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章概括地论述了海上远征课题，也列举了两个特殊的远征实例加以分析。鉴于论述过程过细，在这里再次提醒读者注意：当海上战略据点或是某海域一处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位置为一支远征军夺取后，如何才能真正地从战略上使用海军兵力呢？答案是，取得这样的位置后，远征军的下一个任务应该是保卫和维护当前所取得的战果，由开始的进攻转为防御，这种守势中海军所担负的职责就是攻势防御。夺取第一个目标后，被远征军束缚的海军便解放了，由陆军担负对征服地的防御和继续征服，舰队转而保卫交通线，担负其固有的海上职责。海军只有将敌人海上兵力赶走或是将其从争夺区域或战役的要害据点赶走，才算是完成任务。如果海军力量较强，应该主动求战，逼对方迎战；如果海军力量较弱，则应争取将敌人引开，对其战略据点或要塞进行威胁，诱使其分散兵力。我必须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战时被迫依赖海军进行防御，这正是海军防守本土海岸线所应承担的职责。
1812年，拿破仑在下达给马尔蒙元帅的训令函件中，曾经就陆战中的某种类似态势发表过意见。当时，马尔蒙元帅正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周围指挥部队与罗德里戈城要塞对峙。强固的罗德里戈城要塞被威灵顿所指挥的英军一举攻破，速度不下于奇袭战。法国占领了毗连葡萄牙的西班牙西部地区，英军则想从这一地区将其赶走。在此期间，因为与俄国的战争，迫使拿破仑将大量精锐部队集中远征俄国，法国在西班牙只能采取守势。
这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疆就相当于海洋，它不属于双方，法国占领了该区域，英国人又想赶走法国人。两个要塞就相当于海上的设防港口，一个是位于北部的罗德里戈城，一个是位于南部的巴达霍斯，前者已经被英国名将威灵顿迅速攻克，巴达霍斯则受到威胁。它们是边境的两把钥匙，现在法国只握有一把钥匙。攻克罗德里戈城之前，威灵顿已经包围了巴达霍斯一段时间，他利用了法国1811年撤离葡萄牙之机，趁其兵力衰弱的大好时机围攻巴达霍斯。
马尔蒙继任司令官时，罗德里戈城都还掌握在法国人手中，巴达霍斯被英国人围困。马尔蒙集结野战军兵力（相当于海上舰队）向巴达霍斯挺进。威灵顿为了避免两线开战，从而放弃巴达霍斯退入葡萄牙，并从那里向塔古斯河以北进军到达阿尔梅达，进而监视罗德里戈城。马尔蒙则回师北上到达萨拉曼卡。如果马尔蒙集中兵力防御待敌，做好随时进攻的准备，他所掌握的兵力是可以吸引威灵顿的，但他却想派出一支分遣队前去支援东部正在围攻巴伦西亚的絮歇元帅[1]。当法国军队向塔古斯河运动时，威灵顿以为马尔蒙是想从巴达霍斯进入南部葡萄牙；但当马尔蒙派出5000人向东挺进时，威灵顿便明白南部葡萄牙不会受到威胁。威灵顿还发现，法国在北部西班牙已经无战斗力强的法国部队，因为它的司令官把大部分炮兵和骑兵同分遣队一起派出去了。于是，英国趁机向罗德里戈城猛扑过去，在其野战军（相当于海军）赶来支援之前攻克并固守罗德里戈城。战机稍纵即逝，英国军队以最快速度发起进攻，哪怕时机并未完全成熟，威灵顿命令：“今夜必须迅速攻占罗德里戈城，因为要塞内的法国人深深懂得，法国的回援部队已经逼近，要求他们必须奋勇争先。”
拿破仑的训令正是针对从此以后所发生的总的态势，他写道：
你的部队已经很强大，重新装备了攻城火炮，士气和人员也都已经恢复，为了保护巴达霍斯，你已无须再向该地开进。你应该把部队以师为单位部署在萨拉曼卡外围并充分向外延伸，但要保持适当距离以便能在两次行军之中将全军集结起来。[2]你的全部部署要让敌人相信，你正在准备采取攻势，并以前哨战不断保持佯动。在此态势中，敌人的一切运动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如果威灵顿向巴达霍斯进军，不要去管他，立即集中部队直扑阿尔梅达，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迅速回师对你进行抗击。但他精通军事业务，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此例中，法国野战军相当于一支海军的机动部队，它牵制敌人的野战军来保护巴达霍斯据点，吸引离开或者使其偏离其想要取得的位置。巴达霍斯由于马尔蒙部队逼近将威灵顿逐离从而得救；罗德里戈城由于马尔蒙指挥失误和分散兵力而失陷；马尔蒙之所以能保住巴达霍斯，不是由于直接守卫，而是由于持续的牵制威胁英国不容忽视的权益所致。
1804年和1805年，拿破仑同样曾大规模采用这种牵制攻击方法。当时，他想将英国舰队的大部从欧洲引开，趁其不在欧洲之际，集中法国军队于英吉利海峡，以掩护他对英国的突然袭击。请记住，这时法国海军为了保卫其海岸线而处于守势。按照拿破仑的设想，土伦、罗什福尔和布勒斯特的法国舰队全部驶离港口前往西印度群岛会合，之后整体返回英吉利海峡。他认为英国海军肯定会跟踪尾随，法国舰队可趁英国海军还未明确其目的的机会，先于英国海军返回欧洲，控制英吉利海峡一段时间。拿破仑的计划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英国舰队总司令纳尔逊在土伦港外待敌，曾尾随法国土伦舰队到达西印度群岛，尽管英国起航迟了一个月，但凭借优良的技术，却比法国舰队早返回英国。出乎拿破仑的意料，纳尔逊在安提瓜便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推测维尔纳夫率领的舰队已返回欧洲。纳尔逊驶离直布罗陀海峡虽较法国舰队晚31天，但他返回那里却只比同盟舰队晚到4天，并在它们进入费罗尔前一周便返回英国。
我再补充一些，拿破仑除了用集结在西印度群岛的舰队进行大规模牵制外，在他那一时期的信函中，经常提到诱使英国分舰队驶离比斯开湾和海峡的种种策略。
从中可以看出，法国舰队驶往西印度群岛的行动其实已经有了效果。这恰好与上一章所提到的法国舰队驶向科孚岛对地中海局势所能产生效果相似。英国舰队被引至西印度群岛，远离了拿破仑设定的战略中心。多佛尔海峡恰如远离亚历山大港和该港通往法国的交通线的科孚岛一样。假如纳尔逊只是一名普通指挥官，他定会留在西印度群岛直到获得确实证据证明法国舰队已离开该群岛。这并非我的臆测。当时很多人要求他留下来，国内舆论也对他施加压力，但纳尔逊拥有无限远见，尽管缺乏确切证据，但他通过权衡得出了正确结论。假如在得到可靠的情报前一直停留在西印度群岛，那么结果就是将有20艘军舰在欧洲集中支援拿破仑，而英国则会因为缺少纳尔逊的12艘军舰使双方实力差距扩大到30艘战列舰。
这里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在这个事例中，拿破仑的计划显然源自1762年法国首相精心制定的方案，两者极为相似。拿破仑可能从法国档案中获悉，但纳尔逊可能毫不知情。
海军有上述的两种方针可选，可以逐离，可以引离。但我还需再次指出，就总体作战来说，海军是采取守势的，就其本身行动而言，则是采取攻势的。还可进一步指出，拿破仑给马尔蒙的命令正是如此。拿破仑写道：“欧洲的总局势已经发生转折，迫使我不得不放弃今年对葡萄牙的远征。”也就是说，他放弃了一次攻势战役，所以他规定了总的防御态势，保留一处攻势威胁，以此保卫巴达霍斯，以及萨拉曼卡所掩护的从法国至马德里的交通线。但萨拉曼卡在三年前就遭到约翰·穆尔爵士的威胁，严重地影响了拿破仑的计划，以致在关键时刻，他被引开了他的战略中心和战役要害点。
不论是设想的还是实际的征服，这样的形势恰好说明了海军同本土防御的关系。在上述例子中，一个国家一旦实际占有属地，就处于守势。如果由于需要或是策略错误，而把海军限制在港内或者使其紧靠港口，也使其处于守势，并将商业和属地同海外的交通联系拱手相让。美国在1812年，除了贸易破坏舰以外，没有往海外派遣任何海军。这并不意味着毁灭，因为国土较大的国家，可以利用本身资源，或通过与其陆地边境接壤的一些中立国家进行迂回贸易。如果它海岸线够长，那么敌人就无法进行封锁，由中立国货船运载的商业也不会完全遭受损失，虽然会承受一些屈辱和物资损失。一个大国则无须如此。任何本土海岸防御方案达到完备，海军就须达到强大或者能将敌人舰队逐离本土海岸，或是通过威胁敌方权益将其引开。只有这样运用海军，才能使海军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岸防御者。
我想介绍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完全适用于这里。这个论点我将在下一章中详细展开讲，即海岸要塞不应如通常理解地在职能上主要负责防御。海岸作用在于迫使敌人舰船与海岸保持一定距离，虽然它对陆的一侧是暴露的，甚至仅仅是防御的。一个能保证海军安全的设防港口，只有被当成要塞时，才具有防御性质，如同梅斯或美因茨。当要塞驻有一支野战军时，便能迫使敌人派遣一支兵力足够强大的分遣队与其对峙，防备守备部队发起进攻。
1812年的战争虽然不太成功，但是其中也有实例证明可以掩蔽海军舰队的港口具有这种进攻性质。驻泊在纽约港的由约翰·罗杰斯指挥的海军分舰队，就是一支能够进行攻势活动的守备部队，这支分舰队也确实发起过进攻。英国人得知它已经集结出航，但无法得知其意图。因为英国在美国沿岸的海军分舰队很小，只得将军舰集中，避免单舰与美国海军分舰队遭遇。这种无奈的集中，加上还要保护的贸易，英国分舰队只好放松对美国港口的监视，大部分返回美国的商船因此安全抵达。这种预期的防御效果，归功于罗杰斯采取的攻势游弋。这种持续不断的攻势活动的基础则是能够保护舰队的港口。否则，舰队就会像在旅顺口一样被摧毁，或者像在圣地亚哥一样被逐离。
沿此方向，我们来探讨海军究竟应该具备何等规模并得出正确的理解。海军的力量以及动员和维持机动的能力，应能使外国在考虑诉诸武力时，由于这支海军力量对其本土、属地、商业所造成的威胁而深感忧虑。这样的影响可有效地遏制战争，而战争无非是以另一种形式实施牵制。1900年，德国政府在其所通过的海军规划中，简明扼要地宣布官方对海军的期望：“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具有这样力量的海军，甚至对于最为强大的海军强国来说，同德国交战就会使其陷入危及其自身霸权的冒险之中。”不幸的是，德国这一旨在针对英国的海军规划使美国远远落后于德国。
具有控制能力的据点或据点配系[3]，会成为任何攻势活动的目标，这是一条已经被证明适用于任何战场的战略原理。该战略原理还可以这样论述：向前推进，或作战正面，从始至终都应该尽力往前推进，并在其所有部分之间以交通紧密相连构成完整的配系。这样，这种配系中的一切，即位于作战正面后方的一切，都处于其控制之下，对其更有用，对其敌人则更危险。这会是他的资源，如果媾和时仍为他所有，在随之而来的讨价还价中，他就将处于优势地位。
