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将战场的各个战略据点看作是孤立的，应考察其位置、军事力量、资源后，并考虑它们彼此的相互方位、距离和最佳航线。
连接各个战略据点的线称为战略线。陆地上，可能有很多条线连接两个战略据点，其中任何一条线可能在不同时间内拥有不同的名称，以表示当时的用途，如交通线之类。在海上，除了舰队所选定的这条线应该是所耗费时间最短的，其余与陆上并无太大差别。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率舰队离开马鞍群岛驶向海参崴选择的航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面临两个选择，从台湾海峡通过还是取道台湾岛外侧，他选择了后者。东乡平八郎的位置是经过慎重考虑选择的，在这里截击任何一支沿航线而来的舰队都很方便。但东乡平八郎也有焦躁不安的时候，因为俄国人长时间不出现，又没有他们的确切消息。他深信俄国人会经过对马海峡，但是如果俄国人选择了另一条航线，这将打击东乡平八郎的自信。要知道，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很快放弃信念，有些人难以忍受焦虑。
虽然从地球表面连接两个海港的线有很多条，但它们大多属于两类：横越公海和循着海岸。利用公海通常是捷径，但必须以海军力量控制海洋为前提，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舰船就只能在夜间沿海岸航行，并利用港口进行隐蔽和取得其他支援。拿破仑企图入侵英国时所用的船队就是靠这种方法。这支船队的大批舰船是在许多不同地方建成的。为了到达布洛涅港集结，它们不得不闯过英国巡洋舰所组成的交叉火力网。尽管遭到一些损失，但由于紧靠海岸使敌人无法安然跟踪，同时又有精心布设的固定岸炮和流动岸炮为其提供岸上掩护，集结得以顺利完成。在1812年的战争中，美国贸易船也是被迫采取同样的方法才得以幸存。纳尔逊沿着尼斯与热那亚的里维埃拉（今利古里亚）一线，同样也是采取这种方法获得了成功。只要公海被敌人控制，就得使用这种夜间行进的方法。
在一条战略线因靠近敌人而遭受威胁时，中立国的沿海海域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作向交战国港口挺进的部分路线。例如，英国同德国交战，英国海军控制北海，德国舰船进入法国或挪威沿海海域时，便可在规定的3海里限度之内安全航行。
涉及交通运输的战略线最重要。交通支配战争。这在陆上尤其如此，因为陆军离不开补给，任何短暂交通中断都会带来沉重打击，而舰船的船舱又携带着大量物资。在海上，两支舰队交锋，舰船所能携带的必需品和补给品是有限的。由于水运比陆运方便，这些东西可以伴随舰队一起行进，而陆军辎重部队无法做到，它们只能跟进，因为陆路狭隘难行，而海上很宽阔。
总之，所有军事组织都必须依赖畅通的交通才能与本国的实力基础取得联系。交通线具有双重价值，因为它通常还是后撤线。补给便利和后撤通畅乃是保证陆军或舰队安全的两个基本条件。1796年，曼图亚争夺中，拿破仑将军队部署在该城守军的后撤线上，这座城市因得不到外围奥军的增援而被攻破。1800年和1805年，拿破仑在马伦戈和乌尔姆曾将部队成功地部署于奥军的交通后撤线上，成功地阻止敌方从其基地向前输送补给和其军队后撤回基地，控制其交通线。美国南北战争中，法拉格特的舰队在密西西比河上游掌握了交通线，从而征服密西西比河的各个炮台。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驶向海参崴，其实就是在向本土基地撤退。日本人则在其后撤线上部署了足以将其击败的兵力，正如拿破仑在马伦戈对付奥军一样。我认为美西战争中，塞韦拉之所以驶往圣地亚哥，是由于他担心在西恩富戈斯港外，即在其后撤线有一支兵力胜于他的舰队。西班牙海军部长在西班牙议会上称，塞韦拉之所以驶往圣地亚哥是因为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个实例证明在同一边境上拥有两处港口的优越性，以及一支敌对兵力位于交通线上的巨大威胁。
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哈瓦那，说明一条拥有多个优良港口的海岸线其实就是一处相互衔接的漫长基地。利用鱼雷艇和巡洋舰，就可防护其附近海岸免受敌人侵扰。这样的海岸线可以看作是一条拥有数个战略据点的战略线。出于战略考虑，一国必须占领紧靠海上边境的数个战略据点。一旦大规模战争爆发，就可在多个战略据点上准备作战。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法国在地中海沿岸只有土伦一个战略据点，但其分遣舰队却是在法国所控制的数处其他港口之中做好准备才参加主力舰队出航。其原因可能是，海军的补给和休整都依靠一个港口实在太过危险，敌人的封锁和攻击一旦奏效，这个港口的一切作战活动都会陷入停顿，而舰队再撤回这里更会遭到毁灭。从这里可以引出一条原理，即每条海上边境至少应该有两个充分设防的安全港口可承担任何修理工作，如果只有一个港口，敌人就会掌握你后撤的目的地。就像东乡平八郎无法确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究竟是取道朝鲜海峡还是津轻海峡，但他知道罗日杰斯特文斯的目的地是海参崴。
