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一处实际的或可能的战区，或一片预设的战场，第一要点是确定哪一个或哪一系列位置能凭借天然条件控制该战场或战区的主要部分。一个研究者，如果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传授给他人，就应该清楚地知道，对于战区或战场控制能力的来源。
奥地利的查理大公[1]在研究自莱茵河以东至波西米亚、自瑞士和蒂罗尔河向北直至美因河地区，以及稍远的日耳曼广大战区后指出，多瑙河从乌尔姆流经雷根斯堡这段地区，不论武器样式或是战争形式如何变化，两千年以来，一直都是控制奥地利的军事要地。谁能牢牢控制这段区域，谁就能夺得整个战区。查理大公以事实为依据证明这一论点。这一段区域对整个战区具有决定性影响，原因为：这段河流两岸峡谷陡峭尤其难以渡越，成为军队自由运动的障碍，尤其是乌尔姆至雷根斯堡渡越难度极大。这段河流处于多瑙河中段，不仅居于战区的北部和南部中间，还居于两军阵地的东西战线中间。雷根斯堡距波希米亚同乌尔姆距莱茵河相差无几。两军对垒，谁能越过这段障碍，谁就能拥有绝对优势，而无法横渡者如果将其兵力分列于两岸，那么兵力就难以会合。
除了险峻的自然条件，这段河上还有很多桥梁，一些桥梁结构坚固并重点布防。各点之间，均可沿河道连接，又有道路贯通南北。奥地利的国家交通路线，军队和辎重必经路线，都靠这些桥梁交汇。从弗兰西斯一世[2]和查理五世、黎塞留和路易十四至查理大公和拿破仑时代，三百年间，奥地利和法国为了争夺各种利益，力图控制这些分布在该地区的日耳曼诸邦。这些政治角逐往往最后演变成战争，这个战区也就成了众多军事原理的试验场。
不要忘了，查理大公是拿破仑时代最杰出的奥地利军事将领，在那个时代，他的军事天才堪与拿破仑并论。但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似乎并没有与拿破仑一样有名。1809年，查理大公历经苦战，最后还是输给了卓越的军事天才拿破仑，因而光荣退隐了。但是1796年，查理大公曾驰骋多瑙河从乌尔姆流经雷根斯堡这一战区，并立下了不朽功勋。在这次战役中，他果断地调动部队，击败了分别由儒尔当[3]和莫罗[4]指挥的两支法军。儒尔当和莫罗都是出色的将领，他们分率的两支法军数量总额远胜于奥地利军队。两位法国将领按照预定计划行动：儒尔当率军向多瑙河以北开进，莫罗率军向多瑙河以南前进，于是军队就被分割了。查理大公却引兵往后，扼守要隘。他利用多瑙河的天险，快速引兵击败了儒尔当的北路敌军，并将敌军赶回莱茵河，而此时，莫罗发现查理大公正在他自己后方和翼侧虎视眈眈，面对着占有优势的敌人，孤军作战的莫罗只好撤退。撤退时，莫罗没有沿进军路线返回，而是穿过黑林山在南格和布赖萨赫渡过莱茵河，因此并没有返回出发地斯特拉斯堡。
1809年，查理大公再次在这块地区作战，他的对手是拿破仑。此前，法军曾在多瑙河流域进行过两次重大战役。一次是著名的霍恩林登之役，由莫罗指挥；一次是著名的奥斯特利茨之役，由拿破仑指挥。两次战役，都以法国大胜奥地利，奥地利军队惨败为结局。这段战区对奥地利命运以及欧洲局势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而查理大公尤其重视。查理大公的军事能力，多瑙河战场对他的重要性，他指挥战争时所获得的真知灼见，他对自己和别人的失误的公正评断，都是以这个著名的历史战场为依据。这些例证都证明了查理大公的论点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著名军事学家和评论家若米尼指出查理大公的战略观点后，查理大公才名声大振。若米尼编译了查理大公的著作并加以注释，有些注释表明他对查理大公的见解是十分赞同的。
我曾经在课堂上用详细例证来表述1796年战役中的军事运动，我也曾通过示意图介绍战役紧要时期几支军队所处的位置和军队的数量。现在不用这样详细地阐述了，只要在地图上用线条标出每支法军前进距离，以及北路法军撤退时双方部队的位置，就可以一目了然。儒尔当率领北路法军撤退后，南路法军仍然继续向前，直到莫罗得知儒尔当已经撤退，他才意识到他中了诱敌深入之计，他立刻停止前进。儒尔当还未退至莱茵河就停止了后撤，他的部队因为战败和撤退而士气低落，一时间无法牵制查理大公。查理大公继续向南准备截击莫罗。莫罗只好紧急后撤，还未赶到莱茵河，奥地利已经在莱茵河上游准备迎战了。他只好回师向南在布赖萨赫渡河，无法重返出发点斯特拉斯堡。