1793—1815年法国革命和帝国战争期间，英国封锁法国和西班牙的各个港口，正是海战为这种作战正面提供了最重要的案例。部署在布勒斯特、罗什福尔、费罗尔、加的斯和土伦等港外的英国舰队，通过由巡洋舰编成的小分舰队互相联系，监视较小的港口，并在附近海面上搜索，这实际就是一条连续不断的作战线，而英国本土及殖民地和海上贸易的安全，正是得助于这种海上控制的功效。位于这一作战正面后方的区域，在各方面都能确保安全，其最直接的证明就是，英国商业损失微小（不及船运的3%）和敌人的所有入侵意图均以失败而告终。
舰队在海上保持的这种作战正面，相当于在陆上陆军凭借优势保持的作战正面。显然，如果能掌握附近的设防区域，这种优势就会更加明显。1796年，当拿破仑在向奥地利进军时，发现自己前进路线翼侧的曼图亚要塞的阻挡，就将阿迪杰河一线连同横跨该河的维罗纳要塞变成作战正面。维罗纳以相对较少的兵力便可顶住敌人的围攻，法国人可以在这里妥善地储存补给品，使战士保持高昂的士气。同时，这个要塞还能保证部队顺利从阿迪杰河的一侧转移至另一侧。这些优势增强了法国陆军的实力。在阿科拉之战中，拿破仑以一支很小的守备部队守卫维罗纳，同时派主力乘夜渡过阿迪杰河下游，在挺进维罗纳的奥军的后方发起奇袭。拿破仑的冒险获得了成功，他的成功缘于对要塞的成功运用。同样，一支处在攻势防御当中、敢于出击的舰队也需要一个设防港口的掩蔽。正如拿破仑利用阿迪杰河和维罗纳得以增强力量，借助阿迪杰河旁的加尔达湖向北延伸，从而控制了其后面的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南部的全部资源；恰如英国沿法国海岸线配置其舰队，从而控制了海洋。
英国的这条海洋线同样可以借助强固港口加强，即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等本土港口以及直布罗陀、马耳他和马翁等海外港口。这些港口都不像维罗纳那样暴露，所以不易遭到攻击，并且可以就地得到补给、维修、改装等支援。一旦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些港口可以为舰队提供掩蔽所，单艘军舰和劣势分遣队都可以在港内寻求保护。除了防御作用，这些港口还具备进攻能力。因为它们都靠近交通线，从而可以对敌人翼侧进行威胁。例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可对经过地中海的所有航线，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可对通过英吉利海峡的所有航线，牙买加可对通过加勒比海的所有航线，进行翼侧威胁。同样，布勒斯特、加的斯以及其他港口可对英国向南航行诸线进行翼侧威胁。除此之外，英国还必须对它们进行遏制，恰如拿破仑必须遏制曼图亚一样。
加勒比海是美国可能有机会控制并运用的一个地区，如果其所有岛屿都为敌人所有，但古巴能在我们手中，我们就能控制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仅仅控制古巴还不能控制整个加勒比海。如果敌人的海军最初与美国相等，美国就没多少机会控制加勒比海。所以，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竭尽所能地向前推进。我们可以占领萨马纳湾并控制莫纳海峡，甚至将作战正面向南和向东推进，以便能不断骚扰敌人并保护我国经向风海峡通往巴拿马地峡的航线。这些航线得益于我方作战正面的推进，而位于我国舰队后方。
如果古巴为我们所有，它就能掩护我国舰队通向墨西哥湾的后方，而墨西哥湾则是我国国内作战基地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设想敌人的基地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双方兵力相等，那么敌我双方之间的海域就将成为必争之地。敌人的舰队及其基地的位置，将为我们指明下一条作战线的方向。
敌人虽然失去了古巴，但是仍可占领牙买加以及向风群岛的某些港口。英国正是如此，它占领着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在此情况下，战争的焦点应该集中于古巴和牙买加周围区域。英国、圣卢西亚、牙买加、巴拿马地峡这些据点，几乎就是英国、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运河一线在加勒比海的再现。如果驻泊在牙买加的舰队与驻泊在古巴的舰队相比较处于劣势，则古巴舰队可占据牙买加前方的位置，并切断它与向风群岛的交通线和来自那里的支援，掩护舰队同古巴本土和美国的交通线以及航线。这些行动可以迫使牙买加的舰队出战，以消除这些不利条件。同其他实例一样，本实例表明敌人舰队的位置和海军基地决定了作战方向，就如同旅顺口决定了日本海军在海上的围攻，以及日本陆军在陆地上的艰难作战一样。该实例还如同1898年圣地亚哥决定了美国海军和陆军的行动方向。日本人所采取的行动是迫使俄国人出战，美国人则是迫使西班牙人出战，俄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是因为担心舰队受损力求避战。
占据据点后，不应该停止作战，反而必须继续坚持战斗。这一论证也适用于后续作战。为了确保据点，必须追击并歼灭敌人的舰队。作战目标并不只是地理上某个地点，还有敌人的有效兵力，这一目标比在陆地上更为明确。埃及和多瑙河隘口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地理条件，更重要的是大量训练有素的士兵可以用这种便利，在不同方向上作战，它们比一般的位置更重要。人工设防的据点也是如此，其主要价值在于便于机动部队的运动。所以，占有了这种位置就得到了便利条件，该如何运用这些便利条件呢？军事学家们对此都有着明确的答案，若米尼认为，敌人有组织的、在战场上积极寻找战机并作战的野战军，正是拿破仑偏爱的目标。
如果已经占有了一个这样的战略位置，经过多次战斗将敌人从后方和正面战场驱逐开，这就意味着，本土交通的安全[4]，而该支海军已经建立起了暂时的优势。若敌人舰队仍有组织地继续在该位置之前的战场范围内，则应该是它们还有可靠的支援供应点维持，这就需要对这些供应点进行防御。不然，这种舰船还能在一个有限的水域范围内行动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如加煤和补给一类的活动，虽然可以在海上进行，但是只要有优势舰队在其附近并对其监视，补给行动就无法进行。这些补给点就标示着下一条作战线的方向。
纵观海洋历史，我不得不承认，一向有着很大优势的英国海军对海军战略例证的产生造成了阻碍，不然这类实例可能早就产生了。英国的巨大海军优势长期控制着敌方基地与其目标之间的交通，这种控制阻绝了海军施展战略的所有其他来源。因为，就全部含义而言，交通支配着战争，交通遮盖了其他所有战略要素。这种一方独霸的优势，成了一句法国谚语的源头：“海洋只容纳一位霸主。”[5]这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合理，但要从这句话引申出“这意味着对海洋的控制从来就是毫无争议的，海上霸主地位从来就未曾认真争夺过”，那就大错特错了。就总体而言，对于海洋的控制，尤其是在特定区域内的海洋控制，都曾短时间和长期地处于不稳定状态，没有势力的绝对平衡，态势总是倾斜着的。双方的海军在水域巡航，互相挑衅。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这已经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时期，也是这样的。
1759年，英国对魁北克进攻以及攻取加拿大全境，就是以其在1758年夺得位于布雷顿角的路易斯堡这一要塞为起点。英国此举，使得曾以密集队形或大型分遣队往返于法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法国舰队，失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能够影响圣劳伦斯河交通的作战基地。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英国曾一度是海上的唯一霸主，1796年它却被迫撤离地中海。1793—1798年，地中海曾成为一个长期的海战战场，直到尼罗河之战，英国重新确定了海上霸权。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为我们正在研究的海军战略及其必要步骤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1793年，英国舰队和西班牙舰队一起进入地中海。趁着法国国内动乱，英国制定了夺取土伦以及歼灭其舰队的计划，这就是盟军的最初目标和作战线。回顾一下，马尔伯勒公爵对土伦的重视，以及1707年尤金亲王对争夺土伦所采取的活动，虽然他最后失败了。一旦盟军占领了土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一切活动都将陷入瘫痪，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活动的意大利北部和利古里亚一带的法国部队也必将陷入瘫痪。土伦的危险之所以能解除，似乎是因为盟军发生内讧。盟军舰队进入港内时，其陆军就占领了该港外围各线。英国舰队司令想要立即摧毁港内的法国海军分舰队，这就要求打击法国的任何有组织的兵力，这一计划遭到了一个西班牙人的强烈反对。这个人参加多次战争，他十分了解英国海军的优势，一旦这支法国舰队被摧毁，则英国海军的实力必将扩大。为了大局，英国舰队司令只得妥协，于是法国海军分舰队得以获救，其中的大部分舰船后来参加了尼罗河之战。如果没有这些舰船，拿破仑的远征就难以成行。
不久，法国发起反击，拿破仑的眼光很精准，只要夺得一个位置便可以重炮攻击锚泊的舰队。盟军果然从土伦撤离，西班牙人撤回到自己的港口，英国人因为失去了位置，不得不攻占一个前进位置，以供改装、修理和储备给养之用。简单地说，就是取得一个当地基地，从那里控制土伦并支援奥军在利古里亚一线的作战。只有重新控制土伦，英国才能摆脱当时的处境。英国人曾在耶尔湾取得一个位置，这里靠近土伦，但因为它太靠近大陆，过于暴露，英国海军很可能被驱逐。之后，英国将前进基地转移到圣菲奥朗佐湾，这是科西嘉岛北部的一处港口。由于岛民对法国的暂时不满，英国人得以占据该岛以及该岛的其他港口。
