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指挥分舰队赶赴最后的战场时，对于他的指挥和活动，同样应当依据曾对旅顺口舰队行动所用的目的专一性来对待。这就要求观念和目的的专一，它是衡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这次战役最后阶段的部署的标准。在自嵊泗列岛至海参崴这段航程，他随时可能遭遇日军。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各舰锚泊于嵊泗列岛之时，该舰队便已进入交战的战略区域之内。其实，在此之前，日军本可能有所行动，他们也确实采取过一些措施，如派出观察中队甚至远达新加坡，并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周围布设水雷。然而，东乡平八郎却将其装甲舰集中到朝鲜海峡，并不去骚扰行进中的俄国舰队，而是将眼光放在了其在嵊泗列岛的航程之内，嵊泗列岛恰好在海参崴蒸汽舰船航行易达范围之内。可以说，嵊泗列岛和海参崴正好分列于战场的两侧。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会更为宽容地看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表现，既不否认他在最后四天的指挥失误，又肯定他在此之前尽力完成的艰巨任务，更要大胆地执行俄国思想使他形成的偏见，随着长途奔袭的紧张，这种偏见愈发严重。我们还要承认，他所面对的国际形势，他没有任何国家的超出国际义务的支援，除了海参崴的两艘残存装甲巡洋舰之外，他别无增援，而他所率舰队的实力并不强。
这些是公正评价他所要求的。如果我们对他指挥的评价是正确的，那么他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衡量这些错误时，也要公正地指出当时这支舰队所面对的困境和俄国海军的传统。
此外，我还要引用俄国海军上校在其所著的《惩罚》[1]一书中的陈述。
首先，运输舰船伴随舰队同行，于是也同敌人遭遇了，这种情况必然在战术上造成困难，西蒙诺夫写道：
因为接到了（在驶离越南金兰湾之前）海军总司令部发来的警告，导致了一些值得考虑的困难，我们不能做海参崴港的负担，更不能奢求从西伯利亚铁路运来的补给。我们一方面要重视战术准则，尽可能减少拖累，不让妨碍我们自由活动的补给舰队随行，一方面，我们又要考虑这些电文。
不得已，司令官命令，战舰尽可能地装载各种必需品。三艘最大、性能最佳辅助轮船应最大可能地装载最需要的物品。这三艘轮船和“堪察加”号随行并在前往海参崴这一航程中同舰队共命运。
关于战舰装载煤炭的数量，西蒙诺夫说：
1905年5月23日上午5时30分，停机开始装煤。各舰接到通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装煤。为此我们必须尽力使煤舱直到5月26日上午仍能保有正常储量。[2]
上述陈述，无非是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携载最大可能数量的必需品驶往海参崴开脱。其实，圣彼得堡并未强令他携带运输舰船。政府的要求，由司令官制订方法来达成。事实上，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动用的运输舰船数量以及在驶往海参崴途中与敌人遭遇时这些运输舰船的位置，都是由他确定的。
按西蒙诺夫的陈述，虽然战舰装载煤炭但并未超载，这同其他记述恰好相反，因此我曾询问海军情报部。该部的回复中引用了涅博加托夫司令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的辩护词中的两段话，其中一句为：“按我们的估计，在战斗开始之时，我们所拥有的煤量足供3000海里航程之需，而经对马海峡至海参崴的距离尚不足900海里。”可见，西蒙诺夫的陈述确实有问题，他已经去世，我们所在意的是他的见证是否可信，而非他本人是否诚实。
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指责，无疑同他所担负的职责相称，而且也对他的人品有一定的损伤。而且针对这次作战的某些指责，与其说是针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更不如说是在针对俄国。我们必须尤其注意任何国防规划（或计划）中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率领舰队、运输舰船千辛万苦地绕航好望角之时[3]，西伯利亚铁路的发展却并不能与之相当，为旅顺口分舰队的错误部署又使他在嵊泗列岛所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指挥官，在任何地点，哪怕是只指挥着一支极小的水兵分遣队，都要记住，对总体态势的忽视以及行动不力都将造成致命的危害。
