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地区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
1.位置，确切地说是它的态势。一个地方可能具有巨大的力量，但就其位置而言却不值得占领。
2.军事力量，包括进攻和防御。一个地方可能位置很好，拥有巨大资源，由于力量脆弱其战略价值也就不大。但是如果可以依赖人力加强防御也不是不可，那么对它而言设防就显得尤为重要。
3.资源，包括自身和周围的资源。资源的重要性已经不用我再强调了。如果一个地方，位置极佳，攻守皆宜，只是缺乏天然资源，可以依赖人力补充，如直布罗陀、马耳他、梅诺卡岛。对于海上战略据点，周围友好地区越少，资源越少，力量也就越弱。可见其他条件相同，大岛的战略价值高于小岛，如同彭萨科拉的价值高于基韦斯特。
对于大岛和小岛价值的差别，经验丰富的罗德尼[1]曾说过：
波多黎各的价值比所有加勒比岛屿合在一起还要大，它易于防守，而且所需费用低于那些岛屿，这里又能牵制法国和西班牙，还威胁着圣多明各岛。如果大英帝国掌握了波多黎各，它就能切断欧洲至圣多明各、墨西哥、古巴或拉丁美洲大陆的供应线。从这里可以迅速地支援牙买加。如果它得到开发，能吸引大批船只和海员前来，价值甚至能超过向风群岛。
罗德尼的这段话罗列了战略据点的基本条件。尽管他的话不像军事学术论文那样有条理。
战略要地除了要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外，也有一些次要的方面需要考虑。虽然是次要的，但它们能提高其价值（包括军事价值）。如果一个港口是巨大的商埠，当它遭受侵犯，就会影响其国家的商业繁荣。
一、战略位置
三个条件中，位置是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因为力量和资源可以凭借人力补充，然而，一个港口的位置是不可靠人力改变的。
位置的价值由它距海上贸易航线的距离决定。如果一个位置接近两条航线的交叉点，它的价值就会增加。一个交叉点就是一个中央位置，它便于向多个方向运动。如果通路狭窄，其价值就更为重要，如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以及佛罗里达海峡。几乎每个入海口都很狭窄，贸易船只经过这些入海口扩散到全国各地，如密西西比河河口，荷兰、德国各条河流的河口，纽约港的入口等。港口或河口是贸易终点或物资集散地，货物在此装船转运。如果通路是一条运河或一处河口，则船只到达处附近的一些位置就会具有巨大的控制力，如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
因而，狭窄海域中的位置比大洋中的位置更重要，因为船只很少能迂回绕过它们。各据点的战略价值就体现在这里，贸易船只总是途经这些狭窄海域继续驶往其他地方。以地中海为例，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船只到达地中海后，只能等待转运，而运河通航后，地中海东岸就成为一个中转点。巴拿马地峡及其运河也是如此。
陆上战略和海上战略的根本不同在于天然条件的不同，陆上障碍重重，必须通过人力克服和改善，而海上几乎是坦途一片。陆上可供行军道路有限，而海上可供舰船航行的路线则很多。风向、水流、短近距离将舰船困在一定的通用航线上，但是，在这些航线范围内也可以巧妙避开敌人的搜索。如罗德尼在指挥一支从西印度群岛返航的护航队时就“曾严令指挥官不要试图驶向英吉利海峡，而是取道克利尔角向西至少900海里，再行继续向前航行”。拿破仑也曾说，海军作战的决定性要素是“采取隐蔽航线使敌人丧失时机”。
1789年，纳尔逊追击拿破仑时，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他直接奔向埃及，但拿破仑从马耳他离开后并未直接驶往埃及，而是先向克里特岛航行，结果纳尔逊错失了机会。纳尔逊的教训使英国在数次大战中严密监视法国港口，因为港内舰队一旦驶离港口，英国指挥官只能推测敌人的航线。
