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控制任何重要海域的国家，就必须在海上夺得战略据点以立足，哪怕这些地方遥远而又分散。深思熟虑所选定的战略据点可用作基地，这样的基地对本土是次要的，但对其邻近区域的作用很重大。
一支陆军部队远离本土远征时，必须在战场附近按照建立第一基地的原理再建立第二基地，二者之间必须有可靠的交通联系。这是军事学家们所归纳的一条原理，在海上仍然适用。须牢记，安全的海上交通就意味着海军优势，尤其是在基地离本土很远时，更是如此。这些二级基地同本土边境的那些基地一样，都应该遵照：必须有两个设防的港口，以一个居于头等地位，它们之间的距离必须便于互相支援，但其距离又不能便于敌人无须分散兵力就可监视两个港口。1803—1805年，纳尔逊监视土伦时，马耳他和直布罗陀都可供他使用。两个港口不仅可以支援舰队，还互相支援以护卫英吉利海峡至东地中海的商业航线。假如俄国在战前就把舰队派到远东，就能使舰船数量超过日本，而事实是，日本因为拥有濑户内海和多处出口，其舰队便可出敌不意地联合行动。在这些实例中，拥有两个港口，就意味着拥有两个或更多的据点，这样的基地便可被视为一条线，就如本土的海岸边境一样。更为理想的是，这个港口具有水陆交通的便利，如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哈瓦那都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任何一岛上，港口都相距太近，其实就和一个港口没什么两样了。
假如海战的预计战场范围很广并且含有许多可供使用的战略据点，那么对这些据点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如果据点位于中央，在该位置上的舰队所施加的影响就更加平衡，而且可容易地到达战场的所有部分。但是，如果影响不能延伸到边缘，它与本土的交通联系就会不安全。正如牙买加，它是加勒比海地区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如果英国力量仅限于这里，那么来自英国本土的交通联系，势必要通过其他国家控制的地区，安全也就没有保障。1798年，法国与埃及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马耳他或者其他据点，尽管埃及是欧洲和印度的中央位置，但是也和牙买加一样。虽然英国控制着埃及，但是它对自己与埃及的交通仍然感到不安，尽管它控制着的直布罗陀和马耳他，都能为舰队提供隐蔽并且防御敌海军的进攻。海外位置中，离本土最近的位置才是第一位的，因为它们更安全可靠。例如，直布罗陀是迈向埃及的第一步，圣卢西亚岛则是迈向牙买加的第一步。那些距离本土最远的位置，无论如何重要，总是最为暴露，例如埃及和巴拿马，必须注意通过中间据点来加强它与本土的交通联系。英国便拥有一系列这样的据点。
当一国认识到特定地区的国家权益可能诉诸军事行动时，就应该组织专业人士详细研究该地区，以确定哪些据点具有战略价值，哪些据点最为有利。对于这些地域的占领，则需要政治家来决定。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为了保护权益诉诸军事时，就可能需要控制海域。一旦如此，战争就形成了。该国的目的可能在于取得控制或扩张，与此相对应国家的目的也可能是为了防御威胁，以保卫现有的控制区域。
如果是为了占有尚未控制的区域，这样的战争就是进攻。然而，军事行动可能并不直接指向想要取得的目标，而是直接进攻对方更重视的、易于攻击的一点，这样可能更有把握。这就关系到整个作战实施的问题。对于发起进攻的一国而言，想要把敌人赶出一个位置，将面临正面攻击还是迂回夺取的问题。正面攻击需要更多的兵力，迂回需要更多的时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和西班牙对直布罗陀的进攻就是个例子。直接攻击英国在地中海最为强固的基地，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将同样的兵力直接攻击英吉利海峡或英国海岸，两国很有可能从英国手中要回直布罗陀。战争中征服的地区往往在结束战争签订合约时作为筹码。
因而，战争的目的可能并不仅是直接的军事的目标。事实上，战争的目的也可能并未全是为了获得领土，而是为了获得优惠或权利。所以，对敌方某个属地的攻击可能只是作战计划的组成部分。
受本书主题限制，我所举的例证都只涉及对海域的控制，可以是部分的控制也可以是全部的。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可进行这样的战争并取得预想的战果：第一，边境安全，不会遭受致命损伤；第二，海军有与敌方海军争夺海洋控制权的实力。海岸或边境，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战争的根据地，以它为基础进行防御。海战中，海军是主要进攻者，它在防御中起次要作用。在大规模的联合作战中，舰船也起着主要作用，只有敌方没有海军时，舰船才无用武之地，如塞瓦斯托波尔之战。当时有两条交通线通往战场：一条陆上交通线，完全处于俄国实力范围之内；一条海上交通线，完全控制在英法手中，敌人将其舰船上的装备拆除之后便将舰船沉掉。最后战争变成了围攻战，围攻者的交通线丝毫不受干扰。1779—1782年直布罗陀之战，进攻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在于其软弱无力的海军所致，如果海军称职，英国舰队完全无法投送补给。
在超出本土直接相邻范围的海域进行战争，就是海上远征，它是一般军事行动的一种特例。进行海上远征的国家，不管它是否在遥远海域拥有可以用于战争目的的位置，都必须进攻，以便达到获取领土的目的。
