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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之死

陈其祥Ctrl+D 收藏本站

傍晚,正是下班高峰,江州市一条六车道的马路上车水马龙。“轰”的一声,一辆正在行驶的红色轿车突然发生爆炸,紧接着燃烧起熊熊大火……

等交警队、消防队赶到,扑灭大火,轿车与车内的驾驶员均已烧得变了形。

轿车的车主与车内的驾驶员很快就查明了:这是天虹律师事务所一位名叫邓彬的律师的私人轿车,驾车的也正是邓彬本人。

轿车爆炸起火的原因随后也查明了,是安置在车内的一枚定时炸弹引起的。于是,案子立即被移交给公安局刑事侦查科。

这已是案发后第二天的下午了。在市公安局刑侦科的办公室内,以科长何钊为首的专案组正在研讨此案的案情。他们经过一天多的调查取证,掌握了以下几条线索:

一、全市从事过爆破以及与爆破相关工作的人员有100多名,通过筛选,留下了有作案可能的6名嫌疑对象,但这6人都不认识死者邓彬,与邓彬未曾有过任何接触和联系。

二、邓彬从事案件辩护,曾将17人送进监狱,但大多只判了两三年的轻刑,只有两人判了五年以上的重刑,但此二人仍在监狱服刑,不可能作案。

三、邓彬被害当天的工作与行程安排是:上午在律师事务所与几名助手研究准备一件案子的辩护工作,由于案子的开庭在即,他们中午都没有回家,是在事务所吃的外卖;下午3点应华仁公司董事长周天佑的要求,去他家为这位病中的老人改立遗嘱;5点,去滨江饭店与一位客户会面,共进晚餐……

汇总了以上情况后,何钊分析说:“看来,前两项的调查可以中止,下面应该集中力量对邓彬这一天的行止进行调查。”

“不错,邓彬在受害前只去过三个地方,也就是说他的轿车只在这三个地方停靠过,凶手也只有在这三个地方才有可能往他的轿车里放置定时炸弹。”他的助手、女刑警赵忆兰立即表示赞同说。

“那还等什么?立即分头去律师事务所、华仁公司董事长的家里,以及滨江饭店的停车场调查,看看在邓彬停车的那一段时间内,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何钊说。

天虹律师事务所设在三江路的一幢办公大楼里,大楼有自己的地下停车场。据停车场的管理员说,从昨天上午上班直至下午邓彬来取车离开,停车场内停放的都是大楼常住单位的车子,没有进来过任何一辆外来车辆。凶手在这里往邓彬的车里放定时炸弹几乎不可能。

华仁公司董事长周天佑的住宅在市郊的一处风景区,是一座独立的园林式别墅。据守门人介绍说,昨天,邓彬是直接把车子开进园里,停靠在大楼前的,在这期间并无外人进入过园子。看来,炸弹也不是在这里放进邓彬的车里的。

于是,目标便集中在滨江饭店一处了。滨江饭店虽然也有自己的停车场,但邓彬来这里时,正是一天之中最为热闹的晚餐时刻,停车场里车进车出非常繁忙,是凶手往邓彬的车里安放定时炸弹的最佳场所。他们要饭店的保安调来那一段时间停车场的录像,一点一点仔细地查看起来,发现从邓彬开车进入停车场到他取车开出停车场,这其间有28辆轿车先后开进了停车场。录像里清楚地显示了这些车辆及其驾驶员的图像。

“立即对这28个人进行排查!凶手一定就在这28个人之中。”何钊说。

排查结果直到次日下午才出来,28人中果真有两人曾经从事过爆破以及与爆破相关的工作。这两个人是:

王心亭,男,32岁,曾经在采石场从事过5年爆破工作,后改行从事商业,在南河贸易市场开设一家小店铺。

白小强,男,28岁,曾经在某工兵部队服役3年,复员后先后从事过保安、运输与快递等工作,现为某快递公司的业务员。

“这两人认识邓彬吗?或者说他们与邓彬有过某种直接或是间接的接触吗?”何钊看着名单问。

“都不认识。也没发现他们与邓彬有过什么接触。”专案组的另一成员、与赵忆兰年纪相仿的刑警曾志刚回答说,是他与赵忆兰一起去对这两人进行调查的。

“不过,”赵忆兰指点着名单补充说,“这个白小强最近在四处筹钱,准备购房结婚……”

“你是说他极有可能被人收买,充当杀手?”何钊说。

“是的,非常可能。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揣度,并没有什么证据。”赵忆兰说。

何钊点点头,毅然决定说:“立即对此人进行深入调查,查他的经济情况、人际关系,尤其是与他接触的人中是否有与邓彬有牵连,或者说与邓彬有过节的人?”

