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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无痕

陈其祥Ctrl+D 收藏本站

初夏的一个晚上,星光灿烂,远处近处那五光十色连绵一片的灯火,又给这城市的夜空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这一天又轮到何钊与赵忆兰值夜班。他们刚上班不久,电话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公安局刑侦科,我是何钊……”何钊拿起话筒,听着听着眉头紧锁了起来,“什么?翔龙宾馆发生爆炸……好的,我们就去。”

何钊接完电话,立即对赵忆兰说:“走!去翔龙宾馆,那里发生了爆炸,炸死了一位旅客。”

何钊是江州市公安局刑侦科的科长,赵忆兰则是他的助手,一位从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女刑警。

翔龙宾馆地处城东,与市公安局相距甚远,何钊驾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这是一家三星级宾馆,爆炸现场就在三楼的304室内。这是一间单人房间,房内光线充足,摆设整齐,纤尘不染;但盥洗间里却是一片狼藉,靠墙的浴缸被炸坏了一边,破碎的瓷片撒满一地,浴缸里仰卧着一具被烧得变了形的男尸。

派出所的警员已率先来到,做完了现场勘查工作。一见何钊与赵忆兰来到,该所所长老向立即开始汇报说:“死者名叫张三顺,是从滨海市来的。下午1点20分住进宾馆,在房里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后就出去了,直到晚饭以后才返回,返回后不久就发生了爆炸。”

“那么,是什么引起的爆炸?是定时炸弹还是其他的什么易燃物?”何钊问。

“现场没有硝烟味,也没有炸药燃烧的痕迹,甚至连一片爆炸物的碎片也寻找不到,因此,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爆炸,我们实在无法确定。”老向回答说。

“什么,一种了无痕迹的爆炸?”何钊不觉惊讶了。但他亲自勘查了一遍现场后,得出的结果却完全一样,发现这果真是一种了无痕迹的奇怪爆炸。何钊决定再问一问宾馆的服务员,看看爆炸当时是怎样的情景。

宾馆该楼层的服务员是一个20多岁的名叫吴小兰的年轻姑娘。姑娘回忆说,她是中午1点钟左右进入该房打扫卫生、更换被褥的,以后就一直没有进过该房,直到晚上7点多钟听见爆炸声,这才慌忙跑过来拿钥匙打开房门……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当时你听到的是一种怎样的爆炸声?”何钊问。

“是一种较为沉闷的轰鸣声,声音虽不大,但爆炸力却很强,连楼板都被震得颤动了一下。”姑娘说。

“就只有那么‘轰’的一声吗?”何钊又问。

“是的……”姑娘停顿了一下,忽又摇头说,“哦,不,不,紧接着好像还有一些较小的爆炸声。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们这里的房间隔音都很好,我在室外,与304室又隔了很远一段距离,实在有点听不清楚。”姑娘回答说。

听了姑娘的回答,何钊不觉陷入迷茫之中。是呀,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爆炸呢?竟有如此的威力,却又不留一点痕迹。何钊虽不是爆破专家,但对各种炸弹和爆炸物却也了如指掌,但他搜索遍脑中的记忆,却始终未能找出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炸药。

爆炸发生时室内除死者外,再无他人,没有亲眼目睹者,看来此事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弄清楚。何钊决定先将它放一放,再从其他方面去寻找线索。

何钊又带领赵忆兰返回304室,再一次细细地勘查起来。他们在门窗桌椅以及地板上仔细勘查了许久,但仍然只搜寻到两个人的足迹和指纹,一个是死者的,另一个则是服务员吴小兰的,绝无第三人的印迹。

何钊又把宾馆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服务员、清洁工以及坐台小姐,都找来一一询问了一遍,要他们仔细回忆一下,是否看见过什么形迹可疑的人。但他们的回答全都一样,不是没有注意,就是根本没有看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更不用说是看见有人进入过304室了。

何钊最后又通过邮电局查找到下午从304室打出去的一个电话号码,并且拨通了这个号码。

“喂!”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警察。请问你是谁?认识张三顺吗?”何钊说。

“我叫曾志刚,是三友食品公司的经理。张三顺怎么了?”对方问。

“张三顺死了。”

“什么?他死了?这不可能,一个小时以前我们还在一起。”

“这是真的。就在半小时以前,他被一场爆炸炸死了。”何钊说到这里顿了顿,又接着说下去,“我们想请你协助,说一说你与张三顺的关系。今天下午他是和你在一起吗?”