再来看看1905年东乡平八郎的情况。纳尔逊只能依靠种种迹象分析出法国舰队的目的地，但他无法确切得知法国舰队的动向。东乡平八郎也不知道俄国舰队的意图到底是战是逃，可以肯定的是其最终目的地是海参崴，但对其航线只能靠推测，而推测则需要掌握情报。在没有准确的情报的情况下，东乡平八郎也开始犹豫不决。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他的侦察船只在距离旗舰100海里之处进行监视，而未能将侦察活动推进到足够远的地方。
海洋为舰队提供了很多躲避危险的机会，所以海上的战略据点比陆上少，这也提高了这些战略据点的价值。查理大公曾说：“在开阔地区，到处可以通行，这里没有障碍，敌人可向各个方向运动，这里或是没有战略据点，或是战略据点不多；反之，却可遇到很多的战略据点，天然条件限制着敌人只能沿着固定的道路运动。”恰如一艘舰船从欧洲驶往中美洲，它首先通过一片完全开阔的地区直至西印度群岛，它接下来的航程到处都是价值大小不一的战略据点。
贸易的数量和港口与航线的距离都影响到位置的价值。正如大不列颠是德国的眼中钉一样，德国工业、商业、航运发展都会受到大不列颠诸岛的制约。这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巴拿马运河也将改变加勒比海附近的各个港口和太平洋许多港口的战略价值；而一旦苏伊士运河关闭，则好望角的各个港口和地中海的那些港口也将受到影响；好望角航线曾经为威尼斯和热那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权首先从属于商业，商业开拓了航线，再由军事控制保护贸易。贸易的流通方向和流通数量，一旦发生变化，人类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将发生改变。
在陆上，战略据点总是有公路经过，或者有公路在此汇聚或交叉，甚至天然障碍迫使公路在此汇聚成一条隘路。海洋比陆地开阔，很少有障碍，但是一旦它出现就不可逾越，舰船只能迂回绕过海上的障碍。在陆上，历史似乎已经说明，没有陆军不能逾越的地方。在海上，舰船只能循着已知的航线。航线众多的地方，每条航线上的各个港口的价值与航线数量成正比。例如，如果有一条从海地岛东端通过向风群岛直到中美洲的航线，在马提尼克岛的洛亚尔港和圣卢西亚岛的卡斯特里港中间断开，就会大大提高这两个港口的价值。又如，巴拿马运河的建成，向风群岛的战略价值就大大提高了。
二、军事力量
接下来，我们研究战略价值的第二个要素，即军事力量。
一处港口的牢固取决于许多有利的和不利的要素，所有这些要素可以归入防御和进攻范畴。
（一）防御
港口的防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防御海上或陆上的攻击。
港口设防其实目的还是在于派出军舰出击，海面正好是港口的前沿阵地，陆地的一侧则是它的后方。
在日俄战争中，旅顺口面对陆上和海上的攻击也都进行了防御。日本海军的这次围攻，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即港口防御主要依赖于陆军。在旅顺口，俄国海军完全没有对防御做出贡献，他们本可以依靠港口的物质条件以出击作为防御的手段。在任何总体战略中，防御意味时间。俄国人如果在旅顺口坚守下去，就能为波罗的海舰队赢得时间，只要他们能坚守住，陆上战役就能使日本人一筹莫展。
俄国人曾主动抓获了一艘日本运输船，船上载有用于进攻旅顺口的大部分攻城大炮。这次攻击敌人的交通线，除了使日本人遭受损失外，还令其不得不分出精力保护交通线，从而有效地削弱了日本人的围困力量。这种活动可以看作是攻势防御。它是任何防御计划所必需的。拿破仑曾说过，单纯依靠防御，没有任何进攻，任何位置都无法坚守，必须不断地扰乱敌人，才能阻止他获胜。在海岸防御配系中，这些反击、扰乱、骚扰（即攻势防御），均由海军承担。
狭义的防御，当活动仅限于击退敌人直接的进攻时，主要由陆军承担。因此，海军军官不用分派陆军执行这种防御的准备工作，应交由工兵负责计划防御工事及施工。对陆防御工事所需的范围，以及维持这些工事所需的守备部队的数量等，均属于陆军军事学识问题。
若需在国内和海外选择海军场站，必须由陆军、海军共同协商之后决定。事实上，凡是涉及海岸作战的每个问题和每项准备，都应由陆、海军共同联合完成。有配合就会有冲突，而指挥官则需要尽可能地协调它们的工作，排除万难地突出各兵种的优势。身为指挥官，如果他胆怯怕战，而力求避开危险，就不可能在战场上赢得胜利。