然而,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机却“嘟嘟嘟嘟”地响了起来。

“公安局刑侦科,我是何钊。”何钊拿起话筒说。

“我是西山派出所的王军。喂!何科,山下公寓的一间住房发生了爆炸,炸死了一个名叫白小强的住户。”

“什么?白小强被炸死了?……喂!哪一个白小强?是搞快递的那一个白小强吗?”

“对,就是神风快递公司的白小强。”

“好,我们马上就来。”

何钊叹一口气,放下话筒,对曾、赵二人说:“听见了吗?白小强死了!立即去现场……”

何钊驾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爆炸发生在山下公寓二楼的一间单人住房里。爆炸引起的火灾虽已扑灭,但仍然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硝烟味;室内物件东倒西歪,一片狼藉,但死者却奇迹般地坐在椅子上没有倒下。由于灭火迅速,尸体烧灼的程度还不算严重。

王军一见他们来到,立即汇报说:“死者白小强曾经在某工兵部队待过,是个爆破能手。爆炸点就在他身前的桌子上,估计是他在摆弄炸弹时,不小心引爆了炸弹,自爆身亡。”

然而,法医汤平随后所作尸检提出的报告,却推翻了王军的判断。尸检报告如下:

一、尸体胸部多处受伤,有两处弹片深入体内,但伤口无出血痕迹;

二、尸体口腔内非常清洁,未吸入丝毫烟尘;

三、尸体后脑有一深度为2厘米的伤口,有出血痕迹,疑为硬器所伤。

结论:死者系被一硬器重击后脑致死,死后才引爆炸弹燃烧焚尸的。

“这就对了。”何钊看着报告点头说,“一个爆破高手,怎么会让炸弹在自己的手里爆炸?”

“不错,这是一桩典型的谋杀案,是凶手在杀人灭口。”赵忆兰说。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曾志刚问。

爆炸改变了室内原有的状况,所有的印迹都毁坏了。

这是一幢私人经营的公寓,没有保安,也没有安装摄像头。租房的多是一些单身的打工族,又是上班时间,公寓内非常冷清,没人看见有什么可疑的人员进出过公寓。

总之,现场没有为他们留下任何一条有用的线索。

何钊叹了一口气,说:“此案除了告诉我们与邓彬被杀一案有关外,没有提供任何一点新的有用线索。看来我们仍然只能从调查白小强的近况、周围的人际关系入手,查他的经济情况,尤其是近日与他接触过的人中是否有与邓彬有牵连,或者说与邓彬有过节的人。”

一连两起杀人案,凶手没有留下一点线索,看来,他们是遇到一个作案高手了。何钊在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了这个既费时又费力的笨办法,希望能有所收获。

果然,接下来的调查进行得非常困难。

神风快递公司接待他们的是该公司江州站的经理,一位名叫田有年的中年男人。田有年告诉他们说:“我与白小强虽然是同乡,但并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对他的过去也并不十分了解。只知道他家里很穷,当兵三年,带回来的一点复员费都给家里还债了。这几年出外打工也没挣到多少钱。他是在半年前来找我的,求我为他在快递公司安排一个工作,说是搞快递工作灵活,又是计件工资,能多挣一些钱。当时公司正好缺人,我便留下了他。在公司这半年,他倒也干得不错,每个月的投递数量都是全公司最高的。”

“你知道他在江州有什么朋友没有,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与他接触较多的人?”何钊问。

“那就不清楚了。你知道,做快递的每天都要接触许多人,但一交完信件就走了,决不会再有什么联系。至于朋友嘛,他是一个内向的人,性格比较孤僻,加上来江州不久,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朋友。”

白小强的未婚妻叫江雪珍,也是他的同乡,在江州的一家制衣厂里打工。

江雪珍听到白小强的死讯后非常悲伤。一直过了许久,她才强忍着眼泪告诉他们说:“我们俩是去年经别人介绍认识的。我见他为人不错,便同意与他交往。今年两家都催着我们结婚,但他说要设法挣到首付,买下一套房子才能结婚。他不愿再做一个乡下打工仔,要做城里人。”

“那么,他说了准备怎么去挣到这笔首付吗?”何钊问。

“没有。只有前几天他偶尔提起过一次,说是他有可能挣到一大笔钱,要是挣到了这笔钱,就能有买房子的首付了。”

“他有没有说是一笔什么钱吗?”何钊又问。

“没有。我问过他是一笔什么钱,他只是笑了笑,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他也没有说是跟什么人一起,或是什么人介绍的生意吗?”

