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仲秋八月，北方已是秋风送爽，但地处长江以南的江州市，却仅仅只有早晚稍稍凉爽了一点，白天仍然燠热不止，日平均气温仍在30度以上。
江州市公安局的刑侦科长何钊，正冒着炎暑在房中整理行装，门外忽然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
“请进！”何钊头也不抬地说。
“老师，您打算哪一天动身？”进来的是他的搭档，年轻的女刑警赵忆兰。
何钊放下手中的活儿，招呼她坐下，说：“就这一两天吧！调令已经下来半个多月了，不能再拖了。”
原来何钊在月初就接到公安部的调令，调他去北京国家刑事侦探研究所去从事研究工作。由于手头的一件大案未完，他一直拖延着迟迟没有动身。直到前几天案子全部侦破，几名主犯相继落网，他才把刑侦科的工作移交给继任者，准备前往北京去新单位报到。
赵忆兰迟疑了一下，终于开口说道：“能不能再推迟一两天，帮我解开一个疑案？”
“疑案？什么疑案？我刚离开局里，还不到半天的时间，怎么又有了疑案？”何钊眉头一蹙，抬头问道。在这之前，他已经把所有的案子处理完毕，没有遗留任何尾巴。
“事情是这样的。”赵忆兰开始叙述说，“今天上午您走后，来了一位名叫卢竹的姑娘，她是从和平区来的。她说她的姐姐卢梅死了好几天了，直到昨天上午她姐夫刘雨朋出差回来才发现。和平区分局的同志接到报告后就去了现场，调查分析的结论是由于死者自己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导致死亡。对于这个结论，卢竹怎么也无法接受。她与姐姐亲密无间，非常了解姐姐，说她姐姐为人谨慎，做事细心，最近一段时间虽然有些失眠，常要服用安眠药，但每次仅限两片，从不多服，绝不可能误服这么多的安眠药……所以到我们市局来，请求我们派人去复查。”
“她怀疑那些安眠药是有人强行给她姐姐灌下去的？”何钊问。
“是的，并且此人就是她的姐夫刘雨朋。”赵忆兰回答说，“当时科里的同志都出现场去了，只有我在家值班。为了对案子负责，我听了她的申诉后，立即去了一趟和平区分局，了解此案的调查处理情况。”
她没有告诉老师，她之所以立即去和平区分局调查此案，除了是对案子负责任以外，更多的还是基于对报案人的信任和同情。直到此刻，卢竹那一双充满哀伤和祈求的眼睛，还一直浮现在她眼前。
“发现什么疑点了吗？”
“什么也没有发现。”赵忆兰回答说。接着开始向他汇报去和平区调查了解此案的情况。
二
和平区分局刑警队的李队长是一位30多岁、工作严谨、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他热情地接待了赵忆兰，详细地向她介绍了此案的调查处理情况。
此案的报案人就是刘雨朋。是他出差回家，发现妻子死亡，这才报的案。
他们一接到报案的电话，就立即赶往现场进行了尸检和现场勘查。死者名叫卢梅，女，26岁，死于自己家里卧室的床上。尸检结果：全身未发现一点伤痕，也无中毒的征象。从胃内抽取物中检测出大量安眠药的成分，确定是服用超量的安眠药而导致死亡。
住宅和卧室的窗户都开着，室内温度很高，在30度左右。尸体已开始腐烂，发出阵阵恶臭。根据室内温度和尸体腐烂的程度推断，应该已经死亡三四天了。鉴于16号晚上9点刘雨朋还打电话回家与死者通了电话，最后确定死亡时间为4天前，即16号的深夜。
在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瓶服用过的安眠药；没有寻找到遗书，死者又是身穿背心和短裤仰卧在床上，也不像是自杀。门窗没有撬动的痕迹，室内只有死者和她丈夫的足印和指纹，无外人进入的印迹。死者的丈夫刘雨朋是中兴公司的职员。该公司证实本月10号刘雨朋就与另一名叫夏新的人一同出差，离开江州，直到昨天上午才返回本市。室内的那些印迹，显然是在他10号离家以前和昨天回家以后留下的，与妻子的死应该没有关系。
他们综合以上种种情况进行分析，这才做出是死者自己误服了过多的安眠药而致死的结论。估计是死者服用了一次安眠药后，仍然无法入睡，又起来服用第二次，结果在迷迷糊糊中多服用了几片，药量超过了限度……
赵忆兰叙述到这里顿了顿，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总结说：“李队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尸检又是请市法医中心的汤平医生去做的，侦查工作认真、细致、全面……总之，一切都符合规范，符合逻辑，他们的结论无懈可击。”
