鲜明变化，最主要还是来自于控制海洋的好处以及人们的深刻思索：如何高效地利用海军力量。[5]
海军战略就是解决如何运用海军力量这个问题的。对海军战略的系统性研究，则是从海军学院开始的。其实海军战略已经存在，在以往的海上战争中军人凭借才智和常识都能找到并正确运用达成目标的方法。海军战略说到底不过是正确运用方法以达成目标。需要有人一直仔细观察、记录这些方法。为此，海军学院应运而生。只要能使海军军官深刻认识到，任何情况下分散舰队都是愚不可及的，也就能证明海军学院和它每年所领取的经费是多么物有所值了。美国海军曾将作战舰队分别部署在两个大洋上（即太平洋和大西洋）是极不明智的。这个决议主要是根据海军学院历次作战演习的经验所得出的。将此事告知我的是已逝海军上将斯佩里。这样的配置，使位于每一个大洋的海军分舰队面对大洋上的另一国海军舰队时居于劣势。如果把这两支舰队联合起来，便可对外国舰队形成优势。这个实例足以证明国民和政治家都需要一些基本的海军战略常识。拿破仑的一句至理名言将集中思想表述为：“目的的专一是获取巨大成功的秘诀。”专一，意味着将所有意愿集中于某一目标，而舍弃其他目标，它是思想和信念的绝对集中，也是决心的集中。对应军事，就是人力与财力的集中。当一个人怀着必胜的精神信念，物质集中也就随之而来，如同有因必有果一样。
我引用三个实例来证明考虑的事物对于海军战略的持久影响。考虑的事物可以看作是产生原理的缘由，这两者的关系如同果实结自果树。这三个实例虽然发生时间相隔甚远，表面条件也截然不同，但是它们却可以用一条共通的原理紧密地串联起来。
一、当纳尔逊[6]最后一次回到英国时，国内正对考尔德率领英国舰队即将与占优势的敌国海军开战而深感不安。纳尔逊却说：“我敢断言，如果他们击败了考尔德，那么他们在今年就不会再给英国制造麻烦。”纳尔逊的意思是，考尔德和敌人都会退出战场，但是英国的后备军力仍能控制局势。
二、1892年，当我在海军学院学术例会开幕式上谈到战舰报废的问题时，曾经引述了纳尔逊的观点。我确信纳尔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我当时的引语：外国海军人员对废舰的最新看法是，当战争进入到后期，最新的军舰破损并且在修理时，谁能启用的后备舰多，谁就能赢得胜利。
三、1909年，在英国议会关于德国海军竞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与会人员一致得出结论，三年之后德国无畏舰的数量必然接近英国。辩论即将结束时，英国首相宣称：仅从无畏舰而言，德国与英国在数量上可能是近乎相等，但是凭借所拥有的二线军舰巨大优势，英国仍然保持着对海洋的控制。[7]当双方的无畏舰都用尽时，不论谁获得胜利，它们都将同纳尔逊所说的那样，“今年之内”退出战场，由后备力量发挥作用。
从上文中的这三个时代的实例所引申出一条原理就是：在决定点上保持一支优势兵力。简单地说，就是用最多的兵力抢先到达这个决定点。在所引述的三个预断中，后备力量的价值是决定性要素。在战场上，如果一方能在正确的位置上保留一支后备力量，就能在紧急关头先于敌军掌握一支绝对优势的兵力，在战争或战役的决定性阶段得以集中。这是保持优势的一种方法，运用的关键在于掌握准确的时机。出于对后备力量的考虑，从而理智地限制报废的旧舰，这一思想则具有战略性质。
日俄战争中，如果俄国人能适当地掌握并运用后备力量，那么他们在旅顺口也会像纳尔逊那样判断：如果东乡平八郎在旅顺口歼灭了俄国海军分舰队，那么东乡平八郎在一定时期内就无法再继续作战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则可继续推进。旅顺口的俄国海军完全可以孤注一掷与敌军拼死一战，为后备力量歼灭敌舰。俄国人在日俄海战中的做法，无异于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命运抛入海中。请注意，这里我所说的俄国人并非无能为力又无职责的百姓，而是那些在俄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中负责同样事务的官员。他们应当为俄国的失败负责。俄国的无能，使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纳入奥地利版图。对海军的治理不力，使得德国从俄国的威胁中解脱出来，直接促进其海军的发展，甚至导致了东西两半球国际形势的变化。
这并不新鲜，简单地汇总原理，对老手或许还有些作用，因为他们在面对困惑时可以靠它坚定信心。对于新手，可能就毫无裨益，因为他们还不会从亲身经历中引证并阐释原理，也不会从历史或是从关于前人经验的记载中引证并阐释原理。对于一个未经历训练的人而言，所谓原理，不过是权威人士根据观察所制定的论述。他们内心的信念尚不坚定，他们也都还没有证实这些论述是否正确，但是在战场上，只有内心信念坚定者才能在紧急时刻爆发力量。纳尔逊曾写道，新手眼中的哥本哈根海战的形势比实际情况更可怕。
本讲稿是我运用亲身经验分析实时情况和问题而写成的，是我根据实践形成的直观的综合性论述。法国人称战场上看清局势的眼力为一目了然。拿破仑曾说：战场上，绝妙的灵感，往往不过是回忆。这说明实例，即经验的重要性，因为不论是对某人一次行动的记录，还是对某事件的记录，都依赖回忆。拿破仑所说的“回忆”，不是一般的回忆，而是某一紧急情况下对经验的运用。对实际情况熟悉才能做到一目了然。
