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瞧见死尸。今天是礼拜三，可我总觉得是礼拜天，因为我没去上学，妈妈还给我换上了那件有点儿瘦的绿灯芯绒衣服。妈妈拉着我的手，跟在外祖父后面。外祖父每走一步，都要用手杖探探路，免得撞着什么东西（屋里黑幽幽的，看不清楚，他又是一瘸一拐的）。走过立镜前，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全身，绿色的衣服，脖颈上紧紧地扎着一条浆过的白带子。我在圆得像满月一样、脏乎乎的镜子里打量着自己，心里想：这就是我，今天像过礼拜天似的。
我们来到停尸间。
屋子里门窗紧闭，又热又闷。大街上传来太阳的嗡嗡声，除此以外什么也听不见。空气停滞不动，凝成一团，似乎能像钢板一样拧几道弯儿。停尸间里，飘浮着一股衣箱的气味。我朝四下里瞧了瞧，一只衣箱也没看到。角落里有张吊床，一头挂在铁环上。一股垃圾味儿直钻鼻孔。我反正觉得，周围的那些破烂玩意儿，那些快要霉烂的物件，看上去就像有股垃圾味儿，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另一种气味。
从前，我以为凡是死人都戴着帽子。现在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死人光着头，脑袋青青的，下巴上系着一条手帕，嘴巴略微张开，紫色的嘴唇后面露出带黑斑的、参差不齐的牙齿。舌头朝一边耷拉着，又肥大又软和，比脸的颜色还要暗淡，跟用麻绳勒紧的手指头颜色一样。死人瞪着眼睛，比普通人的大得多，目光又焦躁又茫然，皮肤好像被压紧实的湿土。我本以为死人看上去大概像普通人在静悄悄地睡觉。现在一看，也不是那么回事。死人像是个刚吵过架的、怒气冲冲、完全清醒的活人。
妈妈的穿着也像是过礼拜天：头上戴着压住耳朵的旧草帽，身穿领口封住、袖子长抵手腕的黑衣服。今天是礼拜三，看见她这身装束，我觉得她和我疏远了，像个陌生人。她似乎要跟我说些什么。这时候，抬棺材的人来了，外祖父站起身，迎上前去。妈妈坐在我旁边，背朝着紧闭的窗户，大口大口地直喘粗气，时不时地整理着露在帽子外面的几绺头发。她出来的时候帽子戴得太急，头发没有来得及绾好。外祖父吩咐把棺材撂在靠床的地方。这会儿，我看清楚了，棺材满可以容得下那个死人。刚抬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棺材太小了，似乎装不下这具躺下后跟床一样长的尸体。
我真不明白，干吗把我带到这儿来。这栋房子我压根儿没有进来过，还以为没人住哪。它就在大街的拐角上，很宽敞。在我印象中，房门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一直以为是座空房子。今天，妈妈跟我说：“下午别上学去了。”她说话的声音很沉重，半吞半吐的，我听了，心里一点儿也不快活。她拿着灯芯绒衣服走过来，一声不响地给我穿上。随后，我们走到大门口，找到外袓父。我们走过三户人家，来到这儿。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街角这里还有人住，而且已经去世了。妈妈说：“大夫要下葬了，你可得老实点儿。”她指的大概就是这个人。
刚进来的时候，我没有瞅见死人。外祖父在门口和几个人说话。随后，他叫我们先进去。我还以为屋里已经有人了呢。进来一看，房间里黑魆魆、空荡荡的。刚一进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垃圾臭味一个劲儿地往鼻子里钻。一开始，这股气味浓浓的，老是不散。现在，它跟热气一样散开了，闻不见了。妈妈拉着我走到房间的角落，然后和我一起坐下。过了一会儿，慢慢地能看清屋里的东西了。外祖父打算打开一扇窗子。窗户和木棂像是焊在一起似的，四周全粘住了。他用手杖敲打插销，外套上落了很多灰尘，一动尘土就飞扬起来。他换了个地方，我也跟着转过脸去。最后，他宣布没有办法打开窗户。就在这时候，我瞧见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在黑地里平躺着，一动也不动。我扭过头看看妈妈。只见她沉着脸，像个陌生人，两眼盯住另一个角落。我的脚够不着地，悬在空中，离地还有一截子。我把手放在腿底下，用手掌撑住座位，两腿晃来晃去，脑子里什么也没想。晃着晃着，我想起了妈妈对我说的话：“大夫要下葬了，你可得老实点儿。”想到这儿，我觉得背后冒出一股凉气，扭过头瞅了瞅，只有一面干裂的木板墙。我似乎听见墙里有人说：“别晃荡腿啦，床上躺着的就是那位大夫，他已经死了。”我朝床上瞟了一眼，还是老样子。我这才看出来，原来那个人不是躺着，他已经死了。
打那时起，无论我怎么想方设法不去看他，总觉得有人把我的脸扭向那边去。我尽力朝别的地方看，可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总是瞧见他，在黑暗中瞪着两只木呆呆的眼睛，青虚虚的脸上没有一点儿生气。