切萨皮克湾和纽约是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两个主要天然补给基地，也是美国主要兵工厂的所在地，它们是战斗失利可以撤退的港口，所以应该在此囤积各种物资。因为它们既可战又可守，因此必须对其重点设防，而在大西洋海岸线上的其他港口，如波士顿、费城、查尔斯顿等地，可以充当临时进行补给和准备的港口，对它们的防卫参照商港防卫的标准即可。为了节省物资和经费，除必须外，已无须再增加要塞了。这点和查理大公不谋而合，他认为对于陆地边境，只要有一个一级要塞和一个二级要塞就可以了，这也适用于海上要塞的设置。可以看出，纽约的优势较诺福克更为突出，又可将纳拉甘西特湾纳入其防御计划内，它实际上拥有三个入口。
海参崴和旅顺口以及横亘之间的朝鲜半岛，就其位置，恰如美国大西洋同墨西哥湾之间的佛罗里达半岛一样，或者是旧金山与诺福克，以及俄国波罗的海同远东诸港。这些港口之间交通因为有陆地突出于其间而变得更加困难。这块陆地不仅增大两地的距离，还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战略位置，这些战略位置即朝鲜半岛尖端、佛罗里达半岛尖端。当确定逃敌必定经过此处时，就可集中兵力在此待机。这些海角正如突出部一样危险。有个特例是长岛，纽约港的凹入部分恰恰可由长岛隐蔽。这样便于防御舰队在出航前集中并迷惑敌人，使其无法确定该堵截哪一个出口。
一条海岸边境上的设防港口，都是作战基地的组成部分，作战基地本身就可以被称为战略线。必须在这些港口之间采取措施，确保此处交通安全而迅速，分散是为了迅速准备，而集中则是为了实施作战。
海上战略线的港口之间需要有安全而迅速的交通，以便在关键时刻集中兵力。这是完全符合我之前所提到的陆上作战基地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以保证部队和补给能自由调动和运输。莱茵河就是一个例证，历史上法国一旦入侵德国，就总是在莱茵河西侧集结，法国部队总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在莱茵河后调动分散的部队前往预定的位置集中。莱茵河就像遮住德国人眼睛的帷幕。若在长岛东端设防，它也能为舰队提供类似的掩护。若纽约港的设防计划将纳拉甘西特湾纳入其中，则长岛更是应该居于中央。
然而，这个条件对于舰队并不怎么实用。舰队从一个港口驶往另一个港口，通常是从基地的正面通过，或者直接循岸行进。沿内线航行，确实是一个诱人的设想，舰船可以从基地后边从一个港口航抵另一个港口，如同在一个受掩蔽港口的两个入口之间航行，而不用担心受到攻击。这只是理想而已。
这种内线航行其实便于轻型舰船发挥功效，以鱼雷艇和潜艇最为合适，它们可以迫使敌人不敢贸然集中和出击，从而在外海开辟一道安全、畅通的水道。在旅顺口，日本人吸取教训，小心翼翼地把战列舰停在远处防止水下攻击，就是担心俄国人使用鱼雷舰和小分队开辟水道。
沿岸的浅水区可以为鱼雷艇的活动提供方便。尚德卢尔群岛和一些浅水区连贯形成的岛链，为小型潜水艇建立起了从渡口到莫比尔的连贯航道。古巴的部分海岸也具备类似的特点。如果密西西比和莫比尔是美国在墨西哥湾的两个战略据点，那么当海域被敌人控制无法沿直线航行的情况下，连接这两处据点的海岸线在鱼雷艇的保护下，便会成为一条相当安全的战略交通线。因为莫比尔靠近彭萨科拉，这条线可能延伸到彭萨科拉。
日俄战争中的一些情况尤其发人深省。俄国舰队分别位于旅顺口和海参崴，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所致。但8月10日交战后，俄国舰队依然如此部署，大部分舰船返回旅顺口，一艘战列舰驶往胶州湾。日本海海战后，俄国舰船四处溃散。这种溃散，是日本获得胜利的象征，正如在陆上一样，溃逃后边总是跟着胜利，胜利者乘胜追击，散乱的敌人土崩瓦解。
如何将一直分散的舰队重新集结，或是使一艘失散的舰船安全归队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挖掘的问题。即使条件艰难，也不能认为这无法达到而放弃努力。只要努力排除那些导致无法成功的因素，就往往能获得成功。当一艘舰艇或者一支小分队驶往另一个港口和主力舰队会合时，可在夜间集结一些鱼雷艇行进，因为夜色可以提供掩护。这种航行，如果能熟悉当地实际条件，再加上时机选择恰当，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当然，他们还是要冒风险的，没有冒险就不是战争了。就我所掌握的实例，已经证实像鱼雷艇这类的小艇大多数时候能比较容易地沿着受海外敌人兵力威胁的本国海岸前进。