纳尔逊肯定经验的价值，他认为经验即历史，可利用经验迅速而准确地判断事态。拿破仑重视历史的价值，在他看来历史即作战经验，是提供具体运用于紧急情况的实例。这两个观点相辅相成。纳尔逊着眼于一般情况，拿破仑着眼于特殊情况。朱利安·科贝特[8]的《七年战争》中特别写到征服魁北克的沃尔夫对所参加的军事活动的详细评论，记录经验的良好习惯使他在担任统帅的时候获益匪浅。记载亲身经验的人，也有从历史中搜集资料的爱好。1864年，波特的船队因为水位下降被困于红河瀑布上游，幸好手下有人曾有过类似的经验，才筑堤救船幸运脱险，这就得益于经验。
实例和原理互相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明二者偏一不可。掌握原理的人，对于例证一目了然，而且能正确评价其价值。卢斯海军少将在海军学会发表的关于海军战略的论文中，引用了沃尔斯利勋爵评论美国南北战争的一句话：“综观这时期的小规模作战过程，我为那些提供规律的例证激动，这些规律维护了古老战争原理的权威。”详细分析两个实例之后，沃尔斯利勋爵说：“两次失败都可预料到。”掌握原理的人，当他初次遭遇战争就能从例证中领悟，从而更加坚定地坚持原理，因为他在实际经历中能更深刻地理解原理。一个小孩被火烧伤，领悟过切肤之痛，才会更好地理解火会伤人的原理。成年人只需要知道他人被火烧伤，就可从中获得经验。这说明，观察周围情况的重要性。亲眼见到别人遭难，走向毁灭，却不能使自己更加明智，是因为并未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而未能理解的缘由，或是对于别人所违背的原理毫无印象，或是没有通过原理来分析他的情况，所以在所难免地重蹈覆辙。
我再举一个事例。前文中我已经提到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将美国作战舰队分别部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这时距离日俄战争俄国舰队被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舰队歼灭不到四年，俄国舰队覆灭的原因就是舰队分列于波罗的海和东亚俄国的沿岸。俄国人违背了集中原理，虽然兵力总体占优势，但在作战时却从来没能以最多兵力到达过战场。对于精于战略原理并熟悉先例的人而言，俄国在这一战役中的失误已经不用我再一一指出了。看似是他们低估了敌人，不如说是他们无知和大意。然而，不熟悉原理，即使有新的先例，也是毫无用处的。目睹邻居失火，却丝毫不重视发生的原因，就像一个无知的孩童，轻易地就将祖国推向了险途。
所以，切勿低估军事研究的作用，军事研究是理智地观察各种事变，并从中得出可以称之为原理的结论。这就是科学工作，我们观察记录的例证越多，我们的结论就越可靠。历史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例证，历史已经将例证记录并形成了原理供我们使用。记住我们的责任：继往开来，根据我们自身所处的实际环境运用原理，将自己以及他人遵行或者违背原理所得到的后果准确记录下来。
自从这份讲稿初稿写成以来，美国海军军官主动关注当前和以往事件的兴趣大大提高了。结果，我便搜集到了大量过去未经系统阐释和整理的材料。请允许我引用1892年海军学院在新校舍开学时我的一段话，证明这些进步。我曾说：“1886—1888年我在此停留期间以及其后的四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向国外的陆军、海军军事图书销售商索取书目，并仔细检阅其内容。只要是任何涉及海军战略的书籍，我都会为学院图书馆订购。结果，你们看到了，楼下有一个矮书架上满满地陈列着关于海军战术的书籍，其中将近一半的书籍是从霍斯特到肖帕尔时期帆船战术的杰出作品。”这次讲话中，我从未提到海军战略，因为除了1890年科洛姆出版的《海战》一书外，当时尚未出现正式的关于海军战略的著作，只是零星地从报刊上见到一些相关的论述文章。于是，我就只好完全借助陆战战略的著作来推论海军战略的原理了。
无须赘言，这二十一年中，有关海军战略的规范性论述文章的出版，取得了一定进展，成书之多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陆战战略的规范性论述成书出现得较早，但是其数量并没有大增。更多的迹象表明，随着人们对研究工作备加关注，研究工作的影响作用也愈发显著。世界各国海军舰队的配置就说明正确的思想已经成为主流，而且各国意识到开展正规研究的必要，也开设了类似美国海军学院的课程。海军战略正在各国司令部或者是海军机构里引起更大的注意。英国海军部根据1904年8月的决议对其海军职权的调整，正是这种变化的标志，该决议规定的集中海军大臣的职能，在本质上就具有战略性质。
一定数量的著作证明广泛的关于海权的兴趣已经被唤起。仅从我熟悉的英语和法语两个语种而言，法国的达里厄、达夫吕伊的著作以及英国科贝特的历史著作，在三十年前是无法完成的。这些著作在三十年前无法写就，原因不在于可供查阅的资料少，也不在于缺乏使用的资料，而在于缺乏将资源和人才结合并产生成果的普遍兴趣。在德国，军事科学飞速发展。我从所获赠的德国军事著作中，深刻地感受到德国海军思想的活跃，他们甚至可能已经领先了。我不懂德语，有生之年不能从德国人身上获得专业影响，我终身以此为憾。