“真的没有,当我再次追问他时,他就绝口不提了。”江雪珍回答说。

线索到此完全断了,案子的调查进入了死胡同,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案子的侦破才有了转机。

那一天上午,刚一上班,赵忆兰就笑嘻嘻地拿来一沓材料,把它放在何钊的面前,说:“昨天东亭区法院审理了一桩继承遗产纠纷案,这是庭审的记录。您看一看,肯定会大有启发。”

何钊接过记录翻了翻,说:“还是你说一说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怎么就会对我大有启发?”

“还记得出事的那一天,邓彬律师都做了一些什么吗?”

“他先是去华仁公司董事长周天佑家里,为那位老爷子另立一份新遗嘱,然后去滨江饭店会见……等一下!你是说法院审理的是周天佑老爷子的遗产纷争案?”

“不错,就是这个案子。老爷子在前几天死了,死后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那份新遗嘱。新遗嘱指定由他的大儿子周建新继承华仁公司的全部股份,继任公司董事长,全权管理公司的一切事务;而对于二儿子周建民,则只指定在公司每年的盈利里提取50万元年金给他,作为他的生活费用。”

“怎么会这样?这个遗嘱也太不公平了吧。”何钊说。

“岂止不公平。”赵忆兰继续说道,“周家这两兄弟本来就不是一母所生,性情爱好又截然不同:老大酷爱音乐,是一家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整天沉迷于音乐之中,对公司的事情不闻不问,丝毫不感兴趣;老二却是一位经商的高手,在公司里担任总经理的职务,事实上这几年公司就是由他在具体管理。对于这样一份遗嘱,老二当然无法接受。他先是怀疑遗嘱的真实性,继而怀疑是老大将一份假遗嘱掉换了原来的真遗嘱。”

“那么,老大又是怎么说的呢?”

“老大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掉换了遗嘱。说父亲什么时候改立了这么一份新遗嘱他都不知道,又怎么会制造一份假遗嘱去掉换它呢?于是,老二便把老大告上了法庭。”

“按理说,遗嘱一般都是保管在律师那里,就是交给本人,律师也会在事务所建档,保留副本。是真是假,去律师事务所把副本取来一对照不就明白了。”何钊说。

“你忘了,邓彬那天帮周天佑改立遗嘱后并没有返回事务所,而是去会见了另一名委托人。他是会见了那名委托人之后,在返回事务所的路上遇害的。因此,事务所里只有一份周天佑两年以前立的老遗嘱,而没有这份新遗嘱。”赵忆兰回答说。

“那么法官又是怎么审理的呢?”

“由于立遗嘱人与代立遗嘱的律师都已死去,能证明这份遗嘱真假的就只有为遗嘱作证的两名证人了。于是法官便传唤这两名证人上庭作证。这两名证人分别是周家的司机曾英和小保姆张兰萍。曾英与张兰萍的供词倒完全一致,说是董事长在半个月以前确实重新改立了一份新遗嘱,并且要邓律师叫他们两人去为新遗嘱作证明人。但要他们具体辨认那份遗嘱是否就是他们签过字的真遗嘱时,两人却都有一点犹豫起来,原来为了保密,邓律师并没有给他们看遗嘱的内容,只是要他们在遗嘱下方的证人栏里签了一个名。曾英拿着遗嘱看了许久才点头说:‘不错,这是我的签名。’但张兰萍却说:‘这不是我的签名。它虽然看上去很像我的签名,但笔画太重太粗,我签名从来不这么用力。’

“法官接着又传唤两名笔迹鉴定专家出庭,对遗嘱的签名进行鉴定(为保证审判的公正,法官允许控辩双方各聘请了一位笔迹鉴定专家)。两名专家的鉴定结果竟也完全一致:遗嘱上立遗嘱人与律师的签名是真的,为本人的亲笔签名;而两名证人的签名却都是假的,是将一张签了名的纸覆盖在遗嘱上,用硬笔刻印上字痕,然后再按照遗嘱上的字痕填写出来的。于是法官宣判这是一份假遗嘱,予以废除。法官接着又宣判说,为了尽量公正,法庭决定延缓一个月的时间,让控辩双方去寻找那一份真遗嘱,如果在一个月之内仍然寻找不到那份真遗嘱,就按照立遗嘱人两年前立的那份老遗嘱分配遗产。”