在这个位置上，英国人只要和岛民站在一起，就能胜任对位置的守卫任务。科西嘉、土伦、热那亚之间的水域已经是必争之地，而英国这时已经占据优势了，但就控制力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它是这块水域的强者，但并非没有对手。这种情况恰如我对美国舰队的设想，一支驻泊于古巴，一支驻泊于圣卢西亚或马提尼克。1795年，英国舰队与法国分舰队两次交战，都为取得决定性战果。英国陆军从圣菲奥朗佐湾基地出发，沿着利古里亚这一作战线以支援奥军对法国的进攻，也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1794—1796年，双方不断发生冲突，法国以土伦为依托，英国则以直布罗陀及其在圣菲奥朗佐湾所夺得的前进基地为依托。纳尔逊在几年之后曾经断言，如果英国舰队得力，法国便无法保持其在前方的位置。如果纳尔逊的断言是正确的，那么拿破仑就会在1796年4月接管在意大利的陆军部队指挥权时，发现奥军已经向前挺进，英国海军也已经控制了从尼斯到热那亚的海岸线，从而改变自己的战役计划。拿破仑的第一步，可能插入奥军及其皮埃蒙特盟军之间将其分开，正是由于英奥军队没有抓住机会，拿破仑才能一开始就立足于萨伏依，远远超过尼斯。然而，尽管如此，拿破仑的交通，包括增援部队以及补给装备等都需要依靠艰难的陆上运输，他们只能沿着条件极差的陆路行进，无法利用法国重炮掩护的便利的沿岸水路。
从中可以看到，英国的最终目标是意大利北部和利古里亚，占领它们就能危及土伦；中间目标是圣菲奥朗佐湾，它对于维持英国海军作战极为重要。这些作战活动，只要领导胜任就能够获得成功。时间极为充裕，共有两年之久。正当此时，拿破仑来了，他通过运用自己手中的有利条件，经过巧妙的部署，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赶走了奥军，并进入维罗纳。拿破仑粉碎了维罗纳以西和以南的所有反抗力量。他占领意大利北部的全部海岸线，无数的法国部队通过这一带的各个港口前往科西嘉，强化在那里的控制，而英国的盟友西班牙慑于法国的一系列胜利，转而同法国结盟。随后，法国与西班牙将舰队联合起来，而在土伦的法国分舰队又成了其主要组成部分。英国被迫放弃前进位置，将舰队撤至直布罗陀，从那里再撤往里斯本。
英国海军有组织的后退并未遭到盟国舰队的阻截和骚扰，此后盟国舰队分散，西班牙舰队前往卡塔赫纳，法国舰队返回土伦。西班牙人之后又试图开往加的斯。英国舰队司令率舰出航同西班牙人于圣文森特角外海相遇。英国舰队司令明白，尽管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英国军舰在质量上却处于优势。据说他曾经说过：“英国亟需打一次胜仗。”西班牙人为他提供了一次战术“机会”，他率领舰队奋勇战斗并痛击了西班牙人。西班牙人退入加的斯湾，英国人将其封锁在那里，英国派来的支援部队大大强化了封锁兵力，使其能抽出一支分遣队来对付谣传的法国舰队准备的远征。1798年，纳尔逊指挥这支分遣队在埃及海岸与13艘法国军舰相遇，他在尼罗河一战将其一举摧毁。法国和西班牙虽然在地中海北部拥有优势，但它们居然分成了两部，被各个击破，整个地中海的控制权又交到了英国手中。
早在1797年，法国就与奥地利停战媾和，英国舰队抛掉了这个负担，从而使自己的作战正面从直布罗陀推进至梅诺卡岛，这是由英国直布罗陀驻军总司令在获悉尼罗河大捷消息之后而予以占领的。之后，英国舰队又驶往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取道仍在法国手中的马耳他推至亚历山大和地中海东部，当时拿破仑就在该处。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海上独霸的局面从未有过，即使在英国全盛期也是如此。对于海上霸权的争夺也不一定是采取以盛衰为标志的连续作战的方式。尼罗河之战第二年，一支由25艘战列舰组成的法国舰队又冲入地中海，从而打乱英国的部署。这支法国舰队会同15艘左右的西班牙军舰组成一支庞大舰队，驻泊布勒斯特。如果地中海有一个港口能够容纳这样多的军舰，则它们很有可能驻泊在那里，这样，地中海的形势又会再次发生改变。事实上，布勒斯特无法担负起这支舰队的给养。这一结局说明，拥有适当资源的基地的重要，以及英国对海洋的控制还未达到无可撼动的地步，而那时正是英国海军的全盛时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有关于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海洋控制权的争夺，以絮弗昂[6]在东印度群岛所进行的战役也最引人注目。
从上述的地中海的实例中可以看出，一支海军兵力在远征或前进中，需要拥有设施适当和位置合适的当地基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实例。1782年和1783年，法国和英国各自在东印度群岛的海军部分舰队实力大体相当。在印度斯坦东侧的科罗曼德尔海岸成为两支舰队的战场，这里严重受当地海岸条件的限制。自1782年11月至次年3月，东北季风强烈吹向海岸，海军根本无法协同作战。这一期间，英国人只能撤至拥有修船设施的孟买。除毛里求斯之外，法国人再无更接近的类似港口，他们此前所进行的战役均遭失败，正是由于他们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或其附近缺少一个前进基地。1781年，荷兰加入反英阵营，英国从荷兰手中夺走了位于锡兰东北海岸的亭可马里港，也就是说已将作战正面从科罗曼德尔海岸向南延伸。遗憾的是，英国未能及时在该港设防，法国舰队司令絮弗昂迅速地一举占领了亭可马里港，从而获得了一个前进基地。当冬季来临时，他便率舰队进入港内，近距离监视战场。这也对法国的盟国荷兰产生了很重要的政治影响。英国舰队前往孟买，其返航所需的时间就要超过四个月甚至更长。如果英国还拥有亭可马里港，则法国舰队就只能开赴毛里求斯，不然就要在避风海岸附近抛锚，这些海岸几乎无法保持任何交通联系。结果，絮弗昂的英明果断使他在下一季节，比英国人早两个月出现在战场上。如果不是和平调停，他可能还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实例告诉我们，在海上战争中，当双方兵力相当时，可以采取长时间的持续作战，这就为战略结合提供了更广的活动范围。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絮弗昂所采取的行动就是该时期的一个小插曲。在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海域也曾经出现过海军兵力相当的类似情况，态势的天平不时在两边摆动，不是倾向一方就是倒向另一方，直到1781年约克敦决战为止。1782年，罗德尼的胜利才彻底终结了该地区的战争。
取得最后胜利所依靠的魄力和勇气，必须建立在当地拥有基地的基础上。相信这个大家都已经明白了。日俄战争中，日本对俄国所取得的胜利，其有利条件正是来源于此。当然也会出现敌方基地防守严密难以攻克，或者攻击一方力量过于薄弱而无法迅速攻克的情况，如在旅顺口所发生的一系列交战。
如果当地基地适合设防，那么舰队就很少遭到攻击，除非进攻方在海上建立起优势。1760—1762年，英国从法国手中抢过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之后的1794年和1810年，又再一次占领该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并未对这两个岛屿发起占领行动。部分原因是当时英国陆军正在美洲大陆作战，以及英国政府不愿意在这些岛上屯驻大量陆军分遣队，英国担心一旦海军失利，岛上的陆军就只有投降，如同在1779年的格林纳达那样。1778年，由于英国在巴巴多斯的基地趁法国还未完成防御准备就获得了增援，英国人夺取了圣卢西亚。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奇袭。在同样的情况下，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直到1782年在加勒比海拥有优势兵力前，都未曾试图夺取牙买加。随着罗德尼战役的失败，法国和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行动已经告吹，同盟被各个击破，法国舰队的失败，使得西班牙人孤木难支。
从最靠前的位置到攻击目标之间的距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战略要素。从古巴进攻向风群岛，如进攻马提尼克和圣卢西亚，两岛的特殊位置就像控制着加勒比海的大门。显而易见，这种进攻行动比从古巴进攻牙买加复杂得多。假如波多黎各岛上有一个港口可以防御敌人的大举进攻，那么这个港口作为进攻向风群岛的作战基地就会比古巴任何一个作战基地方便得多。我个人认为，圣托马斯就适于建立这种防御，它的位置也比波多黎各好。
当一支舰队因第一次前进而需要保护它的第一条作战线时，如果它的数量已经受到了损失，而它的敌人依然有很强的战斗力，那么它就不得不考虑第二条漫长的作战线。正如美国港口到古巴是第一条作战线，在敌人依然活跃的情况下，就必须考虑从古巴到向风海峡或者巴拿马地峡的交通线的安全。对第二条作战线的保护可能导致舰队数量降至与敌人相等的情况，而敌人还拥有在自己基地附近作战的优势。此时，舰船无法装载定量以外的补给，就需要补给站的支持，而补给站必须设在第一次装载前往的位置前方某一距离处。萨马纳湾或波多黎各便可成为这样的中间补给站，或称它们为前进补给站。它们相当于圣菲奥朗佐湾，或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罗亚尔港和基韦斯特，或是美国进攻圣地亚哥时的关塔那摩。这样的前进补给站的安全应该很好保证，试想只要密切监视敌人舰队的活动，就可防止其对前进补给站的突袭，而己方舰队已经在敌方舰队及其基地面前。如果有多个可供选择的点，就需要仔细甄别，不但要看到这些点的有利条件，也要考虑它们与舰队的可能运动以及第一作战线、第二作战线的相对关系。因为它们之间的交通需要有舰队加以保卫，而舰队应该尽量避免分散。
巴拿马地峡的防御对加勒比海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想要有效地保护和控制地峡，不管是直接在地峡设防，还是仅仅消极防御，或者是派出舰队在地峡附近积极防御，都不如直接攻击敌人的前进基地，如马提尼克或圣卢西亚更为有效。假设这些岛屿是敌人的基地，一旦它们遭到联合远征舰队的进攻，便能将战场转移到地峡以外的地方，而且还能保护战场以西的交通线。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前进作战正面。哪怕这种进攻失败，也会产生上述战果。如果进攻成功，敌人的基地就会被夺走；如果敌人想要再夺回这个基地，势必发起军事行动，则还是会得到上述的保卫效果。
如果第一次占领的位置与敌人基地之间相隔着一块毫无障碍的水域[7]，就该派一批运输船跟随舰队，尤其是运煤船。但是必须是所拥有的优势允许抽调一些军舰来运送煤炭，而不会损减参战的军舰数量时，该行动才是可取的。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纳尔逊就是将每6艘舰只编成一队，轮流前往得土安补充淡水的。因而，纳尔逊在战斗之日只有27艘军舰，如果他能在海上补充淡水，军舰就不会分散，而他也将取得更大的战果。美国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就因在关塔那摩加煤而失去参战机会。