海军学院的创办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假使我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以此为线索溯源，找出创建该专业的众多根源中的一个，便能深受启迪。大家都知道，海军学院的创办应该归功于卢斯海军少将，是他向海军部恳切地提出要求。推动卢斯海军少将提出并坚持这个要求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他深感在指挥南北战争的海军部时该机构缺乏一目了然的军事洞察力。当时，陆军和浅水炮艇[9]耗费了数月时间、数百条性命、数百万美金对查尔斯顿港展开正面攻击，其结果竟然是萨姆特要塞成了废墟，城市虽然被炮火摧毁，却巍然不倒，南部联邦的旗帜坚强地在瓦砾上飘扬。当谢尔曼的部队从亚特兰大抵达萨凡纳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景。
卢斯海军少将说：
我从浅水炮艇“楠塔基特”号调任“庞蒂亚克”号舰长，并于1865年1月5日奉命到萨凡纳城向谢尔曼将军报到，承担在萨凡纳河同陆军协同作战的任务。
在司令部报到时，谢尔曼将军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从萨凡纳继续向北推进的计划。斯洛克姆将军将指挥左翼陆军向位于萨凡纳上游约40英里[10]的渡口开进，并架设浮桥渡过萨凡纳河进入南卡罗来纳。“庞蒂亚克”号的任务是，抵达渡口上游并保护浮桥，防止南部联邦部队从奥古斯塔城方向进行骚扰。谢尔曼将军说：“当我立足于坚实的地面时，那个家伙就只能滚蛋了！”随后，他又语调诙谐地说：“你们的海军兄弟们已经在查尔斯顿港外三年了。等着瞧吧，我一进入南卡罗来纳就切断敌交通线，查尔斯顿港就会像一只已经熟透的梨子轻松落到你们手中。”这种语调令人感到愉快。
在听取了谢尔曼将军对态势的分析后，我的眼界豁然开朗，我心想：“这才是一个精通军事的专业军人。”我也从这时才懂得，军事行动是有原理可依循的，必须对其仔细研究，这些原理是可以普遍使用的，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面上。
谢尔曼将军离开波卡塔利戈挥师挺进哥伦比亚，轻易攻占该城。这就迫使对手在1864年2月17日撤离查尔斯顿港，这时距离攻克罗亚尔港刚好三年。罗亚尔港曾是海军在南卡罗来纳水域的前沿基地，对查尔斯顿港的直接进攻便是以该港为依托。
为修订我这部讲稿，除其他资料我又选出四本著作精读，两本法语，两本英语。这些书是三十年来海军思想令人瞩目变化的证明。达里厄和达夫吕伊都喜欢引用大量实例，却又不失严谨地、系统地采用了我这本现在才出版的书稿中所使用的方法。他们经过研讨首次创立了一些原理，然后又引用可将这些原理清楚阐释的实例，给原理穿上衣服，使其成为生动活泼的样子，而非枯燥的字句。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严谨地遵照逻辑推理，推动那些已经阐明的原理继续丰富和发展。这种说明方式，与法国人一贯的清晰思路和准确预言一致。另外，他们还采用了达夫吕伊嗜好的研究史学的方法。达夫吕伊曾说：“历史是经验的记录，只要精心研究，完全能找出渗入战争中的变动因素，尽管历史不可能完整无缺，但是它绝不会遗漏所有的变动因素。历史是真实的写照，反之，历史也是一个推理的方法。”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建立起一定的真理基础时，他就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不再受历史检验的体系，“这个推理方法具有选择倾向”。即历史为人类提供所有的限定因素，而受常规所影响易于忽略那些足以修改这些因素的成分。谢尔曼将军曾一度向我表示与此类似的思想。他对模拟持怀疑态度，他说，因为我们无法掌握那些促使变化发生的因素，如恐惧以及其他各种能够影响军事行动的精神因素。
历史为我们提供过往的事情的全貌，如果我们能认真地利用历史，便能从中获益。假使你手握着已经阐释清楚的原理，探讨历史的时候便能依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便能根据准则来研究历史。正因如此，我意识到，达里厄和达夫吕伊的著作经得住检验。我这篇讲稿和他二人的著作已经成为研究我前文提到过的诸如科贝特的那些军事著作的必需参考文献。科贝特是军事历史学家、海军历史学家，他善于运用已经阐释清楚的原理来探讨所提出的课题。这些原理都是他从杰出的军事著作中总结出来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将历史当作军事记录研究。我根据若米尼的《战争的艺术》[11]以及《法国革命战争史》编写历史教程演讲稿，后来该讲稿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为名出版。这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对海军战略的原理进行系统的阐释，这些阐释都包括在本讲稿中，现在讲稿经过补充和修订形成了书稿，其中修订和补充是一些新的例证和阐释，原理未做任何改变，只是在运用上有一些创新。