旅顺口还证明了一条真理：海岸要塞受陆地攻击而被占领的危险大于海上攻击。原因在于，舰船和浮动设施无法安装与陆上工事一样的大炮。另外，水雷也在旅顺口证实了它的威力。但是，这些并不能威胁陆上要塞。因为，在炮台所及范围内的舰船都不是它的对手，一艘舰船无法与一座与其造价相同的炮台抗衡。当然，炮台也没有舰船的机动性。炮台以其笨重发挥守势力量，舰船以灵活机动创造机会。
四面皆水的国家或与军事力量较弱国家接壤的国家，往往只针对来自海上的攻击来防守自己的港口。然而，海军的任何活动，都需要依托基地，而基地为海军提供防御和进攻的基础。因此海军基地应该确保陆上和海上的安全。伍德将军在波士顿附近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该城需要有陆上防御。商业港口的设防应该考虑到下述情况：如果敌人想要夺取一个商业港口，仅靠派出一支小股登陆部队实行奇袭就能达到，因为一个商业港口是不足以让他派出庞大海军的。
1888年8月英国举行的一次对抗演习，证明了兵力封锁并不能阻止个别军舰逃走，而封锁部队也无法得知它们的方向。当它们出现在英国的其他六个港口时，这些港口因没有设防而被其占领。
利用水下定位水雷，港外敌人能更容易地封锁港口。这种水雷对巡洋舰或是战列舰，不仅能造成实质性损伤，还能拖延时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拖延属战略范畴。如同日俄战争时那样，日本舰队可以在广阔的海面上选择位置，而港内的舰队为了确定一条安全的水道作为航线，就可能耗费一定时间。
任何环境下，技术和警戒总能帮助一方取得良好的成果，尤其是对港内的一方。可以设想，运用三点法来确定一条通过水雷区的直线水道，方法就是在夜间设置三个信号灯以供观察，在白天或夜间清扫水道，之后进行警戒，防止敌人再次布雷。信号灯则可以为舰船导航，指出已清扫干净的水道。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港外一方也可想方设法制止港内一方的这种行动，结果就出现了“前哨”战。
商业港口需要对海设防，而在对陆一侧无须设置工事。因为巡洋舰无法抗击港内的重炮，也没有登陆的兵力。用一支舰队千里迢迢去占领一个商业港口实在是得不偿失。海军基地才是它的直接目标。炮轰不设防海港已经遭到禁止，但是不设防所换来的代价太沉重了，你无法得知敌方舰船占用港口到什么程度，加煤、修理、补给都有可能，而对它的任何干扰都将剥夺掉该港口的不设防资格。
再让我简单地谈谈岸防舰吧。它只限于防御，只有当敌人进攻时，它才能发挥力量。岸防舰的威力比不上岸上的炮台，因为它不能承载陆上工事所能承载的重量；它暴露在各种攻击之下。陆上的工事则不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员操纵；最后它总是集结在敌人目标之外的地方，从而无法掩护港口。纳尔逊在制订防御东南海岸特别是泰晤士河的总体计划时，特别强调，岸防舰绝不能擅自移动。它们的泊位是经过周密思考而选定的，不应该轻易地改变。永久工事的优点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移动。美西战争时期，公众的恐慌却影响了军事部署。
应该看出，海军使用鱼雷艇和潜艇防御海岸，应该属于攻势。鱼雷艇的作用就是攻势防御，它在港口总体防御计划中于夜间发挥功效，主要攻击泊于港口附近的敌方舰队。
鱼雷艇的出现似乎并没有对原理造成多大影响，在实战中也未与二十年前人们得出的结论相违背。鱼雷艇在白天的行动，只能是在一支舰队猛烈攻击要塞的前提下，它们此时的作用是击毁那些受创的、特别是落在其友舰后面的敌舰。鱼雷艇的规模迅速增大，甚至装载了火炮。在旅顺口，敌对双方的鱼雷艇曾进行多次炮战。如果双方互换角色，那么日本人肯定会更多地发起鱼雷攻击。
掩护海岸要塞这类战略据点的防御设施，不管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它的作用都很重要，因为这些设施能使防御方以较小的兵力阻挡一支重兵，令防御方有能力抽调出一定数量的兵力组建机动野战部队。旅顺口一战，日本不得不动用较多的兵力来围攻兵力较少的俄国人。
