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特·狄克斯坦始终没有习惯自己作为特工的角色。他总是被连续不断的欺骗困扰着。他总得对人们撒谎，四处躲躲藏藏，假扮着并非他本人的身份，偷偷摸摸地跟踪别人，还得在机场向工作人员出示伪造的文件。他一直都担心这一切伪装被揭穿。他白日里做过噩梦，梦见突然被警察包围，对他高喊，“你是间谍！你是间谍！”然后把他抓进监狱，打断他的腿。
此刻他身处卢森堡，待在与那座山巅城市隔着一条窄窄河谷的科奇堡高地上的让-莫内大厦之中，坐立不安。他坐在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安全总监办公室的入口处，有意记住走进来上班的工作人员的面孔。他在等候面见一位名叫珀法坲的新闻官，显然他是故意很早就来的，为的是趁机寻找这机构的薄弱之处。但这种做法的不利之处是让这儿所有的人也都见到了他的长相，不过他还来不及采取隐秘的预防措施。
珀法坲原来是一个衣装不整的年轻人，脸上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手中拿着一个揉皱的褐色皮包。狄克斯坦跟着他进了一间与他的外表相衬的凌乱的办公室，接过了对方端给他的咖啡。他俩用法语交谈。狄克斯坦此时的身份是作为一本不起眼的杂志——《国际科学》的驻巴黎记者。他告诉珀法坲，他的抱负是在《科学美国人》得到一份工作。
珀法坲问他：“你此刻正在写些什么？”
“文章的标题叫《MUF》。”狄克斯坦用英语解释说，就是“未予计入的物质”。他接着说，“在美国，放射性的燃料在不断地丢失。在欧洲这儿，我听说，有一个国际机构，专门用来追踪这些物质的来去明细。”
“没错。”珀法坲说，“成员国把可裂变物的控制权交给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不过首先，我们有一份具有存储设备的民用机构的完整名单——从采矿到准备和装配工厂、到存储设备和反应堆，直到再加工工厂。”
“你说的是民用机构。”
“对。军用的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
“说下去。”狄克斯坦让这位新闻官继续讲，以便对方没有机会意识到他这位访客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多么有限，这样，他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举例来说吧。”珀法坲接着说，“就从普通的重铀矿如何被制出燃料说起吧。原材料在进入工厂之前要由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称重和分析。其分析结果要输入他们的专有电脑程序，并与各个生产配置线的监督员提供的数据相参照——一般这种情况，始于一座铀矿的开发之初。如果出自各个配送配置的铀矿数量和实际进入工厂的数量之间不一致，那么电脑程序就会如实指出。对于出厂的物质，在数量和质量的监控方面也要实施类似的测量。而在那些需用燃料的地方，可能是一座核电站，上述这些数据也同样需要和那里的监督员提供的数据资料相参照。此外，工厂的全部废料也要称重和分析。”
“这一监督和双重检测的过程一直要执行到放射性废料最终被处理为止。最后，工厂里每年至少要做两次存货盘点。”
“我明白了。”狄克斯坦一脸折服的样子，心中却万分沮丧。毫无疑问，珀法坲在对检测系统的效率夸大其词，但即使他们只完成了规定检测的一半，又有谁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窃走一百吨黄饼铀矿而不被电脑检测到呢？为了让珀法坲讲下去，他顺嘴说：“如此看来，你们的电脑在任何时候都知晓每一丁点铀在欧洲的下落了。”
“在成员国的范围内——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就是这样。而且不仅仅是铀，对一切放射性物质都是如此。”
“那运输的具体情况呢？”
“都要经我们批准。”
狄克斯坦合上了他的笔记本：“听起来这个系统不错。我能看看运转情况吗？”
“那可不是我们做得了主的。你得跟成员国的原子能权力机构联系，获准去参观一处装置。有些地方还备有参观导游呢。”
“你能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名单吗？”
“当然。”珀法坲站起身，打开了一个文件柜。