美西战争期间，就有一次美国海军军部因为无法确定一艘迫切需要的巡洋舰的位置而烦恼不已，而其舰长却沉迷于单舰活动，置总体作战行动所要求的预防措施于不顾。
对于投降，我们也应该同样考虑，除了绝对的无法抵抗外，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投降的理由，除非其他权益遭到毁灭性损害，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8月10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旅顺口港外因旅顺口分舰队作战不力被击败，但是真正的失败是在对马海峡。
我们继续点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一系列行动，从战争伊始到抵达嵊泗列岛，决定战争的因素并未改变，虽然运用这些因素上曾有一些小变动。胜利仍取决于制海权，制海权必须靠毁灭敌方舰队取得，而摧毁必须经过战争，即在求战一方的舰队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发起战斗。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他所指挥的俄国舰队来说，这种有利情况意味着拥有一个海军船坞，便于每艘军舰的性能、速度、机动能力，以及决定这些性能的硬件设施能尽可能地恢复。可惜的是，日本人拥有时间，得以迅速恢复，因为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失误未能重创日本人，也未使其丧失战斗力。毫无疑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首要目标是安全驶抵海参崴，以便准备之后的战斗。而且，他还可在这里与幸存的两艘装甲巡洋舰会合，对于他那些仓促集合而成的军舰来说，这是一支不同忽视的增援力量。
所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面对的情况，与8月10日旅顺口海军分舰队所面临的一样。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教训，又可为他提供一个借鉴的案例。要么趁机逃脱，要么积极应战，绝对不可在二者中间摇摆不定——这正是犹豫不决的旅顺口分舰队的失误之处。旅顺口分舰队应做好准备：战或逃。如果战斗，就要重创敌舰队，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领后援舰队扫清战场。同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也应如此。如果不得不战斗，就必须在抵达海参崴之前战斗，因为这时他的军舰在战术上处于最佳条件。他必须做到，而且应该严格保密。然后，他没有了后援，俄国的命运掌握在了他的手中。
当不得不战斗时，他选定在战术上对己方最有利的时间和条件下与之战斗，并以此作为战略目的。身为司令官，置这样的真理于不顾，而是拼命装煤，这样无异于自掘坟墓，因为舰队的速度和机动都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影响了舰队的战斗力，甚至会增加舰船所面临的风险。因为这会使装甲带深入水中，而甲板上易燃物品加大了发生火灾的危险。一位法国著作家就断言，这次失败原因就在于日军中等口径火炮击中煤炭而引发了火灾。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这种叙述也并非没有道理。
身为司令官，应该以最小的损失获取战果，不能左右摇摆，妄想战果和损失都令人满意。如果消耗不值得，便不能去消耗；如果消耗是值得的，而且能以较小的消耗取得战果，就可设法节省；如果无法达到战果，否则就将致使失败，或者是为了取得战果，就要不惜任何代价。在我看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制订的对敌准备都是极其错误的。我认为他从未对战略问题进行过思考，就想当然地做出决定。前文储煤的问题足以证明他在作战中主次不分，为了节省资源而错失战机，而忽略了他的首要目的是获取胜利。补给和驶抵海参崴让他迷失了心智，他根本没有思考过到底是逃脱还是战斗。确切地说，在这二者中间的摇摆，让他心事重重，直到最后逃脱已经成为泡影的那一刻仍是如此。