“那么,这两份遗嘱的内容又有什么不同呢?”何钊问。

“老遗嘱的内容恰恰与新遗嘱相反:将华仁公司的股权全部给老二,并由老二继任公司的董事长,具体管理公司的一切事务;只在公司每年的收益里提取50万元年金给老大,作为他的生活费用。”

“所以,你也认为这份遗嘱是周家老大伪造的?”

“当然。首先,伪造者十分清楚周老爷子与邓律师的签名,模仿得十分相似,连笔迹专家也分辨不出来;其次,那张遗嘱只对老大一人有利。试问:除了老大以外,还有谁会去伪造那么一份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假遗嘱呢?”赵忆兰回答说。

“唔,不错,看来我们是该去见一见这位周家老大,还有老二了,看看他们是否有可能涉嫌律师被害一案。”何钊说。

在周家,负责接待他们的是老二周建民。

周建民中等身材,行动敏捷,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他热情地将他们迎进客厅,满脸含笑地说:“欢迎欢迎!不知诸位莅临有何贵干?”

“恭喜你打赢了官司,可以继承公司的全部股份了!”何钊说。

“谢谢!官司是打赢了,但是否能继承,还要待一个月之后才能知晓。”他颇有点得意地回答说。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会怀疑那份新遗嘱是假的?”何钊又说。

“那还不容易吗?首先,老大一向对公司不闻不问,而我却一直在帮父亲打理公司的事务,是他的得力助手。父亲曾不止一次说过,以后他会把公司交给我,让我继承他的事业,又怎么会立下那么一份违背他意愿的遗嘱呢?其次,我给天虹律师事务所打过电话,询问他们邓彬律师是否曾把那一份遗嘱存档,如有,就请他们把遗嘱的副本拿来对照一下。他们回答说,那天邓彬律师为我父亲改立遗嘱后就没有返回事务所,是在回事务所的路上遇害身亡的,因此,事务所并没有那份遗嘱的副本,这就更增加了我的怀疑。”周建民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说,邓律师的死增加了你的怀疑,或者说邓律师的死极有可能与那份遗嘱有关?”何钊进一步询问说。

“不,不!我并没有那后一层意思。”周建民连忙分辩。

“那么,对于律师的死,你是否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这个嘛,我实在不好乱加猜测。”周建民忽然变得谨慎起来,一再回避说。

“好吧,你是否可以和我们谈谈你对邓彬律师这个人的看法?”何钊又问。

“这个嘛,邓律师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也是我们的家庭律师,父亲对他非常信任,他也帮我们打赢过不少官司……”

何钊虽然对他的回答感到非常失望,但还是耐着性子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最后,还想请你告诉我们,在邓彬遇害的那一天下午,你都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事?”

“怎么,难道你还怀疑我会杀害律师吗?”他有点不高兴起来。

“请别误会!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

“那天下午我身体有点不适,没有去公司上班,在家休息。”他回答说。

老大周建新长得比老二高一点,人也清秀一些,但态度却与老二相反,非常冷淡,板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

“法庭不是作了判决吗,废除了那份遗嘱,你们还来找我做什么?”他说。

“请别误会,我们对你们家遗产的分配不感兴趣。我们来找你,是想弄清楚与另一个案子有关的几个问题。”何钊说。

“什么问题?”周建新的态度终于有了一些缓和。

“当然,问题也与那份遗嘱有关。请你说实话,那份遗嘱真不是你伪造的吗?”

“笑话!我伪造那么一份遗嘱干什么?我对公司毫无兴趣,干吗去争公司的股份,还有那个破董事长?”

“可是,两年前的那份老遗嘱对你很不公平呀。”

“是不公平,但那又有什么?你们也许不知道,那些股份是不能买卖,不能转让的……”

“什么,不能买卖,不能转让?你们周家怎么有这样的规矩?”何钊有点奇怪了。

“是的,这规矩还是爷爷定下的。华仁公司是我们周家的基业,爷爷怕股权一分散,万一内部发生矛盾,外人就能乘机而入,搞垮或是兼并公司。因此,爷爷只把它传给了父亲一人,目的也是为了确保我们周家在华仁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原来是这样。不知你父亲有几兄弟?”