海岸附近妨碍航行的障碍物，可以看成战略上的外围工事，它们可以阻拦敌人，也便于实施攻击。荷兰海岸附近的障碍物，在以往历次与英国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但随着舰船的增大，这些作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荷兰的战舰必须在海岸线的浅水区活动，因为它不大，抗风浪能力也较弱，这样浅水区的战略价值反而成为它的战术弱点。
我已经谈论了具体战争中的战略据点的重要性，以及它与海战战场和舰队之间的关系。但我还想谈谈，宗主国与其殖民地或海外权益的距离，以及距离对其殖民地或海外权益的影响。我以陆战来做参照。曾经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几乎都位于欧洲大陆，它们设立了牢固的边界，在陆战中，它们防守和攻击的任何一点的距离，都不是很远。[1]当海洋成为边界的一部分时，它就成了所有国家的公共场所，大陆上没有这样的地方。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一旦越过陆上边境，要么进入中立国家，要么进入敌对国家。如果是中立国家，未经允许不能进入；如果是敌对国家，就需要军事力量的优势，否则必须谨慎从事。如果目标很远，那么中间就必然有一个或是多个目标需要抢占并固守，使其成为迈向最终目标的步骤，可能会在这些中间目标遭到奋力反击。
不顾及这些阻碍[2]而长驱直入，就必须掌握敌情，正确判断部队向最终目标进攻的能力，并且能在敌人动用其资源前打消其抵抗。也就是说，你必须趁敌人还处于暂时的劣势时一击即中。攻击一国的力量中心，必须先斩断其军事组织的力量来源，攻占它的交通枢纽，阻止其国民协同行动。这种大胆的运动可能制服敌人。这就是现代战争的目的，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迅速动员至关重要。
在海战中取得陆上那样的胜利，要么是击败了敌人的战斗舰队，要么是攻取了中央位置。二者之中，前者居多。我已经说过，不论位置具有如何的价值，关键在于对它的利用。一支舰队对海上的有利位置的使用才是关键。舰队覆灭或是在敌人面前处劣势，不管在任何位置上，这都意味着殖民体系和属地的瓦解。如果英国海军在北海被德国消灭，则英国的所有殖民地都将暴露在威胁中，它们与宗主国无法互相支援。除非英国海军能够重新恢复其实力，否则帝国殖民地的陷落是迟早的事。[3]届时，没有援兵，没有野战部队，每个独立的位置都只能勉力维持，一旦耗尽自身资源，就只有屈服，如同旅顺口。1780年的直布罗陀，要不是靠着英国海军，其结果可想而知。相反，只要英国海军能在北海和不列颠诸岛周围保持优势，帝国体系就会安然无恙。可见全局关键其实掌握在海军手中。
我并没有否认，一支具有威力却处于劣势的海军不能躲避强敌，也无法在遥远的地方夺取一个或多个位置。我也没有否认，这支舰队可以固守战略据点，待敌人失败和国内形势好转后，解除威胁。位于遥远地区的重要的当地作战基地，是可以进行这样的尝试的。然而，另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个国家是否甘愿长时间容忍入侵者？1863年，格兰特将军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如果从维克斯堡退到孟菲斯，依照谢尔曼将军的建议采取一条新的进击路线，美国民众就会因失望而倾向于停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对时间的把握问题。拿破仑曾说过，战争的艺术在于争取最多的有利于己的时机。优势的舰队握着一手好牌，但是好牌不一定总能获胜，和对手比技巧才是重要的。基于这些原因，作战时必须将战争的普遍原理与特定区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获取最佳时机。这样，指挥官才能在危急时刻深入思考并果断下定决心。
在军事行动中，必须准备充分、迅速果断，人生处事也是如此。一国进攻（或防御）一个相距遥远而隔绝的属地（不论其如何强固）的能力，与它支援国内本土边境类似地区（不管是位于海上还是陆上）的能力相比，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假如直布罗陀位于英国海岸，防御就更加容易了；七年战争中魁北克陷落了，而法国的国内要塞却并未丢失。如果英军更迅速果断地奇袭，可能在1757年夺取罗什福尔。