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参加葬礼。到这儿来的只有外祖父、妈妈和给外祖父干活的四个瓜希拉人。他们带来一口袋石灰，把石灰全都撒到棺材里去了。要不是妈妈坐在那儿直出神，样子怪怪的，我早就问她干吗要往棺材里倒石灰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倒空了以后，有个人把口袋提溜到棺材上面抖落了一阵儿，剩下的粉末从口袋里撒出来，看上去不大像石灰，倒很像锯末。那几个瓜希拉人抓住死者的肩头和两脚，把他抬起来。死者穿着一条普通的裤子，腰里系着一根宽宽的黑带子，上身是一件灰不溜丢的衬衫，只有左脚穿着鞋。阿达说过，这叫一只脚是国王，一只脚是奴隶。右脚的鞋扔在床头上。看起来，死者躺在床上不大好受，放进棺材里就舒坦多了，平静多了。他那张脸本来像刚吵完架的清醒的活人的脸，这会儿，变得心平气和了，轮廓也柔和多了，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躺在棺材里才符合死人的身份吧。
外祖父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拣起几件东西，放进棺材里。我又转过脸来瞅着妈妈，等着她告诉我为什么外祖父要把东西扔进棺材。可是，妈妈蜷缩在黑衣服里，态度十分冷漠，竭力不去看死人所在的地方。我也想学她的样子，可是办不到。我目不转睛地盯住那块地方，没完没了地看。外祖父朝棺材里丢进一本书，然后冲着那几个瓜希拉人打了个手势。他们当中的三个把棺材盖盖上了。这下子，我觉得扳着我脑袋的那双手总算松开了，我这才能够仔细瞧瞧这个房间。
我又朝妈妈看了一眼。自从来到这栋房子以后，她第一次看我，勉强挤出个笑脸。忽然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这是火车在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我听见停尸的那个角落有什么响动。看了看，一个瓜希拉人正抬起棺材盖的一头，外祖父把死者落在床头的鞋子扔了进去。汽笛又响了，声音越来越远。猛然间我想到：“两点半了。”我记得每天这个时候（就是火车在最后一个弯道鸣汽笛的时候），同学们正好在校园里列队，准备上下午的第一节课。
“亚伯拉罕！”我在想。
我真不该带孩子来。这种场面对他很不适宜，就连像我这样快三十的人，对这种停尸待殓的压抑气氛，都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可以现在就走。我可以对爸爸说：十七年来，这个人和外界断绝了一切往来，什么爱人之心啊，什么知遇之恩啊，他一概不懂。待在这种人住过的屋子里，实在太不舒服了。兴许只有爸爸才对他有点好感。正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他才不至于烂在屋子里。
这件滑稽可笑的事情真教我挠头。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走到大街上，跟在这口只会教镇上人人感到兴高采烈的棺材后面。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惴惴不安的。不难想见，女人们从窗口望见爸爸、我和孩子跟在灵柩后面走过街头时，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棺材里的人行将腐烂了。全镇居民都巴不得他落到这样的下场：在冷冷清清的气氛中被送往墓地，只有三个人跟在棺材后面。我们的善举，到头来难免惹得一身臊。可爸爸拿定主意硬是要这么干。为了这个，等到将来给我们出殡的时候，恐怕没有一个人愿意前来吊唁。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把孩子带到这儿来。刚才爸爸对我说：“你得陪我走一趟。”我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孩子带来，也好有个依靠。现在，在这个闷热的九月的下午，我们待在这儿，觉得周围尽是恶狠狠的仇敌。爸爸没什么可担心的。事实上，在一生当中他净揽这种差事，惹得镇上人人恨得咬牙切齿。为了履行微不足道的诺言，他一点儿也不肯随俗。二十五年前，这个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爸爸看到来客举止荒诞，大概早已料到今天镇上甚至没有人愿意拿他的尸体去喂兀鹫。也许爸爸早就预料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早就掂量过、盘算过可能出现的麻烦。现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他一定以为眼下不过是在了却多年的心事。即使需要亲自动手，拖着尸体走过马孔多的大街小巷，他也要硬着头皮干到底。