“两兄弟。我父亲是老大。”

“那你叔叔不是太吃亏了吗?”

“叔叔也没有吃亏,爷爷把另一处产业给了他。只不过叔叔不善于理财,把那份产业折腾得差不多了。父亲却治理有方,把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规模扩大了一倍。”周建新说到这里顿了顿,接着总结似的说,“因此,公司的那些股份,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一年能得到50万元的年金,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原来是这样。”何钊点头说,“那么,你父亲改立遗嘱的那天下午,你都在哪里?”

“那是哪一天?说真的,我还真不知道父亲是在哪一天改立的遗嘱。”

“应该是在半个月之前,也就是上个月的26号吧。”

“让我想一想……对了,那几天晚上我们乐队都有演出,我肯定是和队友们一起在乐厅里进行排练。”

“再问你个问题:你认识一个叫白小强的人吗?”

“从未听说过。”

“你再看看,就是这个人。”何钊拿出一张白小强的照片放在他的面前,又说,“仔细想一想,也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定见过。”

“不,绝对没有见过。”他态度坚决地回答。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何钊叹了一口气,又说,“你能告诉我们你的财产情况吗?包括你的银行存款。”

周建新苦笑了一声,说:“我能有什么财产?不错,我在银行里是有一个账号,但那只是用来暂存父亲给我的零花钱的,存款最多时也没有超过五万元。”

告别老大出来,在庭院里遇到了周家的司机曾英。曾英告诉他们说:“那天,邓律师从这里开车出去,我看见一辆红色的江铃尾随着跟了上去。”

“谢谢!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何钊笑着回答说。

“那么,律师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他问。

“我们这不还在查吗?对了,你对律师这个人的看法怎样?”何钊说。

“邓律师是公司的长年律师,也是周家的家庭律师,与老爷子常有来往,听说他们两人已有二三十年的交情。只是我老有一种感觉,就是律师与已故的太太之间好像有着某种隔阂,芥蒂很深。”

“那么,你知道他们究竟又是怎么结下的芥蒂吗?”

“当然,那只不过是我的一种感觉。”曾英忽然又改口否认说,“也许……其实并没有什么。”

何钊一想,也对。像这种事情,一个下人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呢?于是他宽和地一笑,不再追问了。

从周家出来,他们顺路去银行查问了一下,发现周家这位老大并没有撒谎,他账户里的存款从来都没有超过五位数,当前的存款还不足2万元。

回到局里以后,何钊拿出随身携带的录音机,把自己与周家兄弟的对话又仔细听了一遍,听完关掉录音机,开始沉思起来:是啊,从事情的表象来看,周家的老大很有可能是谋杀邓彬,从而进一步杀死白小强的凶手,但他在讯问时的表现,他的种种叙述,以及他的经济状况等,又都一再让何钊否定了这一可能。然而,一旦排除了他的嫌疑,就要去寻找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那一名嫌疑人又可能是谁呢?

他不觉叹了一口气,摇头对赵忆兰说:“看来你的判断有误,这周家老大好像不是那份遗嘱的伪造者。他对公司的那些股份不感兴趣,再说,他也没有钱去雇佣凶手。”

“如果不是他,那又会是谁呢?总不会是老二吧?”赵忆兰说。

“当然,按常理说,老二是绝对不会去伪造那么一份不利于自己的遗嘱。不过……”

“不过什么?难道还会有第三种可能……”

“等等,你说是第三种可能?第三种可能……”何钊一边说一边用手拍打着脑门,苦苦地思索起来。他想着想着忽然两眼一亮,点头说:“对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那就是老大、老二两人都没有伪造,那是一份老爷子留下的真遗嘱。”

“什么?您说那是一份真遗嘱?”