牢记，运输船队是一个战术弱点，而且它们不可避免地要拖慢战舰的速度。如果敌人所期待的增援部队不能在预计时间内到达，那么速度问题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攻击处于劣势的敌人舰队，运输船队的安全也不用太过担心。所以，在即将交战时，不必顾及运煤船和其他运输船只的安全。因为在这样的战争中，更多的是依靠双方各自舰队的实力。对于运输船而言，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敌人，使其无法应付攻击，无暇攻击己方的运输船队。这是老一套的战术。1782年，法国远征牙买加，德格拉斯发现罗德尼在跟踪追击，就将运输船送到邻近的瓜德罗普岛各港，之后才投入战斗。
从新基地继续往前推进时，大可不必因距离太远而有所顾忌。短程的情况如同从古巴至牙买加，或者是敌人的舰队正在海上，此时，它就是目标。敌人的舰队仍在海上，则可能是正从被夺走的基地向远方基地撤退，或者是自知处于劣势，或者是遭到了决定性失败。这时，另一方迅速行动，切断敌方的退路。确信自己能以优势兵力赶超对方，就应该努力地实现。当然，你必须准确地掌握敌人的退却方向。要知道，敌人正在退往的基地和其舰队就是一支分成两个部分的力量，必须阻止二者会合。这时，各种拖延速度的借口都该抛掉。必须舍弃失去战斗力的战舰，或者令其与运煤船同行。虽然这会对追击的舰队产生不利，因为它正在远离自己的运煤船，而被追击的舰队正在接近自己的基地，这会给追击者造成巨大的压力从而引发忧虑。这种忧虑是对司令官的考验和磨炼。在此情况下，以缺煤作为失败的借口者，都该遭到审判和处理。至于其他方面，则必须确定具有优势，才可进行冒险追击。追击的目的是为了胜利，而胜利通常和优势成正比，不论这种优势是固有的，还是争取而来的。纳尔逊曾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歼灭敌人，而唯有数量才能保证歼灭。”
如果这样的追击发生在战斗之后，那么逃跑的一方则就会因为失去战斗力而苦恼，要么被迫放弃失去战斗力的舰船，要么继续战斗。因此，战斗之后的追击必须毫不松懈，就如同在战斗中必须勇敢搏杀一样。另外，巨大的政治成就往往来源于军事行动，对此，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官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对于那些政治成果，他无须深刻理解，只需知道那些后果就可以了，但如果一个军事指挥官丧失经过努力就能达到的目的，那他就是不可原谅的。1796年，法国将领让战士休息了两个小时，因而未能切断奥军与曼图亚城的通路，奥军正是利用法国将领送来的两个小时，迅速进入该城。对此，拿破仑怒不可遏。1690年，法国舰队司令图维尔在比奇岬战役之后没有乘胜追击战败的荷英舰队，致使这次胜利未能获得决定性战果，反而间接地帮助反法联盟的核心人物荷兰国王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胜利之后的松弛，直接影响着整个战争结局。
事实证明，肯定“存在舰队”论是对海军战略有害无益的。阻止对英国入侵的，并非战败和失去战斗力的英荷两国的“存在舰队”，而是图维尔的迟钝和松懈。
1795年，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霍瑟姆拒绝追击惨败的法国舰队，无疑极大地缩小了战果，而他的这次失误，使得拿破仑得以在1796年发动意大利战役。拿破仑对于历史的影响，正是从此战役开始的。正当拿破仑以压倒性优势进攻西班牙、占领其首都马德里，其伟大的计划正成功在望之时，他遭到致命一击。英国陆军中将约翰·穆尔爵士将一支小分遣队派至位于拿破仑的交通线翼侧的萨阿贡。虽然穆尔失败了，被赶入海中，但是西班牙得救了。拿破仑失去了时间和机会，他不能亲自返回马德里，只能将任务交给了几个部属，要知道这些任务只能有着无上天才方可胜任。从军事观点来看，拿破仑的彻底失败就是始于此处。威灵顿通往滑铁卢大捷的全部发迹历史便孕育于穆尔的大胆构想之中。内皮尔写道，不然意大利半岛之战，历史学家根本没什么好写的。
一位海军将领可能预见不到他所能造成的遥远结局，但他却能采用纳尔逊在上述实例中所表达的原理。当纳尔逊听到霍瑟姆谈到他们干得十分出色之后便说：“即使敌人的11艘军舰已有10艘被我们俘获，如果我们还未俘获剩下的那一艘，我将永远不说干得出色。”
对马海峡交战之前，东乡平八郎舰队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舰队之间的相互关系，酷似追击舰队同被追击舰队之间的关系。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在旅顺口分舰队屈服之前便已出发，旅顺口失陷后，其恰如一支惨遭失败、首先必须尽力逃入自己港口的舰队。当时的局势，许多人都认为应该返回波罗的海，这才是唯一的出路。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认为，日本人此时正忙于修理舰船、清理船底、补充舰员，他们还没有获得截击的最佳条件，在这之前，他必须率舰队迅速驶往海参崴。俄国当局并未下达这样的命令，而是命令他在贝岛[8]停留，等待涅博加托夫率领的增援部队。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考虑到增援部队是由各式各样的、质量低劣的不同舰船组成，俄国人的首要目的是逃入海参崴，再加上，日本人急切地渴望俄国舰队所耽误的时间，等待机会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发起截击。从这点上看，他似乎是正确的。他从1月9日起在贝岛直到3月16日，后来又在法属越南的金兰湾从4月14日待到5月9日，此时才同涅博加托夫会合。除去必要的加煤和整修时间来看，他所耽搁的时间长达六七十天，实际上从贝岛赶往对马海峡只需要45天左右。可见，如果不是为了等待涅博加托夫与之会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舰队本可提前两个月，也就是3月20日左右到达对马海峡。
东乡平八郎不用与俄国人拼速度，因为他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即使如此，他也需要选择最佳的截击位置，以及制定总体作战方针。尤其是后者，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例如，是否前进迎敌；是否使用鱼雷艇骚扰敌人以击伤一定数量的俄国舰船，彻底击毁俄国的劣势兵力；侦察船的方向和行动又该如何。他的行动可以视为对这些考虑的答案。东乡平八郎没有前进迎敌，也没有骚扰敌方舰队，他只是将全部作战兵力集中在他预料中的俄国舰队前进航线上。有趣的是，他对敌人的动向一无所知，直到交战当天早晨才得到情报。我们可以说他做得很好，但是他应该能做得更好才对。无论如何，当时他已经占有了决定海战胜利的大部分条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在此战中的一些要点，这跟我们的课题有关。日本人首先通过奇袭，严重挫伤敌人的舰队，为自己赢得了充裕的时间和机会，因为这时敌方舰队无法进行有效机动。之后，他们攻陷了俄国的海军基地旅顺口，并消灭了其中的分舰队。这样，日本人就迫使俄国日益接近的增援舰队只能往一处方向前进。
一支快速机动的舰队在视野里消失，已知它只有唯一一个港口可以投奔，不用说，对其追击就该直指这个港口。如果港口不止一个，追击者就要决定应该朝哪个方向追击敌人，并且向不同方向派出通讯船搜寻敌人并即时传递情报。承担这种任务的巡洋舰应该了解对方想要或者可能的行动，必要时需要派出两支舰艇，因为情报的重要性，必须加倍谨慎。这跟重要函件必须一式两份是一个道理。我们当然可以利用无线电波传递消息，但是无线电在截获消息之前是无法发挥作用的，而消息必须是看到目标才能传递的。另外，无线电发出的情报也有被敌人截获的可能，会对情报的传递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所以，派船传递消息加上无线电波传递，二者结合可能更有保障。对于一次至关重要的战役而言，这点要求其实并不过分。
理论上，为了取得圆满的战果，比如说纳尔逊所说的俘获全部的军舰，作战的目的就应该将敌人从其在整个战场上的每个立足点驱逐出去，尤其是摧毁其舰队或者是彻底封锁其舰队。在掌握了决定性位置后，进一步的行动应该是针对敌人据点。此时，绝对不要分散舰队力量，除非拥有压倒性优势，而且不能将交通线延伸至保护能力之外，除非是执行一次突袭。
如果必须在舰队和设防港口之中选择一个为目标，则舰队就应当是真正的目标，但对港口的封锁和攻击，则可以将敌人舰队引入攻击范围以内。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占领的直布罗陀多次遭围攻，而英国舰队为了输送补给，就不止一次进入敌方封锁舰队作战范围以内。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中，公正地评价了宾将军所进行的一次失败的攻击。如果宾将军能转移到附近海湾攻击法国运输舰船，则法国司令就不得不迎战，从而为英国舰队制造机会。这样的行动主要是为了打击敌人的交通，如果在己方交通不会承担过大风险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是可取的，而且也是符合战略原理的。对敌人基地实施严密的封锁，则可迫使其舰队迎战，或者放弃这个基地。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的那样，絮弗昂于印度洋所进行的战役中，只要英国占领亭可马里，法国就可以施以封锁和威胁便可迫使英国人出战，尽管那不是英国的主要基地。海军一旦放弃战场，基地就会因物资匮乏而不攻自破，如直布罗陀，如果没有英国舰队按期对其提供补给，它的陷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不过，这样的战果总比不上直接摧毁敌方海军那样圆满。这样的胜利可以导致同样结果，这种胜利是一箭双雕的胜利，即是对敌方舰队，也是对敌方港口。