海上远征，其特点表现在搭乘舰船的陆军在海上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陆军的安全完全依赖于海军对海洋的控制。请牢记，不论这支陆军的规模如何之大，士气如何高昂，纪律如何严明，战斗力如何强大，它在航渡期间则处于完全无力的状态，无法有效地作战。这期间陆军所面对的危险，以及其交通线所承担的风险，始终依赖海军对海洋的控制。
我先对这种远征的主要特点说几点看法，接下来，我将引述两个实例并加以论证。
本土边境相当安全，海军能与敌人争夺对海洋的控制，这两条基本条件前面已经讲明了，之后就是制订最佳的作战计划达成目标，这包括选择一个基地，一个目标，一条战线。
关于在控制以外的地区进攻的问题，由于涉及范围过广，暂时不提。进攻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对总态势具有最重要影响的位置、线或者区域，即要害。假如所指向的区域与本土海上边境比它与其他海上边境更靠近，则作战计划中的基地应该靠近海上边境，除非另有重大原因，如缺乏良港或船坞。德国如今已经是海军强国，大不列颠又在北海的罗赛斯另设坞修船厂。这显然是为了北海的战争做准备，英国基地已经从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为界限的海峡转移至北海。奥匈帝国和俄国已经把势力伸向了地中海，因为它们的其他出海口远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和黑海，过于遥远，而且通往海上的交通过于暴露，不适合用作作战基地。
美国在墨西哥湾拥有一条基地线，它比诺福克和纽约两个位于大西洋海岸的主要港口，更靠近巴拿马地峡和加勒比海西北部。随着战列舰尺寸的剧增，加之密西西比河坞修困难，墨西哥湾各港口能否和大西洋各港口提供同样的作战基地，我十分怀疑。它们位置太过靠近，较之坞修能力，反而物资补给更为突出，能否构成中间前进港口也值得怀疑。而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在指向地峡的作战中，能互相支援而具有明显的优势，哪怕它们只有二等的坞修设备，也能高度符合需要并且极为方便。当然这也会承担某些风险，例如大不列颠的船坞，位于阿尔赫西拉斯海岸射程之内。
大型海军船厂决定着基地线的位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长度。这些船厂所造的鱼雷艇和潜艇有助于保卫它们之间的海岸线及其两端稍远地区的安全。从这个固定的基地向选定目标运动，则涉及对作战线的选择。开阔的海面上，最直接的、最佳的航线就是天然的航线，但是，它也会受到其他情况影响。其中最重要就是海军力量，海军力量不仅取决于总吨位，而且还取决于总吨位在各级舰船之间的分配。另外各级舰船在武备、装甲、速度、煤炭续航能力等各方面的特点对海军力量也有影响。所有这些质量都关系到战略实力，有时各方面互相矛盾，在它们之间的调整也会影响到战略计算。这说明，国家舰队的组成其实是战略问题。在已知交战国的海军实力及其与目标的相对距离时，如果双方为争夺同一目标，也会影响到作战线的选择，因为需要包围的交通线的长度会影响到交战双方的力量。在这些线上或是海域里快速巡逻舰可进行干扰作战，迫使敌方从舰队中抽调兵力应付。这些线越多，距敌港越远，敌人的任务也就越重，它们也就越安全。
某些人认为，由一批战舰护送一支搭乘运输舰的陆军部队的这类大规模海上远征是不可能的，过去从未发生过，未来也不可能发生。但请记住，1798年拿破仑就是这样做的，他当时还被纳尔逊所指挥的舰队追击。我要提出的问题，可能也曾经令纳尔逊和拿破仑都困惑过。要使这样的事情永不重现，那就必须认识到西印度洋群岛和加勒比海在未来的重要性，它们是通往巴拿马地峡的通路，航渡时间很短。还要记住，加勒比海海域小，长度仅为地中海的一半，所以，一旦环境特别有利时，大规模海上远征便会出现。
拿破仑历次战争期间，英国就曾不断地进行海上远征。美国在墨西哥战争和南北战争中也是如此。1830年，法国远征阿尔及尔以及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亦是如此。拿破仑时代，尽管英国实力超过法国，但因为繁多而艰巨的任务所致，英国舰队无法到处分兵，这就会出现敌方分舰队与英国运输船队相遇的情况。因此，运输船队必须得到保护，即有一支武装舰船伴随运输船队活动，武装舰船的力量与运输活动的重要性相对应。绿水学派或存在舰队学派则主张，当敌方舰队存在于必经航线附近之时，运输船队就不应出航。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双方的海军力量实质上相等，交战双方都曾派出过运输船队。
在派出确保作战线安全所需兵力后，如果还拥有一支超过对方的海军时，不妨迅速攻击渴望夺取的目标。在进行这样的攻击时，如果经过一个敌人控制并能掩护其舰船的港口，就必须对这个位置严加防范，确保它不足为害。因为从这种港口能截击进攻方的煤炭或弹药补给。
牙买加和圣地亚哥紧靠的向风海峡是美国大西洋各港口至巴拿马地峡的直接航道；加的斯和直布罗陀紧靠所有航船自大西洋驶入地中海的必经航道。这些位置的特点是，它们从翼侧威胁航道。假如敌人把战舰藏在港内，则必须派分遣队护航。这支兵力的组成和驻泊地点应该靠近该港，以能遏制港内舰船的活动为准。当敌人在活动范围之内的任何一港口，拥有一支优于这支分遣队的舰队时，它就会暴露在敌人舰队之下。1799年，法国布勒斯特舰队在地中海出现时，英国海军却分散成若干分舰队，其中可能不止一支分舰队被击破。分遣队可能会削弱主力部队的实力，但并不会削弱到使其无法向目标挺进的程度。英国拥有各种分布很广的重要权益，军事的、商业上，它曾感到其海上航线在许多地方受到许多港口在侧面的威胁，诸如布勒斯特、罗什福尔、费罗尔、加的斯、土伦等。这些威胁迫使它在每个港口外配置同港内兵力相称的分遣队。这种兵力部署以及它在阻止敌方数支分舰队联合进攻的行动中所发挥作用，往往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些海上位置遭到了监视和钳制。正如一位陆军将领在陆上保卫进军路线以阻止一座要塞的威胁一样，不能攻克这个要塞，它就能威胁他的交通。
