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志林说：“好，好，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可以让我们这位马小姐和你好好谈谈。”
王大瑞明显有些失望，带着一脸的困惑问：“这位马小姐是？”
柏志林说：“马小姐可不是一般人物，是我们公司公关部经理，一直代表我和我们公司对外发布新闻。去年在省里，还主持过我们公司的新产品发布会呢。”说罢，柏志林当着王大瑞的面，很坦然也很大方地把公关部马小姐叫到了一旁，低声交待说：“快把这几天的《平川日报》都找来，看看有没有这个王记者什么狗屁文章？另外，王记者开口要赞助时，不论数目大小，你都先答应着。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来要赞助的。”
马小姐不解地问柏志林：“平白无故，我们还真给他赞助呀？”
柏志林说：“你不懂，我是想让他好好吹吹我和我们公司，让华娜娜小姐下定和我们合作的决心。这意思我不好说，得由你透给他。可以和他说清，只要吹得好，啥都好商量。谈好条件后，就带他上来见我和华小姐。我再强调一下，一定要他当着华小姐的面吹他那句：‘中国工业的真正希望在咱们亚太这帮年轻人身上’。”
马小姐笑道：“柏总，你也真就好意思。”
柏志林苦苦一笑，说：“我真是没办法了，华小姐实在太难对付。”
交待完，柏志林让王大瑞和马小姐在公关部办公室亲切交谈，自己又急匆匆上了楼，说是不能冷落了台湾客人。走进办公室，再见到华娜娜时，柏志林重又把一个男人的自信写到了脸上。坐在真皮高靠背的转椅上，看着华娜娜和华娜娜的女秘书吴小姐，柏志林说：“华小姐，我看，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华娜娜笑着说：“算了吧，柏总，你还是去接待《平川日报》记者吧，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
吴小姐也说：“柏总，你冷落了著名记者可不好，在台湾，这种有名气的大记者，你送大红包请都请不来。”柏志林摆摆手说：“什么大记者、小记者呀？对这些记者我都烦死了，三天两头来，我们公司做点什么都是新闻，根本不让你有片刻安宁。我敢说，只要我们合作搞国际大厦的风声一透出去，明天《平川日报》头版就会发消息，电台、电视台也会拥出一大堆记者来采访。”
华娜娜笑问道：“柏总不是在做秀吧？”
柏志林说：“做什么秀？你们不要小看了我们亚太。我们和华氏集团虽然不能比，可我们毕竟是平川最大的民营公司，是平川乃至全省民营经济的一面旗帜。市委、市政府对我们一直采取扶持政策，新闻舆论对我们的动向也十分关注。所以，你们下决心和我们合作是不会吃亏的。”
华娜娜说：“给你们5%的股份，你还说我不真诚，咱们怎么谈得下去呢？”
柏志林说：“我又不是问你要干股。我在合作意向书上写得很清楚嘛，在建国际大厦的三年中，亚太保证按双方议定的计划和方式投足3000万。3000万咋着也得占10%到15%嘛。”华娜娜直摇头，说：“你哪来的3000万呀？我可提醒你，柏总，房地产利大风险也大。万一大陆的房地产在谷底徘徊三五年，你的期房卖不出去，你咋和我们华氏兑现你协议书上的诺言？”
柏志林说：“我可以向银行贷款嘛。”
华娜娜挥挥手说：“算了吧，柏总！我可是摸过底了，大陆银行对你们这种民营企业在贷款上控制得本来就很紧，对你们搞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得就更紧了，对不对？所以，我劝你们再想想，还是量力而行为宜。”
柏志林说：“我再重申一下：我们亚太公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营公司，是民营公司的一面旗帜，不论是政府还是银行，对我们都是扶持的。”
这时，公关部马小姐带着王大瑞来了。
柏志林做出一副不快的样子，对马小姐说：“马经理，我叫你和王记者谈，你咋又把王记者带到我这儿来了？”
王大瑞知道女儿对自己年轻厂长田大贵的那一份深情，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作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好，好，你这一票很关键。我们报社评职称，评委会投票时，有的人就差一票没被评上国家记者职称。”
父女俩挤在厨房弄晚饭时，女儿又说：“一宣布投票结果，大贵哥可高兴了，厂里的姑娘、小伙子们也当场欢呼起来。还唱起了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嘿，每天每日工作忙’。只有老厂长和那个副局长挂着脸。听说市里深化改革的文件已下来了，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都要搬走，谁有真本事谁上，我们这个小厂子看来也有希望了。”