如果敌人在战场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补给港口，而且这些港口都满足前文所提的要求，制定对敌海上战略的难度就会更大。美国大西洋海岸的诺福克与纽约，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两个港口之间相距250海里，如果一支美国舰队正在退却，则纽约的第二入口，即经由长岛湾的入口，以及纳拉甘西特湾一起就可为追击者制造麻烦，帮助美国舰队逃脱。如果一个港口拥有两个相隔很远的入口，其优点接近两处港口所具备的条件，这就给敌人造成了巨大麻烦。日俄战争中，东乡平八郎就是面临这样复杂的情况。有三条航道通向海参崴，它们互相远离。在海参崴港的前方有一个位置可以密切监视这三条航道。如果遇上大雾，俄国舰队便可趁着大雾溜走，距离不远处就是海参崴港。另外，如果俄国舰队战败，漏网之鱼也能逃入港口，这样东乡平八郎就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前文中提到过的拿破仑下达给马尔蒙的训令中，他根据马尔蒙的兵力部署，估计各种可能遇到的时机，认为可以在萨拉曼卡附近展开战斗。他写道，但愿能够如愿，一旦英国人在离海如此远的地方被打败，就会全军覆没，葡萄牙也会被我们征服。英军离海的距离就是它距离隐蔽场所的距离。约翰·穆尔在拿破仑的追赶下，还能避开决战，带领部队到达海面，尽管士气低落，尽管士兵疲惫不堪，他们却幸免于难。请记住，在对马海战中，日本人在临战之前失去同敌人的接触，躲开敌人的侦察，而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罗德尼多次截击马提尼克岛的法舰，均遭失败。因为法国人在向风群岛之间的众多水道中选择了其中一条进入加勒比海，以躲开敌人的侦察，待到罗德尼发觉为时已晚，截击已经不可能。即使他一直在马提尼克岛前方进行游弋也于事无补，因为在瓜德罗普岛，法国人还有多个隐蔽所可用。此外，实施封锁的帆船常处于下风，无法保持其阵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些情况下，重中之重的指导原理就是，兵力不能分散，除非它强大到在各处对敌人都占有优势，而其目的是将敌方基地削弱成为单独的据点，通过正规作战或在敌人疲惫不堪之时将其逐离该点，或者是迫使敌人在向该点输送补给时，或者是到该点隐蔽时，与己方战斗。1794年和1808—1810年，英国从法国手中抢过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使法国无法再在西印度群岛立足，从而保证了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商业安全。一般正规作战需要的时间比突袭的多，如果敌人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港口，最好强攻防御最弱的那个，最强的那个就使其成为上文所说的单独的据点，通过正规作战攻陷它。1798—1800年，法国在地中海占有马耳他和埃及。马耳他的设防力量是众所周知的，埃及却无法与其相比。经过长期封锁之后，才由一支强大的舰队和一支庞大的陆军联合袭击攻陷埃及。马耳他则因为其交通被切断而最终屈服。旅顺口是被强攻攻克。如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不经战斗而能抵达海参崴，则战争就将持续下去。在此情况下，日本人可能会封锁该港，凭借舰队确保其后的海区，以保证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陆军的交通安全。
让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当一支舰队在某处的力量并未强大到能将敌人驱逐出战场时的应对之策。这就是在明显的进攻行动之后所采取的一种防御性质的态势。面对这种情况，应该设法占据一个同自己交通相连的、尽可能前进的位置。设想，若古巴属于美国，则舰队应该尽力控制莫纳海峡航道，所能依托的、最靠近的基地则应该是古巴东部诸港。抑或是从这个基地出发的舰队可以在加勒比海南部设立一个巡航区域，保护本国的贸易权益。还可以在前进位置上以逸待劳，等待敌人，此时舰队的任务是阻滞、骚扰、攻击敌人。正如前文所说的，当敌人对你采取推进行动时所建议你应采取的方法。
这种前进位置的作用，是掩护其后方的陆地获得海洋，对付和阻滞敌人的前进。因此，必须严格地依据战略而加以选择。只要情况不变，就必须一直向前推进。所选定的位置，既要考虑其后的交通线，又要考虑敌人的交通线，即既要考虑它所能掩护的己方的交通线，又要考虑它所能威胁的那些交通线。1796年，拿破仑将阿迪杰河一线当作防御正面，用来掩护他后方的全部地区，并依靠它对其部队进行补给。1794—1796年，驻泊在科西嘉岛圣菲奥朗佐湾的英国舰队，就以该湾为基地，并由此处将其作战正面推至土伦港前。英国人因而能将强大的法国舰队封锁在土伦港内，从而掩护其通往直布罗陀的交通线，并保护了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
如果不想过分冒险，则可以将作战正面向前推进至临近的交叉点或狭窄航道并将它们包括在内。辽阔的海面上并无天然的战略据点，但是最佳贸易航线的交叉点以及强烈的逆风和逆流障碍，都能造就一些重要的点和线。强固港口、浅水海域或其他障碍，都会对作战正面产生影响。例如，一支舰队前进到莫纳海峡水道，除了古巴的那些港口外，它无法再找到更近的港口作为依托。然而，它可以大胆地在萨马纳湾建立一个储煤仓库，这样对舰队留驻该地是有利的。即使失去了这个仓库，也不会对舰队造成致命损失，而一旦敌人出现，则一切阻滞和妨害它继续前进的措施都会发挥作用。我不厌其烦地强调，在海战中，舰队是主要的力量，然而拥有以强固据点为依托的舰队比一无所有的舰队更强而有力。
远征舰队从进攻和推进转入停顿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已经取得战果，由于战斗或延伸战线需要抽调分遣队从而分散舰队兵力，也可能是在作战正面遇到危险，等等。拿破仑在阿迪杰河的行动也是一样。这种停顿，一是为了确保已经取得的远征战果，强化新基地的补给港口，以便将防御工作交给陆上部队承担，方便海军从中解脱出来；二是为了在这些港口储备足够的补给，使其能长时间脱离本土和第一条交通线而独立存在。当拿破仑在维罗纳和阿迪杰河站稳脚跟时，他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曼图亚以南和以西的整个意大利地区，还掩护了交通线使其紧靠法国而免遭截击，从而不用派出分遣队进行防卫，就如同位于法国国内一样安全。
我所说的这些过程的总和便是军事占领被征服位置，其目的是使其在军事上与本土联成一体，以便海军主力从对港口所担负的直接防务中解脱出来。因为有了这样的前进位置，舰队就能减轻对交通线的依赖程度，从而减轻对交通线的防御负担，而分遣队则可以从防御任务中解脱，再次加入舰队，它可与本土派来的其他增援部队一道，充实舰队的力量，使其能再度承担直接进攻的任务。这个完成转入进攻步骤所依据的原理，与前文已经说明的推进所遵循的原理是相同的。
有关防御的原理，我们应该更详细地探讨。关于防御方面的建议，不像关于进攻方面的那些建议那样令人满意，甚至可能说还有些浅显，因为防御是处在逆境时被迫采取的行动，只能尽力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防御确实有优势，它的优势可以从这个说法得到证实：“防御乃是较之进攻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虽然我对这一说法并不喜欢，但是它已经被誉为战争准则。在我看来，这句话似乎是对防御特性的一种误解。如果能加以适当限制，也可算得上是勉强行得通吧！该说法意味着，在特定战争中，甚至在总体作战计划中，防御一方暂时不向前运动，就可以强化作战准备，思考更为全面，部署更为周密。进攻者则因为在不断地运动着，容易出现失误，而防御者就有可乘之机，进攻者甚至不得不在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应战。简单一句话，就是进攻者进军时，防御者在加强准备。这种准备的极端实例就是建立持久的防御阵地，或者是防御者在仔细选定的有利地形上待机而动，并将军舰严格地按照横队排列，展开舷炮等待敌人，而敌人则一定是以纵队接近的，所以无法施展舷炮火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防御者所采取的方式确实比进攻者当时所采取的方式更有力。
仔细想想便可知道，对马海战中日本舰队处于防御状况，因为它的目的在于阻止、骚扰俄国舰队。实际上，日本人无论采用何种战术，其目的都在于将舷炮在通往海参崴的航道上横向展开等待俄国人。俄国舰队处于进攻状态，虽然我们似乎不太认同这点，俄国人应该正往海参崴冲。他们应该确保正确的航向，冲过日本舰队的拦截。总而言之，俄国人处于进攻状态，他们只能以舰艏朝前的纵队队形战斗。这是一种处于下风的队形，必须在战术上放弃的队形。
美西战争时期，在抵达圣地亚哥港之前，塞韦拉的运动也具有进攻性质，而美国则采取防御姿态。也就是说，塞韦拉正在设法实现其目的，而美国海军却在防止他。当时，西班牙在当地主要拥有三个主要港口，哈瓦那、西恩富戈斯、圣地亚哥。美国海军不能肯定西班牙舰队会奔向哪一个港口，美国人必须将兵力部署于两处港口之前，西班牙舰队企图入港就必须不惜一战。美国舰队拥有足够的力量以完成这样的部署。应该拦截的两个港口则是哈瓦那和西恩富戈斯，为了防御美国北部海岸，可开放西恩富戈斯。如果塞韦拉驶往西恩富戈斯，则他就能先于美国快速舰队到达该港。所以，将快速舰队驻留在汉普顿锚地是可能的，这也说明，海岸防御力量的强弱问题会对国家军事计划产生影响。
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引用一流权威之一克劳塞维茨的格言，并为其加上限制条件，科贝特的论述如下：[9]
我们所说的防御是更强更有力的作战方式，所指的是，如果计划得当，它只需一支很小的兵力。前提是，只是仅就一条一定的作战线而言。如果我对敌人将要展开的大型攻击毫不知情，我就无法将兵力集中在该线上，防御就会变得很脆弱，因为我方的兵力分散了，而分散的兵力被用于在敌人可能选择的任何一条作战线上阻击敌人了。
显然，一支强大到可在数条作战线上阻击敌人的兵力，就应该以其所拥有的优势进攻。美西战争中，面对塞韦拉的逼近，美国的集中方针却不得不被分散取代，分兵于西恩富戈斯和哈瓦那。这样不是在一个位置上发挥决定性优势，而是在两个位置上勉强维持着弱势。如果西班牙舰队的技术和战斗力与美国舰队相等，则胜负难料，唯一的安慰是敌人也会因此遭受损失。正如纳尔逊所说，他们无法在今年继续为害了，而另一支美国舰队便能控制海域。1904年8月10日以后，东乡平八郎就是这样做的。从纯军事角度来看，我很遗憾，西班牙人和俄国人的表现太拙劣了。