“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说是疑案？”何钊笑了。他深知自己的这位徒弟，既然说是疑案，就一定是发现了疑点，这绝不会是她的调查结论。
赵忆兰也莞尔一笑。但她并不回答老师的问题，而是继续叙述说：“我接着又去了一趟卢梅的工作单位。那是一家生产工业陶瓷的民营工厂，卢梅是厂里的产品推销员。在那里，人们告诉了我两件事：
“有一次，卢梅受人之托去看望两位老人。她一进门就闻到一丝淡淡的异味。那异味时有时无，飘忽不定，很难捉摸。卢梅循着气味搜寻了许久，最后终于在厨房的一个死角里搜寻到一只发臭的死老鼠。
“还有一次，卢梅代一家客户去仓库提货。当时，仓库的管理员正在为另一家单位发货。卢梅瞟了一眼发货单，说：‘等一下！单上的数字有错。这个单位我熟悉，不可能一次购买这么多瓷球。’管理员打电话去一问，发货单上的数字果然错了，是销售人员漏写了一个标点，把1.5吨写成了15吨……”
“你是说这两件事可以佐证卢竹的怀疑，像她姐姐那么一个心细的人，绝对不可能误服过多的安眠药？”何钊问。
“这是其一。”赵忆兰点头说，“其二是就在刚才，我来您这里之前，和平区分局的李队长打来电话说：在我离开之后，有保险公司的人去他们那里了解卢梅的死因。说是卢梅生前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受益人是她的丈夫刘雨朋。只要不是自杀，刘雨朋就可以领取到200万元赔偿。200万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呀！”
“不错，这个数目足可以引诱一些人去犯罪。”何钊点点头，开始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
“但这也只能证明他有作案动机。”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他是否有作案的时间。他有作案时间吗？”
“没有。”赵忆兰两手一摊，苦笑一声，颇为遗憾地说，“我仔细查阅了此案的询问记录和证词。卢梅死亡的那一天，刘雨朋远在武汉。由武汉至江城，就是乘坐特快列车，往返也要10多个小时。而那一天，刘雨朋却又一直与他们公司的那个夏新在一起。他有不在现场的铁证。”
“怎么会是这样……”何钊不觉沉吟起来。
“是呀，这就是本案的疑难之处。”赵忆兰说。
何钊低头蹙眉思索了一会儿，这才抬头说道：“看来此案的关键还在于卢梅的死亡时间，以及卢梅死亡时刘雨朋所在的确切地点。如果真如和平区分局调查的那样，那么刘雨朋就决非罪犯，卢梅确有可能是自己误服过多的安眠药而致死。当然，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有时只要寻找到一点破绽，所谓的铁证就会不攻自破，反而变成了侦破案件的突破口。”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赵忆兰问。
“等一等！让我再把整个案子过一过。”何钊又开始低头蹙眉思索起来。他想着想着，忽然伸手拍拍脑门，说：“对了！这里面有哪个地方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什么地方？”赵忆兰问。
“你是说所有的窗户都开着，室内温度很高，尸体已开始腐烂，发出阵阵恶臭？”
“是的。”
“尸体生蛆了吗？根据蛆虫的大小，不是可以准确地确定死亡时间吗？”
“没有蛆虫。所有的窗户都装了纱窗，苍蝇无法进入室内产卵。”
“那么尸臭呢？窗户洞开，尸臭早就应该飘逸出去，弥漫在空气之中。那是一种令人寝食不安、无法忍受的恶臭，又怎么会没有人察觉？”
“是呀，我查阅了所有的询问记录，在那之前，竟然没有一人闻到过尸臭。”赵忆兰说。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所有的窗户都是刘雨朋回家以后打开的。在那之前，应该是一个门窗紧闭的密封现场，尸臭没有外溢。”