以下四点极为重要：集中；实现集中的方法，诸如多瑙河流域的中央线；中央位置所提供给军队运动的内线；交通线对作战成败的影响，诸如莫罗被迫后撤。让我用历史实例来说明它们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为了详尽阐述，我将从比1796年之战还要早一百多年的战争中引出实例。该实例的特点比查理大公那场众人皆知的战役更为突出，这个实例不仅可以使陆军运动和海军运动互相对照，互为佐证，还可以介绍协同作战。它的明显特色在于，兼具陆军和海军特色，完全可以称其为基于陆、海军各自条件而构成的联合态势。这些战役，可称为陆军、海军的联合作战，这种联合表面看似并不明确，仔细分析才看得出。之后，我将简述1652—1654年英荷两国之间的海战。仅是这次海战，就能详细说明诸如集中、中央位置、内线等课题。
这些实例为：1796年的日耳曼境内陆战；1635—1648年法国及其盟国对抗奥地利与西班牙同盟的陆、海军混合[5]；1652—1654年英荷海战[6]。
感谢科贝特所著的《英国在地中海》一书为后两个实例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一些建议；我还要感谢其他作家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科贝特的著作为海军增添了极有价值的篇章，同时他的著作也为海军史增加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科贝特在这本著作中，不断地介绍了致使英国进入地中海的一些事件，说明了英国以地中海为稳固基地成长为地中海强国，进而指出地中海上的英国优势海军，有助于英国陆军在陆地上的发挥，从而影响事件的总进程。
《英国在地中海》涉及时间为1600—1713年。我将会提到发生在这一时期内的众多事变，大部分内容主要为1630—1660年这三十年间的事变。在这一时段，欧洲的主要局势为：直至1640年，英国的实力因为国王同议会互相争斗而被削弱，已无力顾及国外活动；法国与奥地利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已经开始，这时的奥地利还统治着日耳曼地区和西班牙。
波旁皇室和奥地利皇室的斗争是1618—1648年著名的三十年战争中的一部分，战争波及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根据其特征，这场战争应该属于宗教性质。然后，究其根源，这场战争其实是两个皇朝之间的政治斗争。波旁皇室和奥地利皇室都虔信罗马旧教，两个皇室斗争缘于奥属日耳曼依靠日耳曼皇帝（属奥地利皇室家族）的支持不断加强日耳曼诸邦的联合。这种联合依靠西班牙的金钱和日耳曼强盛的军事力量以及军事位置予以维持。16世纪，著名的查理五世也曾一手操纵了这样的联合。针对这个情况，阻止这种局势重演成了法国的国策。阻止奥地利扩张的国策，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制定，而且得到了黎塞留[7]的支持。为此，法国联合新教国家，如瑞典、荷兰[8]以及众多地理属北欧的独立的小日耳曼新教诸邦结成同盟。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它们标志着主宰了一个世纪的宗教联合向政治联合转变。这种转变是从克伦威尔1650—1658年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开始的，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带有宗教目的色彩，深受宗教影响。
对于依附奥地利的国家，法国居于二者中央位置，国力还比这两个国家都强。所以，法国将它们隔离使其无法互相增援。这种态势对于军事研究人员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又是引人注目的。在所有的类似的实例中，永恒不变的是原理，因为其运用环境不同，例证因而呈现出新花样。这时候的法国所面对的局面，尽管环境有所区别，其原理其实与1796年查理大公面对分列于两边的儒尔当和莫罗的那种局面一样。法国也有相当于多瑙河一样的天险：热那亚、米兰和阿尔卑斯山的瓦尔泰利纳隘路等一线。起自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线就从属于这一线：从西班牙一方可通达荷兰；另一方可直通热那亚。