然而，事到临头，他又不敢单枪匹马地干了，非得拖着我一道去履行这个令人作难的诺言，这个早在我懂事以前就许下的诺言。当他说“你得陪我走一趟”的时候，根本不容我掂量掂量这句话有多大分量。给这么个人料理后事该有多么可笑，会招来多少闲话，我真是无法想象。镇上的人巴不得他在这个狗窝里变成一抔黄土。他们不仅如此希望，而且做好了一切准备，以迎接事情一步步地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由衷地盼望着这个结局，一点儿也不感到愧疚，甚至可以说，待有朝一日，死者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弥漫全镇，他们才开心呢。当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时，谁也不会感到震动、惊愕或羞惭，相反，他们只会觉得心花怒放。他们希望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直到死鬼的恶臭到处飘散，才算稍解心头之恨。
现在我们一插手，马孔多的居民就享受不到梦寐以求的快乐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决心不会使他们为一时失去快乐而感到悲哀，只会为这一时刻的姗姗来迟而感到遗憾。
既然如此，我更应该把孩子留在家里，免得他也卷进这场纠葛。十年来，人们把矛头对准大夫，如今要对准我们了。孩子应该置身这场纠纷之外。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待在这儿，为什么我们把他带到这间杂堆着废物的房子里来。他一语不发，困惑不解，似乎希望有人给他解释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坐在那里，手撑住椅子，摇晃着双腿，等着有人给他解开这个不解之谜。但愿不会有人告诉他什么，但愿不会有人给他打开那扇无形的大门，还是让他尽自己的所能去理解这些事吧。
他看了我好几次，我心里明白，他是觉得我穿上这件封领的衣服，戴上这顶旧帽子，显得那么反常、那么陌生，就连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
假使梅梅还健在，还住在这栋房子里，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人们会以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她，为了分担她的痛苦。或许她一点儿也不伤心，但是她可以装出悲痛的样子，镇上的人也就释然了。约莫十一年前，梅梅失踪了。大夫这一死，我们再也无法知道梅梅流落何方，或者她已经死了，那也无法弄清她的遗骨埋在何处。现在梅梅不在这里了。纵然在这里——倘若那些谁也搞不清楚的事情没有发生——她也很可能和全镇的人站在一边，反对六年中和她同衾共枕的人。此人对她的爱恋、对她的体贴，和一头骡子相去无几。
我听见火车在最后一个弯道上鸣汽笛的声音。我想：“两点半了。”这会儿，整个马孔多都注视着我们在干些什么。我总是排遣不掉这个念头。我想到瘦骨嶙峋、又干又瘪的雷薇卡太太。从衣着到眼神，她活像一个幽灵。她坐在电风扇前，纱窗在她脸上投下晦暗的阴影。火车在最后的弯道那里消失时，雷薇卡太太探着身子把脑袋伸向风扇。燠热的天气和胸中的积怨折磨着她。她心中的风车翼正如风扇的叶片一样飞快地旋转着（然而转的方向恰好相反）。她这一生都被生活琐事紧紧缠住，只听她嘟嘟囔囔地说到处都有魔鬼捣乱。”说完，她不禁打了个冷战。
下肢瘫痪的阿格达眼瞅着索莉塔送别未婚夫从车站回来。只见她拐过空寂无人的街角，打开阳伞，满面春风地走过来。这种欢悦心情，阿格达也曾有过，如今却只剩下一身的病。她常对自己说：“在床上折腾吧，就跟猪在垃圾堆里打滚一样。”
我排遣不掉这些想法。两点半钟，送信的骡子来了，蹚起一股呛人的灰尘。人们放弃了礼拜三的午睡，跟在骡子后面，等着取报纸。安赫尔神父坐在圣器室里打瞌睡，臃肿的肚皮上摊开一本每日祈祷书。听见送信骡子嘚嘚的蹄声，他挥挥手赶跑搅扰美梦的苍蝇，一边打嗝一边说：“净用肉丸子毒害我。”
爸爸对所有这些事可说是镇定自若。即使在他吩咐打开棺材盖，把落在床头的鞋子丢进去的时候也是如此。也就是他吧，有这份心思替死鬼操办这些琐事。等到我们把死尸送出去，门口准会聚着一群人，端着夜间积攒下来的屎尿，等着把秽物泼到我们身上，聊表全镇居民的意愿。要是发生了这种事，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惊讶。冲着爸爸，他们或许不会这么干。不过，有些事的确会惹火他们，比如看不到那件盼了多年的开心事。在许多个闷热的下午，镇上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每逢走过这栋房子，都要说：“早晚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就会闻到那股臭味。”整个镇上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