“对!就是真遗嘱。”何钊语气坚定地说,“只是有人把两名证人的签名描粗了一点,从而便在法庭上轻而易举地把它定为假遗嘱,加以废除了。”

“天呐!竟然有这样的作案者,真是不可思议。”赵忆兰说。

“是呀,这简直有点匪夷所思。”曾志刚也颇有同感。

“然而现在,我们又怎么去证明这一点呢?”赵忆兰又问。

“现在,周老爷子与邓律师都已死去,司机与小保姆的签名又在法庭上被否定了,留给我们的路子就只剩下了一条,那就是重点对周老爷子进行调查,查他生前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废除原来的老遗嘱,改立一份新的遗嘱。弄清楚了这一点,那份遗嘱的真假也就不难分辨了。”何钊说。

“周老爷子刚死没几天,他的两个儿子又忙于打官司,老爷子的东西一定没有人碰过……”曾志刚沉吟着说。

“不错!我们可以去查一查老爷子的遗物,比如说电脑、笔记本、信件什么的,也许能从中发现什么线索。”心有灵犀一点通,赵忆兰立即抢着说道。

何钊笑了,说:“那还等什么?立即就去!”

老二周建民去公司上班了,老大周建新因为心情不好没有去乐队,在家闲着。

这一次,老大却非常配合。他热情地把他们领进老爷子的书房和起居室,说:“父亲的东西都在这里,你们随便看。我就不奉陪了。”

他们立即动手,迅速查看起来。

何钊首先打开老爷子的电脑,仔细搜索起来。他搜索了半天,查完了所有的分区,也没有找到需要的东西,接着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面。没有日记,也没有笔记本,虽然有一些信件,但都是商业上的请柬、邀请函什么的,毫无价值。他正感到有点失望,忽然听到赵忆兰兴奋的呼叫:“老师,这里有一沓旧情书,大概是早年他妻子写给他的,所以一直珍藏着。”

何钊走过去,打开几封信仔细看了看,指着信后的署名说:“春梅,这是他妻子的名字吗?”

“没错,他的第二任妻子,老二周建民的母亲就叫姜春梅。她已经于五年前去世。”赵忆兰回答说。

“不对呀。”何钊仍然有些怀疑地说,“如果这些信都是写给周老爷子的,那么收信人就应该是周天佑,可是这每一封信的抬头写的都是定坤。”

“也许,老爷子早年用过这个名字吧?”赵忆兰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周家的老大不是在家吗?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知道了。”曾志刚说。

周建新很快就被叫来了。

“问你一件事: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作定坤的人?”何钊说。

“你问的是康定坤吧,他是父亲的一位朋友。”周建新问答。

“你妈妈与他也很熟悉吗?”何钊又问。

“康叔生前常来我们家,是家里的常客,后妈当然也与他非常熟。”

“生前?你是说康定坤已经死了?”

“是的。康叔已经于两个月以前逝世。康叔终生未娶,没有后嗣,还是父亲去替他办的后事。”周建新说。

“原来是这样。”何钊点点头,停顿了一下,又问,“还有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父亲与你后妈是哪一年结的婚吗?”

“我五岁那年的冬天。”

“你现在的年纪是……”

“二十八岁。”

“那么说她是1989年嫁给你父亲的。你不会记错吧?”何钊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

周建新笑了,说:“绝对没错。那年我为此事还大闹了一场,赌气两餐没有吃饭。”

周建新一走,何钊立刻一拍手中的信札,兴奋地说:“这就对了。这一些情书,肯定是老爷子在为康定坤办理后事时发现的。而写信的日期,却又都是在他妻子与他结婚之后,也就是说他的这位好友与他的妻子一直背着他在私下偷情。若不是两个月前偶然发现了这些书信,他恐怕至死都不会知道他的朋友与妻子对他的背叛。”

“是呀,这对老爷子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曾志刚说。

“可是,这毕竟是许多年以前的旧事,况且这两个人都已经死了。”赵忆兰说。

“不!这对老爷子来说,却是刚发现的事。面对如此的奇耻大辱,你们说,老爷子会有什么反应?”何钊说。

“肯定是非常气愤。”曾志刚说。

“气愤之余呢,还会有什么反应?”

“也许还会勾引起他的种种怀疑,搜索回忆妻子以往的种种可疑之处……最后,甚至还有可能怀疑到自己的儿子。”曾志刚回答说。

“就是这样。”何钊说道,“你们谁知道老爷子生前常去的是哪家医院吗?”