战略据点对于陆战和海战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战略据点不能盲目迷信。若米尼曾说：“当一个国家将其大部兵力投入其强固地点，它就接近于毁灭。”日俄战争中的俄国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俄国舰队在旅顺口和海参崴不出来，不啻放弃了它在战争开始对日本所拥有的海军优势。
海战时，海军相当于陆地战场上的野战军，而设防的战略港口就相当于陆上的梅斯、斯特拉斯堡和乌尔姆等要塞。军事家们认为对这类要塞实施占领必须根据战略性质而定，使其成为国家防御的基础，但基础不是上层建筑。战争中防御是为了能随意进攻。海战中，海军承担进攻任务，如果再有海军承担防御任务，那么一部分训练有素的人员就会被固定在要塞之中，而这种防御完全不需要由他们来承担。如果众多港口的防御都交由海军承担，那么海军就会被一再分散，最后丧失其本质功效。前文中的英国演习引发了不小的惊恐，某些报刊居然提出，建立一支能向每个海港派遣一支小分遣队的强大海军。照这样，海军还有什么用？公众的呼声总是淹没正确的军事原理。
公众对军事部署的影响，在美西战争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国会议员代表公众提出的一些建议，打乱了舰队的部署，致使舰队无法封锁敌人港口。如果当时舰队面临的是一支劲旅，西恩富戈斯港就会被西班牙占领。在那里，它将获得西班牙陆军主力的支援，后果不堪设想，因为美国正规军还很弱小，疫病已经开始流行。
战时惊慌的人往往就是那些在和平时期反对积极备战的人。很早以前，一位海军将领曾说：“与其等到来年夏天法国舰队进入海峡之时，才被吓得惊慌失措，倒不如现在就惊恐不安，我们反倒会有时间进行准备。”
将海军用于单纯防御，就要求大量的小型舰船。美国早期的单炮塔低舷装甲舰，舰体小、造价低廉，便于大量建造。它们很适用于单纯防御方案。单纯防御方案是陆军警戒线政策在海军的类似产物，要求将兵力部署在易受攻击之点，而不是将其集中于中央位置。我曾经拜读过一位训练有素的海军军官精心制订的大西洋保卫方案，他要求依各个港口的重要程度，分别配置一艘、二艘乃至三艘单炮塔低舷装甲舰。所幸，海军“只用于防御”已经被抛弃，对海军进攻作用的肯定，必将导致对战列舰的肯定。
港口的防御力量取决于永久性工事，但海军军官的职责并不包括准备这些工事。海军重视这些工事，原因是当这些工事发挥功效时，海军可无后顾之忧地投入进攻，这才是它的正当职责。
还有人认为，由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控制海洋，就能避免被入侵。这与我现在讨论的海港和战略据点的防御力量不同。根据这种观点，那么战略港口就无须再进行区域防御了，即无须设防。这和永远避开战争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已经驳斥了海军是海岸防御工具的观点，它把海军限于防守港口。我的上述理由可以归纳为四条原理：同等攻击能力下，浮动炮台或机动能力很小的船只在抗击海军攻击时不如陆上工事强而有力；将身强力壮的海军专业人员用于防御港口，就等于将攻势力量禁锢在防御的岗位上；使海军人员从事防御并脱离海洋，必将损伤其士气，浪费其所掌握的专业技术；海军放弃进攻，就等于抛弃了它的最大作用。
（二）进攻
如不考虑其战略态势及其天然的和人工的资源，则海港的进攻力量体现在：集结并掌握一支既有战舰又有运输舰船的庞大海军；将这支海军安全而顺利地投送到深海；不间断地支援这支海军直至战役结束。在这类支援中，提供坞修被视为最为重要的支援。
有人认为，支援既要依靠该港的位置及其资源，同样也要依靠其力量。但是构成一个港口价值的各种要素并不能武断地明确地加以区分。某些必要条件多少会涉及力量、位置和资源三个方面，并且互相交叉。
（1）集结。港口入口处的水深，可供大型舰船使用的锚地范围，都是进攻力量的要素。水深不够，战舰就无法进出；锚地不宽，舰队便无法集结。深水也可能成为防御弱点，因为敌人的重型舰船也能驶入。对于次要的、仅仅用作破坏贸易基地的港口，深水不仅不能增强进攻力量，反而使其丧失防御力量。
港口应备有船坞和仓库，供舰船维护、修理、补给之用。这是进攻力量的必要条件。船坞、仓库、锚地的地点，应该位于隐蔽之处以免遭到敌人毁坏。陆军扎营的地点，理所当然地要考虑进攻和防御力量的诸多要素。