其他条件相同，距离越远，防御和进攻的难度越大。凡是拥有许多这类据点的地方，其防御难度同据点数量、其距离和分散程度成比例增加。一个拥有这类据点的国家，必定会违背集中的原则，这个原则恰恰是正确战争部署的必要条件。1780年，英国海军大臣告诫罗德尼，海军不能到处分兵，一些舰队不能及时赶到的据点必须放弃。梅诺卡岛就是个例子，1756年，法国人从英国人中夺走梅诺卡岛，并一直占领者该岛，尽管英国海军一直保持优势。后来，英国占领了贝尔岛，以此岛换回了梅诺卡岛，对此双方都很满意。还有马耳他，1798年被拿破仑以同样的方式占有，尽管法国在地中海没有停驻海军，但它一直控制着马耳他和埃及长达两年以上。英国人付出巨大努力后才把法国人赶走。
一个国家因占领着遥远的海洋区域和海军基地，可能会有力量虚弱难以顾及所有区域之感，海外属地也有这样的感受。一个国家前哨和基地都靠近本土又不太分散，它所控制的属地就会比较安全。前者往往被迫在海上采取防御作战。因为采取防御，它在主动性上就失去了优势，而主动性是进攻的特征。英帝国联邦的主要军事问题来源于此，数年来，英帝国一直因此而焦虑。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均为联合王国的自治领地，它们犹如当日的梅诺卡岛和马耳他一样，自己是无法独自在海上战胜大不列颠的若干可能敌人的。如果独立，它们就必须各自依靠自身的资源来对付这些敌人。如果敌人想要永久性占领它们，必定付出巨大代价，还不一定能成功，而强迫其割让一个港口或地区，或者以媾和为诱饵换取商业或海军特权，却是有可能的。
大不列颠和法国围攻塞瓦斯托波尔，是因为围攻这里可以使俄国在交通方面陷入不利境地。俄国防守这个远离国家实力中心的海上要塞，困难程度堪与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相比。赢得胜利后，它们以换得利益为条件归还给俄国。为了古巴，美国迫使西班牙放弃在古巴的地位，而不是用入侵的方法。如果美国和日本开战，日本海军击败了美国海军后，日本不会要求美国太平洋海岸任何区域，但会要求夏威夷。香港、胶州湾、旅顺口、台湾岛都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美国占领关塔那摩港，就以事实说明，海军战略应善于利用形势获取有利位置。为了取得这种类型租借地，英国的殖民地就会遭到攻击和骚扰。在可能发生的意外中，敌人的舰队完全可以在英国海军到达之前占领这些殖民地海岸。英国甚至要为对其追击产生不利，致使本土舰队被削弱，危及不列颠诸岛安全而担心。这关乎数量对比和安全系数问题。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的形势一直如此。虽然其他国家[4]的殖民地比过去大大扩张了，容易受攻击的地点也成倍增加，但这些属地一般没有什么经济发展，也没能建起几个具有商业价值或于国家和军事方面有价值的自治领、殖民地或海军要塞。英国属地虽多，它们一直为英国贸易和战争服务，但是它们也一直是危险的根源。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有可能遭到攻击。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在谈到英国海军的巨大发展和它容易遭攻击地点广泛分布的特点时，一针见血地说：“英国手握财富，却为贫穷所困。”纳尔逊的辉煌摧毁了敌人的海军，却无法掩饰英国每次所经历的海战，就军事性质而言都是防御性的。法国虽然海上地位不如英国，却拥有进攻优势。在法国海岸之外的英国海军，站在防御第一线，他们渴望战机，因为英国人深知，摧毁敌人舰队的最好时机需要在战斗中去寻找。但在攻击时，英国海军仍然只是保卫国家的海上和海外权益。它为了保护帝国所取得的胜利，证明了舰队的优势在于它所拥有的决定性位置。
1910年，基钦纳爵士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在致当地政府的备忘录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帝国的生存主要靠保持一支胜任而又有效的海军力量，这是英国政府坚守的信条。只要这一条件得以实现，只要英国能确保其海上优势，那么英国的自治领就不会被有组织的海外入侵而被征服，这是一条众所公认的原理。
当他的言论应用到澳大利亚时，他强调不能忽视对时间和空间的考虑。他说，海军有可能被迫在一个位置上集中兵力，而在其他海域，英国的海军力量同敌人相比可能暂时处于劣势，还有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控制这些海域。他认为自治领需要建立一支能果断迅速地抗击入侵的军事力量，确保本区的安全、坚定公众信心。[5]他的观点适用于美国联邦的各个自治州。
