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牢房几乎是簇新的。钢铁墙上和门上刷的战舰灰油漆依然泛着崭新的光泽，只是有两三处烟草色的唾沫斑痕煞了风景。顶灯嵌在天花板里，罩着厚实的毛玻璃。牢房一侧放了两个床位，有个男人在上铺呼呼大睡，裹了条深灰色的毯子。看他睡那么早，也闻不到酒气，而且选了与人方便的上铺，我断定他是老住客。
我坐到下铺。他们缴了我的枪，但没有搜我的口袋。我拿出一支烟，摸了摸膝盖窝火辣辣的包。疼痛感一路传到了脚踝。我喷在外套正面的威士忌散发着恶臭。我把衣服举到面前，吐出烟熏了熏。烟升腾起来，缭绕在天花板上那一方透出灯光的玻璃周围。监狱似乎安静极了。在监狱别的位置，远远的某个地方，有个女人在弄出刺耳的声响。我这里安静得犹如教堂。
且不论那女人身在何处，她突然尖叫了起来。那叫声又尖又细，不太真实，有点像月光下的狼嚎，但没有狼嚎那种哀恸的升调。过了一会儿，叫声止住了。
我抽完两支烟，把烟蒂扔在屋角的小便池里。上铺的人还在打鼾。我只能看到他戳在毯子外面的潮湿而油腻的头发。他趴着睡觉。他睡得很香。他可真有能耐。
我又坐到床铺上。床板是一根根扁平的钢条，上面盖着又薄又硬的褥垫。两条灰毯子整整齐齐叠在一旁。这是个相当不错的牢房。就在新建的市政厅的十二楼。贝城是个相当不错的地方。住在那儿的人都这么觉得。我要是住在那儿，可能也会这么觉得。可以看见秀丽的蓝色海湾、海边峭壁、游艇港口和幽僻街道上的一幢幢房子：老房子静静拥在老树下，新房子门前是修剪得宜的青草地、金属丝围栏和栽种在路边绿化带的小树苗。我认识一个住在第二十五街的妞儿。街是条不错的街。妞儿也是个不错的妞儿。她喜欢贝城。
她不会去想老城际铁路南边的阴郁沼泽地上一路延展开去的墨西哥人和黑人的贫民窟。也不会去想峭壁南面的沙滩边那些下等酒吧和坐在安静得过头的酒店大堂里、从报纸上方探出小小的妖冶脸蛋留意过客的姑娘，更不会去想宽阔人行道上那些扒手、赌徒、骗子、瞄准醉汉下手的小偷、男妓和基佬。
我走到房门边站定。对面没有人在闹腾。监区的灯枯冷而沉寂。这监狱生意够烂的。
我看了一眼手表。九点五十四分。这时候应该回家，穿上拖鞋，玩一局象棋。这时候应该满上一大杯凉爽的酒，悠然自得抽几口烟斗。这时候应该搁起腿坐着，什么也不想。这时候应该看累了杂志，打起哈欠来。这时候应该好好做一个人，做一家之主，彻底闲下来，休息，呼吸夜晚的空气，重整脑筋，迎接明天。
一个穿蓝灰相间监狱制服的男人沿过道走过来，念着房间号。他走到我那间前面，打开房门，冷冷注视着我——他们觉得，脸上永远永远永远都必须是这副表情。我是警察，哥们儿，我可不好糊弄，小心点儿，哥们儿，不然我们就要修理你了，叫你满地找牙，哥们儿，别老那副德行，哥们儿，老实交代吧，哥们儿，跟我来，别忘了我们不好糊弄，我们是警察，对付你这种小流氓，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出来！”他说。
我迈出牢房，他把门重新锁上，大拇指一个示意，我便跟他一路走向宽阔的钢铁大门。他打开门锁，我们走进去，他重新锁好门，钥匙在硕大的钢质钥匙圈上动听地叮当作响。走了一阵，我们又通过一扇钢铁门，门外侧涂成了木头的颜色，内侧则是战舰灰。
德加莫站在长桌边，正跟内勤队长说话。
他转过亮闪闪的蓝眼睛，看着我道：“还好吧？”
“很好。”
“喜欢我们的牢房？”
“我很喜欢你们的牢房。”
“韦伯上尉想跟你谈谈。”
“很好。”我说。
“除了‘很好’你就没别的词儿了？”
“暂时没有，”我说，“待在这儿，没有。”
“你有点瘸嘛，”他说，“踩着什么了？”
“是啊，”我说，“踩到根警棍。它蹿起来就咬我左边的膝盖窝。”
“太糟了，”德加莫眼神木然地说，“去管财物的人那儿把东西拿回去吧。”
“东西在，”我说，“没有没收。”
“好吧，那很好。”他说。
“可不，”我说，“很好。”
那位内勤队长抬起他邋里邋遢的头，注视我俩良久。“如果真想看好东西，”他说，“你该去看看库内那只爱尔兰小鼻子。一鼻子一脸的，就像华夫饼上的糖水。”
德加莫心不在焉地说：“怎么？他跟人打架了？”
“我没问，”内勤队长道，“也许那根警棍也蹿起来咬他了吧。”
“你一个内勤队长，他妈话太多了。”德加莫说。
“一个内勤队长总是他妈话太多，”内勤队长说道，“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不是重案组的中尉。”
“你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了，”德加莫说，“整一个快乐的大家庭。”
“满脸堆笑，”内勤队长道，“张开手臂热情欢迎，却一手捏一块石头。”
德加莫朝我一扭头，我俩往门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