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蕾切尔上学后，我查了一下电邮，布伦达已经回复——她要么是地球上最有效率之人，要么就和我一样有失眠症。她查对了手头的资料，并没有任何有关本·辛克莱的信息。
我喝着咖啡，查了一下日程。还要给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写一个脚本；这家公司是我最主要的客户和经济来源，不过截止日期要到下周。我拿起那封信，打电话给露丝·弗莱希曼。
“你好？”声音听起来微颤而尖利；我想象着一个染发、浓妆并且珠光宝气的女人。
“弗莱希曼太太，我是艾利·福尔曼。昨天收到您的来信了。”
“啊，对。谢谢你打来。这整件事儿都糟透了。我接收房客已经二十多年，当然是从莫里死了之后，但我从没给哪一位办过丧事。这段时间真是糟透了。”
外加假指甲，亮橙色指甲油。
“我能理解。不过，恐怕我并不认识辛克莱先生；说实话，我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人。”
“天，我还指望你会认识他呢。”
“为什么呢？”
“嗯，因为，嗯，当然，我们看过你的节目。”
“我的节目？《欢庆芝加哥》？”
“对。”
我等着她说自己有多喜欢这档节目。
“我付不起那些特别好的电视台，HOB，Showtime之类，莫里留给我的财产刚能勉强过下去，所以我凑合着只看基本频道。”声音里有种恼人的鼻音。
“很好看，”她补充道。
“你的节目。”
“谢谢。”无论她说的是什么。
“辛克莱先生提过没有，他是怎么知道我的？”
“嗯，是这样，要知道，辛克莱先生不怎么出门，当然，除了去图书馆。他年纪挺大的，九十多岁了，而且又一向独来独往。不是说他这人不好。他一向按时付租金，而且也从不找麻烦，甚至那次风暴特别严重，断电两天，他都没说什么。当然，他自己没有电视，所以有时候我会请他下楼，一起看个节目。不过他倒是挺喜欢带布鲁诺散步的。”
“布鲁诺？”
“我的狗儿。看门狗。我肯定需要一点保护。从……几年之前那件事儿开始。”罗杰斯公园就是丹·桑顿闹事儿的地方。
“所以，你看，福尔曼小姐……呃……是福尔曼小姐，对吧？”不知怎么，她的声音听着过于热切。难道她有个单身的儿子或者侄儿？
“是福尔曼夫人；我有个十二岁的女儿。”
“哦，”她失望地说。肯定是有个男亲戚。
“嗯，就这样吧。我说到哪了？”
“你和辛克莱先生一起看《欢庆芝加哥》。”
“对。那天早上我做了咖啡蛋糕，那会儿正切着。我能看出来，辛克莱先生很喜欢。我是说，这个节目。尤其是有关朗代尔的那段。”朗代尔是我们的一个主题街区，在芝加哥西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是芝加哥的犹太人聚居区。
“最后，你知道，就是他们会说谁做的节目，谁参演了……”
“演职员表？”
“对，演职员表。嗯，他一看到你的名字，表情就变了。”
“表情？”
“对。那种表情——好像他认得你，但又觉得很惊讶。他大声叫出了你的名字。”
“艾利·福尔曼？”
“没错。他就是这么说的，还有点疑惑的语气。”
“接着说。”
“就这些了。”
“他只说了这个？只有我的名字？”
“接着他就上楼了。”
“他从没说过别的？我是说，在那之后？”
“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在……那以后。但没有，他确实没说过。其实，我都已经忘了这事儿了，直到后来我发现你的名字和照片。”
“照片？”
短暂的停顿。
“是老式的快照。你知道，一张黑白照片，带齿状边儿的那种，这是肯定的。”
“肯……什么照片？”
“嗯，亲爱的，我就想问你这件事。”