以往英国海军战略的成功之处在于，派出分舰队驻泊在敌人海军船坞、港口之外。安特卫普、布勒斯特、罗什福尔、土伦以及同西班牙战争时有关的西班牙港口，形成了一条战略线，英国海军在该线收到了双重效果。占有了这条战略线就阻止了这些港口内舰队的集中。这对当时不列颠来说，属于防御。就进攻而言，这些位置对封锁敌人海岸起掩护和支援作用。我旧话重提就是为了请你们注意，德国海军已经取代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地位，历史是会再次重演的。英国舰队集中北海，在那里捍卫不列颠的权益，也控制着德国商业的海上通道。
拿破仑远征埃及可以看作是进攻英国或其殖民地的典型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处于攻势，而英国处于守势，尽管它在尼罗河的攻击赢得了胜利，成为海军战史上的辉煌篇章。
指明决定性的据点，在敌人尚未准备好拦截之前，把握时机向该点挺进，这是拿破仑的一贯风格。当他扬帆起航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3艘战列舰，之所以兵力匮乏，是因为法国联合了西班牙。舰队数量居于劣势，英国舰队只好前往大西洋集结。正如基钦纳爵士所说的，英国海军确定了在大西洋的控制后，又返回地中海。如果奥地利在对英作战时与德国联合，又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之所以这样说，是人们认为蒸汽机、无线电和所有现代发明之后，已往的基本特征就不会重现。关于这点，我只承认细节不会重现。1793—1795年，西班牙与英国结盟，1796—1800年，西班牙与英国反目。现在，奥地利并非英国最为担心的敌人，但奥地利关切的是英国撤离地中海，因为它渴望在那里谋得一席之地。奥地利和德国没有抱着共同目的，却有着共同利益，它们将会在世界策略中紧密配合。
地理位置使埃及一直拥有独特的战略价值。它位于水路和陆路的交叉点，经地中海可达欧洲，经红海可达印度洋，它的位置如同我前文所说的瓦尔泰利纳要隘。一个西欧国家想要控制东方，就必须控制埃及。西欧国家想要直接进攻印度，需要在埃及攻占一个中间目标，在那里立稳脚跟后再继续向印度推进。恰似查理大公从波希米亚出发，首先巩固多瑙河流域，然后再向莱茵河挺进。法国想要进攻印度，首先必须夺取埃及，然后再向东推进。埃及与法国之间的中间目标就是马耳他。哪怕拿破仑需要急速行军，为了马耳他，他还是在中途停了下来。拿破仑的远征无法掩盖法国进攻大不列颠的事实，而英国不确定法国的远征目标，又因据点众多需要分兵掩护，致使法国成功地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住了最重要的两个据点——埃及和马耳他。
圣文森特勋爵和纳尔逊以及海军军部都在信函中表明，他们都不清楚法国的远征目的地。他们认为最可能的目标是那不勒斯或西西里。纳尔逊在一封信中写道；“马耳他是通往西西里的直接道路。”这也说明他把马耳他当作中间基地。
当法国夺取了马耳他和埃及后，攻取印度进行得很顺利。从此以后，法国的冒险开始遇到困难。本来只要肃清敌人，法国人就可以继续前进，达到目标，但是英国并未遭到致命损伤，它积聚力量反击，于是法国被迫转入防御。想要进一步推进，必须巩固这两个据点，并建立起与本土的交通联系。对于陆上战线，拿破仑一向精于谋划，到了条件不同的海上，他失败了。一个法国作家说，拿破仑从未“领悟到海上的困难”。陆军已经进入敌境，并攻取了第一个目标，自身的交通却陷入危险。拿破仑无法运送部队补充和增援远征的部队，因为英国海军控制了海洋这个中间区域。在埃及和马耳他，法军从进攻转为防御，这两处的部队变成了守备部队。两地同本土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除了牵制敌人，已没有任何作用。尼罗河之战已经预示了战争的结局，从英法两支海军各自条件来看，结局已经注定，然而拿破仑未能领悟到。这场战役是基钦纳爵士那段言论的最好例证。短时间的劣势，使英国海军被迫撤离地中海，当英国海军重获优势后，法国就已经无法战胜它了。
