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九月，从法国回来的贺叔叔在旅馆的院子里看见一个二十九岁的少妇迎着他走来。一身编素，是那种看透各种艳丽颜色之后的单调阴沉。他皱起眉，眼睛从老花镜上方看出去，看着少妇开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过的，就在他和我爸爸离乱后重逢的那个早秋的黄昏。又是黄昏黄花。他膝上放着一摞手稿，上面是我父亲的手迹，无可挑剔的、世代相传的严体小楷，共有六十万个字——几百万个横、竖、撇、捺。贺叔叔一边读一边以一支红铅笔在稿纸空白处写下意见。他此时看出少妇是冲他来的。少妇叫一声：贺叔叔好久不见啦！
是我。
全知道：我爸爸刚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贺叔叔意见很大，红铅笔涂得稿纸页页挂彩。我爸爸只得重新来。
他站起身，稿子有磨盘重，被他吃力地搬到一边，为腾出空位让我坐。他朗朗笑道：又认不出来了，女硕士了嘛！
我说：这字同我爸爸的一模一样。我装得烂漫无知。
他说：这一稿他写得不错，再改一改就叫出版社来拿了。你爸爸。只有我知道他是这一代作家里最用功，又有功底的一个。
我紧咬牙关，他当然最知道，也最知道他背叛来背叛去却无力背叛他自身。他那动不动就作痛的良知、疚愧。
一文不值，我这样对舒茨讲：最廉价的就是良知；扔给伪装成越南战场伤残的老兵的乞丐一个铜板，其实你的伪装比他的更甚。
贺叔叔又说：真都认不得你喽，长这么大了。他去法国仅仅十天。
我问：我能不能上你那儿打个电话给我妈？我爸爸出去了，我没带他房间的钥匙。
五分钟后我在贺叔叔的套间里。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我爸爸的胃出血已止住，主要是写作的长期神经紧张所致。我说：妈你尽管放心，白骨精对爸爸照料得还不错。
我必须按我妈妈的叫法称我爸爸的情妇“白骨精”，我妈妈才不觉太孤立，才认为我孝敬她。我又劝她离婚拉倒，反正我爸爸这个男人给谁也不会带来幸福，让白骨精去受受他吧。我妈妈问，带着轻微哀嚎：白骨精有没有帮他把烟戒掉。我说：放心，白骨精要爸爸不喘气，爸爸就不喘气；烟一个月前就戒掉。我妈妈的哀嚎蛮起来：还是白骨精有本事啊！这些男人。配什么好女人啊？就配白骨精去跟他们变把戏呀！那你再让白骨精替我发一句话：叫你爸爸立刻同贺一骑一刀两断；他不是听白骨精的吗？请白骨精帮我最后一个忙：禁止他再为贺一骑写一个字！
我说好好好，一定转告。我看看正为我泡茶的贺叔叔，做个鬼睑。我说：妈你放心，白骨精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她向你学习，最崇拜我爸爸的才华最尊重我爸爸的刻苦这下你放放心心在离婚书上签字了吧？
她哭着说：我还得再等一段，看看自骨精是不是真心，长久待你爸好！电话挂断得那样激情，悲痛欲绝。
我从电话机上抬头，天己黑，贺叔叔来不及把眼光从这少妇身上移开。有那种时侯吧——你凝视得太久，目光如放出去的钓线，已经扯不动，收不回。目光已和眼睛脱离了关系，眼睛移转，目光自己却停留在那物体上。那物体有削薄的肩，不很明显的胸部曲线，黑发白衣，那物体承载和积累这目光，积累成了演变。它成了现在的形状是由于这目光的沐浴和催化。目光中，它美好；仅仅由于这目光决定它的美好。每一份美丽都是为着一束目光的照耀，每一份皎好与成熟都是对于一束目光的报答。或是可知的，或是无知的——总有一束目光从一个方位探照过来，照着你。你的美丽不是公认的而是相对于这目光的。
就说失踪的波莉，她不知自己始终在一束罪恶目光的照耀下越变越美丽。
我随便地靠着桌沿，手指玩着自己的发梢，如无聊地捉尾的猫。我不时看一眼三尺外坐着的贺叔叔，嘴里讲着我爸爸吐血的事。清淡地讲，悠远地听，都不去看一段垂危生命与茶几上这摞稿子的关系。
他将两手枕在脑后，不断补充他所知的细节。他说他去主治医生那儿秘密打听了：差点儿是癌。一场虚惊。
我说：你在巴黎开心吧贺叔叔？
他说：一个字不识。他笑。明目皓齿在不明不白的傍晚灰色中。
心照不宣，我们都没去开灯：屋里没了那股甜腻的烟丝味儿，他戒了烟，他可以戒掉一切，包括那个同他做过一年爱的姑娘。我忽然很想知道那姑娘的样子。剥净衣服的样子。
我对贺叔叔说：贺叔叔我想在你浴室里洗个澡，这不是第一次。我爸爸和三十九岁的女生在他房里恋爱时，我就到贺叔叔这里来用俗室，也领宋峻来洗过。贺叔叔不在时，他关照服务员放我进去。
有些紧张。感觉到什么反常。他说他要出去买份晚报。我说我昨天熬夜翻译一篇文章，说不定他回来的时候我泡在浴盆里睡着了。他哈哈笑，说：那我叫宋峻来领人。
别忘了，我在这个男人而前随时可以变回去，变成六岁。
等我洗了澡，边梳理头发边看电视的时候，贺叔叔回来了，手里拿一盒生煎小包。他说我曾经最没出息的样儿就是在那一分钟火车站啃鸡腿。那么好看的农夫式的笑脸再次出现了！
我感到长久长久以来，我就是为这笑所照耀，为这束目光的沐俗所活着的。王深白那座巨型雕塑被矗在博物馆门口，是一九七四年。我从各个角度看它，多么平庸拙劣的产物，却放射着理想。你喜不喜欢它有什么要紧？你的不喜欢早就被否决了。