近来有人怀疑翼侧位置对交通线的作用，认为对交通线的目的地点进行集中设防更为有效。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对比。马耳他能对一支前往埃及作战的西地中海国家的远征军的交通线施加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在埃及设防的军事价值。1813年，威灵顿在控制托里什·韦德拉什以抵御陆上攻击，确保其在里斯本的海上基地的安全时，活动于菲尼斯特雷角外的美国私掠船竟能严重地扰乱该港同英国诸岛的交通联系。
假如一个据点，位于或靠近作战线，战斗舰队可从该线上安全通过，也可以通过迂回航线避开这个据点，完全摆脱敌人的搜索，则就可以改变交通线。或者，根据据点的特点或港内战舰的数量，派遣一支大型分遣队护送运输舰船通过这条线上比较暴露的部分。1779—1782年，英国就是用大型护航船队在战斗舰队的保护下支援直布罗陀。
舰队的补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补给舰船通过己方海军巡逻控制的航线输送补给；另一种是大型护航船队在一支武装舰船的保护下输送。主要补给需要依赖护航舰队，偶尔有运输船单独补充。必须严密防护护航舰队，因为敌人必定以其为攻击对象。因此，为保卫护航舰队而战，在海战中很常见。单独的补给舰船进行补给输送时，需要速度，避险的航线，巡洋舰级军舰的海上警戒。无论哪种方式，拥有两条或更多的补给线通往目的地或者舰队的位置，都是有好处的。此外，单艘舰船补给比大型护航船队更方便，因为保护大型护航船队会削弱作战兵力。美国正准备在巴拿马地峡设防，一旦发生冲突，便能便利地从海湾和大西洋、太平洋运送补给。
一支舰队离开本土远征时，不宜只靠一条补给线。对于作战兵力或战斗准备而言，集中是好事，但补给机制应该尽量避免单线。拿破仑就曾说：“战争的艺术在于巧妙地实行分散便于生存，并在这种方式之中迅速地实行集中以便进行战斗。”
如果由于监视途中港口而造成兵力分散，形成敌我兵力相当，或者所有兵力虽占优势，但在适当援兵到来前不能制服目标，兵力不应该分散，而是应夺取整个港口，或者在预估现有补给能维持到行动完成的情况下，继续前进，暂时放弃交通线，切断与基地的联系，使敌方的翼侧港口无下手机会。这种冒险，必须是在燃料非常充足之下采取的。没有武器，还可以逃跑，口粮不足，只要能维持生命就好，如果没有燃料，这艘船就既不能战也不能逃。
如果目标是敌人控制的一个港口或一座岛屿，则征服之后它未必能像在陆地上一样，立即对战争起决定作用。因为必需而有限的陆上交通线往往在一个要冲集中，占据这里就占据了绝对控制权。海上则几乎没有这样的要冲，因为海洋很开阔，可以采用多条航线，避免从战略据点近旁通过。一个陆上战略位置所具备的重要性在于被迫循一定的道路前进，如果改走其他道路，就会招致危险。当然，海上也有一些类似的要地，如直布罗陀。如果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达达尼尔海峡，便可钳制黑海的俄国海军。假如一个海上强国控制了北海两岸，另一个海上强国位于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一线，则谁掌握多佛尔海峡谁就能阻止另一方的活动。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也是类似的据点。
上述实例实为罕见，海上要冲的威力同陆上的相似，只是程度稍弱而已。拿破仑占领埃及和马耳他证明了这一点，法国掌握了西方通向东方的钥匙，却未能加以利用，最后反而被敌国夺走。掌握了道路交叉点是好事，如果不利用这些道路，又无法阻止敌人利用它们，又有何意义呢？
可见，先发制人[1]攻占目标，在尚未建立起海军优势以控制与本土的交通线，以及控制这个位置附近的那些重要通路之前的征服，是不稳固的。征服可使敌人失去一个必需的基地和一部分舰船，建立起优势。更为常见的则是舰队数量和质量优于敌人而出现优势。显然，对于那些早在战争爆发前掌握的位置，也是如此。例如，巴拿马运河地区和夏威夷，只有依赖舰队的力量以保存。请牢记，门罗主义并非军事力量，而是美国的一项政治宣言。
如果决定性优势并不存在，就应该做好海战的准备，这一战将决定新取得位置的最后命运。东乡平八郎对对马海峡外的舰队疾呼“敌国兴亡全赖今日一战”，尽管主要是为了激励将士的爱国热忱，也不失为对这条原理的运用。日本人准备充分、技能纯熟、行动迅速果断，抢先将本国部队派至海外。它已经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现控制，并取得了旅顺口。如果东乡舰队战败，则前功尽弃，就如纳尔逊断送拿破仑的战绩一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率领舰队以相同的方式迫近其渴望取得的位置，远程作战的俄国舰队满载煤炭并伴有护航船队同行，然而，在其接近到达点的一战中，俄国舰队、煤炭和护航船队全部覆灭。
这场战斗如果能在旅顺口陷落之前进行，则其效果可能更好。如果一方远征军向虚弱无力的陆上进攻，而敌方舰队与远征军舰队大体相当，则敌方舰队必定会在港口一定距离处发起进攻，远征军舰队由于必须照管运输和补给舰船而受到拖累。如果敌方舰队是向本土港口移动，远征军舰队的目的就是对其阻截，如东乡平八郎对付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那样。