甚至不用查看地图就可以知道，如果西班牙与法国交战，那么西班牙的部队和物资只有通过海路运输到达奥属日耳曼。法国国土横亘于西班牙与奥属日耳曼之间。法国东部边境大体以莱茵河为界，东部边境以外，西班牙在北海控制着荷兰，在意大利控制着米兰大公国。法国若想到达米兰，则必须通过热那亚，但是热那亚已经与西班牙结盟。在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一本重要著作中，当他谈及这些条件时，他写道：“尼德兰同西班牙的联合，南意大利、米兰、西班牙的联合，这就是1500—1700年，左右国际政治的因素。”这是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的奥地利查理五世所造成的后果。他继承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又继承了尼德兰和比利时[9]。1630—1650年，荷兰已经独立，比利时仍在西班牙的手中。
可见，如果海路通畅，西班牙一面可以凭海路直达荷兰，一面又可以从海上直达热那亚，继而从陆上进发至日耳曼境内的任何据点，实际上西班牙人已经多次到达日耳曼境内。20世纪的我们，在听到西班牙军队在莱茵河中部作战，而且这些军队来自比利时，一定会深感诧异。当时，英国因内乱而陷入瘫痪。在英国内乱最严重的时期，查理一世都还在犹豫不决，而他的政策完全有利于西班牙，荷兰海军则是游刃有余地对付着西班牙。它堵住了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使西班牙的军队无法进入日耳曼。西班牙海军也并非荷兰海军的对手。1639年，西班牙试图沿着这条交通线输送一万名陆军部队，其护航舰队为了寻求英国庇护，结果遭到荷兰的攻击而失败。
地中海的情况又不一样。与北海的荷兰不同，荷兰在北海有一支可靠的海军，而法国在地中海就没有这样的海军，于是西班牙就拥有了一条畅达热那亚的交通线，可以从米兰和蒂罗尔运送援军进入日耳曼。这条交通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根据战时的情况不断调整，一般情况，取道热那亚、米兰，经阿尔卑斯山关隘就可进入莱茵河或者是多瑙河流域，莱茵河距离较近，而且更为合适；如果法国在此设防，那么西班牙人就只能沿较远的外线向东进入日耳曼核心地带。
多瑙河流域介于南北两地之间，又靠近意大利领地和地中海海岸，一边毗邻比利时[10]和日耳曼，一边毗连西班牙。西班牙的部队和辎重只有通过地中海才能运抵热那亚，所以，西班牙必须牢牢控制住这条水域。法国必须将西班牙赶出多瑙河流域或意大利，或者让西班牙人无法染指这两处，因为这些据点就像多瑙河上的桥梁一样，方便奥地利军队从河岸的一边赶到另一边，迅速形成局部优势。这正是军事联合的基本目的。如果这些战略要点都被法国掌握，那么它就可以集中一支军队并阻止敌人集中兵力。基于这些原因，早在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国内尚处于团结状态，正当英国还在为是否支持西班牙摇摆时，沃尔特·雷利勋爵于1617年就曾进言组织一支军队攻打热那亚。1624年，这个建议再次被提起，但均没有结果。如果英国人能成功付诸实施，那么西班牙的交通线就会被切断。
同一时期法国的两个对手——西班牙和奥地利所形成的对立局面，正是我之前提到的战略三要素的一个例证。我们可以在这里为这三个要素定义和确定名称，并举例向大家说明。
1.中央位置。以法国为例，法国在陆地上横亘于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如果法国海岸部署一支一定规模的海军，法国舰队就切入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各港口之间。同样的中央位置还有多瑙河。
2.内线。内线的特征是中央位置为中心向四周的辐射，借此就可在敌人的多个分散集团中间插入楔子，继而集中对付其中一支力量，同时还可以用弱势兵力牵制另外一支力量。内线，可以是一个中央位置的延伸，或者是一系列中央位置的串联，就像是线是由点构成。“内线”的含义表现为，能以超过敌人的速度从中央位置将兵力集结于反方向的两条战线上的任何一点，以达到高效地使用兵力的作用。苏伊士运河同好望角，巴拿马运河同麦哲伦海峡，前者均是内线。基尔运河位于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它与厄勒海峡和大、小贝尔特海峡相比，也是一条内线。[11]内线就相当于在三角形内的一点向两个角画两条直线，这两条直线均短于其相应的三角形的边。简而言之，内线比敌人所使用的路线更短。再以法国为例，法国出兵挺进莱茵河或者比利牛斯山，或是向两点之一输送补给，比西班牙向莱茵河或奥地利向比利牛斯山派遣同样的军队或是运输补给（可以假定海路是畅通的），时间要少得多。