再过一会儿就到三点钟了。塞尼奥莉塔知道快三点了。雷薇卡太太看见她走过来，暂时离开了电风扇，躲在纱窗后面叫住她，对她说：“塞尼奥莉塔，都是魔鬼。你知道吗？”我心里想，我的孩子明天上学去的时候，还和从前一样吗？不，他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孩子。他将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最后撒手一走，谁也不觉得欠他什么人情，谁也不会为他举行基督徒的葬礼。
二十五年前，大夫来到我们家，交给爸爸一封推荐信，谁也不知道信是从哪儿来的。随后，他留在我们家，成天吃青草，一看见女人就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眼珠子都差一点要瞪出来。要是没有这些事，我现在待在这间屋子里会十分坦然。可是，这场报应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命中注定了，只不过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我快满三十周岁的这个该死的闰年。爸爸对我说：“你得陪我走一趟。”我还没来得及问一问，他就用手杖敲着地板说：“孩子，这件事总得办啊。今天一大早，大夫上吊了。”
那几个瓜希拉人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拿来一柄锤子和一盒钉子。他们把东西撂在桌上，没去钉棺材，而是一屁股坐在刚才停尸的床上。外祖父表面上很平静，不过，他不像是心里没有一点事，而是无可奈何。他的平静是内心焦躁的人为了掩饰焦急的心情而强装出的平静，和棺材里那具死尸的平静完全不同。他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转圈子，把堆放在一起的东西挪来挪去。看得出来，在表面的平静下，他的内心十分激动和焦急。
我发现屋里有几只苍蝇，忽然想到棺材里可能也尽是苍蝇。这个念头折磨着我。棺材盖还没钉上。这种嗡嗡声——起先我以为是邻居家电风扇的声音——说不定就是成群的瞎眼苍蝇乱撞棺材板和死人脸发出来的。我摇了摇脑袋，合上眼睛。外祖父打开一只箱子，从里面拿出几样东西，我没看清是什么。床上仿佛没有人，只有四支雪茄的红火头。屋里又闷又热，时间停滞不动，苍蝇嗡嗡乱叫，弄得我头昏脑涨。我仿佛听到有人对我说：“你也会这样的。你也会躺在一口满是苍蝇的棺材里。现在你还不到十一岁，可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的，被人抛进一口满是苍蝇的木匣子里。”我伸直两条并拢的腿，瞧着漆黑发亮的靴子。“鞋带松了。”我心里想，抬头看了看妈妈。她也看看我，弯下身子来给我系鞋带。
从妈妈的头上飘散出一股热烘烘的柜橱里的霉味儿。闻到这股糟木味儿，我又想起了闷在棺材里的难受劲儿。我憋得喘不过气来，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到街上去透透气，哪怕呼吸几口灼热的空气也好。想到这儿，我使出了我的撒手锏。妈妈正要直起腰来，我小声地说：“妈妈！”她笑了笑，说：“啊。”我俯下身子，贴近她棱角分明、闪闪发光的脸，哆哆嗦嗦地说：“我要到后面去一趟。”
妈妈叫了声外祖父，跟他说了几句话。我看见外祖父细长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一动不动。他走过来对我说：“懂点事，现在不能去。”我伸了个懒腰，老实下来了，不能去就不去呗。唉，真是慢死人。刚才还快一些，一件事跟着一件干。妈妈又俯下身来，凑近我的肩头，问我：“过去了吗？”她说话的声音很严厉，口气挺硬，似乎不是在问我，而是在责备我。我的肚子本来硬邦邦的，妈妈这一问，反而把我的肚子问软了，又满又松弛。周围这些事，还有妈妈的那股厉害劲儿，真教人恼火，我不由得要顶撞几句。“没有，”我说，“还没过去。”我使劲地揉了揉肚子，打算再用脚跺跺地板（这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但脚往下一踹，底下空空的，离地还有一大截呢。
有人走进房间。是外祖父手下的一个人，后面跟着一名警察。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草绿色的卡其布裤子，腰里别着把手枪，拿着顶宽沿帽，帽檐卷成弯儿。外祖父迎上前去。穿绿裤子的那人在昏暗的屋子里咳嗽了一阵儿，跟外祖父讲了几句话，然后又咳嗽了一阵儿，一边咳一边命令警察把窗子砸开。
木板墙一点儿也不结实，仿佛是用冻结的草木灰盖的。警察用枪托猛砸了一下弹簧锁。我琢磨着：窗户是打不开的，但恐怕墙壁就要塌了，整座房子也会倒塌，只是一点儿声音也不会有，就像一座草木灰搭成的宫殿散落在空中一样。我心里想，再砸一下，我们就坐在大街上了，头顶着毒日头，脑袋上全是破砖碎瓦。可是砸过第二下，窗居然应声开了。阳光一下子冲进来，如同一只猛兽破窗而入，一声不响地东跑西窜，淌着口水，四处闻嗅，狂暴地挠着墙壁，最后，在这牢笼里找了个最阴凉的角落，悄悄地卧了下去。