假如1798年纳尔逊追上拿破仑，他就应该立刻发起进攻，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的进攻成功了，便能阻断拿破仑的远征。1759年，当法国已经做好入侵英国的准备时，以及1795年打算从土伦派遣1.8万人的部队再度征伐科西嘉岛时，法国当局认为法国舰队应当首先同英国舰队会战，这正是因为双方海军等，必须将英国舰队除掉才能确保航道安全。不过，法国海军将领能力和士兵技能都不如英国，这也是法国海军部长极力主张这样做的原因之一。
联合远征中，究竟舰队和护航舰队同行，还是取得制海权后护航舰船才活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显而易见，问题取决于目标的距离。1759年和1803—1805年，法国都试图入侵英国，这种入侵，因为目标和预想的海战地点都很近，能够快速获得战果，可立即运送陆上部队乘胜扩大战果，而敌方则没有时间重新组织抵抗。所以，陆军完全可以不用事先暴露，避免遭受舰队一旦失败所致的损失。因此，拿破仑在1805年将陆军部队部署在布洛涅，就是等待其舰队出现在海峡取得他希望的六个小时的制海权。
如果距离遥远，如埃及之于法国，巴拿马之于美国，夏威夷之于太平洋海岸，则应该在海战胜利后，立刻登陆，以免敌人获得喘息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乘胜追击则是非常重要的，追击的部队应该尽可能地接近。也就是说，陆军部队应当跟随舰队，其数量应该保证攻占一个位置并固守以等待援兵到达。这和敌前强渡的方法一致。渡海就是规模扩大的渡江。其随行陆军部队的数量要同固守位置以待援兵的任务相称，数量主要属于细节问题，并非原则问题，它受到许多其他细节的影响。决定性的细节是不过多地暴露部队，以免战舰战败时被俘。
近距离入侵可分为：大规模的主力战和佯攻性质的牵制战。牵制战所承担的风险要大于大规模主力战。用一艘艇就可以承担的风险，就不宜动用一支舰队。在战略上，牵制战的胜利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突出作用，但却不如大规模主力军所获得的胜利那样重要。大规模远征，具有牢固持久的特点，既要速战速决，又要稳扎稳打，必须严谨地配合，每一步都需要各方面紧密衔接。从整体上看，它是一次持久的连续作战，就如1870年德法战争一样。牵制战尤其是海上牵制战，一切作战手段必须能随时运用，以便全军达到目的地点能即时展开，这就意味着陆军部队必须伴随舰队同行。英国陆军部队伴随舰队同行的实例很多，诸如多次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1762年远征哈瓦那，都是海军同陆军一起航行。
1690年，法国企图入侵英国，这也是寄希望于牵制战，法国人希望发动一场支持詹姆斯二世的叛乱。舰队没有偕陆军同行。法国在比奇岬一战的巨大胜利，迫使英荷联合舰队退出海峡，但由于陆军没有同行，战果也无从扩大了。
如果海军在适当时机还未取得优势，就不应该进行大规模远征。理由我已经说过了，战争中，主力行动的每一步都必须紧密衔接，如果海军无法控制海洋，就无法做到这一点。然而，即使海军处于劣势，发动牵制战也是允许的，但必须权衡得失。如果双方兵力相等，1690年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般都是双方毫不犹豫地在护航之下适当地派出小股陆军部队。
防御方舰队选择什么位置搜索、打击途中的远征军，这属于战略范畴。1805年，纳尔逊从西印度洋群岛返回欧洲时，对下属舰长们说，假如遇到他所追踪的同盟舰队时，敌舰与他的舰艇为20：12时，他定会与其交战，但是他又补充，不接近欧洲，他不会主动出击，除非机会太过诱人无法抗拒。我不能准确地说出他选择位置的理由。我推测，面对这样的差距，他会尾随敌人寻找战机。我在前文曾引述过他的话：“当敌人将我彻底战败时，在这一年里，他对英国就再也不能为害了。”
如果入侵部队被固定在一条或几条航线上，选择在何处交战，一定程度上仍有防御一方决定，其位置取决于防御方对入侵方动向的了解。假如纳尔逊在1798年尼罗河之战之前，就已得知法国舰队的动向，并选择攻击地点，那么他最好选择靠近埃及的地方，因为如果法国人战败，纳尔逊在这个远离法国的地方更能彻底摧毁敌人。如果他被打败，也会因为远离本土而不致本土遭到损害。如果一方希望在某一位置与敌人交战，那么选择位置的理由也会是另一方极力避免在该地作战的原因。总而言之，防御者应该尽量迫使入侵者把交战地点选在远离本土基地处，越远越好。但是，在这些地方的小胜利，并不能阻止远征军登陆。假如一支远征军从古巴出发，目的地是圣卢西亚，防御方的舰队就可能在远征军行进途中骚扰或拦截。这种战法可以帮助防御方取得一定的机动优势，因为它无须顾及运输舰船，而这种骚扰和寻找战机正是纳尔逊所倡导的，他还主张在距离敌人目的地足够远的点上发动攻击，一举决战。
尚未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海军，必须在攻占目标前后发起一次攻击，如果存在决定性优势，更应该充分利用它，将所到之处的敌舰全部摧毁。如果海军还处于劣势，那么就不用再讨论了。因为据我考虑，面对占优势的敌人舰队，是不可能发动长途远征的。1798年，拿破仑率领13艘战列舰远征埃及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3艘战列舰，纳尔逊仍在援兵到来之前追上并超过法军。法国对爱尔兰的几次远征失败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海军处于劣势。正因为处于劣势，他们选择在一年中风暴最大时起航，以为这样可以避免优势的英国海军，结果却陷入绝望境地。如果选在好时节，英国海军的控制力就更强大了。请不要把我的评论理解为是在谴责特殊行动。这种特殊行动只是为牵制战设计的，而且预期的收获大大超过失败所招致的可能损失。