前文即我为《海军战略》一书所写的序言。我相信，通过前文的论述，我已经把原理与例证之间的辨证关系阐释得很清楚了。原理和例证其中之一只能是片面的老师，只有两者相结合才是全面的良师。两者之中，经过历史经验系统地阐释清楚的原理更为可靠，因为就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而言，历史记录行动，它承担着实践的作用，是实际经验的叙述。希望我们大家已经摆脱惯性思维，这种惯性思维认为，只有实践，只有亲身经历才是首屈一指的准则，它高于已经阐明的实践，这种实践已经被人提高并经过人们多方面的发展。我要强调的是，请紧握原理，用历史的例证反复证明，说服别人接受这些原理。
结尾，我希望大家都能留意科贝特著作中的一个观点。我会在适当的地方从科贝特的著作中引用一些政治事件作为例证。在这里，我引用的这个观点，是海军战略思想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虽然过去这个观点经常被无视，甚至被诋毁、怀疑。这就是在制定一切军事计划时，必须正确预估国际形势，把它作为一个必要因素。引用一个实例来证明这个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提高美国现在的造舰速度并扩大国内造船厂的规模，而德国海军造舰规划一旦被通过，该规划所规定的军舰一旦完工，那么德国就将拥有一支强于美国的海军。到那时，门罗主义[12]的支柱还存在吗？用什么来保证巴拿马地区美国权益的安全？这二者都需要以舰队为后盾。
这个问题，仅就军事力量层面而言，再简单不过了。优势舰队主宰海洋。但是这个问题又涉及政治关系，并且很有可能引出许多复杂因素。身为政府的军事顾问，必须熟悉世界政治形势并善于衡量形势，准确地判断数量优劣的程度，还要从其他方面考虑如何对敌人施加压力扭转劣势。每个海军军官都必须研究国内外事件，甚至还要考虑到如果某一天担任政府顾问，准确地判断世界形势以及事件对本国施加的有利影响。
这就是我要提出的一条原理，即在军事计划中必须考虑政治——国际——关系。我以历史上美国和德国两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说明这个原理。德国和奥地利曾经配合得相当默契，德国曾迫使俄国不顾英国和法国的立场承认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我们虽然还无法详尽地分析德国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但是可以指出的是，其他欧洲各国会对德国的为所欲为纵容到什么程度呢？假如美国没有舰队，那么德国定会一试；假如美国军舰数量与德国相当，那么德国就不会轻举妄动。因为我国抵抗，不管胜败，都会使德国在一段时期内以劣势面对欧洲其他国家。如果美国突然同日本交战或者是陷入两国关系紧张的状态，那么德国就会增强海军舰队的力量。我国和英国曾围绕门罗主义展开长期争议，我们不断取得进展，最终和英国签订了《海-庞斯福特条约》[13]。这是门罗主义的胜利，虽然直到1911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才明确表示接受。在这期间，美国的海军同英国相比，一直处于劣势，但是我们最终胜利了。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在与新兴海军强国的竞争中，美国是否还能处于类似的有利地位呢？如果我们同德国产生纠纷，英国会是什么态度呢？相反，如果德国同英国产生纠纷，美国又该如何对待呢？
科贝特认为，七年战争中的英国富强有力，其原因在于英国海军、陆军、外交等这些因素都掌握在老皮特手中。老皮特统一权衡并协调三方面情况使其互相协作并发挥最大功效。这种效果令人向往，也应当能引起我们的正视：要达成这样的效果绝不是仅靠一人之力，而是必须要经过无数人通力合作才行。这些人，有政治家，有陆军军人，有海军军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了解所有的情况，这样的合作才会有成效。这条原理受到了1911年大英帝国会议的极大重视。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的部长们和大英帝国防务委员共同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上，英国政府向各国部长介绍了涉及帝国共同利益的国际形势。在这些共同利益中，帝国防务居于首位，而对帝国防务的组织必须基于国际关系的认识。以往，陆军海军协同作战往往会失利，究其原因，与其说是互相猜忌，不如说是缺乏对彼此的了解。想要恰如其分地做好作战准备和制定战争计划，陆军军官和海军军官必须充分掌握国际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影响着对手在各地区的兵力部署。达里厄说得很对：“海军的每项规划，若不考虑与大国的关系，也不考虑本国资源所能提供的物资限度，就会立足于一个虚弱不稳的基础之上。外交政策和战略被一条不可割裂的链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关于这个联结关系，达里厄引用了德国的戈尔茨[14]说过的一段话：“无论是谁撰写战略和战术，他都不应该忽视本国人民的意志。他应该提供一部民族的战略，一部民族的战术。”