露丝·弗莱希曼所在的罗杰斯公园片区，五十年来一直都没什么变化——低矮的平房，狭窄的街道，两边挤满公寓楼，这一切纵横交错，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滨湖一带，重新启动的区域绅士化进展迅速，大量高档住宅不断涌现，而且湖景宜人、绿叶如盖——尽管如此，依然掩饰不住那种无人问津的荒凉气氛。
我停了车，走到4109号。砖砌的房子，很窄，有一座门廊。门廊底下安着格子型挡板，前面掩着几丛稀疏的连翘。几朵水仙花迎着春寒绽放，星星点点散落在屋前。我走上三阶已经松动的木质台阶，按了门铃。正对着门廊有一扇大窗，掩着白色的帘子，我正顺着窗缝往里看，门开了。
露丝·弗莱希曼脸上涂着厚厚的粉，胳膊上套着一堆手环，只是没有染发；看上去七十岁开外，头上戴着一顶蓬松的假发，颇有几分像年轻时代的杰奎琳·肯尼迪；要么曾身患癌症，要么就是必须要戴圆顶小帽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后者可能性更大些。罗杰斯公园的这个街区已经取代朗代尔，成为了芝加哥的犹太人生活中心，再说她看着很精神，实在不像经历过化疗的人。
她带我走过杂乱的客厅，沙发上有一团毛绒绒黑白相间的东西，它抬起头嗅嗅，跳下沙发，好像认定我是一个新鲜味道，需要进一步探索。
“这就是布鲁诺吧，”我说，它跑过来，使劲儿摇着尾巴，都快要飞起来了。
“你的看门狗。”
弗莱希曼太太肩膀动了一下，扬起眉毛，表示认同。我弯下身子拍拍它。这是一条有比格猎犬血统的杂种狗，它把头探到我手下，让我拍，我抚弄了一下它的耳朵。一停下，它就跳起来抓我的裤子，好像在说“我让你停才能停。”
“来吧，上楼。看看他的房间。”声音刺耳，比起指甲抓黑板还要难听。
我们上了楼，布鲁诺在后面跟着。
“辛克莱先生什么时候去世的？”
“4月12号。”
“怎么死的？”我问。
她的声音沉下来。
“警方认为他把普萘洛尔和拉诺辛搞混了。那天我带布鲁诺去散步，回来以后布鲁诺就跑上楼大声叫，就这样发现他死了。真可怜。虽说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但一个人就这样突然去世，还是挺难受的。”
她打开一扇正面朝向的门，屋里满是尘土和酸腐的气息。一张双人床，床垫已被撤下，立在墙边；另一面墙边靠着一个五屉木柜，窗户底下放着一张小桌；还有一个衣橱，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衣架；地上堆着几个纸箱子。
弗莱希曼太太走过去，打开窗，一阵冰冷的空气涌进来。
“所有东西在那里面了。”她指着纸箱子。
“前两个是他的衣服，我打算捐了；那个箱子里是他的个人物品。”她转过身，看到我在门口踌躇。
“进来吧，亲爱的，这东西又不咬人。”
我不太情愿地走进屋里，帮她把其中两个箱子搬到一边，她示意我坐在地上。我盘腿坐下，打开第三个纸箱，最上面是一个塑料袋，用扎口线系住的，里面是剃须刀，一袋刀片，剃须膏，还有两个棕色的塑料药瓶。我看了一下标签，是拉诺辛和普萘洛尔。
“这些就是他的药——？”
“不是，那些运走他的人把药也拿走了。这些应该是他以前剩下的。”
我隔着塑料袋研究这些药瓶。
“你是说，他是因为把吃的药搞混了？”
弗莱希曼太太点点头。
“本来他应该一天吃四次普萘洛尔，一次拉诺辛，但这些药看着太像了，很容易搞混。我有时候还这样呢。我就在厨房里贴了张表提醒自己——当然啦，吃过药就得马上去填表才行。”
我曾经目睹父亲的生命随年龄而衰退；但我和大部分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一样，从未放弃自己的青春，对于老年生活的诸多不便，几乎没什么意识。优雅地老去是一门艺术，一门我还必须掌握的艺术。