（2）投送。将一支海军安全而顺利地投送到深海，意味着这支海军一旦准备就绪，便能借助适合机动的水道，或者依靠港口的防御力量的掩护，立即出航并在敌前形成战斗队形。舰队可以依靠自身能力保证机动，但是变换队形之时，也是危急之时，机动必须在敌人到达之前完成。为了完善进攻力量，港口必须在舰队变换队形时提供掩护。如若不然，港口的进攻力量便大打折扣。
这种情况类似保障陆军通过隘路之后，有展开的余地。如果港口出口狭窄，舰队就必须驶出港外才能机动，这样，港口进攻和防御功能就会发生冲突，因为狭隘更易于防守。当这部讲稿刚写成时，撞击已经在海军流行开来。这意味着，双方舰队必须形成横队相向接近，舰艏正对敌舰。渐渐地，作战经验恢复了火炮的主宰地位。因为舷侧火炮的数量大大超过纵向火炮的数量，纵队成为主流，所有舰船的舷炮列成一条战列线，将所有火炮对准敌人。
一般舰队通常以纵队驶出港口，再机动成横队。港外敌人正瞄准这个机会，其舰队横阻于水道出口处，躲在港内炮台射程以外的地方，集中火力攻击纵队的先锋舰船，致使后续舰船无法展开炮火支援。
交战双方所布设的雷区，可以说是在创造人工的水道条件。港内的一方设置水雷，是为了将敌人隔离在雷区外，鱼雷艇和潜艇可以强化它的效果。在旅顺口，俄国的水雷迫使日本舰队停泊于常山列岛。港外的一方则布置水雷以阻碍出港舰队展开队形。日本人当时没能这样部署，是因为他们已经损失掉了三分之一的战舰，他们更愿意找到一块设有水上栅栏的安全锚地，而不是使装甲舰遇到敌人的水雷。
我的讲述可能有些偏题了，设置水上栅栏锚地，布设雷区，集中攻击敌方的先头各舰，都属于战术范畴。海军作战基地的力量属于战略范畴，对战术上的各种要素的综合考虑也属于战略范畴。雷区，已经对港口向深海投送海军兵力的能力产生了影响。
上述战术上的考虑，还与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关系紧密，即一支以牵制港内敌人运动为任务的港外舰队到底应该占据哪种位置。霍克和圣文森特的回答是：靠近港口。纳尔逊的回答更冒险，他说：远离港口。他认为，只有给港内敌人足够的出港机会，才能截击敌人。纳尔逊的方法其实就是欲擒故纵，他的这种方法会导致因失去与敌人的接触而心生疑虑。
纳尔逊的做法太过冒险，敌人一旦出港就有可能逃脱。无线电虽然有利于传递情报，但是只能在发现了敌人的踪迹才能用无线电发送情报。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人将舰队主力驻泊于长山列岛而获得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俄国人的犹豫和愚蠢。如果俄国人利用夜间扫清航道趁夜突围，完全可能转移到海参崴，扭转战略态势。日本人位于长山列岛和位于旅顺口前面的两种情况，对于俄国舰队如何突围，都是研究战术的有趣题材，也能得出一些战略结论。
如果一个港口有两个相隔很远的出口，则其攻击力量就会增强，因为敌人无法在两个出口部署足够的兵力。假设两个出口，一个靠近海峡，一个靠近海洋，都适于设防，敌人不将舰队一分为二配置，就无法接近两个出口。纽约就是这样的一个港口。一支联合舰队无法控制纽约港的两条水道，除非它恰好位于两条水道交汇处。皮吉特海峡的奥查德港也有这样的优势，另外法国的布勒斯特港在帆船时代尤为突出。无线电通讯帮助敌人轻易地从一处出口运动至另一处，但其战果远不如帆船时代。纳尔逊曾在加的斯50海里之外，通过一系列信号船，获悉敌人已经出航，他截击的机会，或许比位于同样位置的蒸汽舰队利用无线电的机会好一些。以蒸汽为动力的突围舰队的速度，完全可以抵消港外舰队获取情报的速度。法西联合舰队从加的斯港航至特拉法尔加港外曾经花费了24小时以上。
当两个出口之间的距离，能使敌人在港内舰队出航直至在港外列成战斗队形之时，不能在任何一个出口前集中，这两个港口的进攻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对蒸汽舰队来说，这样的港口几乎没有，而帆船已经无须再考虑了。圣文森特曾写道：“赶快前进，在东南偏南的南风之下，敌人一艘战列舰也别想离开布勒斯特港。”如今敌人通过布设水雷就能拖延舰队出港的时间。
（3）支援。在掩护一支海军出航之后，并在预定行动的整个过程中不断支援它。