“是的。张三顺是我的一个客户,他在滨海开了一家小公司,专门销售食品及日用百货。今天他是来与我洽谈一笔生意的。作为东道主,我请他吃了晚饭。”

“那你知道他在江州有没有什么仇人?那种有着刻骨仇恨,要将对方置之死地的仇人?”何钊问。

“对不起,我与张三顺并无深交,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实在无可奉告。”对方说。

何钊叹了一口气,放下话筒,对赵忆兰说:“看来只有从调查张三顺入手,去寻找线索了。你明天去一趟滨海,对张三顺和他的公司做一番调查,看看能不能从他周围的人们中寻找到疑犯的身影。”

张三顺的情况很快就调查清楚了。

次日下午,赵忆兰就从滨海返回。她把一份材料放在何钊的面前,说:“张三顺是滨海春来贸易公司的经理,我市东江镇沙河村人,今年48岁。1980年弃农经商,到市里来开了一家小店,两年后迁往滨海市开办了现在的这家公司。”

“这么说,那两年他赚了不少钱?”

“是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率先下海经商的人都发了财。”

“他的人际关系呢?有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张三顺的社交虽广,也得罪过一些人,但还没有要置他于死地的仇人。他家中有一位妻子和一对子女,他们是张三顺死后的最大受益者,能够继承遗产,但案发的那天他们都在滨海,绝无作案的可能。”

“完了?”何钊颇有点失望地问。

“完了。”赵忆兰回答。

何钊听后心中一片茫然,看来他们是遇到了一个隐藏得很深、极难对付的老手。迄今为止案子毫无线索,他真不知道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五天以后,案情总算有了转机。

那一天,滨海市公安局的郝军警官打来一个电话,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在电话里对何钊说:“喂,何钊,昨天下午我市的海滨浴场也发生了一起爆炸,炸死了一名正在海里游泳的游客。现场的情况与你市的那个爆炸案一模一样,没有硝烟,也找不到一块炸弹的碎片,很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是吗?快详细说说!”何钊两眼一亮,急忙说。

“昨天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一名中年汉子步入海水,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便纵身一跃,挥动手臂向前游去。这是一名游泳高手,泳姿优美,速度也很快,很快就远离人群,进入了深水区。但就在这时,水里忽然‘轰’的一声爆炸,一股火柱冲天而起,将他抛向空中,又重重地摔了下来。爆炸的火光剌得人们睁不开眼,瞬间海滨浴场一片混乱,人们惊慌地叫着,争先恐后地向岸上逃跑……

“我接到报警的电话赶到现场时,当地派出所的同志已经到了好一会儿了,尸体已从水里搬到岸上,几名潜水员正在现场潜水搜索。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水下,将爆炸点周围几十米的海底都搜寻遍了,却始终没有能找到一块爆炸物的碎片。”

“会不会是水太深,弹片被水流冲到深海里去了;或者是爆炸力太强,弹片深陷进泥里去了?”何钊说。

“不!都不可能。爆炸处的海水并不很深,只有两米左右,当时也没退潮,绝不可能被冲进深海;另外,那是一段黄金海岸,海底都是细细的沙子,十分坚实,弹片也绝不可能深陷进去。因此,结论只有一个: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爆炸,凶手所使用的也绝非一般的炸弹和爆炸物。”郝军说。

“不错,不错!就是这样。你等着,我们立即来滨海。”何钊说。

滨海与江州毗邻,登上国道,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也就到了。

郝军是滨海市颇为有名的老刑警,以往与何钊有过几次合作。他热情地欢迎他们说:“来得好!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爆炸,看看你是否能独具慧眼,给我指出一条路来?”