我脱口而出说道：贺叔叔，我不能和宋峻生活下去。
是长不了的。
他明白我其实在说什么。我穿着旅馆的白毛巾浴衣，他在昨天穿过。他天天穿的。他说别胡闹，婚姻都是要凑合的。像你爸爸这样不肯凑合的，只能更遭罪。
我说你呢？
他惨笑一下，重重地看着我。我说你要我凑合呀贺叔叔？我的手捻弄着浴衣的腰带梢儿。真想看看那村姑一丝不挂的肉体。
他又说别胡闹啦，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说，当时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送你，在环城路旁的树林里。他明白我提醒他什么：别又错过了。
他一直看着我。捻弄腰带的手，导火索在这手里紧紧松松。他当然明白我是没办法的。我爱他。并且，到了能够表述、给予它的时候。
爱不爱他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好恶，情趣。取决于时代和理想。没有这理想，或许他连英俊都没有。理想给了我们成见、审美。他眉宇间的正气，嘴唇的刚毅，前额的胜利和征服感，愈老，这些美的特征愈显著。他是九亿中国农民优越长处的集合。然后经过过滤、打磨、抛光和精炼。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三十一年前他进入这个城市时骑着枣红马，浩荡的部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载着他。一色的粗布军衣，一色的破旧与不合体，却令这城市耳目一新。夹道欢迎的人群，四分之一是女学生们。她们看着枣红马上的年轻长官，看着他那铜像般的深色的光泽皮肤，那胜利者的眼睛。她们心目中自古袭承的公子哥儿式的男性美瞬间被纠正、更替了。再不是张生、梁山伯和贾宝玉，而是这个枣红马的骑手。这个肤色黝黑。骨节粗大，眉眼鲜明如民间剪纸的男子汉。“男子汉”的图解就是他。他们着魔地看着他，有点怕。当他们发现他不仅是个指挥官而且是个著名小说家，他们更是爱慕得不可收拾。或许他无俊美可言，但她们认定这就是理想的俊美。
包括他一口侉音，草鞋布衣。那时我尚未出生，我却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爱这偶像，带一点儿敬而远之。我对他的爱生发得那样早，早于我的出生。
因此我坐在三尺之外，所有的表白都浮上来；拿走我吧，因为我生来就是等你来拿的。
我正视他，咬出这些字眼：我爱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对我怎样。
他一语不发，伸过手来拉我的手。他把我拉到他身边，说，不许胡闹，听见吗？
我把两个胳膊时架在膝头。浴袍心形的领口在少妇胸前垂荡出相当的空隙，他若想看进去，他能够。我不知他是否乘了这机会。我的嘴唇还在嗫嚅，讲从小的我、少年的我，成年的我，都怎祥恋他。
他仍说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你肯定知道找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维系婚姻的。你该懂事了，不能胡思乱想。宋峻不错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过过。他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在我另一侧肩上轻轻拍哄。他说，你知道贺叔叔只能做你的贺叔叔。
我说：那个乡下女孩呢？
他哑了一会，说：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泪来。现在我回想，不知那泪是什么意思。我呛着满嗓子的泪间：就不能爱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儿。见仍是止不住泪，便移到她对面，在她膝前跪下来。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恋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儿乖乖。或许我听错了；仅仅是希望他那样叫，一声比一声乡土气：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车卧厢那夜的过失。
那过失。我从十一岁就知道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也会犯过失。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可能犯过失的英雄着迷更甚。似乎在引诱他，以那份带崇拜的爱，以带谋图的天真无邪。