“完全正确！可是，这对于破案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现在还不知道。也许能由此找到有用线索，也许一无用处。这样吧，我建议你去一趟他们家，亲自察看一下现场，再找他们家周围的邻居仔细调查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有用的新线索。注意，不要漏掉任何一个人、一个细节……”何钊一再叮嘱说。
“好！我这就去。”赵忆兰说着就起身匆匆离去。
三
下午，何钊午睡刚起身，赵忆兰又匆匆赶回来了。看来这个中午她一直在忙于案子，没有休息。她一见到何钊就兴奋地说：
“所有的邻居都说已经有许多天没有见到卢梅了，但究竟有多少天，谁也没有注意。至于在那以前，他们家的窗子是开着还是关着，同样也没有人注意过。总之，谁也提供不出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但经我一一对照，发现和平区分局的同志在调查时遗漏了一户人家，那就是住在他们楼下的住户。据了解，他们楼下住的是一对姓罗的退休老人。老两口前几天去山东看望他们的女儿去了，家中无人。他们没有手机，但我弄到了山东他们女儿家的电话号码。”
“那你与他们联系上了吗？”何钊问。
“还没有。我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他们的女儿。女儿告诉我说，老两口出去了，待他们回家，她会转告他们，要他们与我联系。”
赵忆兰正说着，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她连忙拿出手机放在耳旁：“喂！您是哪位？”
“是江城的公安同志吗？”手机里传来一位老妇人的声音。
“对，对！您是罗大妈吧？”赵忆兰忙说。
“是的。我闺女把事情都告诉我了。唉！真没想到，好端端的一个人，咋说死就死了呢？”手机里传来对方感叹的声音。
“是呀。大妈，所以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在这之前的几天里，您有没有看到过什么可疑的事情，或是听到过什么可疑的声音？”
“其他也没有什么。只有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对你们有用？”
“什么事？您请讲！”
“就是在我们离开之前，有好几天了，他们家的空调一直都开着，昼夜不停。”
“什么？您是说他们家的空调一直都开着，从没有停过？”
“是的。他们家的空调一开，就滴滴嗒嗒地往我家的雨棚上滴水。最初两天我也没有在意，可是有一天下午忽然下了一场暴雨，气温一下子降低了许多，家家户户的空调都关了，唯独他们家的空调还开着，昼夜不停。我这就觉得有点奇怪了，便想上去问个究竟。谁知我上去按了半天的门铃都没有人应，这才知道家中无人，他们两口子都外出了。我心想：这家人也真是的，怎么离家外出也不关空调？多么浪费电……唉！现在想来，她那时可能就已经死了，是开着空调时死去的，所以一直没有关空调。”
“等一等！”赵忆兰说道，“罗大妈，请您仔细回忆一下，他们家的空调是从哪一天起，一直都开着的？”
“刚才我的老头子查了，下大雨那天是15号，再往前推两天，应该是13号吧。”
“您能确定吗？”赵忆兰又追问了一句。
“肯定没错。我家老头子有一个记事本。那一天的暴雨不期而至，把我们困在超市里两个多小时。这事他记了，绝对不会错。”老人肯定地回答。
接完电话以后，赵忆兰兴奋地说：“老师，您都听到了吗？”她的手机音量很大，站在旁边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不错，15号下午的那场暴雨我还记得。”何钊点头说，“当时我们正在街上巡视，忽然之间风起云涌，天色大暗，雨点似炒豆子一般地落下，还夹杂着一些冰雹。暴雨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气温骤然下降了10多度，仿佛一夜之间就进入了凉爽的秋天。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天又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大热天。”
“那么，你怎么看这件事？”