“那就快把你的材料都拿出来,看看你都掌握了一些什么线索。”何钊笑着说。

郝军把一沓询问记录放在他们面前,说:“死者是单独一人前去游泳的,没有同伴,尸体又被炸得面目全非,死者身份的确认恐怕还要一些时间。没有爆炸时的照片,也没有现场勘查报告,我能给你们看的也就只有这么一些目击者的证词了。”

何钊也不谦让,立即与赵忆兰一起查阅起这些询问记录来。

由于爆炸发生在海滨浴场,目击者人数很多。但与许多目击者人数众多的案子一样,他们的描述众说纷纭,差距很大。何钊一一细阅,最后从那一大沓询问记录里抽出两份描述较为详细而又基本相同的记录,请郝军把此二人找来,决定再亲自询问一遍。

这是一对前来度假的大学生,案发时他们离爆炸最近,因此看得最为清楚。

“当时,我们正在那人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游泳,忽然一声爆炸吓得我们停了下来,抬头往前一看,只见一根火柱把那人抛了起来,又摔了下去……”他们中的一人说道。

“那火柱好高好高,发出一连串的爆裂声。”另一人补充说道。

“不错,随着爆裂声又有许多小火球在海面上滑动着扩散开来。”

“在海面上滑动……”何钊迟疑地重复了一句,说,“嗯,应该是火星飞溅吧?”

“不,不!与火星飞溅不同,那些火球确确实实是在海面上滑动,并且还会旋转着改变方向。”

“那么,颜色呢?那火柱与火球都是什么颜色?”何钊又问道。

“黄色。”二人一起回答说。

“金属钠?”一个念头蓦地在何钊的脑中一闪,与此同时,多年前的一幅图景重又映现在眼前:

那还是在他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化学老师为他们做金属钠的实验:只见老师用镊子夹了极小极小的一丁点白色物质,丢进试盆的水里,试盆立即喷射出火焰,随即“砰砰”地爆炸跳动不已,炸得试盆里的水四处飞溅。老师说这就是金属钠。钠是一种反应很敏感的金属,它一接触水,会立即产生化学反应放出热,变成氢氧化钠和氢,氢又与空气混合发生爆炸,爆炸后只留下氢氧化钠,而氢氧化钠又会很快溶入水里,不留一点痕迹。

那火焰的颜色也是黄的。

“你怀疑是钠爆炸?”郝军问。

“是的。”何钊点头说,“你看,都是在水上连续爆炸,都是黄色的火焰,爆炸后又都是了无痕迹。太相像了!”

“可是,凶手又是怎样设爆的呢?如果是事先将钠片黏附在对方身上,那么对方一下水就会爆炸,而不是待他游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再爆炸。如果是在水下潜游到对方身旁,再打开密封取出钠片,扔向对方,那么就应该有两具尸体,因为爆炸的迅速和强烈,都会使凶手无法逃生。”郝军又提出了疑问。

“是呀,这真有点匪夷所思。”赵忆兰也深表赞同。

“这也正是我感到犹豫、难以决断的地方。因此,我想去请教一下专家,看看是否能有什么办法延缓钠与水发生作用,使它滞后爆炸。不知滨海大学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何钊说。

“有。滨海大学的苏明教授就是我省化学界的权威。”郝军说。

苏明教授在他的工作室里接待了何钊三人。

苏明教授60多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十分健谈。听取了他们的叙述以后,教授点头说:“不错,是金属钠的爆炸。”

教授接着向他们做起了介绍:

“钠是一种极活跃的金属,只要接触空气,就会迅速酸化。因此,在自然界里钠都是以化合物的形态出现的,没有单体的金属钠。如果把钠投入水中,它就会与水发生剧烈的反应,释放出大量的热,生成氢氧化钠和氢,氢与空气混合,又会发生一连串的爆炸。这种爆炸威力很大,只要一小片的钠,就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大家知道,氢是一种无色无味无臭、能够自燃的气体。它在空气中的燃烧,是一种极其完全的燃烧,燃烧时与空气中的氧结合成水。而与氢同时产生的另一物质氢氧化钠,也极容易溶于水。因此,爆炸过后,留下的仍然只是一汪清水,绝无其他物质。这也就是你们在爆炸现场为什么找不到一点爆炸物碎片的原因。”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金属钠一旦与水接触,迅即就会爆炸;可是此案的受害者却是在海水里游泳了很长一段距离后才发生爆炸。因此,我们想向您请教,是否能有什么办法延缓钠与水发生作用,使它滞后爆炸呢?”何钊问道。

“有的。”教授回答说,“只要用化学方法,将钠的表面部分变成碳酸钠就可以了。”

“碳酸钠?”