他感动。听我讲一个小丫头爱一个成年男人的无道理的故事。他看着这讲故事的嘴唇。动作着的嘴唇：那些字句从这儿吐露时那器官的快感和满足，如同一道美味被这器官咀嚼时的快感与满足一样。律师们和医生们，在那些禁忌的词句，那些私处和羞处的名词从此器官经过，发射出去，理所当然地享用他们的特权把那些秽词当最寻常词汇吐露于公众，那器官所经历的快感与满足，与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够给予这器官满足。它必须发射某些字眼。它不仅仅是口齿、嘴唇。
贺一骑——近六十岁的男人看着少妇面孔上的这个器官。在发射禁忌的词语，在咀嚼胶姆糖那洋咀嚼“爱你”。
他希望她别说了。他希望她说下去。直至嘴唇彻底不再是嘴唇，是纯粹的生理器官。
没有。他绝不来吻它。不吻她。他等她发泄完。
怎么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辈，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
他强悍，却虚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毁我：他毁了我父亲一生，而这一生又始终被纳入他的保护、他的拯救、他的宽容。
不是敌人，我爸爸还不够做他的敌人，没有势均力敌的平等。
而是我的敌人。我对他的爱和崇拜中，包括敌意。他甚至能感到这点。
现在他白发苍苍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过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错过彼此。少妇要比女孩易毁得多。
他渐渐离开我，起身，要去开灯。我不准他去。让局面僵持在暖昧的昏暗中。这时有人敲门，一听便知道是我爸爸。刚捺亮的灯又被他神经质地捺熄。门外门内都静等、困惑。不能再开灯了，更不能开门。大家都僵持着，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门外喊：老贺，老贺！怎么回事，刚才灯还亮！……我站起来，紧紧浴袍。
我爸爸在门外等。我、贺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如同贺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与宋峻和其他我连名字也记不全的男子们。冥冥中总是一个三角，贺叔叔永固在那个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谁都不应负其责任。
我和他等着门外的父亲走开。似乎一切只待他走开就会发生。他感觉到我爸爸是我和他关系和辈分的坐标。
一定觉出什么蹊跷，我爸爸走走又回来，还在想那灯自燃自灭是怎么了。他绝不会想到贺一骑也会金屋藏娇。
贺一骑一生没被人捉住实实的把柄，对那个乡村女子他从来不给你比捕风捉影更多的线索。我爸爸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也不会闪过如此场景：一个头发披散、套着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贺一骑单独锁在房里。他眼睁睁看着灯熄去。
他断断不会想到贺一骑浴袍里的女人是他女儿。
倘若这时门突然被打开，我爸爸会失去他女儿，却再不需负疚。那一耳光打对了，只不过旱打了十多年。所有发生的都有逻辑和来由，只不过顺序有些颠倒。
谁来打开这门？
当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亲合谋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贺叔叔。其实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样阔步走过去，“哗”地将门敞开说：这丫头在我这儿洗了个澡。
他完全能这祥混过去，完全不惊动这个父亲的疑心，假如他没有那刹那的惊慌把灯熄掉。是什么导致了他这个熄灯的动作？
多么奥妙。
对于我的保护和爱惜。对他自己的保护和爱惜。多年来的那个企图盘桓在他高尚的灵肉深处。我看着我多年来倾慕的这个男子，无意间进出一个熄灯的小动作，一贯的高尚中迸出这一星点卑琐和虚伪。再也动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门。
贺叔叔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让我和他进一步潜伏。
这是旅馆服务员送开水的时间。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换上两只盛着鲜开水的暖瓶。向来不先敲门，当你听见哗啦啦一大串钥匙声响，人与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着。