何钊沉思了一会儿，开始分析说：“如果他们没有弄错的话，那么卢梅的死亡日期可能有误，她也许不是死于16号，而是死于更早的几天。你想，15号下午天降暴雨，气温骤然下降了许多，卢梅当时如果还活着，又怎么会不关空调呢？也正因为是开着空调，门窗紧闭，尸臭难以外溢，才使卢梅的死迟迟没有被发现。另外还有一点，和平分局的同志到达现场时，窗户是开着的，室内温度高达30度。那么又是谁打开窗户、关掉了空调呢？显然，这人只能是刘雨朋，是他回家后立即打开窗户，关掉空调，待室温升高后才打电话报的警……”
老师的分析似风吹云散，使赵忆兰眼前豁然开朗。但她的心里仍然还残留着一丝疑云，没有散尽，不觉开口说道：“可是尸检是请市法医中心的汤平医生去做的。汤平是这方面的权威，他推断的死亡时间一般是不会有误的呀。”
“汤平是依据室内温度和尸体腐烂的程度来推断的。他不知道在那以前是一个开了空调、门窗紧闭的密封现场。这些天室内的温度一般都在30度左右，但如果昼夜开足空调，把室温降低一半，调至16度以下呢，尸体还会腐烂得这么快吗？”
“还有一点，刘雨朋16号晚上9点多钟曾经打电话回家，与他妻子通话达半小时之久。我查阅了他们家电话的通话记录，从11号起，一直到16号止，刘雨朋每天晚上都用手机往家中打电话，每次通话时间是半小时左右。如果卢梅在16号以前就已经死了，他又怎么还能与她通电话呢？”赵忆兰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是吗？你把他们家的通话记录拿出来看看，从13号到16号这几天里，除刘雨朋以外，还有谁打进来过电话？”何钊问。
“好的。”赵忆兰拿出通话记录查看了一下，说，“这里有一个固定电话号码，分别在14号和15号两次打来电话，但每次通话的时间都不超过两分钟。”
“你打一个电话去问问，那是什么人？两次接电话的是不是卢梅本人？”何钊又问。
“好的。”赵忆兰立即拿出手机拨打了那个电话。
一会儿，手机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喂！你找谁？”
“我是市公安局的刑警赵忆兰。我们正在调查一个案件，请问你是谁，是卢梅的朋友吗？”
“我叫崔洁，是卢梅的高中同学。卢梅她怎么了？”
“卢梅她死了。”
“什么？卢梅死了？你不是开玩笑吧？”对方惊讶地说。
“不是玩笑。”赵忆兰开始解释说，“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上午她丈夫出差回来，才发现她死在家中，已经好几天了。为了确定她的死亡时间，我们查阅了他们家电话的通话记录，发现你分别在14号和15号给他们家打过两次电话。我们想问一下，那两次电话都是卢梅本人接的吗？”
“其实，那两次电话都没有打通。”对方说。
“什么，两次电话都没有打通？可是在通话记录上却有那两次通话的时间呀！”赵忆兰诧异了。
“事情是这样的，每次电话接通后，传来的一直都是播放音乐的声音，始终没有人接。我因为受人之托，要向她打听他们厂的一种新产品，所以等的时间久了一些，这大概就是有通话记录的原因吧！”对方解释说。
何钊听罢，两眼一亮，点头说：“这就对了！刘雨朋一定是将他们家的电话与一台录音机连接在一起，只要一通电话，录音机就会自动开启，播放音乐，直到对方挂断电话为止。这就是为什么卢梅死后，刘雨朋还能够打电话回家与她通话的原因。现在，那台录音机当然是早已拆除了的。”
“可是，就算卢梅是死于16号以前，但那时刘雨朋也已经出差在外了呀，这有他的同伴夏新作证。他还是没有作案时间。”赵忆兰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这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走！让我们一起去会一会他不在案发现场的证人——那位与他一起出差的夏新。”何钊说。
四
何钊驾驶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很快就到达了刘雨朋的工作单位——中兴公司。他们找到公司保卫科的负责人，要他去叫来夏新。
夏新，30多岁，性格豪爽，待人热情，十分健谈。一俟何钊说明来意，立即侃侃而谈地叙述起来：
“不错，这次是我与刘雨朋二人一个小组，负责去长沙、武汉和郑州三地进行产品销售以及售后使用质量情况的调查。虽说只有三个城市，但由于公司要求每个城市必须分区选择5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场做销售情况的调查，另外还要选抽10家用户做售后使用质量的调查，这样，工作量就很大，三个城市的调查就用去了我们整整10多天的时间。”