“是的,碳酸钠。”教授继续解释说,“碳酸钠虽然也溶于水,但却是一种很稳定的物质,没有危险。把表面碳酸钠化了的钠片丢入水中,碳酸钠就会起阻隔作用,不让钠与水接触;要等碳酸钠逐渐溶化以后,钠才能与水接触,产生强烈反应,发生爆炸。”

“原来是这样!”大家恍然大悟。看来罪犯所使用的就是这种经过化学处理了的金属钠,是他事先把这种钠片黏附在受害者的身上,这才造成了那次爆炸。

告别教授出来,已是吃午饭的时间,他们便在滨海大学附近找了一家餐馆,进去午餐。

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湘菜馆,馆内光线充足,布置优雅,座位非常舒适。郝军作为东道主,请两位客人点完菜交给侍者以后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组织力量,对滨海和江州两市所有的实验室进行一次检查,看看有哪一家实验室丢失了钠。单体的金属钠,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只有在实验室里才有。”何钊说。

“两市的大中学校、科研单位以及部分工厂矿山等机构都有实验室,少说也有好几百家,这个工作量未免太大了一点。”赵忆兰说。

“没有其他线索,工作量再大也得去做。”何钊说。

正在这时,郝军的手机响了,他接听后高兴地对他们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死者的身份确认了。他叫杨明辉,是我市机械制造厂的一名干部。”

“那么,对他的情况进行调查了吗?”何钊问。

“调查了,可惜的是毫无收获。他在滨海没有仇人,与他有关系的人里面也没有一个有作案的可能。”

“怎么会这样?”何钊咕噜了一句。

“不过有一点情况你也许会感兴趣:他也是你们江州市人。”

“什么?他也是江州人?”

“是的,江州市东江镇沙河村人。他是1982年来的滨海。”

“天哪,他也是沙河村人,与几天前被害的那个张三顺竟是小同乡。这可真是太巧了!”赵忆兰说。

“看来我们得兵分三路了:你们二人回去组织力量,分别对滨海和江州二市的实验室进行检查;我得去一趟沙河村,调查一下张三顺和杨明辉的过去,看看在那一段尘封的历史中,他们两人有没有共同的仇人?”何钊对郝军和赵忆兰说。

沙河村地处江州市的西部,是一个较为贫穷的边缘山村。何钊在村支书的帮助下找来几位老人,与他们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

“你问那个张三顺呀,当年,他可是咱村里响当当的人物,一连当了八年村长。”说话的是一个60多岁的高个子老人。他点燃了何钊递给他的一支烟,一边抽烟一边叙说。

“你说错了,是村革委会主任。”一个矮个子的老人纠正他说。

“对,对,那时是叫村革委会主任。他当主任的那些年,还真为村里办了不少事,把咱村搞得有声有色。”高个子老人继续说道。

“可也办了不少坏事。”矮个子老人又说。

何钊不觉笑了,说:“别抬杠了。还是请您二位谈谈,在张三顺当村革委会主任的那些年里,他都得罪了一些什么人,有没有什么仇人?我指的是那种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也就是说一心想要杀死他的仇人。”

“那年月,三天两头地搞运动,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他这个村革委会主任,当然会得罪不少人,也有对他恨得牙痒痒的,但都还没有达到要杀他的程度。”高个子老人说。

“谁说没有?你忘了,不是还有人拿着刀子去跟他拼过命吗?”矮个子老人又说。

“你是说那个学生娃?他不是给判了刑吗?”

“判了刑又咋样?还不是叫张三顺给害的。”矮个子老人说着说着干脆站了起来,激动地对何钊说,“公安同志,这事还是让我来给你说说吧!”

于是老人便一五一十地为何钊叙述了如下一件往事:

那一年,村里曾经分来过几个插队的知青,领队的是一个名叫曾强的男生。曾强那娃长得高大英俊,又吃苦肯干,很得村里一帮姑娘们的喜爱。后来,曾强喜欢上了村里一个叫英子的姑娘,两人情投意合,十分恩爱。英子是村里长得最俊的姑娘,又上过初中,他俩的相爱倒也是天造地合,十分般配。谁知有一天,英子竟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说她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连几天几夜对她进行批斗。英子当时才17岁,哪里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也是一时想不通,竟一头跳进沙河里自尽了。英子死后,她的父亲哭得死去活来,说英子是张三顺害死的。曾强则一声不吭地拿了一把刀,跑去与张三顺拼命……

矮个子老人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一声不吭地埋头抽起烟来。

听了这一段叙述,何钊的心里像压了铅块一般沉重。一直过了许久,他才开口问道:“后来呢?”