窗户一打开，屋里的东西看得清楚了，可是越发显得飘忽不定，跟假的一样。妈妈长长地舒了口气，把手伸给我，对我说：“过来，到窗户那儿去看看咱们家。”于是，在她的怀抱中我又看到了小镇，好像出了一趟远门又回来似的。我瞧见了我们家。房子虽说暗淡陈旧，可是在杏树下显得很阴凉。从这里望过去，我似乎觉得从来没有在那栋绿荫森森、令人感到亲切的房子里住过，似乎我们家是神话中最漂亮的房子。每逢我晚上做噩梦时，妈妈就是这么说的。佩佩，我们街坊的孩子，心不在焉地走过去，没有看见我们。他吹着口哨，我觉得他像是刚剃过头，模样变了，认不出来了。
镇长直起腰来，敞着衬衣，满身大汗，表情怪模怪样的。他走过来对我说：“那人还没发臭，我们不能断定他已经死了。”他为自己编造的这套说辞激动得满脸通红。说着话，他扣好衬衫，点上一支烟，把脸又扭向棺材。他大概在想：“这样总不能说我目无法纪了吧。”我盯着他的眼睛，用坚定的目光逼视着他，好教他明白我看到了他思想的最深处。我说道：“您这是为了迎合别人，不惜置法律于不顾。”而他好像正等着这句话呢，当即答道：“上校，您是位受人敬重的人。您应该明白，我是在行使我的职权。”我说：“他已经死了，这一点您比谁都清楚。”他说：“是那么回事。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只是个公务员。只有死亡证明书才算数。”我说：“既然法律都站在您那边，您大可以叫位医生来，开一张死亡证明书嘛。”他仰着脑袋，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毫不示弱地一字一句地说：“您是位受人尊敬的人。您很清楚，这种行为叫滥用职权。”听他这么说，我意识到，他虽然刚喝过酒，又胆小怕事，可一点儿也不糊涂。
看得出来，和全镇居民一样，镇长也对死去的大夫怀有刻骨的仇恨。这种仇恨由来已久。十年前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他们把受伤的人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喊叫（因为他不肯开门，只在门里边说话）：“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吧，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硬是不肯开门（门关得死死的，伤员躺在大门口）。“我们只剩下您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发发慈悲呀。”闹哄哄的人群估摸着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里举着灯，灯光照得他那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回答说（还是没有开门）：“治病的事儿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外面混乱的人群要是闯进来可不得了，而他还是坚持不开门（打那以后，这扇门就再没开过。门外群情激愤，人们越来越恼火，怨恨的情绪竟然成了一种群体性病毒，人人都受到感染。在大夫的晚年，马孔多无时无刻不在回响着那天晚上人们发出的咒语：让大夫在这栋房子里腐烂发臭吧！
一连十年，他连镇上的水都不敢喝一口，害怕有人在水里下毒。他和他那个印第安姘妇在院子里种瓜种菜，十年当中就靠着瓜菜充饥。十年前他不肯对镇上人发善心，现在全镇的人也不肯对他发善心。得知他死讯的马孔多（今天早上大家醒来的时候，一定都比往常感到轻松愉快），人人都准备欢庆这件期待已久、值得庆祝一番的大喜事。大家一心只盼着从那扇十年前没打开的大门后飘散出死人腐烂的臭气。
现在我开始明白了，真犯不上跟全镇居民对着干，多管这档子闲事。现在是惹得天怒人怨。仇恨未消的人们恶狠狠地盯着我。就连教会也千方百计地阻挠我的主意。刚才安赫尔神父对我说：“我不能答应把一个六十年来不信上帝、最后悬梁自尽的人安葬在教堂公墓。您要是撒手不管这件事，主一定会保佑您的。这可不是行善积德，而是违抗天意的罪过。”我说：“圣经上说，安葬死人是积德的事。”安赫尔神父说：“对是对，可这不是我们的事，是卫生局的事。”