我认为，这种分歧出自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受到“要塞舰队”论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受“存在舰队”论的影响。假如舰队的一部分能逃抵海参威，便会大有所获，因为这样就在这里拥有了一支舰队。这样就与拼死一战以求胜利的思想相抵触。这就又是受节约思想的影响，保存数艘舰艇本该是受到称赞的，但这与承担重大任务和获得巨大胜利所需要的专一性相违背，其结果就变成了舍本求末的折中。在战斗前数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他提到，只要自己的一部分舰艇到达海参崴，便可扼住日本的交通线，进而影响战局。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支舰队完全无法扭转战局，最多促使敌人加强戒备。除非整支舰队都逃至海参崴，并在日后选择有利的时机战斗，否则想要扭转战局只能是空谈。如果俄国人意识到必须一战，就不会舍本逐末地追求储备物资和逃跑，从而错失了战机。虽然当时获胜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但是如果不决一死战，专注于摧毁敌军，那么又谈何获胜呢？
这些评论是从其行动推断出意图的例证，结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指挥表现，毫无疑问，他的想象力完全被夸大的“存在舰队”的作用左右了。除了过度装煤外，他还携带了一批运输船只，这些船只在战斗中只会制造战术困难。当然，如果这些船只能到达海参崴，它们就会成为舰队休整的资源。
目前还没有任何记录和资料表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派出过人员和船只侦察敌情，而这时日本侦察舰已经在他周围出现，所以，日军几乎掌握了他的全部部署。直到遭遇日军主力时，他都还对日军的部署一无所知。
可以说，这些失误来自于低劣的战术，而低劣的战术来自战略的错误，而战略的错误来自于缺乏目的的专一性，而这才是战略的精髓。其他一切因素和考量必须服从于它，并且为之协调成一个专一的目的。在我写到这些内容时，偶然读到了伟大的《十七世纪的英国》[4]，其中的几句话，说的是政略，其实也能联想到它的孪生兄弟战略：
为何威廉三世在爱尔兰的成就大于詹姆斯二世？因为他能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抓住一个远大的目标。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他的决策都基于这个唯一的目标。这个目标则是根据事物的规律所制订的。
我们用这个观点来分析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按理他应该摧毁日本舰队，日本人为了此役尽其所能地搜集装甲舰组成了一支舰队。东乡平八郎在战斗之前发出的信号体现了他的目的，然而他的对手却并未明确自己的目的。抵达海参崴，只能看作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如果能抵达该地，俄国人就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作战。但摧毁日本舰队才是最终的目的。如何作战则是必须考虑和准备的事情。即使逃脱日军的围堵抵达海参崴，但并无十分把握获胜。所以，在面对所有条件下，如果只能采取脱逃之计，就应该果断地决定，因为一旦被迫迎战，俄国人就必须重创日军舰队。而这时，俄国舰队应该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除掉一切妨碍设施，轻装迎战。一边关心其他事务，一边战斗，这样的舰队已经无法取胜了。
如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对这些事实有一定认识，明确战斗乃是他的一个目的，那么他就能确信不能将战斗推延至抵达海参崴以后。我猜他会根据已知的航行距离和舰艇消耗推断出，舰队必须装载的足够抵达海参崴所需的煤量，以及适当的安全限度[5]。为了可能的逃脱机会，他的舰队必须依照这个总量装载。另外，他还要参考根据每艘舰艇活动的最佳吃水。因为日军有可能在狭窄的海域或者海军船厂处伺机而动，朝鲜海峡的一处港口又符合这两个需求，那么自己就极有可能会在此战斗。因而舰队装载的煤量更需要准确，到达该处时能消耗至舰艇最佳战术吃水。至此，他的计算终于臻于完美符合战斗的要求了。
还有运输舰。在决定命运的最后一段航程，运输舰无关紧要。俄国人应该调整这些运输舰，使其远离战场。如果战败，这些运输舰对俄国来说微不足道；如果胜利了，则可将它们召回再将其护送至目的地。一位奥地利军官曾主张，俄国舰队可在夜间分散，补给舰取道日本以东，便可能逃脱。哪怕是被东乡平八郎发现，也会迷惑他。对该评论，我不发表评价，也不失为一种处理补给舰的方法。