塑料袋下面放着一摞书，有一本《西都尔》，是正统犹太教的祈祷书，其他的好像是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我拿起几本一看：《二战秘闻》，《纳粹医生》，《影之战士：美国战略情报局》，还有几本约翰·勒卡雷的小说。
“他差不多天天都坐公交去图书馆，”她说。
“附近新开了一个。”
我把一本书翻到最后一看，已经超过归还日期几个月了。我递了一本给弗莱希曼太太。
“这些书该还了。”
“天哪，”她叹了一声。
“他们可别罚我款啊。”靠近箱底还有一个米黄色的金属盒子，长宽大约十二英寸，三英寸高，看着挺适合用来放钓具的。我把它拿了出来。
“我打不开这盒子，”弗莱希曼太太说。
“要不你试试看？”我把盒子拿在手里。
“噢，试一下吧，亲爱的，”她唆使道。
“你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吗？”我咬着唇。他人已经死了，我觉得自己好像食尸的秃鹫一样。她夺过盒子，来回扯着锁扣。
盒子纹丝不动。
“对了，我房里好像有东西能用上。”她放下盒子走出去。我听到走廊对面的门打开又关上。一分钟后她回来。
“拿去。”她递给我一个金属指甲锉。
“看看管用吗。”
“弗莱希曼太太，这不太好吧。我又不认识辛克莱先生，这样好像……”
“没事儿的。”她摆了摆手，镯子叮当作响。
“辛克莱先生已经不会在意了。而且说不定里面有什么能说明他的身份，是哪里人，那么……”她耸耸肩，好像不必再多说。
我勉强接过指甲锉，试着用它把锁撬开，但没用。然后我又把锉子的尖头插进去，来回扭了几下，想把锁扣弄掉，也没用。想着利用一下重力，我把盒子倒过来，重复撬锁的动作，但还是一样。
弗莱希曼太太不耐烦地看着。最后，她抢过盒子，扔回纸箱。
“我看算了。”
箱子最底下躺着一个系绳的布袋。我松开绳子，从里面掏出一个锃亮的银色打火机，正面的图案是一个歪戴帽子的男人，靠着路灯柱站着，反面蓝色的机身上刻着三个首字母：SKL。我打开上盖，摁了一下打火轮，火苗随即绽放。
“看。”我向弗莱希曼太太举着打火机。
“亲爱的，我没带眼镜。”
“打火机。而且还能用。”我扣上盖子，仔细看那些字母。
“上面有首字母‘SKL’。”我皱眉。
“不应该是‘BS’吗？”
“是啊。”她也蹙起眉头。
“不过，本·辛克莱是有秘密的人。”
“秘密？”
“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不会多过问。只是和人共处的话，这样就可以了。辛克莱先生对自己的事从不多说。坦白讲，我觉得他可能有过，呃……不太光彩的过去。要不是我需要用钱的话，嗯，谁知道呢？不过我也说过，他是个挺好的房客。”
我摸着打火机。可能这是他朋友或亲人的，后来就由他保管了，什么原因呢？这其中肯定有故事，每个人都有。我也是因此才成为影视制作人，帮助人们讲出他们的故事。
“这倒提醒我了。”露丝走到桌前，打开抽屉。
“请看看这个吧。”
她递给我一张旧照片，我父母相册里就是这种。这张可能是用广角镜头拍的，说不定是一台布朗尼相机拍的；照片里是一对夫妻，站在某座桥端的卵石道上，桥两侧围着矮石墙，有许多雕像；一座欧洲常见的瓦顶建筑俯瞰着大桥。桥的另一端房屋更多，照片的背景中，有一座高耸于山丘上的城堡，哥特风格的塔楼和尖顶优美壮观。桥下，一条小河流过。
照片里的男人很年轻，精瘦结实，双眼漆黑，眼神犀利，手拿一顶薄边呢帽。女人穿着笔挺的垫肩套装，浓密的深色头发盘在脑后，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虽然姿势有点僵硬，但二人还是对着镜头微笑。