“后来,”矮个子老人终于抬起头来继续叙说下去,“曾强非但没能伤到张三顺,反而被张三顺带领民兵抓了起来,作为反革命杀人犯押送到区里。几天以后,区里就召开公审大会,判处了他二十年徒刑。”

“那么,那个英子姑娘真是张三顺害死的吗?”何钊又问。

“唉!那运动中的事,谁弄得清?不过无论怎么说,在这一件事上,他张三顺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

“对了,那时你们村里还有一个叫杨明辉的干部,他与这件事也有关系吗?”

“你问那杨明辉呀?那时杨明辉已经进了公社,当上了分管政法的副主任。虽没听说他直接参与过这事,但他是张三顺的后台,张三顺在村里的所作所为,都与他有关,若是认真细查起来,怕也脱不了干系。”矮个子老头回答说。

座谈会结束以后,何钊立即给赵忆兰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她那边的情况。

“喂!检查实验室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布置下去了,各个派出所也都已派员下去检查他们辖区内所有的实验室,一旦发现情况就会向我汇报。”赵忆兰说。

“好,这事你先放一放,马上去一趟东江区法院,查阅二十年前一个名叫曾强的反革命杀人案的卷宗,再查一查此人后来的去向。”

“为什么要查他?”

“曾强是当年在沙河村插队的一名知青,曾经拿了刀子去与张三顺拼命。”

“好,我这就去。”赵忆兰说。

直到第二天上午何钊才返回局里。他刚在办公桌前坐下,赵忆兰就跑过来向他汇报了。她把一只案卷袋放在何钊的面前,说:“曾强的案卷我借来了。当年主审此案的是一个叫作高大泉的青年法官。”

案卷袋很薄,里面只有寥寥的几页档案:一封沙河村革委会请求镇压曾强的报告,几名证人的证词,以及一份法官的判决书。

赵忆兰指着那几份文件,一撇嘴说:“没有诉讼状,没有证据,没有被告人的辩护,甚至连庭审记录也没有一份,仅凭基层的一封报告,几名证人的证词,就判了被告二十年!真不知道当年这些人是怎么办案的?”

何钊点点头,问:“后来这个曾强怎么样了?”

“粉碎‘四人帮’后对他的案子进行了甄别,考虑到当年他年轻气盛,又未造成伤害事实,将他提前释放了。曾强家中只有一位老母。从监狱出来以后,他就带着母亲离开原来的家,搬到别处去住了。”

“那个高大泉呢,还在东江区法院吗?”

“早提升了,调进了市中级法院。”赵忆兰回答说。

正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嘟嘟嘟嘟”地响了起来。何钊拿起话筒:

“公安局刑侦科,我是何钊。”

“我是和平区的老李呀。喂!何科,告诉你,我们找到了那一家实验室。”

“是吗?快详细说说,是哪一家实验室?嫌疑人是谁?”何钊立即兴奋起来。

“是第二十四中学的化学实验室。该室的一名管理员前几天曾经请假外出,今天又没有来上班。我们要另一位管理员打开实验室进去检查了一下,发现药品橱里的金属钠被人调包了,真品全部被盗。”

“那个管理员的姓名?”

“此人名叫田弘,现年40岁,家住青萍小区2栋302室。田弘早年丧父,母子俩相依为命,上个月他的母亲刚刚去世……”

“这个田弘去农村插过队吗?”

“档案上没有记载。不过像他这个年龄,应该是下乡插过队的。”对方回答说。

“好的。请继续查找他的下落,找到后即刻通知我。”何钊说。

接完电话以后,何钊不觉陷入了沉思。他一边沉思一边自言自语:“奇怪!怎么又冒出个田弘来?……他会不会是曾强的同伙,或者说他就是当年的那个曾强?”

“完全可能。”赵忆兰说,“在当今我们这个社会里,一个被判过刑的人是很难找到一份工作的,为了生存,他选择了改名换姓,隐瞒那一段历史的做法。”

“不错!就是曾强。”何钊点点头,对赵忆兰说:“你快打个电话到市法院去问问,看看那个高大泉现在人在何处?”

