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是个让我印象很深的人。因为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河北人。我觉得在上海很难认识河北人。也许是光芒被北京盖住了的缘故，河北在国内似乎是个很没名气的省份。就好像南方的江西。总觉得很少看到这俩省的新闻，好事坏事都少。感觉像是被遗忘的地带。不像我们河南，至少还有人调侃。这些年来，我遇到河北人或者江西人会拼命打量，甚至展开一些人类学层面的问询，试图在这些被遗忘者身上找出一些与众不同之处。
河南和河北听起来像俩孪生兄弟，但两省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互相了解。老赵初次见我的时候，恭维了我两句，连带夸了两句河南：“河南人都聪明，我认识的河南人都聪明。”我那弱小的自尊心当时就腾云驾雾的舒服。至少比我别的朋友们夸我的时候说：“你挺好的，不像个河南人。”要让我舒服。小时候看过的书里，说过我们河南人好话的只有《平凡的世界》，陕西作家路遥在这部著作的某些章节盛赞了河南人的品质，让我纪念至今。虽然时至今日，这种骨头轻的毛病已经有所改善，但我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若把中国比作一个世界，河南就是这世上的一个大型弱国。弱国心态，在我一离开河南，就彰显了出来。所以，因着这句夸奖，老赵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河北人的老赵很少有我的弱国心态。因为大多数上海人面对地图也看不到河北在哪里，更谈不上看不起了。大概知道“河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在北京边上，但既不属于蒙古，也不属于朝鲜。上海人去河北玩是不需要办签证的”就够了吧？中学地理学的不错的我经常在别人问老赵河北风土的时候说河北有北戴河和承德避暑山庄什么的，老赵跟不上谈话节奏，只是点头称是，并时时朝我投以善意的目光。
不过后来我马上知道了老赵是做销售的，就对他有了些偏见。对于他当初夸河南人聪明的话，也一并怀疑起了动机。销售们擅长浮光掠影的浅层交往，他们与人交道，往往着眼于利益，谈不上有什么深层的精神交流，所以我一般很难和这些人成为至交。我隐隐认为老赵对我示好，对河南示好，无非是为了博得我的好感。我们在工作上分处甲乙双方，和我搞好了关系就有更多业务，慢慢地，我就把老赵当成了我周围那些销售中的一个，对其不冷不热，公事公办。
即使我们俩私下聊天，我也记不得给他面子，老赵是保定人，他曾问我：听说过保定吗？我说：听过，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说完后看看他，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呵呵一笑，说，这你也知道？那是解放前的段子了。我说完有些后悔，不知该如何表示，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多年后我听说当面跟河北人说这句话是要出人命的，不禁暗暗为自己的年少轻狂后怕。
老赵卖的是杂志广告，他们杂志已运行多年，即使没有他，我们厂也会进行广告投放，他只是起一个对口我的纽带作用，谈不上需要公关我太多，所以，认识的初期，除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应酬，我们交道不多。说起来，他有他的客户维护套路，就是定期给我打电话，过节来拜访，送点月饼票，当面发烟给我，然后他会叫其实职位只是专员的我：“王总。”王总叫的多了，我心情就会变好，心情好的时候我们会在茶水间交流交流同在异乡为异客的辛酸，比如搬过几次家，恋过几次爱什么的。交流的多了，我打听出了老赵的薪水——低得让我有点吃惊。一个河北人，不远万里跑来这里，只为了挣这点钱？上海又不是延安。想想又觉得自己这么想不对，自力更生有什么丢人的？老赵没读过什么书，年纪又偏大，能在文化单位找这么一份工作，也算是不错。再对比门口饭店里那些怨气冲天的青年服务员，老赵显得不急不躁，在心态上更胜许多。