当时，俄国人已经将日本的全部兵力集中到朝鲜海峡，这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西蒙诺夫称，补给轮船“捷列克”号和“库班”号被特意派往日本东海岸，以吸引对方的注意，但一无所获，日本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行迹。
不可否认，如果俄国分舰队避开东乡平八郎，分开行驶的补给舰遭到截击，这就会对俄国分舰队在海参崴的整修造成困难。我也不会怀疑，如果逃脱了，俄国舰队甲板上的煤会对他们未来作战产生很大的价值。这些令人分心的考虑，正如威廉三世在爱尔兰所遇到的情况一样，越真实，越重要，就越应该摆脱它。因为这些考虑必须服从那个专一的目标，即尽力做好战斗准备。这说明，军事部署没有折中一说，处处让步，就会误入歧途，既要逃又要战。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方针就是折中，既想战又想逃。他一开始就在战略上犯了个大错，不将注意力集中在专一目标上，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系列大错误，这些错误可以综合成战术上的巨大失误。超载装煤，增大火灾隐患，造成装甲带下沉，致使速度和作战性能下降；忽略侦察；携带运输舰。每一项错误都没有遵守原理，即在战争中，战略上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利用最有利的条件进行战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错误，其实是旅顺口分舰队悲剧的重演。条件虽然发生变化，但是原理的运用却并未改变。抵达海参崴之后，依照原理，俄国人要求船厂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使舰艇处于最佳作战状态。在嵊泗列岛，俄国政府却要求俄国人忘掉海参崴以及在那里进行补给，因为这些想法可能影响到为可能发生的战斗所进行的备战活动。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行动中可以推断出，他的想法欠妥，因为他全身心地关注着补给问题，其精神和信念也已经偏移，并且无法扭转。
让我们以评论家朗弗雷对拿破仑在埃斯灵惨败和瓦格拉姆大捷期间的指挥所做的赞语作为结束语：“在拿破仑的众多军事案例中，舍末求本这一准则多次出现，而拿破仑对其运用则是出神入化，他较为担心的是一些复杂情况[6]，于他而言，并非出现过，任何旁枝末节休想将他从既定任务调离。”
简单地说，就是指挥上目的必须集中，行动上数量必须集中。
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的战略特点是，判断准确，目的集中，指挥坚定，而俄国人正好缺乏这些特征。我想评价这些较为显著的特征，着重指出日本海军所处的复杂环境，而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中，日本海军能准确地行动，毫不动摇。必须说明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人们往往将其成功归结于日本人具备了超人般的意志，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原理。近五年来的众多评论中，将日本人的成功归功于日本军人的基础素质，而抹杀了其将领的功绩。在近几次讲座中，我曾玩笑地提起《圣经》中的一些话：“如今埃及人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马也是动物，而不是精灵。”
一位战争开始便在现场的观察者的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日本人对其战列舰的安全关心到了极点。”在这句话刊登的两个月前，“初濑”号和“八岛”号触雷沉没。连失两艘军舰，又没有同类型的军舰补充，两艘从意大利买来的装甲巡洋舰的作用不大，日本人的忧虑我们可想而知。幸亏日本已经与英国结盟，使得日本可以专心对付俄国，不用担心欧洲国家的威胁。在美西战争中，一些事件则可能引发意外事件。
开战之初，日本就意识到自己的物质实力远不如俄国。为了实现作战目的，日本人必须渡海进攻，为了夺取胜利，他们必须自始至终地控制海洋。日本人始终未受“要塞舰队”论的影响，而且从未受到任何偏见的阻挠，这点与俄国人完全不同。相反，他们充分掌握了海军必须控制海洋这一原理，根据此原理，日本海军锁定了俄国海军为其主要目标。日本人对该原理的运用，可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任由俄国人在远东集结舰队，直到其一分为二；猛攻暴露于眼前的一半舰队。日本人对俄国舰艇实施鱼雷攻击以挑起战端，用炮击、布雷、以沉船封闭水道等手段连续两个月不断地打击港内和港外的残存俄舰。这些努力所遵循的原理都一样：摧毁或压制敌方舰队。