三个人还是这样站成个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务员突至，门被突然撞开，让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释。
我在这当口忆起了一个村姑。是在贺叔叔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同三个年轻女人一块，另外两个背着半岁的孩子。他们三人一同用那样的眼睛着着我。就是女区委书记问我“你是谁”的那样的眼睛。两个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迟迟不放过我。我觉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子并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个女子。圆滚滚的肩膀，无拘束的乳房和腰身，总是微张的嘴，滚烫的脸色。她一定是这样子，这形状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务员也怠工。剩下的男女还不敢动。
灯也不敢亮。他慢慢走过来。
乡村女子敞开胸怀，反正灯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发现她很娴熟。年轻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粮票，现在他接受她的偿还。
什么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仅仅要乞得一份薪水。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车，医疗保险。每一个在电话中向你兜售某种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捺你门铃来向你推行某种信仰或每一个在大马路上发给你免费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试用一下新型洗发露或者上来拦住你向你陪尽笑脸让你救救远在非洲的孩子。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贺叔叔觉得我在行乞，也觉得我在施舍。这乞丐的骄子，最是通晓其中的人情。
他并不是向我走来。他走过我，关上窗，小声说他怕我着凉。太危险了，白浴衣里面就是那个女乞丐。
这一时间，我爱他爱得只想死去了。爱从恨中腾空而起，带着恨的力量。我愿拿一切来换他的一个真切的拥抱和亲吻。一切都不抵他那只残手的抚摸。我爱这个早就能毁我却不愿毁的男人。所有的意愿和意志，都在这“不毁中。
在那之后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爱。不久，我们恬淡地谈起离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里，怎样也搜寻不出来。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体的哪个角落。
我仍是不时去贺叔叔那儿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层小楼。是待遇。又有了卧车。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谈风云或风月。我渐渐也是重要谈客之一，在有人对金斯伯格或德库宁起劲的时候，我会不男不女地指手画脚、同人辩论，我会玩世不恭地笑。却在某一刻，回首或抬头，我发现贺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见我的指手画脚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识之极的看。他只看见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最迟是瓜棚中的十八岁。只看见清气逼人和不知何来的一点儿野蛮。他也就纯情和年轻了。隔着许许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温温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这样的表达没有，我爸爸病了一年，医生勒令他停笔。
再拿起笔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对这部巨著无精打采了。出版社主编，杂态和报纸。包括我爸爸和贺叔叔，像是错过了时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爆冷门的时代。都像当年贺一骑出版《紫槐》时那样年轻。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