“这是本·辛克莱吗？”
“我觉得是，”露丝说，碰了一下自己的眉。
“你看那双眼睛。”
虽然心里明白是徒劳，但我还是把照片翻过来，希望能有个名字或者日期。
“你觉得这是什么时候照的？”
“看他们的衣服，应该是二战期间，或者那以后没多久。”
露丝摆弄着手镯，不断交换它们的位置。
“当初他搬进来的时候，我问过他有没有家人，他说没有，我就没多问。”
我把照片递回去。
“弗莱希曼太太，昨晚我查了一下，找到一些叫本·辛克莱的美国人，名单在我包里，我拿给你吧。”
“这有什么用？”
“嗯，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这谁也说不好，可能其中就有人认识他。”她眼里泛起一阵奇怪的目光。想着她可能是担心长途话费，我接着说，“名单里还不到二十个人。”
她耸耸肩，盯着地板。我站起来，拍掉手上的灰。窗外天色阴暗，我映在玻窗上的形象格外明晰：黑发白肤，相互衬托，一如照片里的女人。
“等一下，”我缓慢地说道。
“你——你觉得这照片跟我有关？”她脸一红。
“天哪！你觉得我就是照片里的婴儿！”
“我——不能肯定。我们看你的节目，他好像认出你的名字；之后，他去世了，我又发现你的名字和这张照片……”
“然后你就想我可能是他女儿，”我指了一下照片。
“一个遗失了很久了女儿，可能就来自欧洲。”可恶。我看起来真有那么老？“对不起，弗莱希曼太太。我生在芝加哥，那时二战都结束很久了，而且我父亲还健在；我从来都不认识本·辛克莱。”
她皱起了眉头。
“我知道这不太可能。”她叹了口气，轻揉自己的假发，好像是要放松神经一样。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一路赶来。很抱歉耽误你的时间了。”她盯着纸箱，眼睛亮了一下。
“对了，我还真的有件事。你能不能帮我个小忙？”
“什么忙？”
“我想把他的衣服捐给‘哦哈达斯’，但我没有车，他们又不会来拿。能不能请你把他的东西送过去？离这不远的。”
那是芝加哥的一个犹太慈善组织。初次见面就要求帮忙跑腿——想到这一点，本来应该拒绝的，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我看着她，她又在摆弄手镯，看起来一副老迈可怜的样子。我扫了一眼手表，还不到3点。蕾切尔在踢足球，5点过后才会回家。我叹了口气。
“好吧。”
“啊，那太好了。书也一起送走吧？”
我努努嘴。她扬起一个满意的笑容。我们一起用胶带封纸箱的时候，露丝的眼神落到那个打火机上。她拿出打火机。
“哦哈达斯肯定不需要这个。你抽烟吗？”
“不抽。”
“那你男朋友呢？或者你爸爸？”
“嗯，其实，我父亲要抽烟。”
“何不把这个送给他？”
“啊，这不好吧。我不想让他多抽。”
她把打火机塞到我手里。
“拿着吧，他能管好自己。”我看着打火机，它挺特别的。我顺手放在包里。
“谢谢了。”
我搬着纸箱子出来的时候，注意到两个男人，他们把车停在我的车附近。开车的那个人长发，梳在脑后扎成马尾，正在摆弄收音机，另一个佝偻着坐在那，低着头，好像在地上找东西。真糟，我正需要帮忙。不过看他们如此专心于各自的事，装作对我的吃力毫不注意，估计就是喜欢看女人辛苦，那种“小姐，要帮忙，先开口”的类型。我把箱子放进了后备箱，刚关上箱门，就听见弗莱希曼太太在屋里叫：“亲爱的，搬完了就进屋来吃点东西。我这有咖啡和丹麦饼。”
我回到她屋里。其实只要习惯了，她这人也不坏。不管怎么说，有多少人能在罗杰斯公园，享受杰奎琳·肯尼迪送上的丹麦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