防御的不利条件尤其明显。它不仅是弱方无可奈何之下的应对之策，当作战线不止一条时[10]，防御方还会因为难以确定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发起攻击而导致兵力分散。防御的有利条件，我已经在此前介绍过了，主要是可以充分准备，采取多种预防措施。当一方处于防御时，就应该认识到它本身已经没有持续向前推进的可能了，而敌人却能以优势兵力出现在防御方正面，除非防御方能在其行进中途骚扰并造成足够的损失，以缩小兵力悬殊的差距，没有了兵力差距，防御方可立刻进攻。防御方采取防御时，它应该握有一支虽然处于劣势却具有一定规模的战斗舰队，而且还要拥有海上边境，在该边境上占有一定数量的设防的港口，以便武装舰船在这里进行备战并作为基地退入其中进行休整。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防御。
我在这里主要讲述全部或部分为我所控制的海域的防御。除非这块区域仅靠本土，否则我国的利益就不会在这里获得全面的发展和巩固。加勒比海毗邻美国，所以，美国在该处所取得的各个位置，如巴拿马地峡地区、波多黎各、关塔那摩，与其他国家在当地所取得的一切地区相比，它们的价值更加重大。日本在远东抢夺而来的位置，使它在维持和巩固势力以及继续作战方面，比任何一个欧美国家在当地所占据的位置更有利。然而位于两个对手之间的海域便成为必争之地，如同从前处于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日耳曼诸邦和多瑙河流域那样。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海战，西印度群岛和十三个美洲殖民地在内的这一地区，其情况也是如此。群岛和大陆连同其间的海域，是当时海战的主要战场，实际上，它们距交战的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距离相等。在陆上，控制如此遥远的区域须满足两个条件：掌握一些据点作为基地，以及拥有一支机动的野战军。然而，采取进攻态势还是防御态势，却要取决于野战军同敌人相比是强还是弱。海军则是海域中的野战军。
在防御中，强固要地的作用很大。当一支陆军以优势兵力向前推进时，它所控制的强固要地位于其后方，便能成为集结补给、辎重、增援部队的安全据点。如果严加守卫并确保它与野战军之间的交通安全，野战军也就可以自由机动。
查理大公在论述作战基地时曾强调指出：
这些据点必须严加守卫，使其能够独立，而不致担心设在那里的弹药仓库会有丢失之虞，也不致被迫抽调分遣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往往产生削弱野战军的不利影响，这样才能合乎需要。一位总司令首先被迫掩护其弹药仓库并留下部队对其进行警卫，他就绝不会采取迅速而大胆的行动。
查理大公的这段论述也适用于中间据点。
任何海军作战基地如果没有适当的防御，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这些基地对舰队来说相当有用，它们迫切需要设防基地。如果这些基地不设防，那么舰队就有可能暴露，海军的行动也会受阻。
查理大公的论述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或者可以说是他率领的陆军的经验。或许由于奥地利和日耳曼的血统关系，他们作战所及的各个国家均与其有着血族关系，因此没有像当时法国人那样肆无忌惮地压榨当地国家以求生存。奥地利和日耳曼人在作战时需要大量仓库，但并非总能找到设防城镇安置这些仓库。因而，他们要么留下大量军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削弱主力；要么就试图以主力对其进行掩护从而严重损害主力的行动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极力鼓吹将海军用于海岸防御的人，却大肆诋毁设防，这无疑会将海军推入类似的困境中。
请不要偷换概念，说设防最强固的基地不需要守备部队进行警卫。城垒的威力相当于众多的部队，可以用不适于野战的部队对工事进行警卫。对海上的作战基地也可这样处理，如果这些作战基地未充分设防，那么海军就要承担大部分防务；如果设防充分，海军便不用特意派出分遣队进行防御，可以由不适合海上勤务的陆军部队负责防务。这样的基地是进攻方最有力的依托点，在一国统辖内的区域选择这样的基地，应当考虑其固有的适应性和位置，使每一个要地都发挥最大效力，共同构成一个完备的战略配系。它们的数量不宜太少，也不宜太多，因为基地过多，就需要从野战军中抽调一定数量的兵力对其防卫和警卫。所以，当这样的基地数量超出需要时，野战军就被削弱了。若米尼说：“法国的设防要地太多，日耳曼太少且普遍设防脆弱，而位置也不适宜。”在上述条件下，由于各自经验的差异，对于要地的价值，法国军官不以为然，而日耳曼大公则视若珍宝。
设防的支援基地，既是补给站，一旦需要又可充当临时隐蔽所。所以，它对于控制国外的海域具有特殊意义。在此情况下，野战军和海军就更加相似了。陆军部队通常守卫这些基地，也就是采取防御态势，发动进攻则是例外。舰队负责防守这样的基地时，不论基地是位于本土还是海外，它们都会束缚舰队的行动，甚至使舰队处于不利的位置上。目前比较突出的实例，则是英国对德国的忌惮。这似乎因为英国本土的陆军少于德国陆军。英国的守备不足，英国人只能单纯地依靠舰队防御，于是舰队就被束缚在了英国水域。如果英军能在其本土以相同数量和训练水平的兵力对付德军，则英国舰队便能获得自由。它可抽调一支分遣队前往地中海，而在本土只保留一支拥有一定优势的分遣队对付可能的敌人。但是，英国的实际情况是，一切依靠舰队，舰队就必须拥有更为强大的突击力，以保卫国土。这就是说，舰队的行动自由和作战范围大大受限制，因为舰队必须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国土。
一支海军因为要掩护两个或两个以上没有适当设防的据点，就会在作战时陷入不利的防御态势中。例如1799年，25艘法国战列舰突然驶入地中海，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英国有太多的据点需要防卫，因为没有适当的守备部队，防务只能由海军承担[11]。英国舰队司令认为梅诺卡岛是个负担，对于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他感叹道：“情况太严重了，我无法找到这些流浪者[12]，而又被这座毫无防御的海岛捆住手脚。”他的感叹之言值得深思。这位舰队司令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境。如果不是需要对这些据点进行护卫，英国舰队本可以集中起来，自由行动，甚至可以大举进攻法国舰队。但在那时，英国人对敌人的目的一无所知，舰队被分成了两部分，每一部分的兵力都不能与整支法国舰队相抗衡。这两支英国分舰队，一支为主力，用于掩护梅诺卡并且在巴塞罗那、土伦和梅诺卡所形成的三角地带游弋；另一支由纳尔逊统领，以掩护通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航线为任务。正当英国人为防守多个据点而苦恼时，法国舰队早已撤走，一大批西班牙军舰成为它的战利品，被留在了布勒斯特，成为法国同西班牙结盟的见面礼。
只有在防御时，强固要塞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防御者第一个目的是赢得时间。所以，需要在重要防御据点的正面尽可能远的地方阻击敌人，这才对防御者有力。拿破仑在1796年的意大利战役中，以灵活大胆的战略战术，仅仅用了两个月就从萨伏依推进至曼图亚，而曼图亚这个牢固的要塞竟坚守了长达九个月之久。波河流域的伦巴第当时属于奥地利，它是奥地利的一块境外海域。奥地利虽然失去了这个地方，但从未放弃对地中海的企图，于是它寻求在巴尔干开辟出一条通往地中海的通路，而这个曼图亚正是它的一个前进哨所，可阻截敌人的推进，不仅可以防护其所在地区，还能掩护背后的国土。在这里的守备部队正如同海上要塞中的一支舰队，除非法国能彻底击溃这支部队，否则它就会趁法国登上阿尔卑斯山向奥地利推进时威胁法国的交通线。在这九个月时间里，奥地利集结并陆续派出不少于三个军团的兵力与法军队对抗，法国人凭借拿破仑独有的才能和魄力才勉强击退奥军。曼图亚失陷之后的两个月，拿破仑长驱直入，挺进维也纳，迫使奥地利求和。曼图亚的战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它向我们证明了防御应该如何强而有力，也证明了在本国国土前方尽可能远地阻击逼近的敌人的优越性。这个实例可能过于极端，然而从始至终拿破仑的进攻都来源于他固守在维罗纳和阿迪杰河的位置，这里是他的防御基地。他以这些基地为依托，迅速地进攻，使敌人在他不断的进攻中转为防御，最后不得不一直退却。
进攻具有优越性，也有其危险性。主动进攻的价值在于，目的的单一和集中；而防御方则因为不知敌人的目的，被迫地顺应敌人的部署，从而感到危险的位置不止一处。这样，防御的兵力趋于分散，而进攻兵力则趋于集中。
应该注意到，曼图亚这样的要塞对海上远征军不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因为陆军需要交通运输的补给，舰队可以利用运输船。1801年，经哥本哈根战役，丹麦舰队被摧毁之后，纳尔逊曾想立即向波罗的海推进，攻击在塔林驻泊的一支强大的俄国海军分遣队，但其总司令却不想在身后的丹麦尚未彻底屈服的情况下继续向前推进。总司令的顾虑是他对于交通的担忧，这种担忧其实是有些许迂腐，因为英国舰队往返一次并不会耗尽物力，但摧毁俄国海军分遣队却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纳尔逊认为这是冒险，但是为了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他极力主张冒险。最后，他的计划未被采纳，而俄国分遣队则顺利逃脱。纳尔逊所期望的是一次快速突袭，这种突袭的特点就是直接忽略交通。如果不是这样的突袭，而是以长期作战为目的，如封锁，如同当年英国在法国港口进行的封锁一样，那么，运送补给的英国船只就要从丹麦炮台射程范围内通过，所以，英国舰队必须攻克丹麦炮台。假如丹麦舰队还存在，那么英国舰队还必须与之抗衡。
一支野战军如果暂时不敌敌人，就应该后退，尽可能地寸土必争，直到退入前进设防战略据点线为止。通过该线时，野战军必须根据这些据点的需要、现有兵力以及可能得到的增援，强化这些据点。如果这支部队龟缩在一个要塞中，就像麦克之于乌尔姆、麦克马洪之于色当和巴赞之于梅斯，就其态势而言，却是一项绝望的下下之策。总体军事态势可能要求采取这样的步骤，但是对这支野战军而言，这是在自取灭亡。追击的敌人追至设防哨所线时，其所面临的问题是：“拿下这一据点再行前进，还是只留足够的兵力以阻止该地的守备部队袭击我方的交通？”
围攻，要耗费时间；继续前进，追击的军队就会被削弱。如果监视每一处据点，追击的军队就会不断被削弱，虽然它的兵力可能会比对方强。如果一支劣势兵力位于要塞外，如果不围攻要塞，则可适当地牵制一支分布于两个或两个要地以上的优势兵力，劣势一方就可拥有中央位置和内线的有利条件。更何况，追击者是具有巨大优势的，当它经过时，它可威胁或切断该地的交通线，据点的失陷只是时间问题。这些考虑都说明了设防据点的价值和局限性。消极防御力量无论多强大，也不能产生一支训练有素的野战军和其机动性所能取得的效果。