王大瑞一边洗着菜，一边想：女儿一颗心都在田大贵身上了，根本不清楚这种改革对她意味着什么。是的，田大贵这小伙子很能干，碾米厂在他手里可能会有起色，可对女儿来说，却并没有多少实际好处。女儿工作不到两年就得了白血病，现在已病休了一年多，能保住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和一点可怜的医药费就不错了。
于是，他便叹口气说：“媛媛，大贵当厂长是好事，可你要记住，这与你关系并不太大，你主要还是养病，不要对大贵和厂里抱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女儿很懂事地点点头：“我知道，厂里很难，大贵也很难。深化改革对我这个治不好的病人来说，可能一点好处也没有，可它对我们厂肯定有好处。我相信，大贵哥他们会靠这些改革措施在平川创造出奇迹来！也许到那时……到那时，我们的日子也、也会好过些，再也不用爸爸您四处拉赞助，为我筹集医药费了。想到爸爸您身为党报记者，为拉点赞助四处求人，我心里就难过得想哭。我就想，如果我的病能好，如果还有下一辈子，我就守在爸爸您身边，伺候爸爸一辈子。”
王大瑞心里一酸，禁不住落下了两行热泪。
为怕女儿看见，王大瑞忙用衣襟揩了揩脸。
王媛媛点着煤气炉，开始炒菜时，王大瑞才缓过点情绪，故作轻松地说：“媛媛，你是不知道你老爸哩。其实呀，你老爸拉赞助挺容易的。你老爸是国家职称记者，又是党报工业记者，认识这么多厂长、经理，到哪儿开开口不能要个三万、两万呀？今天我随便走走，就要了两万五，咱能提2500元，加上报社同事们捐的钱，下月的医疗费不就够了？！”
王媛媛说：“下月不一定去了，我觉得还好。”
王大瑞生气了，说：“胡说！你比医生高明？叫你去你就去，别烦。”
王媛媛哭着说道：“爸，您别瞒我了，谁不知道现在经济滑坡？咱市哪有多少效益好的企业呀？您那赞助好拉么？您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厂长、经理们都叫您王大吹，骨子里都看不起您呀！所以，爸，能省一点，咱还是省一点吧。既是绝症，咱就认吧！我不能把您的身体和名誉都拖垮掉。”
王大瑞把两只颤抖的手搭在女儿肩上，沉痛地说：“媛媛，我的好女儿，你既知道爸爸这么难，就得好好治病，好好活下去。”
这话题太沉重，父女二人后来都不谈了。吃饭时，女儿又谈起了田大贵和田大贵身边那几个年轻朋友。女儿带着陶醉的神情说：“爸，您不知道大贵哥他们对我有多好，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把自己的病全忘光了，一起笑啊，唱啊……”说着，便唱了起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么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哦，在梦里，梦里见过你。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有人鼓起了掌，掌声很响。
含泪沉浸在女儿动人歌声中的王大瑞这才发现，原本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碾米厂厂长田大贵，带着他两个年轻同伴走了进来，三人都在鼓掌女儿不唱了，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招呼客人们在屋里惟一的一张沙发上坐下。王大瑞只认识田大贵，起先还以为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碾米厂的年轻工人，听女儿介绍才知道，那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厂总支副书记，一个是副厂长。女儿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们厂这个新班子怎么样？大贵厂长兼书记26岁，汤副厂长23岁，俞副书记24岁，平均年龄24.33岁，只怕整个平川市也找不出这么年轻的班子了吧？”
王大瑞习惯地说：“好，好，太好了，有时间我就写篇文章给你们吹吹。”
女儿冲着父亲嗔道：“又来了！你就不能说宣传吗？老是吹吹。”
王大瑞笑了：“对，宣传，有机会我就帮你们宣传。”
田大贵很认真地说：“王老师，您还真得帮我们宣传一下呢！不要看我们只是个100多人的小厂，我们和纺织机械集团一样，也是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的头一批试点单位哩。我们这个小班子的构成，不但是市粮食局，连市委组织部孙部长都亲自过问哩。没有市委组织部的全力支持，我们那个只会喝酒的老厂长和那个只会卖计划粮的副局长没准真会把我们搞垮呢。”