远征军在途中应该尽量地集中。在此期间，它无须担心交通，应为补给一直伴随它航行。它该担心的是战术问题，即如何保护运输船队的问题，以及一旦与敌人遭遇应该如何机动的问题。远征军的警戒和通讯任务应该由巡洋舰担任，战斗序列中的中型舰船则需在舰队司令及护航船队进行支援的所及范围以内。
战斗舰船持久的集中，是极为重要的基本条件。1796年，法国远征爱尔兰，如果陆、海军指挥官坚持与战列舰一起不脱离战斗兵力，就很可能获得之后拿破仑登陆埃及一样的战果。可能是记住了1796年的这次教训，拿破仑始终与舰队司令待在一艘最大的战列舰上。运载陆军部队开赴埃及的护航船队则是从几个港口出发，在途中集结的。当已经可以看见奇维塔韦基亚时，法国舰队司令曾向拿破仑请求派出4艘战列舰和3艘护航舰前去保护来自该港的船队，直到它与远征军主力会合为止，而拿破仑则批示：“假如在这次分兵之后的24小时内发现10艘英国战列舰，而我将只有9艘而不是13艘。”法国舰队司令无言以对。拿破仑的批示为意图和目的必须集中的论点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他的名言可能更具说服力：“目的的专一”。法国舰队司令是想通过分兵，既保护主力船队，又保护即将到达的分遣队。拿破仑则看到，对这二者进行防护，二者都有可能暴露而遭到毁灭性打击。因为，如果分遣队同英军遭遇，英法对比将是13：4；若主力同其遭遇，则对比为13：9。那支较小的船队在无法逃避的时刻里，只能冒险行动。这和我们所遇到的情况何其相似，将舰队分开部署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也和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错误部署很相似。
只要陆军还在海上，护航舰队就该以护卫部队为中心而部署，这属于战术范畴，其所依据的法则同陆军部队在行军中防备与敌遭遇所遵循的法则是一致的。当到达目的地并获得胜利时，陆军部队便能负责自己的安全，舰队的战术部署随之解除，之后其任务便是保障陆军的交通联系、控制海洋、部署舰队确保目的达成的战略问题。
以上是我就一般性原理对当前主题进行的论述或实例。现在我将详细地列举两个远征史实加以讨论。它们相隔两千年，但其所提供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重大的普遍性战略原理具有永久性特点。
罗马同迦太基大战（史称布匿战争）之前的两个世纪，雅典拥有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大的海权。其海上实力延伸至爱琴海诸岛，并以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和现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大陆为基地，雅典的贸易推进到黑海和克里米亚。将近二十年，雅典曾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诸联邦进行战争。虽然雅典缺少既有力又安全的岛国位置（像英国），眼见阿提卡城下的小片领土被敌人陆军毁坏殆尽，但依靠其庞大的海军和商业财富，即海权，一直傲然固守。雅典凭借海权在敌人海岸上控制了两个前进哨所：一个是纳瓦里诺湾，1827年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在这里统率英、法、俄联合舰队摧毁了土耳其海军；一个位于科林斯湾入口的纳夫帕克托斯。它们都是很有价值的战略据点，既可用于入侵敌国领土，又可用来切断来自西西里岛的谷物贸易。此外，雅典同克基拉岛（即今科孚岛）结成联盟。该岛对控制者极具价值，从希腊通往西西里岛的航线就是沿岸航行至克基拉岛，然后航行至艾厄皮吉恩角（即今圣玛丽亚-迪莱乌卡角），由此沿意大利海岸前进。这里被选为运输船的集合点。
这就是大约公元前413年雅典政府攻击叙拉古作为攻取西西里岛前奏时的形势。雅典采取这一步的军事动机为，谋求海上的势力范围。我只会附带提及这些动机，因为我关心的只是军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次远征，而非整个战争。
为什么要攻击西西里岛？首先是因为岛上的希腊城邦大部分都对雅典怀有敌意，雅典担心这些城邦会加入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如果联合形成，雅典赖以维持安全的制海权就会遭到严重损害。这很像1897年英国政府得知拿破仑同沙皇打算合作，迫使丹麦海军加入法俄联盟，立即在哥本哈根俘获丹麦舰队。第二个原因是，西西里岛供给敌人小麦。雅典有足够的势力和理由实现夺取目的，并控制其主要港口，而雅典统帅对海上困难不可避免地缺乏经验。但我仍然相信，雅典的海上实力足能胜任该任务。
这就是雅典总体的军事策略，现在我们来研究下这次远征战场的种种条件。
在希腊诸邦中雅典距离西西里岛最远。伯罗奔尼撒半岛恰在西西里和雅典之间。雅典拥有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外海的基西拉岛和位于其西面的克基拉岛，同时它还控制了爱奥尼亚海的其他岛屿，以及纳夫帕克托斯和皮洛斯。雅典舰队经常经过的意大利南岸到墨西拿海峡，每个城邦对雅典都不太友好，该线的两端的塔兰托和洛克里，更是对雅典怀有敌意。西西里东岸还有三个友好城邦。
叙拉古是雅典不二之选。它是来自西方的敌人对雅典形成的威胁的前沿和中心，更是其基地和支柱。如果雅典的海上实力的确非常强大，进攻叙拉古则是非常正确的。具体行动时，远征军必须在能掩蔽敌人舰队的敌方战略点附近通过，但雅典当局估计，这些战略据点如果不妨碍雅典远征军作战，就不用发起攻击。这是对的，它们虽然怀疑雅典，供应了淡水、允许抛锚，但拒绝援助雅典，也没有一个沿海城邦直接反对这支远征军。远离基地的雅典人拥有一支在援助到达之前就能打败叙拉古的兵力，他们依靠制海权就能吓倒靠近其交通线的敌对城邦。这些敌对城邦，除了塔兰托之外，最后也都允许雅典人从它们的市场上获得补给，并成为雅典人的新的供应和资源基地。
