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一个寒冷的夜晚，安娜正在做饭，努里回来了；只见他鼻涕直流，双颊通红，手里拎着一个扎起来的帆布袋。安娜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因天冷而皲裂的嘴唇和痒痛难忍的手指，想起终于到家时被温暖包裹时的情景。
“我饿了。”努里的吼声打断了她的回忆。
“晚饭再过几分钟就好。”她正在做伊朗式炖肉，主料是碎豌豆和牛肉，佐以洋葱、土豆、番茄酱和酸橙汁。
“怎么还没做好？一整天都做不成一顿饭！”
“就十分钟。袋子里装的什么？”
努里一声不吭地转身上了三楼。
安娜不常上三楼，那里除了一个橱柜和一扇通往楼顶的小门之外，别无他物。她听到橱柜门打开的吱呀声，接着是一两下扑通声。安娜寻思着努里用那橱柜做什么，或许电话就藏在那里吧；等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上去瞧瞧。接着努里下楼走到起居室，打开电视。安娜给肉汤放完佐料，盛进饭碗里端上桌。
“好了。”
努里走到桌旁，瞥了一眼饭菜，然后又瞅了她一眼；叉起双臂：“你怎么穿着牛仔裤？”
安娜耸耸肩说：“在自己家里，穿什么都行，对吧？”
努里的脸色更加阴沉，不过还是坐了下来。安娜坐在餐桌另一端。如今这些日子，晚餐少有顺心的时候，她也没什么胃口，经常是等努里吃完了，再随便吃一点。努里折了一截西洋参，放到盘子里，再舀了些肉汤倒进盘子，把面包往肉汤里蘸了一蘸，塞进嘴里。
嚼着嚼着，努里忽然停下，把饭菜吐回盘子里：“不对头！”
“怎么了？”
“这饭我吃不下去，跟土一个烂味！怎么做的饭？”
安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端起碗，撇了一勺汤倒进盘子，尝了一口：“没问题呀。”
“不对，有东西变质了；这味道跟以前不一样！”
“你说这个啊，家里没藏红花了，我多加了些姜黄，所以偏印度风味，或许你尝到的就是这个味。”藏红花差不多算是波斯料理中最常见的调料。
努里的脸色并未因此而缓和下来：“我干吗要吃印度风味的东西？那个国家满是骄傲自大、肮脏无比、缺乏教养的异教徒！你是在耍我。”
安娜看着他，一语未发。
“连饭都不会做了，简直是废物！”
安娜再也忍不住了，她站起身，一把将饭碗扔到地上。碗筷摔碎在地，汤也随之洒了出来；那“哗啦”一声在安娜听来无比清脆悦耳。
努里惊得睁大了双眼，他猛地跳起来：“你这是在做什么？你个疯婆娘，你的灵魂被恶魔吃了吧！”
安娜双手叉腰：“够了，努里！收手吧！别再闹了。”
努里逼近她：“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快给我打扫干净！”
安娜纹丝不动；努里抬起手，似乎要给她一巴掌；可安娜还没等他出手就闪电一般冲到楼上的卧室并锁上了门。
当晚努里没有回家。清理那一地的狼藉时，安娜强迫自己别放在心上。她甚至还眯了几个小时；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已下定决心。她四处搜寻护照；好几个月都没想这东西了，因为平时并不需要。护照本来应该放在嵌入卧室墙壁的保险箱里，她知道密码。可打开后才发现没有。安娜心里一阵惊慌：护照不仅仅是她的身份证明那么简单，而是她这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正式凭证，没了它，就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她翻了翻梳妆台和衣柜，仍然不见护照的踪影。
难道努里把它放进三楼的壁橱里了？时不时听到努里开开关关那个壁橱。安娜爬上三楼，打开壁橱门；里边只有些亚麻布等物品，没有护照，也不见电话。如果他没往里放东西的话，为何总开壁橱呢？安娜皱了皱眉，一时也想不明白。她又下楼到厨房、书柜后面和壁橱里都搜了个遍，依然一无所获。到底在哪儿呢？是不是努里另外做了手脚啊？
安娜在起居室里踱来踱去，胃里翻江倒海，呼吸急促，难道自己病了？现在该怎么办？接着，她忽然停下脚步。一定有办法的，丢护照的人多的是，不能就此消沉，肯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想着想着，她由原先的恐惧变成了恼怒，那是对努里，也是对自己、对自己孤立无援的恼怒——这以前不过是在浪费时间罢了。
她披上罩袍，拿着钱包，跑出家门，到了街角处，招了辆出租车去瑞士大使馆——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已断，在伊美国人的一切事物已交由该使馆负责。一路上，她越想越生气。这一次，她没有忍，而是任由怒火燃烧——怒气燃烧总比精神崩溃好得多！太阳穴的抽搐反而令她心安起来，怒火反而令她思绪明朗，坚定了她的决心，引导着她采取行动！
没想到去德黑兰北部使馆的那段路并不长，离萨梅迪家也不远。使馆大楼气势恢宏，前面有极具现代风格的几根柱子，与白宫略有相似之处，但和德黑兰的大多数高档建筑一样，它的周围也竖着几堵高墙。寒冬渐逝，雪白的墙壁反射着耀眼的阳光。