王大瑞问：“你咋得罪他们了？”
田大贵说：“我哪得罪他们了？我是按市委、市政府的改革精神办事。其一，把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精神变成具体措施，一一落到实处；其二，走得更远了一点，打破了国营企业的用人机制。我们一上台就宣布了一条：凡是企业急需的人才，不管户口，不论级别，不拘性质，都可以来我们厂工作。不到半个月，真就来了一批能人干将，有农村乡镇企业的采购员，有集体厂的技术员，还有河南的大学生。我们就想筹资改造现有厂房和设备，上一条豆奶粉生产线。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厂长四处告，四处问‘这个平川碾米厂还是国营企业吗？田大贵和他那两个穿开裆裤的小伙计想干什么？’”汤副厂长也说：“粮食局有些领导也说话了，说是碾米厂不是幼儿园，不能让田大贵带着这么几个毛头小伙子胡闹。”
俞副书记说：“最有意思的还是今天，赵副局长以为田厂长的民意测验票过不了大半数，没想到田厂长竟得了95票。这就说明，厂里有2/3的同志拥护我们的改革，这就是人心。”
田大贵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说：“也不想想，不改革还混得下去吗？过去搞计划经济，你投多少粮，我碾多少米，吃不饱，也饿不死。现在国家把粮价放开了，谁还到你这国营厂来碾米？价格贵不说，态度又不好。好，厂子没活干了，从老厂长到工人，都抄起手做国家主人公，这就年年亏损，三年下来这么个小厂竟亏了280万！还有脸说是政策计划性亏损！我在上任前一天的会上就说了，现在没有计划了，只有政策，市委给我们的是深化改革的政策，市场经济的政策！不走向市场，我们这个厂子就没有出路，大家就得失业！现在组织上和大家信任我，我就得带大家去闯市场。即使我田大贵不中用，撞得满头是血，大家还得闯下去，一定要为我们这个国营小厂闯出一条血路来！”
王大瑞也激动了，大声说：“小田厂长说得好！闯市场就得有这种不怕撞得满头是血的勇气，就得有这种前仆后继的决心。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话：‘螃蟹有人吃，蜘蛛也一定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就不吃了。对这种人，我们是应当极端感谢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都年轻，就是闯出点乱子，也理应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尊敬。”
说这话时，王大瑞就想，怪不得女儿对田大贵这么一往情深，原来这个田大贵不但相貌英俊，还是个有思想、有气魄的厂长。
三个年轻人和王大瑞谈了很多，不知不觉已是夜里11点多了，起身告辞时，田大贵才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悄悄放到桌上。
王大瑞问：“这是干什么？”
田大贵说：“这是我们三人的一点心意。目前厂里要上豆奶粉生产线，资金很紧张，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我们凑了4000元，给媛媛先应应急吧。”
王大瑞忙把钱塞还给田大贵，说：“这不行，媛媛已经拖累了厂子，哪能让你们个人再掏这么多钱？！”
田大贵说：“王老师，过去，我们和媛媛在一个班组干活，和亲兄妹一样；今天，我们又成了媛媛的领导，从哪方面说，都不能不关心媛媛。你说是不是？现在厂子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媛媛也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阵子顶过去，大家都会好起来。到那时，我们一定要把媛媛送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疗。”
女儿失声哭了起来。
王大瑞眼睛也湿润了。
透过朦胧的泪眼，王大瑞看到，女儿郑重地接过了钱，贴在自己胸前摆了一会儿，又把钱还给了田大贵，哽咽着说：“这些钱算我收下了，现在，我就用它缴厂里上豆奶粉生产线的集资款吧。”
田大贵怔住了。
汤副厂长忙说：“媛媛，你又不是不知道，厂里规定的，离退休职工和重病号一律不搞集资。”
王媛媛噙着泪说：“我希望咱厂快好起来呀！咱厂好起来了，我才能好起来！大贵哥不是说了么，到咱厂好起来了，就能送我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病。”
田大贵从汤副厂长手里拿过钱，点点头说：“好，媛媛，你就等着吧，我田大贵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