“好的。”赵忆兰立即拿起话筒拨通了市法院的电话。

“喂!是市法院吗?……我是市公安局刑侦科。请问高大泉在吗?……什么?他与几个同事去热山度假村泡温泉去了……”

“什么?泡温泉!”何钊一把抢过话筒,大声说,“喂!请立即与他联系,告诉他千万不要下水,千万不要下水!……什么?山里信号弱,联系不上……”

何钊“啪”的一声放下话筒:“不好!又要死人了……我们赶快去热山!”

何钊驾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拼命地往热山赶去。但他紧赶慢赶,还是迟了一步。他刚把警车在热山度假村的门前停下,打开车门,度假村里就传来了一声爆炸声。

爆炸发生在一间贵宾浴室里。浴室的温泉水池里躺着一对男女,男的已被炸得面目全非,早已断气;女的稍好一点,但也只剩一丝两气。

何钊立即命令度假村的保安封锁四处通道,搜捕凶手。

一个40来岁的汉子忽然从人群里站出来,说:“不用搜了,人是我杀的。还有前几天在翔龙宾馆被炸死的张三顺,在滨海海湾被炸死的杨明辉,也都是我杀的。他们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何钊走近那汉子,问道:“你就是田弘?”

“是的。”汉子点头说。

“也就是二十年前的曾强?”

“你到过沙河村?”曾强不觉抬头看了何钊一眼。

何钊点点头,又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作案的?”

“这很容易,我乘张三顺不在时,潜入他的房里,在浴缸内一个合适的位置上粘贴了一块钠片。只要放满水,人一进去,水就会溢上来淹没钠片,发生爆炸。至于那个杨明辉,就更容易了,他下海去游泳的时候,我在沙滩上与他擦肩而过,乘机把一块钠片粘在了他的游泳裤上……”

“可是,你又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

“你不是到过沙河村吗?他们劣迹斑斑!就是那个张三顺害死了我的未婚妻英子。”

“可是我听到的却是英子姑娘经受不住日日夜夜的批斗,而投河自尽的。”何钊说。

“那不是事实!”曾强叫道,“英子留下了一封遗书,是张三顺那个禽兽栽赃陷害,又以审讯为名强暴了她……”

“那你去告发了吗?”

“告了。我去公社,亲手把一份状子交给了政法主任杨明辉。杨明辉那家伙两面三刀,当面对我很热情,一再保证会认真调查,秉公办理,严惩罪犯。但等我一走,他就把那份状子转给了张三顺本人。张三顺立即宣布我在为反革命分子翻案,要组织群众对我进行批斗。一位好心人向我通风报信,劝我逃走。当时我太年轻,一听这个消息就气炸了肺,抓了一把刀子就去与他拼命……”

“那么,这个高大泉呢,你又为什么要杀他?”

“我被抓以后,一连几天大呼冤枉,可是这狗官却一次也不问我有什么冤枉。公审的那一天,他不但令人将我五花大绑,还亲手拿一块布条塞住我的嘴,使我发不出一点声音。那一案,自始至终,他们连一次辩白的机会也没有给过我呀……因此,我出狱以后,就发誓一定要杀死这三个畜生。只是我家中还有一位老母亲要赡养,这才一直等待着,迟迟没有下手。”

“其实,你应该去法院告他们。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了法治,尤其是这几年,法制日益健全……”

“我也想过告状。但告状要有证据,事隔多年,我又去哪里寻找证据?”

“英子姑娘的那封遗书呢?”

“早在当年就被他们抄去销毁掉了。”

何钊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他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叹了一口气,摇头说:“但现在毕竟是法治社会。”

“我知道!我甘愿伏法。”曾强说到这里,忽然高举双手,仰天高呼,“英子,英子!我终于替你报仇了!”呼罢一连几个纵步,飞快地跑向一方水池,跳进水里。

“轰——”的一声,水池里立即喷出一根炽热的火柱,响起一连串震耳的爆炸声。爆炸声中,又迸发出一颗颗耀眼的火球,在水上旋转着、跳动着,光芒四射。

“啊!”人们发出一声惊呼,一个个看得目怔口呆。

何钊看着眼前这一骇人的自爆场景,心中忽然涌上一个奇怪的念头:这样的死,也可以说得上是慷慨激昂,颇为悲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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