对于叙拉古所面临的威胁，赫摩克拉底认为，叙拉古舰队虽然居于劣势，但是数量却相当可观，其所处的战略条件对战舰和运输船所组成的远征军造成了许多无法摆脱的麻烦。赫摩克拉底建议主动利用塔兰托，在那里派遣一支舰队威胁敌人的交通，阻止其前进，如果它继续前进，则等待时机成熟之时直接攻击远征军。赫摩克拉底在公众集会上表达了此看法，其演说词如下：
依我看，有一点比所有其他各点更要紧，你们可能不会赞同，但是我还是要提出来。如果所有西西里岛民或者至少是叙拉古人，同支援我们的人，立即派准备好的舰船开赴海上，携带足够两个月的食粮，我们就能在塔兰托或艾厄皮吉恩角迎击雅典人，如果他们进入西西里岛之前，打算通过爱奥尼亚海这条通道，我们将会回以极其恐怖的措施来阻止他们。我们还要迷惑他们，认为我们会从其友好港口冲出去保卫我们的外围，因为塔兰托会欣然接受我们。敌人的舰队和笨重运输船经过漫长的航程，必然难以保持正规队形。他们只能缓慢地前进，而我们则有无数机会攻击他们。待他们耗尽力气，我们就向他们发起进攻。或者，当情况不利时，我们总能退入塔兰托港内。
因此，雅典人在海上时常处于待战状态，他们只有不多的给养，当他们沿着无法取得补给的海岸航行时，他们就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如果想继续选择在补给站[2]，他们就会被封锁在那里；如果他们冒险出航，他们就只能将补给船留下。因为无法确保海岸各城邦是否友好，他们也会陷入惊慌，他们也会担心交通。我认为，在这样的复杂混乱的环境下，他们绝不敢离开补给站，或者在他们不断犹豫地派出监视船探测我方舰队的情报时，时间已经快到冬季了。
从赫摩克拉底的演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战略以及战术对海上作战的影响，那就是古代舰队如果想要在海上停留一段时间，就不得不装载大量食粮和淡水，因而战船会加大吃水，从而影响舰船机动，造成迟缓。也就是说，对航线进行选择，是选择较短航线还是沿着友好海岸前进，涉及舰队速度和旋回能力的问题。这种思考也适用于另一作战方的战术思考，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超载装煤。还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由于划桨极度劳累，必须为桨手提供充足的营养品，而热天又特别需要饮水。
赫摩克拉底的计划具有以下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肯定塔兰托这个敌人必经航线翼侧位置的战略价值；建议利用塔兰托，动员舰队并将其集结在雅典舰队航线翼侧的一处可以免遭攻击的位置上。他的建议意味着，对敌人形成一种威胁，之后用一支劣势海军随时准备攻击敌人作战计划中最为薄弱、致命的环节。
我从他的建议中得到一种真实而丰富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没有被战术条件所限制，它出自于两千年前一个从未听说过“战略”或“战术”这类术语的人之口，虽然他并未系统地表达出来。然而，从修昔底德的笔下我发现，赫摩克拉底的忠告遭到拒绝，雅典人长驱直入，叙拉古被围，其他与叙拉古友好的各城邦也改变了态度。不管叙拉古公众集会的动机如何，但只要懂得战争原理，就会提出正确的策略，使这座城邦免于濒临毁灭，幸亏雅典将领无能，叙拉古才未被彻底摧毁。
还要补充一点，虽然赫摩克拉底的计划很巧妙也符合当时的情况，但他的计划不一定就能确保叙拉古的安全，因为叙拉古力量过于弱小。只能说他的计划可使叙拉古能获得更多的获胜机会，然而，假如雅典人的技能能够胜任，则较强者终将获胜。
这个小插曲为我们指出了渡海远征的所有情况。本土基地，雅典；前进中途基地，克基拉和其他各点，其作用于现在的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海外煤站一样；目的地，叙拉古；沿途所经历的国家，有的中立，有的怀有敌意，有的态度暧昧；地方前进据点，塔兰托和其他城邦；双方海军实力对比，雅典强于叙拉古，但叙拉古数量可观；困难的交通，累赘的供应船队，长途超载航行；以及中途迎击敌人，本土守势待敌的危险，等等。这些要点和细节，大部分还体现了我们今天应用的一些原理。把这次远征放大，则每种海上入侵的主要特征就可尽收眼底。
雅典人虽然失败，但是证明了他们所拥有的强大的海军实力，可以横渡其控制的海洋，远征作战。
而拿破仑远征埃及，情况却不一样。当远征军离开土伦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3艘战列舰，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远征军在阻击兵力到达前就可以完成登陆。一旦完成登陆，他就可以凭借被征服国家之资源和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获得进展。这种想法并非不可信，而且似乎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假如他采取类似赫摩克拉底所建议的方针，便可令英国舰队司令困惑不已，从而增加自己获胜的机会。
埃及形势稳定后，拿破仑已经达成了第一个目的，进攻的目的已经达到，之后他就需要用劣势海军保持防御。他的位置恰好同叙拉古相对于雅典的位置，他必须考虑如何使用舰队的问题。身为统帅，拿破仑深感忧虑。政治上的考虑必然对他造成影响，但从纯军事角度来看，他的决策显然考虑到了最坏的可能。