拿破仑远征埃及与1796年他在意大利所获得胜利的相似之处发人深省。1796年，拿破仑从热那亚的海岸迅速推进120英里到达阿迪杰河，控制了桥头堡维罗纳。阿迪杰河同其桥头堡维罗纳构成了一个战略中心，位于热那亚海岸和法军最终目的地维也纳之间。该位置却受到曼图亚要塞的限制，曼图亚要塞位于阿迪杰河以西，被庞大的奥军守备部队所占有。只要曼图亚不在手中，拿破仑就无法全面占领阿迪杰地区。他必须停下来，就像在马耳他一样。曼图亚从翼侧威胁着他向奥地利进军的路线，恰如马耳他从翼侧威胁着进军埃及的路线一样。拿破仑在这里滞留长达八个月，比在海上幸运的是，他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正如同大不列颠后期在地中海拥有的强大海军一样。法军机动兵力保持了交通线的顺畅。攻克曼图亚后，拿破仑继续向前推进，如同从马耳他继续进军一样。拿破仑将自己的胜利部分归因于奥地利的迟疑。拿破仑曾说：“如果奥地利人不是求和而是等待机会后撤，他们就有可能拖垮我的部队。”而英国对待埃及的态度则尤为坚决，所以在埃及和马耳他，拿破仑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讲稿完成后，日俄战争给我新的启示。旅顺口就是马耳他和曼图亚。俄国人依照和平时期的战略，将兵力运送到远离其力量中心的旅顺口，并在那里建立起基地。战争来临时，他们就像在马耳他的法国人一样，无法保证陆上和海上的交通，只能品尝失败苦果。港内的俄国舰队威胁着日本与中国东北之间的交通，迫使日本从对付北面俄军主力的兵力中抽调出大批部队前来夺取旅顺口。日本攻克辽阳后，却在该处被困长达六个月之久，正是因为旅顺口久攻不下。攻克旅顺口后，日军继续前进，而俄军意在后退，他们集中兵力，向基地撤退。紧要关头，调停开始了。日本人面临的困难正如拿破仑向维也纳进军时所面临的一样，但日本人并未如他一样虚张声势，而是采取了像拿破仑劝告执政团那样的行动，即“切勿超越条件伸手过长”。
法国的失败是因未能保住马耳他、埃及以及其他被控制的遥远据点，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无力维持美洲大陆殖民地，西印度群岛，非洲和印度，以及梅诺卡等地。两国的情况相同，失败根源在于各据点距离太远、数目众多、分布太广所导致的兵力分散。英国失败的原因还有部分在于，英国虽然拥有一支优势海军，却认为法西联合海军更占优势。两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遭受损失的范围表明，一个战略位置的力量和对最近战场的影响，因其与本土距离的遥远而降低。从这些实例中可以看出，靠近本土的战略位置所具有的优势。这就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对俄国所占据的优势，现在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具有这样的优势。在远东，日本的国家实力中心靠近国际纠纷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如果奥地利能成功将势力推至萨洛尼卡及其周围地区，就像俄国推进到旅顺口一样，那它在地中海就会拥有这样的优势。这必将引起意大利和俄国的担忧，两国君主在拉科尼吉的会谈表明，他们对此满怀戒备。
海上进行快速远征比在陆上适宜，因为海军具有较大机动性。就效果而言，这种远征不如进攻其宗主国或摧毁其舰队作用大。因为这种打击只触及四肢，而非直插心脏，而坚持这种远征更为困难。尽管凭借海底电缆和无线电，突击目标已经很难，然而远征军一旦离港，只要够保密，还是可以甩开追击舰队的。当远征军实现目标时，他们必须从攻势转成守势，为了保护战果，还必须控制海上交通线，即控制海洋。
另外，这种海上远征只有在登陆点无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才会获得最初的胜利。这只是最终胜利的基础，而最终胜利取决于登陆后敌方舰队不会前来干扰。塞瓦斯托波尔和旅顺口的情况就是最有利的证明。登陆部队在这里都未遇到强力抵抗，而且登陆后也未遇到敌方舰队阻断交通线的情况。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和西班牙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彭萨科拉和其他许多小岛，但牙买加或直布罗陀从未落入它们手中。梅诺卡的陷落，正是因为英国无法抽调舰队赶往救援，无法截击敌人的远征舰队，以及对其交通线进行骚扰。牙买加之所以得救，是由于法国舰队在之前就被罗德尼所率领的舰队重创，无力再执行什么登陆企图了。在直布罗陀，敌人虽然控制了陆地，可以在陆地上建立站点，但是英国舰队不断为其运送补给并实施干预，遂保住了直布罗陀。
这些考虑所要表达的只有一句话，即只有拥有一支强过任何对手的海军，才有可能在国外水域确立和维护国家权益。用在陆地上就是，决定战争的有效工具是野战军，而不是守备部队。诚然，占领并固守港口是有其价值，甚至必要的，但这只是舰队的次要目的。占领遥远地区的战略据点，只要完全遵循拿破仑“战争就是处置位置”的名言，便能把握住一条原理，即在海战中舰队本身就是全局的关键位置。再以日俄战争来证明这条原理。日俄战争中，日本最初将舰队的大量补给物资储存于长山列岛永久基地内，后来又将其大部保管在船上。载有补给物资的舰船直接随舰队行动，相当于舰队自身携有基地。