但是没多久，我发现我弄错了老赵的年纪。老赵总是穿着一件质地很差的蓝西装上衣，下身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洗得发白的长裤，然后脚上套一双安踏运动鞋——我经常朝他开玩笑：“安踏！安踏！安踏我选择，安踏我喜欢！”他发际线偏高，头发灰黄，一脸粗糙的、毛孔巨大的皮肤，惯有的神态是瞪着灰色的大眼如同一匹累坏的马。这么一个整体形象下来，我觉得他怎么也应该是70年代初的人。那天，得知他和我同为80后生人，我一下就崩溃了。其时，他正挎着一个破包站在我面前，帮我填我们厂的产品满意度调查问卷，上面赫然写着他的年龄。老赵看我有些异常，问我怎么了，我看着他粗壮而苍老的手指写出来的字居然比我要好，支支吾吾，连个屁也没放出来。
老赵最早来上海的时候在浦东夏普的工厂里组装电视机。据他说日子过得很自在。虽然钱不多，但是管吃管住，有很多哥们儿，很开心。“那里工作压力不大，环境也好，真是个好地方，真不该走啊。”
老赵后来谈了个女朋友，女朋友嫌他钱挣得少。交往了一年多的时候，俩人要谈婚论嫁了，女朋友仍嫌他钱挣得少。女朋友家是上海农村的，老赵为了这门亲事，没少拎了礼物往未来丈母娘家里跑。“真是一下班就往他们家跑啊，买各种东西，都是我前几年攒下的钱买的，他们也都收，不说不收。”
就在这要结婚的当口，另外一个电视机厂招工，牌子没有夏普好，但是工资多了很多，在女朋友的怂恿下，老赵跳了个槽。谁知道才半年，这电视机厂就倒闭了。老赵郁闷坏了，也没法说。谁知女朋友父母知道了这消息，竟给女儿压力让她和老赵分手。女朋友虽然爱钱，但并不想就此分手。但女朋友父母本来就觉得老赵是外地人心里不是很认同，这次得了机会又怎么可能松口？老赵是完全没有想过女朋友会和他提分手的。他说：“这女的是原装货给我的，按我们那边的规矩，不管结没结婚，要是认定了，这就是发妻，她不说走，我是不能赶她走的。但后来是她们家一直让她分，她们家一直想让她找个有钱的，真不知道怎么想的。她都跟了我这么久了，哪个有钱人肯要她啊？”
“长得好看吗？”我问。
“长得挺好看的，但我觉得她父母才真是糊涂啊，跟了我这么久了。”
“也就一年啊，这在上海很正常，老赵。”
“你觉得很正常啊？”
“我觉得很正常。”
“你思想是比我开放。”
“呃……”
老赵最后把气撒在女朋友父母身上：“这俩老人，不同意也不明说，我月月上门给他们送礼，他们也不说不要。我给，他们就拿着，这一分手，我也没法上门去要。我们那边，你收我的东西，就代表你是认可我的，哪有这么礼照收，最后还不同意的。所以我算看透了，他们就是人情淡薄还贪便宜啊。后来恋爱，我再也不轻易上门，不轻易送东西了。”
“也别这么说，起码你女朋友还是不错的，但总归拗不过自己父母。”
“也是，她也蛮惨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你们还有联系吗？”
“这还联系什么啊？有什么好联系的！”
这还没完，老赵和这个女的分手之后半年，偶尔从一个共同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个女的当时都有他孩子了，后来分手后自己偷偷去打掉了。老赵惊坏了，跑去女方那边又找了几次，但人家一直躲着他，没有结果。据他自己说，晚上难受的失眠了几个月，算是咽下了这口气。
分手之后那段时间，电视机行业不景气，老赵回不去夏普，也找不到别的工作，有一年多，他在外面学着卖各种东西：保险，安利，医疗器械，通讯器材，电缆……最后莫名其妙的卖到了杂志广告。说起来他没有走上邪路真是奇迹。
“我觉得传媒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老赵说。
“是吗？你为什么这么认为？”我问。
“国家一定要大力发展传媒的，现在的人没有信仰，嗯，没有信仰。”
“有没有信仰传媒说了不算。”
“那谁说了算？”
“老赵你说了算。”
“……你又开我玩笑。那你觉得我继续做传媒是不是个好的选择？”