保持与本土的交通，不仅是拿破仑获得最后胜利的保证，也是法国陆军在埃及维持生存的来源。无疑，他能击败埃及，然而战斗力和疾病将导致兵力损耗。如果前进，则不可避免地要分散兵力，损失也就更大，从而需要补充兵力。另外，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资、装备都需要从本土运输，陆军部队中弥漫着的无法返回本土的消极情绪带来的影响等等情况无不让他伤透脑筋。
英国舰队是他困难的来源。任由它随意四处游弋，法国交通线上就受到威胁。尽管法国舰队司令很乐观，深信能够抵御英国舰队，虽然他们当时力量不相上下。
事后诸葛亮总是高明的，有人责备拿破仑的这次远征与雅典远征叙拉古一样都是妄想。我认为，尽管失败了，但当时也确实存在着有获胜的机会，这说明他的企图是不无道理的。不要总是责难失败，请先牢记拿破仑的名言，“不敢冒险，何谈战争”。夸大“存在舰队”论以及其对敌人的威胁作用，实际上就是在假定战争只在不冒险的情况下进行。想一想格兰特将军不顾谢尔曼的劝告经维克斯堡南下时，他所冒的风险；法拉格特经过各个要塞南下新奥尔良，而任凭这些要塞控制其背后的河流时，他又是冒了何等的风险。
拿破仑命令，如果亚历山大旧港港口水够深，舰队则驶入该港；如果水不够深，舰队开赴科孚岛或土伦。他的命令首先保证了舰队的安全，其次如果可能则将舰队集中在拿破仑的指挥之下。进入亚历山大港其实有点疏忽了：首先，舰队暂时安全了，却容易被英国舰队封锁在港内；其次，这会将英国舰队吸引至法国运输舰和补给船的集合点。进入亚历山大港，就完全摒弃了海军的机动和进攻的特点，而且无法保证它与本土交通的安全。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指出，由于出口的问题，一支劣势敌军舰队就可将法国舰队堵在港内，当法国舰队以纵队队形驶出时，先头舰船就会立刻遭到这支舰队的痛击。
可惜的是法国舰队司令没有执行这些命令。他锚泊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一个开阔锚地，除水道有利之外，这里便于敌人毫无困难地攻击法国舰队，而且他的防御部署严重迟缓和不足。一次军事会议上，与会人员曾经讨论过舰队是在行进中迎敌还是在锚泊中迎敌，会议决定采取后者，其停泊线就是根据这一决定设置的。这一会议决定违背了拿破仑在其战略部署中关于海军实际任务的命令。在战术上，法国舰队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放弃了机动和攻击的能力；在战略上，拿破仑这次则是在以“存在舰队”威慑土耳其。
大家都承认，战略失误比战术失误更可怕。如果战略部署不当，战术则发挥不了作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战略上。即使尼罗河之战获胜方是法国，此役后舰队遵照拿破仑的命令进入亚历山大港，也无益于埃及远征的结果。如果法国舰队能攻击孤立的英国分遣队，使其遭受损失或失去战斗力，就可取得优势，但拿破仑命令它进入亚历山大港，则舰队即使胜利了也是徒劳。因为法国舰队进入港口后，英国分遣队就会锚泊于港外，截击来自法国本土的补给。
在错误的战略部署下，如何使用海军呢？
遇此情况，坚定地坚持原理定会受益颇深。正确的军事原理有益于军事行动。但须承认，将军事原理运用于特例，往往很困难。
如果拿破仑采纳赫摩克拉底所遵循的原理，使用担负防御作战的那部分海军随时准备进攻，那么将舰队驶入亚历山大港是个错误的决定。在该处被英国舰队封锁，就像把老虎关进了牢笼。
如果不进入亚历山大港呢？拿破仑提出了两个选择：土伦和科孚岛。在这两个港口中，舰队不会像在亚历山大港一样被轻易封锁，敌人即使要想封锁也需要一支较大的兵力，哪怕敌人形成了封锁，它阻挡法国与埃及交通线的兵力也会减少。在土伦，英国舰队正好位于法国起运补给的战略据点，从这里驶出要比从一封锁的港口中驶出容易得多。
其实，科孚岛的位置比土伦更具决定性优势。如果英国舰队监视该岛，就必须至少远离土伦和埃及之间的直接航线300海里，相当于帆船两天的航行距离，更别说接收情报的困难。一支处于防御的海军的职责，是采取行动，以进攻来保持交通畅通。舰队只有发挥机动能力，抓住时机发动进攻才能达到该目的。在一条确定的航线上保持交通畅通，主要手段是引开敌人或者驱逐敌人。如果力量不足，就要采取牵制，在其他地方威胁其利益，诱使它偏离目的。想要达到这种影响，就必须选定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据点。科孚岛虽然有缺陷，但它比法国其他的港口条件更好，因为只要有一支法国分舰队在这里，就能将敌人的舰队引开法国舰队的交通线，而马耳他和土伦，就在这条交通线上。
牵制敌人，意味着兵力的劣势，如同法国海军整体实力不如英国海军一样。然而，尽管较弱，当与一支分遣队相遇时如果占优势，就应该果断在敌援军到来前发起攻击。这种小分遣队一般都是为了保护已经暴露的据点而派出的。因此，弱方应该尽量保持制海权，集中战列舰一起运动，造成草木皆兵之势，引发敌人的忧虑，使他们派出分遣队，就是要造成达夫吕伊所说的不利于对方的“兵力转移”。如果对方一旦失误，不是各个分遣队遭到攻击，便是其主力被过分削弱遭到攻击。
这些运动都带有战略性质。如果运动导致与敌人一部分兵力相遇，则需在随后的战斗中对敌人的一部分军舰形成优势。这属于战术范围，确切地说，是大战术范围。