我要强调，海军必须全神贯注于提高舰队的军事效率，同时也要避开绿水学派的偏见，并时刻铭记，一支兼顾基地安全的舰队，无论在战术还是战略上，效能必然被削弱。
一支舰队需要拥有设防的基地，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理对其进行选择和准备。
首先，应尽量减少战略据点的数量，尽可能少地消耗国力，集中力量于要害，在其他地方，只有用大炮来防御。如果敌人够明智，是不会在这些地方上浪费精力和时间的，而对要害点必须加强力量守卫。如果敌人针对整个配系采取攻势，那么每个被攻击的战略据点，都必须依靠天然优势坚守到最后一刻。多坚守一天，就是为共同防御多赢得一天时间。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最艰难时期，假如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能够尽可能长久地坚守，则将对联盟军和整个战役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日俄战争中，旅顺口的坚守，为俄军的整个作战计划赢得了兵力和时间。如果抵抗能成功将日本舰队尽可能远地阻隔开来，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旅顺口的舰队很可能依然存在。在热那亚的法国守军拼命死守，为拿破仑赢得了时间，使他得以将部队部署在奥军通往其本土的交通线所经之地。在布尔战争中，莱迪史密斯的坚守，也曾起到过类似作用。
拥有大量分散的海上据点的国家必须仔细研究以下问题，能维护多少据点，应当维护哪些据点。同时，当一个国家认为必须在特定地区建立据点或准备将来对其维护时，它就必须仔细调查，明确应当努力的方向，以便固守在战略上应予以坚守而又能守住的港口。例如，德国对胶州湾，美国对夏威夷和关塔那摩所采取的措施。
其次，构成国家海上配系的各种港口，必须按照重要程度排序。本土港口居于首位，这对任何国家都适用，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在自卫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国外活动。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果尚不稳固，扩张活动也就无从进行。国家政策随时代而变化，而港口的价值也随之改变。但在任何时代，国家都有明确规定的国策。遥远港口是舰队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同本土港口结成一个整体、一个配系。
我们以历史上主要海洋国家英国为例。英国踏上海军强国的征途时，它的敌人是荷兰。荷兰在查塔姆港设有大造船厂，而现在，德国已经成为与英国竞争的海上强国，罗赛斯便成为德国的查塔姆。英国和荷兰从对抗到全面联合以对抗法国。于是，英国将眼光投向地中海。此前，商业权益已经吸引了少量英国舰队到地中海护送商船。当英国在本土水域确定优势后，相继取得了直布罗陀、梅诺卡、马耳他，地中海也成了英国国策的第一目标。
进入18世纪，地中海已经排在了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之后，虽然英国在地中海的权益依旧存在，但被人称为“土耳其商人”的生意，也已经排在西印度群岛的糖业、美洲大陆的谷物和烟草，加拿大的毛皮及其纽芬兰渔业之后。牙买加在加勒比海是最具控制力的位置，从1782年法国和西班牙为征服该地所进行的准备规模，就可推断出牙买加设防和守备的强固程度。法国和英国的敌对态度，在18世纪一直持续着，在英国的突出表现便是，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这两处船坞港口的重要地位日益提高，英国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似乎只拥有海岸防御。这是因为，该地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又距离欧洲相当遥远，只要英国海军在所到之处继续保持优势，外国就无法征服它们。法国对路易斯堡和魁北克设防和守备，正是因为加拿大人口稀少、法国海军处于劣势，陆上和海上都无法确保其安全。这两地的陷落也表明，一个设防的据点一旦落入敌手，其位置上的优势、力量、资源都将为敌人所用。一个殖民港口一旦陷落，人们总是希望它的人造防御工事不妨碍从陆上对其进行的收复。1760年魁北克失陷，之后的沃尔夫大捷便是如此。我的结论是，在应予设防的地方，工事和守备部队二者都应能充分胜任一切可能的事变。