门罗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公众的观点，任何战略规划[15]如果忽略这个观点而不予考虑，都是松散不可靠的。
在绪论所谈及的这些观点外，我再向大家诚恳地建议，必须掌握、追踪当代重大事件，并正确分析其意义。军事从业者，当然应该密切地关注。你们还需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军事史，并正确理解，才能跟上国际形势的发展。只有这样，一旦你身居要职时，你就能一目了然，不论在何时遇到紧急情况，都能迅速地洞察国家权益全貌。纳尔逊说，你们已经不再是新手了。不再是新手，就意味着你们在事业中，如同纳尔逊一样，能不断地运用养成的判断力。“一个军官应当具备政治勇气。”这是纳尔逊的另一句话，它也值得我们铭记。想要具备政治勇气，就是具备良好的政治学识，要更有成效地将精力集中在政治学识上，避免精力分散于国家的内部问题，如财政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等。只有海军的活动范围具有国际性质，因此，海军同政治家的活动范围是紧密联系的。你们必须要具备政治家和海军军人的高度。二者兼备的人物必将被海军历史和海军人物传记所铭记。我相信，在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中，必然会有大量这样的人物。
[1] 1码=0.9144米
[2] 1海里=1.852千米
[3] 东乡平八郎（1848—1934），日本海军元帅，海军大将，侯爵，与陆军的乃木希典并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神”，日俄战争中率领日本海军击败俄国海军。
[4] 若米尼（1779—1869），19世纪军事理论家，著有《战争艺术概论》《战略学原理》等，对战争的性质和规律、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各方面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创立了较完善的军事理论体系。
[5] 即出自于对海军价值的这种认识所产生的持续思想演变过程。
[6] 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在1798年尼罗河口海战及1801年哥本哈根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带领皇家海军胜出。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他率舰队击溃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自己却在战事进行期间中弹阵亡。
[7] 宣称是完全正确的。
[8] 著有《英国在地中海》《七年战争中的英国》。
[9] 其中一艘曾为卢斯所指挥。
[10] 1英里≈1.609千米
[11] 一部堪与达夫吕伊著作相媲美的严谨论著。
[12]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他又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该咨文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宣言”。它包含的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主义”。
[13] 1901年，美国迫使英国签订了《海-庞斯福特条约》，同时废除了1850年签订的保证两国对巴拿马运河拥有平等权的《克莱敦-布尔尼条约》。美国从此获得了开凿、经营和管理巴拿马运河的特权。1903年，美国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并与刚刚成立的巴拿马政府签订了《海·布诺·瓦里拉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一次性支付给巴拿马1000万美元作为“签约补偿”，享有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和“永久使用、占领及控制”运河和运河区以及修建铁路和设防驻军的权力。
[14] 科尔玛·冯·德·戈尔茨（1843—1916），普鲁士军人，军事历史学家，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
[15] 诸如舰队的数目和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