“不敢说，选了就不要后悔。”
“……反正我还是觉得传媒有前途。起码比卖电器强。”
老赵认识我的时候已经结婚了。现在的老婆他提的不多。他说：“就是随便找了一个。我折腾不起了，你看你也是80年的，看起来比我年轻这么多……”
“怎么认识的？”
“老乡介绍的。”
“也是你老乡？”
“是河北的，但不是保定的。”
“河北哪里的？”
“说了你也不知道。
“说说看。”
“河间。听说过吗？”
“没有……”
“人怎么样？”
“人挺好的。”
有天快下班的时候老赵找我谈事情，一直谈到天黑，她老婆就来找他，我由此见了一次他老婆。是个胖胖的姑娘，圆圆的脸盘，话不多，直呼老赵之名，就像唤自己的老同学。看起来也有点早衰，但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她坐在老赵的自行车后座上，有种无欲无求的气质。后来每次问起这个老婆，老赵都不想多说，但那种不想多说里蕴含的并不是什么激烈的感情，而是一种懒懒的淡漠。
老赵所在的杂志社在夏天的时候搞了一次郊游，我作为客户代表被邀请了。郊游去了浙江的安吉，据说是李安拍卧虎藏龙的地方。进了一农家乐，店家安排房间的时候告诉我，李安剧组就是住他们这里的，而我住的就是“罗小虎”张震的房间。待到安顿下来以后，我去找谁住在“玉娇龙”章子怡的房间，进去一看是老赵，不禁哈哈大笑。晚上篝火晚会的时候，我和老赵喝多了酒，跑到农田边上撒尿，尿完老赵蹲在田埂上给老婆打电话。打完电话，老赵突然说：“走，王总，我带你去个地方。”
老赵显得对这个村子很熟悉，他带着我离开篝火晚会现场，转到了一家门面很小，没有招牌但开着旋转霓虹灯的小店。不过还是很轻易就可看出这家小店是做什么营生的：应该是家乡村洗头房。老赵涨红着脸（不知是因为酒精还是因为不好意思），嘬着烟问我：“你玩不玩？”
我酒喝得没他多，还没有失去理智，当时就惊到了，说：“我不玩。”
“不要装了，你应该经常来这样的地方吧？”
“哪有……”
“那另外那几家供应商的销售不请你？”
“请也没有请这个啊……”
“那今天我请了。”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不是假正经，我觉得不卫生。”
“哈哈，那回上海，我请你去高级地方。”
“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有经费的，有经费的。”
说着，老赵就进去了。我还不想回去晚会，就在门口站着抽烟。这个老赵，真是喝醉了，我们已经熟到这种地步了吗？想来老赵已经把我当朋友了。那我有没有把老赵当朋友呢？微醺的大脑并不适合做这种思考，等了一会儿不见老赵出来，我还是先走了。在之后的晚会上，我又多喝了几杯，之后还跑到舞台上唱歌，颇丢了一次人。不过在我彻底醉倒之前，我没有再看到老赵。
回到上海后，老赵并没有请我去高级地方，也对那天晚上的嫖娼行为只字不提。说起来，只听过乙方陪甲方嫖，这甲方陪乙方嫖，简直是行业佳话了。
老赵在杂志社呆满一年之后，转投了一家卖户外大牌广告的公司，继续他的传媒事业。他走之前给我打了个啰里啰嗦的电话，没有提让我给他新业务，却像个领导那样说了几点别的意思：我是个很好的客户，看起来就很老实，不要学坏了。我很看得起他，他心里把我当朋友了，希望保持联系。我们公司政治斗争很残酷，让我要多加小心，尤其要提防某某和某某。最后，多谢这一年来的照顾，河南和河北永远是一家人。我在电话里也动了情，和他说了不少过去没说过的好听话，甚至约好了再次碰头吃饭的时间。
不过，这顿饭却一直都没有吃成。由于我们厂一般不投户外大牌，所以忙碌的老赵没有再来当面拜访过，起初隔三岔五还给我电话，再后来想必他太忙，电话也少了，只有过年会给我拜年消息，再后来我换了一次手机，就此失去了他的音讯。但我并不生他的气，上海米贵，居大不易，没有业务联系的朋友总是难以维系，老赵做得算是不错了。
老赵走后，他们杂志社招了个新销售。这继任者不来自河北，也不和我谈论爱情，更不会喝醉酒拉我去洗头房。也许这一切让我觉得缺了些什么，虽说他也会叫我王总，我却常常想起老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