这种支援能力取决于海军行动的场所和性质。日俄战争中，日本各造船厂既是装备、补给、修理舰船，又是船员休整的场所。它们紧跟着舰队，成为其后盾。俄国本土的港口只能派出舰船，却无法在战场上支援俄国舰队。须知，一支从旧金山开赴远东的舰队，必须拥有一个更靠近远东的港口对其支援。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一直是英国的巨大造船厂，但霍克和圣文森特却不准他们的舰船在这两个港口寻求支援，由托贝港负责补给、清理船体、翻修动力、安排船员休整。
位置，在战略要素中居于首位，正如拿破仑所说：“战争就是处置位置。”美国南北战争中联邦舰队在北方各造船厂装备，作战时却由洛亚尔港、基韦斯特、彭萨科拉等较近的基地负责对其进行支援。随着海军作战范围扩大，这种情况愈发常见。最好是将造船厂和随后的支援地二者结合。随着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重要性逐渐显现，我们必须立即调查清楚北方各造船厂能否适应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伴随舰队进行支援，主要是源源不断地运送补给，迅速修复返港维修舰船。
补给，包括大量的、不断消耗的各种物品[2]。补给还包括轮换船员以保持舰队的战斗力。这意味着，不仅要用新的舰船替换长期航行并受损的舰船，还要轮换船员。这种替换和轮换中，干船坞是核心，它必不可少，建造极耗时间。
让我们再回到日俄战争。旅顺口海战后，日本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最短时间内修复受损装甲舰。日本人要趁俄国人犹豫不决时，将所派出的舰船全部坞修完毕。这样，日本舰队经过休整又能恢复战斗力。如果各船坞在战时能经常接纳两艘装甲舰和船员入坞休整，形成一支后备力量，替换其他舰船并在关键时期补充舰队实力，就更好了。所有舰船同时接受整修绝非良策，但是日本装甲舰数量不多，前线吃紧，实在是迫不得已。
有人认为把这种支援舰队作战的能力列入资源更为准确，它虽可称为一种资源，但将其作为进攻力量考虑时，其价值更为显著。若将船坞的能力归于资源，则攻击力有赖于这一能力的事实，就会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三、资源
满足海军需要的资源可以分为两大类：天然的和人工的。人工又包括人们在从事和平职业中为国家的需要所开发的资源，以及人们专门为维持战争所创造的资源。
在其他方面均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港口既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其位置又便于贸易，它的价值将更大，远远高于一个现有资源均属人造并专用于战争的港口。一个港口虽然居于良好的位置，具备巨大的军事力量，但其所需的资源必须通过运输，它的价值比那些以富裕而发达的地区为后盾的港口小得多。直布罗陀、圣卢西亚、马提尼克，与英国、法国、美国的一些港口相比，就有这些缺陷。假如古巴早就被开发的话，它们甚至还不如古巴。从海军所需的资源来看，商业和海军的依赖关系太明显了，国家的强大有赖于贸易和航运。贸易和航运同单纯军事性质的海军相比，前者是自然成长，后者为强制助长。
各种资源中，干船坞居于首要地位。虽然它们建造费时最长，但它便于进行各种修理，可同时清洁和修理数艘船体使其快速归队恢复战斗力。
干船坞是战略港口的缩影，代表着战略港口的三种要求。位置上，它们尽可能地接近战场；力量上，船坞数量越多，港口进攻力量就越大；资源方面，船坞是一项重大资源。选定海军造船厂厂址时，只要厂址便于建造船坞，便具备了天然资源，之后的建造属于人工资源。情况紧急时，一处商港将以其用于维持商业的船坞来补充这些资源。这也证明民众从事职业中所开发的资源可用于军事用途。
[1] 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1719—1792），英国海军上将。
[2] 这些物品必须通过定期派出补给舰船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