3.交通线。以法国与日耳曼同西班牙的相对位置为例。交通线是军事集团、陆军部队、海军舰队同国家保持生存联系的路线的总称。这是它的首要特征，所以，交通线可以视为守势作战线，而内线的性质则是偏向进攻的战线。这是因为内线可以使凭靠交通线占据优势的一方在面对敌军分部时，抢在对方增援该部之前发起进攻，因为攻击方离这个位置要比敌军更近。上文提到的1639年西班牙试图经英吉利海峡从科鲁尼亚向多佛尔海峡运送援兵失败，便是绝佳的例证。这正是因为法国恰好控制了部分莱茵河流域，扼住了西班牙取道米兰输送援兵的通道。对于西班牙人而言，祸不单行的是，从米兰进发日耳曼的路线又被法国的盟国瑞典切断。英吉利海峡便成为西班牙进入荷兰唯一的交通线。哪怕西班牙成功运送了援兵，这条线路也不过是一条外线，因为若以同等的行军速度，从法国中部出发的军队必然会先到达战场。
法国所处的中央位置具有攻守兼备的有利条件。这令法国拥有出击的内线：一条较近的路线，可使法国陆军通过拥有的交通线，开往任何战线。也就是说，与敌人从一条战线增援另一条战线所能采用的路线相比，法国的内线不仅更近，而且还有良好的防御。另外，法国可凭借位于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的各港口，威胁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线。
而且，德、奥-匈作为同盟国成员对抗着俄、法、英三国，也是拥有利于集中的中央位置。
让我们再把注意力转回到多瑙河战场。在我所谈及的时期里，多瑙河地区就如同1796年一样，战火不断。1634年，西班牙和南日耳曼诸邦与瑞典以及北日耳曼诸邦在讷德林根的这场战役极为重要。直到这时，法国大部分海军都还在大西洋各港口集结。在此情况下，西班牙便可在通往热那亚和米兰的海上交通线上畅行，运送援军到达日耳曼。西班牙由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西班牙部队转战荷兰。我已经反复强调，一旦奥法两国爆发战争，控制住多瑙河这个中央位置，就可以全力向北或向南出击，想集南北两部之力来攻打它就困难多了。因为它到任何一部的距离都比二者之间的距离小得多。假使北军想要增援南军，因为无法渡越由敌军所控制的多瑙河河段，只能从多瑙河的下游或者是上游渡越。就如1640年西班牙的援兵不得不绕过法国一样。在这样道路狭窄的路上行军，队列也就不能多人横排，只能排成长长的纵列。援兵被长行军拉成了一条线，又因为是始终以侧面向敌、围绕敌人运动前进，敌军直接威胁着援兵的翼侧。这是因为，行军队伍是延伸的，处处都是弱点，相对薄弱的环节易于遭到攻击。自己的交通线暴露了，而敌人却又手握内线优势。
奥斯特利茨之战，俄奥同盟的一支小分队的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美国南北战争昌斯劳斯维尔战役中，斯通华尔·杰克逊所指挥的南部联邦特遣部队也曾进行过类似的运动。于前者，拿破仑紧密监视着其动向，待到时机成熟，就集中力量攻击敌人两翼之间的交通线，彻底击败对方。于后者，杰克逊的冒险运动虽然惊险万分，他却成功了。因为联军总司令没有识破杰克逊的意图，杰克逊的部队已经分成两部，如果集中兵力就可将其分割，但联军总司令只顾右翼和后方的威胁。
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如果特遣部队从北方开始运动，那么它与主力部队之间便形成了一条交通线。离主力部队越远，交通线越长，即使拥有充足的补给，在交通线暴露的情况下，增援就成了难事，唯有勉力自保。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进入南方那个支援范围以内为止。在特遣部队运动期间，全军就被一分为三，运动的特遣部队是没有任何堡垒可以依托的，没有足够的兵力优势，也不可能像敌人一样可以依托河流天险（或者是在桥上设防）。
这时居于中央位置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从一处向另一处运动就没有暴露的隐忧。虽然敌人也有可能发起攻击，但是这种运动并不会加剧暴露。可以把一条已经被占据的线当成一处并不薄弱的位置，因为是固定的，只能循其道路运动，这样就不会出现紧急情况，还可以配置兵力互相支援。这就是中央位置的防御优势，各部队之间的交通线是安全的，没有缺口，就不会有薄弱环节，而又可以凭借内线发动攻势。中央位置距南北两方的任何一方的距离都要短于两方之间的距离，可趁两方联合之前全力攻击任意一方。我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了，如果打算重新分配兵力改善态势，身处中央位置还可对一分为三的敌军的一部分在其他两部援兵到来之前发起攻击。
这很好地证明了拿破仑的那句名言：“战争就是处置位置。”上面的讨论就是围绕着位置进行的，例如，北方、南方、中央的半永久性的、常规的位置，特遣部队沿交通线运动在交通线上所占据的连续位置。大量的实例已经证明了位置的重要性，但是位置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想要充分了解位置的重要性，就必须研究海军和陆军的历史，并且牢记拿破仑的名言，领悟中央位置、内线、交通线的定义。