海战不会出现类似的局面：一支劣势陆军面对优势敌人而退却的局面，劣势陆军可不断利用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敌人，阻止其推进，这也是人们相信更强的战争方式就是防御的来源。海战也曾有过类似的案例，我希望你们能从这些案例中得到启发。1799年，纳尔逊在西西里外海以不足12艘的战列舰，期待着以为19艘实际却拥有25艘战舰的法国舰队的到来，他宁愿拼死战斗，也不愿将要地拱手相让。1805年，纳尔逊率领12艘战列舰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欧洲，并期待着同拥有18～20艘战列舰的敌人遭遇。两次战斗，纳尔逊都抱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待到他们将我的分舰队击败之时，他们今年就再也不会制造麻烦了。”他的意思是说，在英国海军的活动中，他的任务是牵制并重创敌人，其余英国海军将承担收拾敌人残余舰队的任务。这与1796年查理大公在南路奥军的活动基本一致，该路奥军的任务是在每个防御据点上展开战斗，以退却牵制住莫罗，而查理大公却亲率北路奥军以压倒的数量优势扑向儒尔当。
毫无疑问，第一个实例中，纳尔逊胸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意图，这个意图在第二个实例中，他曾详细地指出来：“不到最后关头，我绝不作战，除非他们给我的时机非常有利，使我不能不动手。”他所指的就是瞬息的有利条件，不论是自己创造的，还是敌人提供的，或者是地形有利，不论哪一种情况，聪明的防御者总是谨慎地抓住敌人的错误，依靠其他有利条件，为自己创造战机。据称，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曾经说过：“先生们，当敌人犯错误之时，我们切勿过早阻拦他。”纳尔逊时代，英国海军的总体任务是防御，而在漫长战线上却效仿拿破仑的习惯做法，就是一旦机会来临便立即进攻，而当时机成熟之时，便以有利条件展开决战。1805年，纳尔逊离开地中海前往西印度群岛追击法国舰队，就是采用这样的做法。他曾经与一支增援马耳他的护航运输队相会合，这是一项防御措施。尽管时间紧迫，但他却一直等候到这支护航运输队安全抵达的所有安排都已就绪。当他身负进攻任务之时，他仍然不忘照顾他所防御的基地。
与在陆上一样，海上也要有设防哨所。海上设防哨所可能比陆上更重要，因为由于海洋的地表外形，在双方舰队活动的战场上很少能提供一些位置，便于劣势舰队依托它通过战术部署缩小与优势舰队的差距，而海上隐蔽所的需要和资源安全的需要，其程度比陆上更大。风力曾是有利条件，它可使舰船速度更快。舰只数量少的舰队速度可能比舰只数量多的舰队快。一支舰队的舰数越多，就越能发现在它们之中既有最快的军舰也有最慢的军舰这样两种兵力。一支舰队舰只越多，其单只军舰的速度就会有差距，而舰队速度并非平均速度，而是最慢的军舰的速度。所以，舰数越多的舰队，其舰队速度反而很有可能较低。这个情况要求一支退却的舰队可能无法快速驶抵它支援的港口，尤其是在它的追击者是一支护送着装有陆军部队的舰队时。
一直退却的舰队如果处于劣势，就不应该与进攻者保持距离。它应该后退，并且根据追击者的速度做出相应调整，用快速巡洋舰殿后并监视敌人。虽然敌人可能排除轻型舰驱逐它们，但轻型舰不能突入快速巡洋舰中，也不能阻断它们与主力之间的联系。如果双方速度相同，追击的巡洋舰就无法赶上退却的舰队，它们只能与敌人的快速巡洋舰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此它们也就暴露了其主力舰队的位置。退却的舰队一般不交战，除非条件极为有利，因为一旦丧失战斗力，它就会直接被逼近的敌人摧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采取防御的舰队来说，它应该与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伺机抓住任何有利条件。如果抓住有利条件就属于战术范畴，实际上，退却行动属于战术范畴。如果双方速度和技能相等，舰数较少的舰队机动速度更快，指挥更容易。舰数较多者应该如何机动，变成什么队形，运输舰队如何护卫；舰数较少者如何退却，如何创造机会进行骚扰，如何发动骚扰，这些问题属于大战术范畴。
退却的舰队到达设防港口外围的第一条防御线时，防御者的两股力量——港口和舰队，就结合在一起。这时候，问题是如何使用舰队。设想，如果逼近的敌人在海上居于优势地位，其在陆地也会居于优势，对于这一特定目标，他至少必须予以首先考虑。如果防御者只有一个港口，则其所面对的局势更为不利，因为单是煤炭补给就靠不住。如果这个港口防御很弱，难以坚守到防守者所希望的时间的到来，这一区域的防御者就会陷入绝境。
我的目的不是讨论限于绝境的情况，而在于讨论那些劣势不大、其技能和能动性可以弥补部分差距的情况。设想，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在位置上可以互相支援，但根据其距离敌人必须分散舰队方可同时监视的港口，这时，处于弱势的防御舰队目的为集结战列舰；冲破封锁，任何一个港口都不能被封锁；战斗舰队尽量避战，除非条件非常有利。如果敌人第一个目标点尚不明确，防御舰队应该占据最有利的位置，以便能抵达任何一个港口并随机应变。例如，当纳尔逊无法肯定法国土伦舰队消失后的具体航向时，他写道：“在我尚未获悉某些真实情况之前，我既不驶往西西里以东，也不驶往撒丁以西。”东乡平八郎也曾在马山浦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世人对其存疑。
一支防御舰队在选择为总体防御所需的集中据点时[13]，防御舰队就是总体防御的主要支柱，所以，除了要考虑其他方面，更需要考虑哪一个港口可能成为敌人的岸上作战目标。确定了这一点，则其附近的某一个据点就是防御舰队合适的位置。例如，俄国人有种种理由可以推断出日本人将在旅顺口登陆，并对该港进行攻击。因此，如果俄国舰队意在避战或推迟交战，则海参崴是其驻泊的上上之选。因为旅顺口可诱使敌人将其舰队和陆军都集中于一点，这一点就成了中央位置，在这个点上日本人无法分散。俄国战斗舰队驻泊的海参崴便不可避免地会将日本的主力舰队吸引过来，这就为俄国巡洋舰分队制造了袭击日本陆军交通线的机会。另外，海参崴有两个出口，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如果敌人的第一目标十分强固，则它必须延长作战时间，集中兵力方可将其攻克，这就牵制了它的兵力。即使是舰队不直接参与攻击，它也要担负掩护陆军到该处的交通，这是陆军与本土联系的最紧要环节。另外，舰队还必须对防御方的交通进行封锁，切断它与加煤或补给港口的联系。只有彻底攻下该地，攻击方的舰队才能彻底解脱出来。它在攻击中的任务有两个：支援陆上攻击；监视防御方海军，预防其可能造成的任何危害。如果防御方既机智又主动，那么攻击方的舰队必须分散才能同时完成以上任务。在这时，防御方的舰队司令享有主动权，尽管其国家处于守势，舰队处于守势，但在其总体防御计划中，舰队的职责就是攻击敌人的交通，牵制、迷惑敌人。为了应付防御方的牵制和骚扰，攻击方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因此，进攻方必须对付两个必要的目标：防御方的舰队和港口。除非防御方自投罗网，使舰队在被包围的港口内被摧毁，如同旅顺口的俄国舰队一样。
如果一支美国舰队以大西洋海岸为其防御线，这支美国舰队拥有诺福克和纽约这两个防御强固的港口，那么美国海军虽居劣势，却依然强大。如果敌人攻击纽约港，则位于诺福克的美国舰队就成了敌人的两个目标，它必须分兵。因为美国海军可以自由活动，它可直接对敌人的贸易、交通、殖民地等进行攻击。如果纽约成为敌人目标，我认为舰队驻泊在纽约就是一个错误，除非纽约拥有两个出口，可以迫使敌人分兵。
我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国家的海岸线处于守势时，舰队必须采取进攻才能发挥效用。因而，我一再强调，海岸要塞的性质也是居于攻势的，因为它庇护着采取攻势的海军。1812年，罗杰斯分舰队的行动就是一个明证。当时美国的海军和陆军的质量极差，所以被迫处于劣势，罗杰斯分舰队的巡弋成了攻击英国贸易和海军分遣队总体攻势的一环。结果，英国各分遣队不得不集中，因为它们每一支都弱于罗杰斯分舰队，从而有效地保护美国各港往返的商船。俄国人错误的部署，就是忽视了这个要素。一个国家无论因为何种原因采取守势，这都不重要。一旦退却完成，骚扰前进敌人的任务也就无须再进行了，防御方舰队只要装满煤舱就行了[14]。
如果海岸线上每个港口都已经适当设防且它们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自保，那么防御方舰队司令的主要任务就是攻击敌人的交通，在任何一个可能的方向上骚扰、牵制敌人，利用进攻来支援总体防御计划。舰队司令的指挥水平，集中表现在对攻击目标的选择上，他所发动的攻击必须最大可能地调动敌人。正确的军事原理往往因为政治考虑和感情用事而遭到践踏，这大多是因指挥官的无能和缺乏勇气所致，这样的实例在历史上举不胜举。防御的目的在于利用人类本能的弱点，攻击一点，使其分散兵力，就像力图保卫每一个设防据点的冲动。这样的冲动如同其他天生的弱点一样，只有掌握正确的原理方可克服。在与西班牙对抗期间，美国海军部就曾为了众多据点需要保护而犹豫不定。把机动分舰队部署在汉普顿锚地，以及把一支可承担封锁和其他任务的巡逻兵力禁锢在大西洋西岸，都可以看成是对惊恐的妥协。这些部署本身就与正确的军事原理相悖。
防御方海军这种牵制敌人兵力的作战所追求的结果，被达夫吕伊贴切地概括成“兵力转移”。在我看来，这个描述是很有启发性的。达夫吕伊的意思是说，如果敌人遵循正确的军事原理部署兵力，防御方就应该刺激、威胁、诱使敌人改变部署，转移其兵力。在诱敌转移中，盲目的自信和谨慎都似乎是有害的。如果敌人军舰适当集中，就可以诱使敌人分散；如果敌人舰队位置部署正确，就可以迫使其转移到较差的位置。英国“军人”号之所以被美国“宪法”号捕获，就是由英国兵力转移造成的。罗杰斯分舰队的巡弋，迫使英国海军集中兵力，罗杰斯的行动还迫使英国海军护送一支重要的西印度群岛舰队向东航行数百海里。待英国人觉得足够安全后，“军人”号驶向哈利法克斯，途中同“宪法”号相遇，因而被俘。
现引用达夫吕伊的著作片段：
无论从何种观点来看，在海上采取守势只会陷于不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绝不应自愿采用。不论是居于这一方还是居于另一方，我们都要选取攻势，也就是说要主动寻敌求战。但双方进行的方法却不会相同。