来的时候，我把那四个在我家里长大的瓜希拉长工叫了来，还把女儿伊莎贝尔强拉来陪我。这么一来，丧事多少有点儿家庭气氛，有点儿人情味。要是我一个人拖着尸体走过镇上的大街小巷，直送到墓地，那岂不是有点硬逞强，甘犯众怒吗？自从本世纪初以来，镇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我都亲眼见过，我知道马孔多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虽说我上了年纪，是共和国的一名上校，腿脚不灵便，又为人耿直，可是人们照样可以不尊重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他们至少要尊重我的女儿，毕竟她是妇道人家嘛。我这么干是为了我自己，或许也不是为了让死者在地下安息，更不是为了履行一个神圣的诺言。我把伊莎贝尔带来，不是因为我怯懦，我只是拉她一起来行善。她把孩子也带来了（我估摸着她也是这个想法）。现在我们三个人待在这里，共同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
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以为尸体可能还悬在梁上。其实那几个瓜希拉长工已经抢先一步，把他放倒在床上，装裹好了。他们也许认为这事耽搁不了一个钟头。我到这儿的时候，就等着把棺材抬来了。女儿和外孙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打量了一下房间，心想大夫可能会留下点儿东西，说明他为什么要寻短见。文件柜开着，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纸片，可没有一张是他写的。柜子上放着那张表格，裱糊得很好，就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张表格。当时他打开那只大箱子（箱子大得足以放下我们全家的衣服），里面只有两件普通衬衫、一副假牙（显然不是他的，他满口牙齿长得又结实又齐全）、一张照片和一份表格。我拉开抽屉，里面只有一些印着字的纸张，都是积满灰尘的旧纸。下面，在最底下的抽屉里，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副假牙。由于长期搁置不用，假牙上全是尘土，已经发黄了。在小桌子上，熄灭的灯旁，有几捆未启封的报纸。我看了看，都是法文报纸，最新的是三个月前，一九二八年七月的，还有几捆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最早的则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我心里想：自从镇上的人给他下了判决书，他已经九年没有打开报纸了。从那时起，他便放弃了他和自己的土地及同胞的最后一点联系。
那几个瓜希拉长工把棺材抬了进来，把尸首入了殓。我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他到我家来的那天，曾经当面交给我一封推荐信。信从巴拿马来，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给我的。当时正是大战后期，上校担任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我又在那只黑黢黢的无底箱里把七零八碎的东西翻腾了一遍。箱子丢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上锁，里面装的还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我记得是两件普通衬衫、一副假牙、一张照片和一张裱糊好的旧表格。在盖上棺盖以前，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掏出来，扔进棺材里。照片还是在箱底，上次在哪儿，这次几乎还在哪儿。这是一张佩戴勋章的军人的银版照片。我把照片扔进棺材，把假牙也扔了进去，最后把表格也扔进去了。扔完了以后，我对那四个瓜希拉人做了个手势，要他们盖上棺材盖。我想：现在他又要去旅行了。这最后一次旅行理所当然地要带上他前一次携带的东西。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终于得到了安息。
我检查了一下房间，看到床上落下了一只鞋。我手里拿着鞋子，向长工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又把棺材盖抬了起来。这时候，刚好火车拉响汽笛，随即在镇子的最后一个弯道那儿消失了。“两点半了。”我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的两点半。死者第一次坐在我们家的桌旁要青草吃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九〇三年同一天的几乎同一个时辰。当时阿黛莱达问他：“什么草，大夫？”他带着浓重的鼻音，用反刍动物特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声音说道：“普通的草，夫人。就是驴吃的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