“我知道,是广慈医院。那是我市一家著名的私家医院,医院设备好、等级高,有许多医术高超的名医。”

“你立即去一趟那家医院,查一查老爷子是否去那里做过亲子鉴定。我与曾志刚留在这里,再查看一下其他东西,一个小时后回局里碰头。”何钊说。

“好的,我立即就去。”赵忆兰回答说。

一个小时以后,赵忆兰兴冲冲地赶回局里,把一份鉴定书的复印件交给率先返回的何钊,说:“老爷子还真去那家医院做了一个亲子鉴定,送检的是两根头发,鉴定书上只填写了老爷子一个人的名字,另一个人的姓名未写。鉴定结果是DNA的匹配率为37%,两者无血缘关系。”

何钊拿起鉴定书看了看,兴奋地一拍桌子,说:“好!这案子终于水落石出,露出真相了。”

几天以来笼罩在他心头的那一层迷雾,终于被一扫而空,露出了晴朗的天空。他兴奋地感到,案子的侦破已经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事情了。

“您是说老爷子的那份新遗嘱是真的?”赵忆兰问。

“当然。华仁公司是周家的基业,他怎么能不留给自己的亲生儿子。”

“那么,改遗嘱、杀律师、杀白小强等,所有的一切都是老二周建民所为?”

“那还用说吗?立即调整部署,集中力量对周建民进行调查,搜寻他涉嫌邓彬、白小强两案的证据。”何钊说。

两天以后,对周建民的调查就有了可喜的进展,获得了两条重要线索:

一、两年前,周建民曾租用过一艘名叫“红珊瑚”号的游艇,带领华仁公司的高层职员去作了一次海上旅游。当时,白小强是游艇上的一名服务员。有一次,周建民把手机遗忘在餐桌上,是白小强拾了追上去交还给他的。后来两人又有过几次接触。

二、在邓彬被害的前一天,周建民从银行里提取了20万元现金。几天以后,这笔钱又被原封不动地存了回去。

“这笔钱是周建民亲自去银行提取的吗?”何钊问。

“不是。是周建民开了一张现金支票,要华仁公司一个名叫贾小山的职员去提取的,几天以后,还是这个贾小山把这一笔款子存回了银行。银行里有他取款存款的录像。”曾志刚说。

“对这个贾小山进行调查了吗?”

“调查了。他是周建民的中学同学。此人做事很霸道,是周建民安插在华仁公司里的亲信。”

何钊点点头,对曾志刚和赵忆兰说:“你们二人明天再去一趟山下公寓,带上贾小山的照片,挨家挨户地去讯问,看看案发的当天,有没有人见过此人。注意:包括公寓和公寓周边的店铺与住户,不要放过一个人。只要他去过那里,就一定会有人见到过他。”

“是!”两人一起回答。

第二天一早,曾志刚与赵忆兰就带着贾小山的照片到山下公寓,开始对公寓及公寓周边的居民进行询问。果然,还没到中午,他们就找到了一个见到过贾小山的人。那是一个名叫陈磊的业余摄影师。那天下午他恰好在室外为妻子和女儿拍照,不小心把她们身后的一个路人也拍进去了,那路人就是贾小山。

“好!”何钊一击桌子,兴奋地说,“立即拘捕贾小山,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对贾小山的审讯非常顺利。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低头认罪,交代了他们的作案过程。

原来在一个多月以前,周志民就已觉察到父亲对他态度的变化:非常冷淡,有时甚至还流露出一种厌恶情绪。他设法多方打听,也未能找到父亲变化的原因。于是他就在父亲的书房与卧室里安装了两个窃听器,对父亲进行监听。那一天,他监听到父亲打电话与邓彬律师联系,约律师来家为他另立一份新遗嘱。他心中一凉,感到非常惊慌。他预感到父亲会另立一个非常不利于他的新遗嘱。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将新遗嘱一举废除的好计划。于是立即要贾小山去找白小强,重金收买他充当自己的杀手。在邓彬律师来他家为父亲另立遗嘱的那一天,他又要贾小山为白小强送去20万元现金的预酬款,要白小强事先驾车守候在他家附近,一俟律师办完事驾车出来,就尾随上去伺机下手……杀死律师以后,白小强几次打电话来索要另一半报酬,周志民怕他的嘴不严,万一被捕会出卖自己,又要贾小山以送款为名去见白小强,乘对方不备,在他的脑后猛击一下,杀死了白小强,凶器是白小强桌子上的一把铁锤。杀人之后,他又四处翻找,取回了那20万现金,接着又引爆了一枚炸弹,焚尸灭迹……

听完贾小山的交代后,何钊点点头,说:“所有这一些我们都已知道了。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你既然敢于杀人,为什么不亲自动手去杀律师,而要花费重金去雇佣杀手呢?”