走近才发现使馆的“涉外事务”部门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另一栋楼里，于是她走向那栋与恢宏的使馆楼极不相称的混凝土小楼。门口有栅栏围着，一个身穿德黑兰警察制服的男子守着大门。她按了一下墙上的电子门铃，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问她有何贵干。
“我想找个人，帮我回美国。”
门开了，安娜赶紧进去了。一阵粗略的搜身之后，一男子用口音极重的英语问她要护照。
“我……没带上。”
男子皱了皱眉，打量了她一番，接着显然是认为她没什么问题，就带她沿走廊到了一间小办公室门前。他敲敲门，走了进去。安娜在走廊里等着，屋里有人说话，声音很低。过了一会儿，那人招手让她进去，然后关上门出去了。
一个男子坐在毫无特色可言的办公桌后；他面色蜡黄，头发稀疏，大腹便便，戴一副金属边框眼镜，似乎因工作繁重而心事重重，急需休假调养。
他清了清喉咙：“早上好。我是彼得·多伊奇。请问您有什么事吗？”他的口音也十分浓重，不过安娜听出来那是瑞士腔。
“早上好，多伊奇先生。我是美国人。我在伊朗待了一年左右，现在想回国，越快越好。”
“你是嫁了伊朗人吗？”
她点点头。
“有孩子吗？”
“没有。”
“知道了。”他又轻咳一声，“没就好，有了就麻烦啦。可即便如此，我也帮不了太大的忙。”
安娜叉起双臂。这人语气很干脆，几乎算得上机械，仿佛这话已经说了上百遍。
“可我还是美国人啊。”
“没错，在美国政府看来，你是美国人，可伊朗政府并不这么认为。”
“这话什么意思？”
“你从结婚那一刻起就变成伊朗公民了。”
“不对，我有双重国籍。我……我的美国护照还在。”
多伊奇摘下眼镜，打开桌子抽屉，抽出一条手绢，擦拭着镜片，然后将眼镜戴回，说：“伊朗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与伊朗人成婚的美国人都被看作是伊朗人。你从结婚那一刻起就变成伊朗人了。只要你身在伊朗，就会被当成伊朗公民对待。”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根据伊朗法律——尽管你仍然拥有美国国籍——你必须凭伊朗护照出入伊朗。”
“可我没有伊朗护照啊。”
“那你可得弄一个了。”他停顿了一下，“你是在这里结婚的吗？”
“这里一次，美国一次。”
“如果你是在伊朗结的婚，那么成婚之时，伊朗官方就会没收你的美国护照。你丈夫没告诉你吗？”
安娜沉默了片刻，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一定是忘了告诉我。”
多伊奇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当然啦，你知道，女人必须经过其丈夫的同意才能离开这儿。”
“如果丈夫不同意呢？”
“对不起，恕我爱莫能助。”他摊开双手说。
安娜只觉一阵眩晕，仿佛掉进了绝望的深渊：“一句对不起哪行？请你务必要帮我。”
“我说过了，法律无情。再加上当前美伊处于断交状态，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
“可这……这太让人无法接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一周都待不下去了。”
多伊奇再次十指交叉，疲乏的面容说明这种话也不是头一次听到了。
安娜不肯就此气馁：“那我母亲能帮忙吗？她在巴黎。肯定可以让我去探亲吧。”
“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你丈夫的书面许可，你想去哪里都行。”
安娜飞快地眨眨眼：“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
“女士，恕我不能给您建议。我只能告诉你，除非你们离婚，或者你丈夫死亡，你才有机会拒绝承认你的伊朗身份。不过，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们将自动成为伊朗公民，而且没法改变身份，因而必须凭伊朗护照出入境。”
真不敢想象：跟努里有了孩子眼下会是什么情形！
“而且你还需要当地官方的准许才能离开。”
绝望再度袭来，将她先前的希望洗刷得一干二净。她手足无措，但又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崩溃。
“那么，”她声音战抖地问道，“你到底能帮我什么？”
“我们可以给你家人打电话或写信，告知他们你被迫滞留于此。当然，想必他们早就知道啦。”
“我丈夫不让我打电话给我妈妈，而且我跟我爸好几个月都没联系了。”
“我可以替你寄封信；如果需要的话，或许还能给你弄几件衣服。”
“可以打电话给我父亲吗？他是个物理学家，在马里兰州为政府工作。”
多伊奇点点头。安娜便给他写下父亲的电话号码和住址。
“你妈妈那边呢？”
“我跟你说了，她住在巴黎。”
“哦，那可是光明之城。”
安娜心灰意冷，哪里还有兴致闲聊！努里不给她书面许可，她就无法离开伊朗；而努里曾说过绝不会让她如愿以偿——她已进退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