我所提到的时期，英国的国策几乎与战争同步的。因此，它对设防据点的规划都带有尝试性质，这跟英国宪法的产生极其相似。美国很少发生战争，其对外政策的发展鲜少受军事气氛影响，而军事气氛往往促成下意识的准备。在我的这部讲稿还未完成时，美国、德国、日本还没有装甲舰队；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仍属西班牙，夏威夷则为一独立社会；美国海军总部，还是陆海军联合作战部，都还未建立。
现在讨论美国港口的设防规划还为时尚早，原因是，上文提到的那些部门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无法提供详情。我可以将某些总的战略考虑归纳如下。
首先，海军场站的必备军事条件。建造和装备一艘战列舰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可见，海军造船厂不能将建造舰船当成首要的军事目的。假如一个海军造船厂能快速地建造质优价廉的舰船，这些都是良好的工业或经济的依据条件，而非军事的依据条件。海军造船厂的首要职能是在战争中维护舰队的效能，尤其是在最短时间内修复因日常勤务或战斗而遭受损伤的舰船。为了使所选地点符合这一目的，必须考虑到其战时的效能，可从位置、力量、资源三方面加以考虑。关于资源，要求所选地点供应丰富，能保证坞修快速完工。当然，三项必需条件可能会使考虑变得复杂，但是以建造舰船为核心考虑，也就简单多了。
上一原则对本土还是海外的主要海军场站都适用。在本土，每条海岸边境应有两个这样的海军场站：一处可能是主要的，另一处则是次要的或者正在发展之中的。本土以外的海军场站的数量和位置，则以国策而定。假如国策集中于本土附近的权益，则这一地区的海军场站的建立，可参照本土港口的条件。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罗亚尔港、基韦斯特、彭萨科拉和新奥尔良都曾是海军场站，但发展十分有限。那次战争中，舰船可前往北方船坞进行修理，前线的兵力通过轮换维持战斗力。
每一支部队都需要一定的轮换制度，我国的坞修地点应尽可能位于由莫比尔至诺福克（或纽约）之间。
这部讲稿完成时，美国人只有门罗主义可算是称得上对外政策。现在，我们又有了“门户开放”。政府根据一定原则处理对外关系所遇到的许多问题，这种固定而明确的原则，可称之为外交政策，但它们都只适用于特殊事件和偶发事件，所以不会对上述两项政策产生连续不断的影响。这两项政策都是依据国家态度和国民利益而制定的，具有制造舆论的作用，能持续不断地影响外交。门户开放指商业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亚洲人制定的。夏威夷便是一个恰当的实例。日本强烈反对美国占领夏威夷。美国不能容忍亚洲进入其地广人稀的太平洋沿岸，任由亚洲人自由迁入，否则其结果将变成亚洲人在美洲开拓殖民地。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美国结合实际情况，在太平洋设置海军场站，恰如英国在地中海逐渐获取海军场站一样。门罗主义是美国唯一的积极对外政策，门罗主义的焦点即巴拿马地峡。美国的国家权益已逐渐而迅速地集中于加勒比海，而巴拿马地峡的通道恰好穿过这一区域。我的讲稿最初写成时，太平洋问题和其国际意义尚未显现，极少人注目。现在，太平洋已具有现实而直接的意义。这种转移，可同18世纪后半期英国政治家们的评价相提并论，即从加拿大至委内瑞拉的西大西洋的地位已超过地中海。地中海并非不再重要，而是失去了领先地位。加勒比海地位与太平洋相当。巴拿马运河即将建成[6]，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必将日益密切，在这两个方向上选定的港口可以构成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其中每个部分的设施和持久能力都应按其对整体有所贡献。
归根结底，维护任意设防海军场站体系还是要依赖海上优势，即海军。一个完全孤立的强固哨所，即使苦守再久也难逃陷落。1779—1782年的直布罗陀依靠英国海军的补给，才得以幸存。只有活跃的野战部队才能解救被围困的堡垒。
由此可见，战斗中海军的直接目标是敌人的海军。因为敌人海军必须在各分散的战略据点之间保持联系，于是，与其打击战略据点，不如直接打击舰队。我们往往惋惜一支巨大的海军把力量集中于海军场站上，而不去管攻势范围内的敌人海军。舰队和港口必须互相协作，除了本土港口外，港口对舰队的需要大于舰队对港口的需要。所以，我认为，舰队应该攻击敌人的海军，从而切断它与港口之间的交通联系。
[1] 至少在最初。
[2] 包括它们对交通线和后撤线的威胁。
[3] 或者是敌人的努力与否的问题。
[4] 尤其是法国。
[5] 见《邮报》1910年4月18日。
[6] 作者书稿写成时，巴拿马运河还未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