俄国要塞改进重炮时，日本人就该更加爱护自己的装甲舰。他们逐渐增加炮弹射程，也更加注意选择死角。日本人对安全的重视超过了摧毁敌舰，因为还要靠这些装甲舰控制海洋，而且他们的海军兵力处于劣势，在这个时候炮击港口很有可能得不偿失。保护军舰和摧毁敌舰都是出自一个原理，就是控制海洋。最后，炮击迫使俄国人将船厂的机器设备撤走。
当日本人的手段并未起到其所期待的作用时，他们将主力舰队撤至鱼雷攻击范围以外的位置——距离旅顺口60海里的长山列岛。在这里，日本海军设置了防护水栅，以掩护通往该岛的通道，保证安全。日本海军的做法，既可以防护运输舰船的锚地，又能掩护担负攻击要塞的陆军部队在半岛上的登陆地点。该方法堪称旅顺口的日本海军作战的防御基础，其目的是强化对海洋的控制，保护己方舰船和补给不受损害。长山列岛附近的人工防护水域已成为日军作战的前进基地。在此情况之下，陆、海军便可集中于一点作战。它堪称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期间威灵顿的陆、海军的军事基地里斯本。
日本人的围攻发生作用，旅顺口内的俄国舰队不得不出海作战，而日本海军在长山列岛的精心部署也钳制了俄国舰队的行动，俄国舰队不可能轻易地逃脱。这些部署更倾向于战术范畴，我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建立一个次要基地并依此作战，在原理上属于战略范畴，而究其细节则是战术的问题。另一方面，日本人的行动表明，俄国人毫无统一的战略观念：摧毁敌方舰队或者使其无法运动。
东乡平八郎的一个幕僚称日本人的部署为“栅栏”部署。围绕旅顺口入港处按同心圆布设的数列水雷，以及在辽东半岛高地上的瞭望塔为第一道栅栏；由紧靠这些水雷外层的鱼雷艇和驱逐舰组成第二道栅栏；由二、三级巡洋舰组成第三道栅栏，并支援第二道栅栏；长山列岛的主力舰队组成第四道栅栏。这些接近中心的栅栏线相当于陆军的前哨、前卫、中卫，其共同任务就是防止敌人突袭，而布置的水雷可以让敌舰沉没，其主要的战术价值在于延缓敌人速度。当敌人扫雷时，接到警报的日本舰队便可从容赶到，如1904年6月23日和8月10日两次紧急时刻。建议你们对照1800—1801年英国封锁布勒斯特的部署，对照战术，定会加倍受益。两者时间相距甚远，而且物质条件迥异，帆船同蒸汽舰和鱼雷迥然不同。我在《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一书中已经介绍了英国封锁布勒斯特的部署。
东乡平八郎可能预料到俄国旅顺口分舰队的运动目的在于抵达海参崴，所以采取这些部署以应对。已过冬季，冰冻已不复存在，一旦俄国旅顺口分舰队抵达该港，必将成为日本海军的大患。出于战略考虑，日本必须阻止俄国舰队取得有利位置。8月10日俄国舰队退回旅顺口，当然成了日本战略上的成就。一位日本军官向报界撰稿写道：
8月10日，如果俄国人突围成功，其数艘战列舰和巡洋舰得以抵达海参崴，日本海军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即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后，在战略上处于困境。
上村彦之丞所率的装甲巡洋舰从海参崴港外转移到对马海峡，其部分原因便是出于此目的。在这里，他们可以截击旅顺口分舰队，或是增援日本战列舰。简单地说，他完全可以随时成为第五道栅栏。上村和东乡所率舰队的位置，相对于旅顺口和海参崴两地，都居于内线位置，便于互相支援以对付任何一支分舰队，甚至联合起来的两支舰队。8月10日俄国舰队突围时，上村曾行驶至黄海南部，在该处他能扼守俄国舰队的逃路，因为俄国人不可能南下而不绕行朝鲜半岛。得知大部分俄舰再次退回旅顺口之后，上村彦之丞返回对马海峡，结果同海参崴的军舰相遇，击毁俄国装甲巡洋舰“留里克”号。
还要指出，除了占据内线位置外，当时海参崴一带正值浓雾季节，限制了日本海军对港内分舰队所进行的活动。海参崴港内的舰队主要危害是威胁日军至日本本土至长山列岛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最为暴露的地方就在对马海峡。在浓雾的掩盖下，港内军队可以悄无声息地离开。7月间，海参崴的军舰就匆匆闯出，致使日军重要攻城辎重损失，从而延长了旅顺口的坚守时间。
日本人的成功在于顽强地坚守原理，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种坚守更难能可贵。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海军对于海军最大的贡献在于，以一连串引人注目的胜利证明了“存在舰队”论的夸大性。然而，俄国舰队的拙劣表现，使这一证明失色不少。
就基本观念而言，存在舰队学派和绿水学派并无两样，都认为海军的重要作用与其他条件无关，在我看来，这是夸大了海军的能力。例如，要塞在国防和海战的作用就被它们忽视了。已故英国海军将领科洛姆，过高估计了一支处于劣势的海军兵力对敌方渡海所起的威慑作用，他是该思想在现代的代言人。在其《海战》[7]一书中谈到存在舰队理论的杜撰者——英国海军大臣托林顿子爵，在1690年的指挥行动时指出：