现在结合原理来分析下当时的情况。1798年6月28日，纳尔逊首次出现在亚历山大港外，比拿破仑早三天。他没有发现法国舰队，于是匆忙赶回墨西拿海峡，因为他非常担心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如果纳尔逊在返航途中，法国舰队正起航，则等他再返回亚历山大港时，法国陆军和给养都已经登陆，运输船和巡洋舰也都进入港内，截击已经不可能，把全部兵力留在港外也毫无用武之地。那么，追击已经离开的法国舰队呢？留下一支分遣队，譬如说留下两艘战列舰[3]，这确实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亚历山大港并非法国所控制的唯一港口，它与法国地中海体系相连，法国还握有土伦、马耳他、科孚岛。因此，土伦、马耳他、亚历山大、科孚岛这四个据点，纳尔逊都需要注意。如果不分散舰队，就无法对这些据点进行监视，也无法切断它们同埃及的交通，如果分兵，则每支兵力都将十分脆弱。1799年，法国布勒斯特舰队进入地中海致使英国舰队分兵。当时，英国的盟邦和友邦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毫无防卫，全都暴露于海上攻击之下，而法国舰队却拥有数个良好的战略据点可供隐蔽，它可先发制人。另外，法国还威胁和勒索英国盟友提供给养。拉图什·特雷韦尔率领的法国海军分遣舰队就曾以炮击，胁迫那不勒斯王国一度屈服。
只要法国在地中海拥有一支13艘[4]战列舰组成的舰队[5]，纳尔逊就必须密切监视数个重要目标。这些目标为：四个港口，敌人通往埃及的交通线，英国的盟邦，法国的舰队。毫无疑问，纳尔逊的天才必定使他扑向敌人舰队，这也是当时战略形势下的关键所在。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纳尔逊，即使是纳尔逊在未发现和击溃敌人舰队前，也无法有效阻断敌人的交通。尼罗河之战后，纳尔逊的舰队分散了，有的在那不勒斯，有的在马耳他，有的在直布罗陀，有的位于亚历山大港外。这样的分散表明形势之危急，如果法国的13艘战列舰都集中在科孚岛，则纳尔逊的分散兵力简直就是大错特错。幸亏敌人的舰队不足为虑，所以上述每支英国分遣队都在选定的位置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毫发无伤。
一旦法国舰队集中停留在亚历山大港，纳尔逊的任务就非常简单了。他只需要封锁该港就能切断法国的交通，他也不用再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担忧。英国舰队部署在法国可能派出的任何增援的必经之路上，土伦就失去其主要作用，而纳尔逊也可以从14艘军舰中抽出2艘来封锁马耳他。在亚历山大港，法国舰队只有在水深足够时，通过狭窄的航道驶出，使其在战术上处于不利，它必须以纵队出港，面对强敌，先头舰船就会受严重损伤。
可能也有人反对，认为法国舰队素质低下，即使派分遣队游弋牵制，其结局也可能不会太好。这种看法是有些依据，而且还有我未提到的政治上和执行上的理由。但是我引用本实例，只是为阐明战略，所以对这些考虑不予理会，就如研究抽象的军事问题时，可以假定等同就是数量的等同为依据一样。只有空谈理论的人，才会否认环境可以有力地修正原理的运用。然而，在众多实例中除掉特殊条件，总结出原理，才会形成所有实例的共同真理。
如果法国海军像我说的那样部署，则可能对纳尔逊产生影响。但是，这也只是后人观察前人时的“事后聪明”罢了。纳尔逊一度晕头转向，因为他第一次赶到亚历山大不见法国人踪影，他也曾极度忧郁地谈起自己的身体状况，并将其归咎于“焦虑热”。如今我们可以将这些意外情况一笔带过，但是不要忘了这位伟大统帅对意外事件是如何深感焦虑的。我们还可以说，如果纳尔逊搜寻法国舰队两次落空，或者费时太久，他也可能被免职，他的第一次失败已经令人议论纷纷了，而那时还没有一名将领能带领英国舰队同势均力敌的法国舰队周旋。内皮尔曾估计，拿破仑在战场上可抵三万军队，那么在对付敌人舰队方面，纳尔逊可抵三艘战列舰的增援部队。法国舰队只要能成功地躲开追击并造成恐惧，就可使英国失去其极为伟大的海上指挥官。
有意思的是，赫摩克拉底的方针原理与某些陆战战例完全相同。1794年，奥地利、英国、荷兰三国联军，面对法军的胜利挺进，从比利时后撤，之后便各自分兵；英荷联军退向荷兰以掩护荷兰，奥地利则取道日耳曼。若米尼在《共和国之战》一书中指出，假如它们不分兵，而是集中在一个位置上，掩护通往日耳曼的交通并在通往荷兰一线的那一侧靠拢，法军根本不敢越过这一点而将交通暴露于联军的攻击之下。在触及荷兰之前，法国就被迫与敌人在其选定的位置上进行决战。
1800年，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将一支守备重兵投入热那亚时，又使用了该原理。当这支守备部队位于奥军交通线翼侧时，奥军不敢越过它，也不敢全力沿里维埃拉河前进攻击法国南部。它被迫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支庞大的分遣队监视该地，从而影响作战。1808年，约翰·穆尔爵士从葡萄牙向西班牙萨阿贡的进军，再一次体现了这一原理。当时，法国交通受到威胁，拿破仑的进军因而受到影响，延缓了他对西班牙的作战，为奥军赢得了作战时间，拿破仑因而陷入了持久的消耗战中，这对拿破仑的最后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内皮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穆尔无此一举，历史上也不会留下关于他的记述。
请时刻铭记，这种部署之所以有如此效果，不只是依赖于固定的要塞，更多的是依赖于士兵、海员，要塞只是有助于他们达成目标。“战争就是处置位置”，位置本身的作用远不及人的作用。1798—1800年，马耳他就是一个例证，它对法国毫无用处。虽然它从翼侧威胁着西方至地中海东部的交通，但如果这里没有部署舰队，马耳他也就毫无用处。
[1] 或是由于战争准备比较充分，或是由于行动比较迅速，或是由于比较靠近战场。
[2] 即科孚岛。
[3] 当时纳尔逊没有巡洋舰。
[4] 尼罗河之战法国舰船数量。
[5] 除巡洋舰外略优于纳尔逊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