我再以1877年俄国与土耳其交战时土耳其所占领的普列文[12]为例。为了抗击俄国人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土耳其在这个位置上坚守了5个月，为何如此？因为如果俄国人继续前进，普列文就会接近他们的交通线，而且成为他们前进部队和后方部队或是多瑙河后面地区中央位置。如果敌军继续深入，普列文的守军就会朝着位于锡斯托瓦横跨多瑙河的唯一桥梁进发，抢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将桥梁破坏。也就是说，普列文是拥有通往重要据点的内线，它牵制了俄国部队的运动。在日俄战争中，旅顺口的舰队同样威胁着日本的交通线，从而影响战争全局。对日本而言，旅顺口处于中央位置。我广泛地引用实例说明不同环境里中央位置的作用，是因为研究这些条件，能够加强对中央位置重要性的认识。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日耳曼境内和西班牙海岸的奥地利部队之间的交通线上来。如果西班牙想要经意大利向莱茵河或多瑙河运送援军，只要奥地利还控制着北意大利而海路还在西班牙掌握之中，便能达到目的。这等于控制一条畅通的安全线。如果不能控制海洋，或者土伦的法国海军与西班牙海军实力相当，就有失败的危险。如果法国海军有局部优势，那么西班牙将面临巨大危险，甚至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这样，法国海军或者土伦就会成为西班牙交通线翼侧的巨大威胁。土伦相当于普列文和旅顺口。这两个位置很重要，但是其价值不是单纯地在于位置本身，而是在于对它的使用，恰如人的智力和财富的价值在于如何运用它一样。如果西班牙海军在这一区域对法国海军占有绝对优势，那么土伦的重要性也就荡然无存了。它虽然还是一处重要的位置，而未加利用就好比是一笔闲置的财产。对于普列文，道理也是如此，如果守备部队兵力严重不足，连野战都无法进行，那么普列文或被占领，或被特遣部队监视，俄国主力部队则可无后顾之忧地大胆向前推进。旅顺口的情况相同，俄国海军彻底丧失作用，日本陆军和海军监视着旅顺口，主力则继续向中国东北推进。而且中央位置的重要作用，使得敌人分出部队来围困它，从而削弱了主力部队的兵力。
土伦靠近交通线，因而形成威胁，这与普列文一样。从土伦开辟一条通往交通线的航线，便形成了一条便于强攻或奇袭的短距离内线。同样的理由，加的斯也曾一度很重要。20世纪初期的直布罗陀、马耳他、牙买加、关塔那摩湾都具有这样的作用。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对往返于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的船只构成威胁；牙买加和关塔那摩对往返于巴拿马海峡的船只构成威胁。
如果西班牙能绕道撒丁岛以南，然后转而向北运送援兵，土伦的大部分价值就丧失了。只有西班牙的运输航线靠近热那亚，土伦的作用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再次显现，即在短时间和小范围内控制交通线。拿破仑称迂回航线为隐蔽航线，在战场上，弱小一方曾采取它获得过显著的战果。商船采用的便利的航线，在战略上很有可能作用不大。但是，1798年拿破仑到达埃及，就是采用取道克里特岛然后再转向埃及的航线，而不是直接驶向埃及。于是，纳尔逊的追击没能成功，因为纳尔逊是按照常规的航线航行。
如果西班牙能在大西洋沿岸威胁法国的贸易和港口，诱使法国在这一地区布置全部甚至部分海军，削弱法国在土伦的兵力，那么法军在土伦就没有足够的兵力进攻。这样一来，西班牙就收获了同样的有利效果，即一条迂回路线所发挥的保护作用。这就是1634年的具体情况。在这一年，西班牙发兵从意大利增援日耳曼境内军队，在讷德林根打败法国的同盟军，法国不得不对西班牙宣战，并将海军舰队调至地中海。1898年，美国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但这并不是由纸上谈兵的西班牙海军所致，而是由国内民众不安情绪所造成，他们敦促美国政府在汉普顿锚地保持一支“机动分遣舰队”，而不向任何可能的战场靠拢。根据这种部署，如果西班牙的塞韦拉分舰队想要发挥其效能，它就应当进入西恩富戈斯，而不是驶入圣地亚哥。因为西恩富戈斯犹如一粒坚硬难啃的坚果，它有通往哈瓦那的铁路交通线并同西班牙驻守古巴的大部队相连，而美国又因为莫名其妙的惶恐将一般作战舰队部署在太平洋，这种做法正中敌人下怀，致使美国舰队趋于瘫痪。集中，唯有集中，这支作战舰队只能集中于太平洋或是大西洋上才能发挥效能。