“因为这个计划的关键之处,就是要在律师帮周老爷子立完遗嘱还未返回律师事务所的路上杀死律师,烧毁他随身所带的笔记本电脑,因为他一旦返回事务所,将遗嘱立案存档,或是虽然杀死了律师,但他的笔记本电脑却落入警方之手,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泡汤。而律师无论去哪里,来回都是开的轿车,我没有这一方面的专长,实在无法下手……”

案子终于侦破了。法院对周家遗产纷争一案重新进行了审判,确定了周老爷子新遗嘱的真实性。按照遗嘱的规定,老大周建新继承了周家在华仁公司里的全部股份,继任了公司的董事长。这位以前对公司的事务从不过问的老大,竟然一反常态,辞去了乐队的职务,每天去公司上班,尽心尽职地管理起公司的事务来。至于老二周建民,虽然可以每年支取50万元的年金,但由于犯下了重罪,锒铛入狱,法院宣布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按年将这笔款项捐赠给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对于这个结果,何钊非常满意。他在结案报告的结尾中如此写道:

此案虽由周天佑改立遗嘱而起,但周建民的贪婪、自私、阴险、凶残乃是主因。他为了一己私利,罔顾国法,从而犯下了重大罪行。现在罪犯已经伏法,无辜者也可以得到告慰了吧……

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在这个案子中,还有着他未曾侦知的一面;而他笔下的“无辜者”,其实也并不怎么无辜。

两个月以后,何钊收到一封自称是无名氏转寄来的信,信是周天佑老爷子生前所写。信的内容如下:

何钊先生:

你是我市的神探,有人还把你誉为“猎神”,我的遗产纠纷以及由此引起的凶杀案,定会交由你侦办。估计收到这封信时,一定已经将案子侦查得水落石出,使罪犯伏法。我在这封信里要告诉你的,只是此案之中你尚未侦知的,或者说是虽已侦知但尚未完全弄明白的两件事。

其一是我为什么要改立那一份极不公平的新遗嘱,从而招致后来的一系列案子。其实,最初我并不想这么做。不错,在得知建民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时,我曾经十分矛盾,一度想剥夺他的继承权,但又不想这样做,因为他毕竟是我从小带大的孩子,父子情深。更何况老大整日沉迷于音乐中,对公司的事从不过问,只有建民才是我的得力助手。尤其是这两年我的身体不好,经常卧病,几乎是他一个人在操持公司的事。直到那一天,我在书房与卧室里发现他安装的两个窃听器,这才下定决心改立那一份遗嘱。我特地面对窃听器与邓彬律师打电话,高声与律师商讨改立遗嘱之事,故意让他听到。我知道,凭他的性格,凭他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和占有欲,一定会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地去阻挠这一遗嘱的实施。但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要铲除律师这一障碍,那样,他便将陷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之中……

其二是我这里还有一封信,是从我妻子给定军的那一札信里抽出来的。我还去别的医院另做了一个亲子鉴定。现在将这两样东西都附上,它们会告诉你隐藏在这一案深处的另一真相。

又:与写此信的同时,我还给建民写了一封信,但写好又撕了。他毕竟是我从小养大的孩子,父子一场,我不愿雪上加霜,在他的胸口上再捅一刀。

附件一:春梅的信

定军:

那个禽兽,那个满口“仁义道德”“法律公正”的衣冠禽兽,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俩的关系。今天他趁无人闯进了我的房间,强奸了我。我要去告发他,他却威胁我说:“告呀,你去告呀!你只要敢告,我就把你们俩的奸情说出来,公布于众,叫你们身败名裂。”天呀!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春梅书 5月7日

附件二:鉴定报告

鉴定项目:亲子鉴定

送检人:甲:邓彬 乙:周建民

送检物:头发

检验结果:DNA匹配率97.5%,二人为父子关系

检验单位:江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检验时间:……

报告的下方有一片空白,周天佑还在空白里写了几行字:

我要白小强在往邓彬的车里安放定时炸弹的同时,还放了一架录音机。在炸弹爆炸的前一分钟里,他会不断听到如下的录音:“邓彬:你知道吗?周建民是你的亲生儿子,是你强奸我妻子生的儿子。他就在你的车内,马上就要杀死你!马上就要杀死你……”我想,他一定会丧魂失魄、万分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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