哪怕一支舰队已经丧失了作用，被封闭在未设航标的沙洲后，也仍旧是一支军事力量，可迫使一支明显取得胜利的舰队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比奇角海战留给我们的遗产。
1899年，在该书第三版中，科洛姆明确主张上述论点并增写了下面一段话：
任何海战，进一步攻击对方领土前，必须摧毁对方海上守卫舰队。
他的某些拥护者认为，只要手中有一支舰队，即使是处于劣势的舰队，在适当范围内，只要它未被摧毁就可阻止敌军的渡海作战。这个结论曾经在一些历史实例中得到证实。虽然它被人们多次遵循，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正如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人依靠大胆做法获得了胜利，但并不能证明他们的所有行动都是正确的。环境是会改变的，但“存在舰队”论认为，任何环境都无法撼动“存在舰队”论的主张。
与“存在舰队”论所坚持的不同，日本人所遵循的方针，即深思熟虑任何可能性后，选择最有利的战机，哪怕他们附近有一支强有力的舰队。假如日本人坚持在消灭了旅顺口的舰队才能输送自己的部队，那么，旅顺口的舰队依然会存在至今，因为它们只需停在港内即可。按照“存在舰队”论者的观点，只要这支舰队一直存在，那么敌人就不敢行动，日本也就没有了获胜的机会。我认为，如果日本人也这么想，还谈什么登陆呢？因为他们只能由俄国人来决定是否作战了。
也有人赞成“存在舰队”论，但是他们的结论却较为公正，如大英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的乔治·克拉克爵士曾经写道：“一支有效的舰队假定是劣势舰队，对于海战尤其是对于渡海输送陆军部队来说，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他的论述当然无可争议，对我而言，我要说的是极端的“存在舰队”论观点的危险性，不仔细考虑作战因素而将军事术语公式化的人终将走入极端。
从第一次翻开科洛姆的《海战》，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年头了。我对它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为了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从当年的笔记中找到这一段话：
依我看来，科洛姆的主张过于武断，他认为仅仅依靠一支海军兵力，而且是不占优势的兵力，甚至相等的或较小的兵力造成威胁，便可迫使敌方放弃进攻。
确实有过这样的案例，但我认为，在一些实例中，如果采取不同的行动，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存在舰队”论与拿破仑所倡导的“不敢冒险便无法进行战争”是相违背的，这句名言与他的另一句名言相对应，即战争按照准确的表达，就是在于取得最为有利的时机。
“存在舰队”论否认了冒险的必要性，而且还认为失败可能比成功更有价值。在其看来，失败可能源自精确的计算和激烈的战斗，而成功则可能源自侥幸或兵力悬殊。在采取冒险计划之时，必须考虑：这个目的是否值得冒险？是否已经有保证成功的措施？纳尔逊在建议进攻里窝那时，曾与拿破仑不谋而合。实际上，纳尔逊的准则早已形成，他并非单纯地冒险，而是在经过对各个细节的仔细研究后，才果断地决定冒险。纳尔逊写道：
必须等待时机。我唯一担心的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利益，我们是否值得冒险？如果值得，就以上帝的名义去做吧！
在另一场合他又写道：
不论何时发现了法国护航舰队，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冒险俘获或摧毁它，我的舰队的建立就是为了在适当时机冒险行动。
[1] 原文Rasplata。
[2] 对此，他附有如下注释：“那些指责战斗期间各舰装煤过载的人，真是谎言连篇，厚颜无耻。”
[3] 这比我们的战斗舰队绕航麦哲伦海峡还要早三年。
[4] 德国著名哲学历史学家兰克的作品。
[5] 或许还要增加在战斗中足以维持的数量，以补战斗中烟囱被击破之后的消耗，这是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
[6] 这些就是威廉三世所遇到的困惑局面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关心的补给问题。
[7] 科洛姆：《海战》，1890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