往事历历在目，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美国海军重蹈了我先前描述的北部部队派遣一支分队绕道越过多瑙河与南部部队会和的覆辙。“俄勒冈”号就是这支特遣分队，它冒着与西班牙舰队遭遇的危险驶入西印度群岛与美国舰队会合。“俄勒冈”号于5月18日到达巴巴多斯，第二天塞韦拉分舰队就驶入了圣地亚哥。这是塞韦拉分舰队驶离马提尼克岛的第六天，马提尼克岛和巴巴多斯仅仅相距100海里。西班牙海军的无能，让世人忽略了“俄勒冈”号所冒的风险，这个人不包括“俄勒冈”号的舰长，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风险。还有另外两任前海军部长也曾对我表示过他们对“俄勒冈”号的关怀和他们的担忧。即使以往的经验不容忽视，但仍有人想要重蹈覆辙，把海军作战舰队分列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这与儒尔当和莫罗当年的情况毫无区别。一旦美国同欧洲国家或者日本发生战争，敌人就能畅通无阻地在这两支分舰队之间取得类似于多瑙河的位置。犹如东乡平八郎在旅顺口和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之间所做的那样。
1630—1660年法国在对抗西班牙和日耳曼的斗争中，因西班牙到热那亚的交通线的重要作用日益明显，法国改变了海军的总体部署并着手扩充海军，这是一条经验。黎塞留一度改组并强化了法国海军舰队，他被许多法国人看作是法国海军的真正奠基者。黎塞留最初的部署还是依据大西洋的形势制订的。地中海和大西洋使法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大西洋和太平洋使美国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黎塞留最初在大西洋的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配置了三支分舰队；在地中海的利翁湾配置了一个分舰队，而且还是大桨船队，并非风帆船队。最初，他改变海军布置的动机只是为了常规性地保护贸易和海岸。随着奥地利王国的威势与日俱增，法国同日耳曼、西班牙渐渐对立，于是除了上述的保护任务外，法国还必须封锁西班牙与日耳曼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尤其是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的交通线。
1635年5月，法国正式宣战，加入三十年战争。此前的一段时间里，法国仅是资助和袒护奥地利的敌对国间接地反对奥地利。1634年8月27日，法国的盟友北日耳曼诸邦、瑞典在讷德林根惨败，直接促使法国采取措施。经此一役，西班牙人沿莱茵河挺进直达尼德兰。大批援军的到来增强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兵力，使得西班牙在随后数年的战争中屡次胜利，甚至一度威胁巴黎[13]。
在黎塞留的伟大政治构想中，他早就计划谋取莱茵河作为法国东部边界，但在那时，他的短期军事目标是切断西班牙从意大利经日耳曼达尼德兰的交通线。黎塞留打算把攻下尼德兰作为进攻西班牙的重点，之后再与他国共同瓜分之。为了达到切断这条交通线的目的，黎塞留于1633年夺取了莱茵河西岸的洛林。洛林这时还是日耳曼的一个独立邦，曾一度援助奥地利皇帝。之后，法军又从洛林攻入了同样位于莱茵河畔的阿尔萨斯。由此，法国切断了西班牙通往莱茵河流域的交通线。之后以讷德林根之战为高潮的一系列事件，却为西班牙开辟了另一条通往莱茵河流域的交通线，它是一条较长但却适用的内线。
按照当时情况，这条遥遥深入日耳曼的内线，法国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必须攻击西班牙东海岸到热那亚的漫长海上交通线的一部分。为此，黎塞留在1636年将法国大西洋的几支分遣舰队调至土伦。然而，致使黎塞留如此调动的原因，可能不仅如此。近代历史学家加德纳对这一时期深有研究，他推测法国海军调往土伦的原因还有可能是为了脱离同英国舰队的接触。查理一世虽然声称保持中立，但是却在英吉利海峡暗中援助西班牙。英国舰队为满载兵员、补给、财物的西班牙运输船队护航直到其抵达西属尼德兰的军港敦刻尔克。黎塞留并不想同英国决裂，为了避免决裂，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法国军舰调走。黎塞留的做法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英国对法国创建海军充满妒忌，如同它后来对德国海军的成长深感忧虑一样。那时，西班牙海军早已存在，而且英国对与其作战习以为常，而法国海军正处于勃勃生机的初建状态，它将对英国造成新的威胁。而且，西班牙距离英国较远，而法国与英国仅隔着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