何钊点点头，笑着打断他的话问：“在这一段时间里，你们二人是否都在一起，有没有过单独活动？”
“单独活动？没有，没有。公司要求每一项调查，都必须要有两人同时在场，以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所以，在那10多天里，我们一直都没有分开过。”
“那么晚上呢，你们是否同睡一个房间？”
“当然。公司在报销差旅费方面有规定，一般职工限住三星级以下宾馆的普通客房，因此，我们一直住的都是标间。”
“请你再仔细回忆一下，有没有过一两个晚上你睡得很死，睡后什么也不知道，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何钊问。
夏新笑了，说：“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还真有这么一回事。那是在离开长沙的前一夜，一位商场的老板请客，席间我多喝了两杯，一回到宾馆就睡着了，迷迷糊糊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才醒来。”
何钊听后点点头，又问：“你还记得那是几号吗？还有，你们在长沙住的是哪一家宾馆的几号房间？”
“当然记得。我们是10号动身的，在长沙4天，14号离开长沙去的武汉，那应该是13号晚上。在长沙，我们住在湘雅路新天宾馆的403号房间，离火车站不远。”夏新回答说。
送走夏新以后，何钊对赵忆兰说：“案子至此已经真相大白。你立即去一趟长沙，取回刘雨朋作案的证据。那家宾馆应该装有监控摄像头，肯定摄下了他当晚的行动。”
“您是说那天晚上，他趁夏新酒醉沉睡，离开宾馆潜回了江城？”赵忆兰问。
“是的。在长沙、武汉、郑州这三个城市中，长沙离江州最近，乘坐特快列车往返只需要8个小时。一个整夜，足够他潜回江城作案了。”何钊说。
当天晚上，何钊就接到赵忆兰从长沙打回的电话。她在电话中兴奋地说：“老师，宾馆13号晚上的监控果然摄下了刘雨朋当晚的行踪：他在9点10分走出房间，离开了宾馆，一直到次日早上6点20分才返回宾馆进入房间。”
“好！这才是真正的铁证。”何钊满意地笑了。
五
第二天，赵忆兰应邀去和平区分局参加他们对刘雨朋的审讯。在铁证之下，刘雨朋不得不低头认罪，交代了他作案的过程。
原来刘雨朋早已移情别恋，有了一个比妻子年轻漂亮的情妇。今年春天，妻子在保险公司工作的一位老同学上门来推销保险，她碍于情面，购买了一份赔偿金额为20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刘雨朋得知此事后，怦然心动，一连许多天都无法平静。最后，这200万元的巨额赔偿，终于诱使他做出了杀妻的决定。
那一晚在长沙，他往同伴夏新的酒杯里下了一点蒙药，待夏新睡熟之后，立即离开宾馆直奔火车站，乘坐最近的一趟特快列车赶回江州。
回到家中已是午夜，妻子已经入睡。他看看睡梦中的妻子，犹豫了片刻，终于狠下心来，将十几片安眠药研磨进水中，灌入已服过安眠药、迷迷糊糊的妻子口中……做完这事之后，他便取出早已准备好了的一台录音机，将它与电话机连在一起，为制造自己继续与家中通话的假象作好准备。接着又关紧门窗，打开空调，将它调到最低一档。这样就能降低室内温度，延缓尸体的腐烂，以后警察验尸推算死亡时间，可以往后推迟几天，待他到达下一站，远在武汉时妻子才死亡。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他才满意地离家而去，乘坐火车返回长沙……
刘雨朋所作的此案，真可谓老谋深算、天衣无缝。最初，和平分局确也被他引入歧路，做出是死者自己误服了过多的安眠药而致死的结论。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卢竹这位心思缜密、遇事顶真的小姨，对他产生了怀疑。更遇到了何钊师徒这一对神探，技高一筹，终于拨开重重迷雾，侦破此案，将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然，在这其中功不可没的还有13号下午的那一场暴雨。要不是这场不期而至、持续了几个小时的瓢泼大雨，使气温骤然降低了许多，他们家的空调再怎么一连几天开着，也不会引起罗家老两口的注意。这也可以说是天不藏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