较强者急于和敌人的不同分舰队会战，以便在它们还没有时间为害之前将其摧毁。较弱者[15]首先要设法同敌人脱离接触，使敌人无法肯定受其威胁的据点，从而诱使敌人转移兵力，并造成出敌意外的情况发生，之后尽力将敌人引至一处能使自己的较弱兵力得以有力地发挥作用的战场。只要这一阶段持续下去，而且直到决定性战斗使天平发生明确倾斜为止，战争直接目的的达成就要拖延到必须在有利条件下同敌人进行首次交战之时。在这一角逐中，更为主动、更为机智、更为坚毅和装备更为精良的一方将赢得胜利。
特别是在战争开始之初，攻击一方会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如果通过猛烈攻击得以成功地预先查明敌人的方案，则总体作战便取得预先定下的方向，这就会形成一种态势，它能使敌人所有期待的事物都遭到破坏并使其瘫痪，除非敌人能赢得一次胜利得以扭转其处境。迫使敌人处于意料之外的态势，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敌人居于劣势地位并阻止其不得恢复，与此同时，你自身的兵力便能得到更好的运用。
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首次袭击俄国海军取得了成功，获得了惊人的战果。
达夫吕伊还说过：
攻势的特点乃是实施攻击而不接受攻击。历史证明，几乎所有的海军胜利都是在敌方海岸取得的。
如果战斗中，双方任何方面的力量都毫无差别，那也就没有什么结果可言了。如果存在差距，则弱者就只要屈服于强者。战争的艺术的使命就在于：在既定的点上缩短差距，或变劣势为优势。战争艺术多遵循的、我们所确信的出自权威之手的原理，其实不多，而且它们大多很简练，这些原理又被归纳总结成一条重大原理，即不管双方的整体力量对比如何，都必须在决定性的点上造成对敌的优势。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日俄战争中俄国海军在总体上比日本海军更具优势，但是它兵力分散，所以在直接战场上与日本海军相比，它处于劣势，而且决定性之点旅顺口，日本海军开展之前的突袭扩大了两军之间的差距。
当在实战中运用正确的原理时，往往会遇到困难，原理屈指可数，实际情况确实数不胜数，尤其是那些小细节更是如此。这里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经验。我称经验为实验，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在和平时期，身为军事专业人士如何取得经验呢？即使经常作战的人，如一名陆军中尉或一名海军舰长如何亲自体验那些数不胜数的可能发生的情况呢？有人敢说自己能吗？没有。如果有人敢断言说他能，那我就引用查理大公的名言来回答他。
查理大公写道：
只有拥有了研究的热情和长期累积的经验，一个人才有可能成为一员名将。仅仅是一个人的见解是完全不够的，因为一个人在一生所经历的事件无论多富有成果，都不足以提供包罗万象的经验。谁又能在出任要职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担任名将所难以掌握的艺术呢？因此，他需要利用他人的知识和经验来扩充自己的经验，对前人所得出的结论进行衡量，将历史为我们提供的那些辉煌的军事成就和巨大的军事事件作为对比的依据，这样才能驾轻就熟。
我们所熟知的军事天才拿破仑也说过类似的话：
要向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纳、尤金亲王、腓特烈大帝那样进行攻势战争，熟读他们的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并以他们为榜样。这是成为名将和掌握战争艺术奥妙的唯一方法。只有这样，你才会受到启发，从而抛弃那些与这些伟大人物的准则相对立的想法……将这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详细阐述，就是一部完整的关于战争艺术的教材，进攻和防御所必须遵循的任何原理都将从其中显现，这部教材如同一处源源不断的源泉一样。
拿破仑还说过：
战术、机动、工兵和炮兵学科都可在教材中学到，就像学习几何学一样，但大规模作战的学问，却需从经验中，从研究战史和名将的作战中才能获得。
我如此建议大家研究名将们的战役，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考虑。这不仅是将他们所经历过的战争编成一个简单的表格，遇到特定情况时，从中查阅那些储存了前人经验的资料，以此做出决定。机械式的运用并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优点的，例如撰写论文，向别无他法学习的人传授。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军官们经过拿破仑所告诫的勤奋学习便能同这些历史上的名将息息相通，不只是汲取他们的实战经验，还要汲取他们身上所充满的那种对他们具有引导作用的精神气魄和理解能力。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具有伟大名将的精神，又要熟悉他们的准则。身为学生，应该具备与老师气质相同的某种特质，才能激发灵感，即悟性，除了独创性的天才之外，这种悟性必须与现实相碰触，才能激起火花。
毫无疑问，拿破仑所指的那些战争艺术的初级部分，如战术、机动、位置变换等问题，不同于大规模作战的指导。他认为，对大规模作战的指导，只能从经验和历史中才能学会。拿破仑在另一场合曾严厉告诫，反对教条式地对待这类问题：
这类问题，即使请教蒂雷纳、维拉尔或请教尤金亲王、亚历山大、汉尼拔或恺撒，也会使他们难以对答。将你尚未实践过的东西作为教条来推崇，这就是无知，就好像你自以为能用二次方程式来解算超级几何学问题一样，殊不知就连拉格兰奇和拉普拉斯这样的大师也会被其难倒。
若米尼对拿破仑和查理大公关于研究历史的意见完全赞同。他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成功地指挥战争不是科学，而是一门艺术。科学在未经证实之前虽然是不确信的，但是科学的目的就在于确定绝对的确信，即科学是通过无数的实验，朝着确定学说这个目的迈进的。科学真理一经确定，就是固定不变的、严密精确的、不容歪曲的。科学的因果关系是定律而不是原理，是不可变更的硬性方针。科学是发现真理，而非传播真理，更无法改变真理。意识则是从其所探索的素材中破茧而出，以永无止境的变化创造新形态。艺术并不像无生命的自然物，只要机械式地复制便能得到类似的效果，它是渗入自由的人类思想并扎根于此。艺术承认原理，但这些原理却不能成为强迫艺术正确行动的镣铐，它们只是当它行动有误时给予向导和告诫。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指导战争就是一门艺术，人的思想是它的源泉，它依此处理各种情况，承认一定的原理，但是除此之外，随着艺术家的天赋以及他所面对的素材的不同，艺术就具备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对于这种尝试，教条地生搬硬套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最好的原理，其运用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自由发挥，这就是原理与纯粹规则的区别。
因此，战争准则并不是纯粹的明确的规则，而是寥寥无几的一半原理的发挥和运用。这些战争准则与其说是迫使幼苗无法自由成长的框架，不如说好像是有种子所发出的、形态总在不断变化而本质依然如故的幼芽。我这样说，并不是就承认，这种准则并不存在，或者说它没有多少用处，也没有什么价值。对此，若米尼曾说：
当名将们运用一条准则，按此准则进行机动并取得上百次胜利，是否因为其偶然的失利，便有充分理由全盘否定其价值并怀疑研究战争艺术所获得的效果呢？假如一项理论由于只有总数四分之三的成功率，是否就可宣称它是荒谬的呢？
当然不能，准则本身源于原理，在一定条件下通常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承认每一种情况都有其特点，这就跟一千个人有一千张面孔一样，这个特点对准则的运用会产生影响，甚至使其完全不适用。战争艺术家的技艺在于根据每种特殊情况而正确地运用原理和准则。
我们只能这样，正视我们所提倡的所有战争原理。如果老师没有经过大量实践活动，就将其作为教条，他的作为就成了被拿破仑谴责的那样。从另一角度，那些故意拖延时间直到战斗打响之时才提出见解的人，那些期望着以瞬息的灵感就能取得只有经过研究和思考才能获得成果的人，那些对于制胜原理毫无所知却想赢得战争的人，他们更加愚蠢，因为他们完全无视人类过去所有的一切经验。
请让我引用查理大公一段贴切的话语作为本章的结束：
一位将领往往直到必须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之时，才得以熟悉其据以做出决定的情况。继而，他被迫迅速进行判断，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其速度之快要求具有一目了然地便能抓住三者的习惯，要求他能够洞察不同作战方式所能提供的结果，并要求他能同时选出最佳实施方案。然而，这种一目了然、便能洞悉一切的洞察力，只有通过深刻研究已经摸清战争本质的人，只有对规则已经精通的人，即只有已将自己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人，方能具备。当机立断和确信无疑的才能，只有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已知准则的真实性做过验证并已掌握其应用方式的人，才能具有。一句话，只有在自己的积极学习中预先确信自己判断的正确性的人，才能具有。巨大的成果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获得。
伟大的拿破仑说：“在战场上，最为巧妙的灵感往往不过只是回忆而已。”
[1] 路易-加布里埃尔·絮歇（1770—1826），法国元帅，是拿破仑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是唯一一个面对西班牙游击队能做到常胜不败的元帅。拿破仑曾称他是最具才干的法国将军。
[2] 即在两日之内集中。
[3] 大家所熟悉的说法就是态势要地。
[4] 除了突然袭击。
[5] 原文为La Mer ne comporte qu'une seule maitresse。
[6] 法国海军军官。
[7] 如古巴同马提尼克之间，假如萨马纳湾不能利用时。
[8] 马达加斯加岛北部。
[9] 该书第1卷第29页。
[10] 这是常有之事。
[11] 这跟现在英国本土所遭遇的困境何其相似。
[12] 即法国舰队。
[13] 可以看作是战斗基地。
[14] 应当承认，这是蒸汽机的一个额外负担。
[15] 我称其为防御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