无论出自什么原因，法国海军1636年撤离大西洋并在土伦集结的行动已经完成。那时，土伦已经有了一些兵工厂，专供装备大桨舰船之用。这期间，西班牙为了护卫海上交通线，夺取了热那亚与土伦之间的勒兰群岛并在此设防。勒兰群岛的特殊位置，使其成了西班牙的基地，依托它，西班牙进可以阻碍法国的海上贸易，退可以支援西班牙通达热那亚的海上交通线。科贝特认为，西班牙夺取勒兰群岛正是法国海军在土伦集结的原因。若真如他所说，那么黎塞留的这次调动就难以堪称军事远见和英明决策，仅仅是为形势所迫。此后不久，西班牙人的行动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居然削减了把守勒兰群岛的兵力。于是，1637年，法国又收复了勒兰群岛，恢复了土伦的优势地位。
[1] 即特申公爵，奥地利帝国皇子，奥地利元帅，军事理论家，史称卡尔大公或卡尔大元帅。他1790年进入军队，在战事频繁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作为奥地利的军事统帅而活跃于欧洲战场，并曾成为使拿破仑首次受挫的抗法名将。
[2] 弗兰西斯一世（1494—1547），又译作弗朗索瓦一世。即位前通常称昂古莱姆的弗朗索瓦 ，继位后人称骑士国王。在意大利战争中最后败给了如日中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3] 儒尔当（1762—1833），法国著名将领，1815年被拿破仑封为法国贵族、莱茵军团司令。
[4] 莫罗（1763—1813），法国著名将领。
[5] 在这一态势中，中央位置为从西班牙经地中海至热那亚再经米兰至莱茵河流域一线。
[6] 发生于法国与奥地利战争之后不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奥战争的产物。
[7] 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他在法国政务决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特别是三十年战争时，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为法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
[8] 其实应该是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1795年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成为法国统治下的荷兰王国。
[9] 尼德兰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1516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死后，他的外孙查理一世即位。查理一世已经在1506年从他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子）手中继承了尼德兰，这时又以西班牙国王的身份领有这片土地，从此尼德兰成为西班牙的属地。1579年北方八个省和南方部分城市成立“乌特勒支同盟”，1581年成立荷兰共和国。1609年，西班牙被迫承认荷兰独立。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原南部各省和荷兰合并为尼德兰王国。1830年南部脱离尼德兰独立，成立比利时王国。
[10] 此处比利时应为当时荷兰的南部各省。
[11] 这是促进德国海军各方面齐头并进、平行发展和预估变化的一个实例。从下面事实可以看出：建造的3艘无畏舰到1911年完工，加上这几艘大约将于1914年编成两个完整的无畏舰中队（每个中队8艘）之时，基尔运河也将扩建完毕，供其通航。到那时将有一支拥有38艘战列舰的舰队中，包括这16艘无畏战舰在内，其中8艘部署在北海，8艘在波罗的海，靠中央运河联系起来相互支援。这是一项不断用无畏舰替换以前的无畏战舰的精密预想方案。
[12] Plevna，又译普莱夫纳。
[13] 即在16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