狄克斯坦解决了一个问题，又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他本想弄清他能够到什么地方找到放射性物质的存储地，他如今有了答案：在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电脑系统。可是电脑所记录的铀都要经那个严密的监督系统所支配，因此实在难以窃取。狄克斯坦坐在那个凌乱的小办公室里，看着洋洋得意的赫尔·珀法坲翻找着旧时发布过的消息，心中自忖：如若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着什么，小官儿，你会晕过去的。想到此，他抑制住笑意，感觉振奋了不少。
珀法坲递给他一份无所不包的名单。狄克斯坦叠起来，放进衣兜。他说：“多谢你帮忙。”
珀法坲问：“你住在哪儿？”
“阿尔法酒店，火车站对面。”
珀法坲把他送到门口。“在卢森堡好好玩吧。”
“我会撒欢儿玩的。”狄克斯坦说，两人握了手。
记忆这东西就是个小把戏。狄克斯坦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他和祖父坐在里尽路上一家糕饼店楼上一间臭烘烘的屋子里，拼命辨认着希伯来语怪模怪样的文字。办法是挑出一个特别的形状去记忆，而对其余的一概搁置一旁。狄克斯坦现在就用这种办法来记住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工作人员的面孔。
黄昏时分，他守在让-莫内大厦门外，盯着那些下班回家的人。他对其中的一些人更感兴趣。秘书、信差和制作咖啡的人对他派不上什么用场，高级管理人员也用处不大。他的目标在这二者之间：电脑程序员、办公室主任、小部门的主管、私人助手和主管助理。他已经挑好了最适合的人选，靠姓名便可想起记忆中这些人的外貌特征：钻石、硬领、托尼·柯悌斯、瘪鼻子、银发、扎帕塔、肥臀。
“钻石”是个快四十岁的丰满女人，没戴结婚戒指。她的名号来自她亮晶晶的眼镜框。狄克斯坦随着她来到停车场，看见她钻进了一辆白色的菲亚特500轿车。狄克斯坦租来的标致牌轿车就停在近旁。
她开着车穿过了庞特-阿道尔夫大街，开得很慢，看得出其驾驶技术不佳，接着向东南行驶了大约十五公里，来到一座叫蒙道尔夫-雷-拜因斯的小村子。她把车停在一座门上具钉饰的卢森堡式的住宅院内，宅子呈方形，铺着石子路。她用钥匙开门走了进去。
那个村子是一处有温泉的旅游胜地。狄克斯坦脖子上挂着照相机，在四下游逛，好几次路过了钻石的住宅。其中有一次，他透过窗户看到，钻石正在服侍一个老妇人吃饭。
小型的菲亚特轿车一直停在住宅外面，夜半时分，狄克斯坦离开了那里。
选择盯着她并不恰当。她是个陪着老母亲过日子的未婚女子，不算富裕也不贫困，住宅大概是老母亲的，而且她显然没有恶习。假如狄克斯坦是另一种人，也许可以引诱她，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接近她。
他回到了旅馆，心情失望又沮丧——其实毫无必要，因为他已经就掌握的信息做出了最好的推测。然而他觉察到白花了一天工夫打外围仗，此刻他已经没有耐心再对此抓住不放，于是他的焦虑就从模糊变成具体的了。
他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哪儿也没去。他瞄准了扎帕塔、肥臀和托尼·柯悌斯。
可硬领是最理想的目标人选。
他和狄克斯坦年龄相仿，是一个优雅的瘦子，身着深蓝色的西装，系着淡蓝色的领带，白衬衫的领子僵硬地卡着脖子。他的深色头发留得比他同龄人要长些，耳朵上方的发丝已经斑白。脚上的皮鞋是手工做的。
他走出办公室，徒步跨过阿尔泽特河大桥，又上坡进入老市区。下了一条铺石子的窄街，他踱进了一座旧的依坡而建的住房。两分钟后，顶楼窗户的灯亮了。
狄克斯坦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
硬领出来时穿了一条紧身的轻便裤子，脖子上围了一条橘色的围巾。他的头发向前梳着，看上去更年轻些，他的步伐逍遥自得。
狄克斯坦尾随着来到迪克斯街，硬领钻进了一个没亮灯的门洞里，不见了。狄克斯坦在外面停下脚步。门敞开着但显露不出里面有什么。一道光秃秃的台阶通往下边。过了一会儿，狄克斯坦听到了微弱的音乐声。
两个穿着相搭配的黄色牛仔裤的青年，经过他身边，走进了门洞。其中一个回头冲他一笑，说道：“对啦，就是这地方。”狄克斯坦跟着他们走下台阶。
那是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夜总会，里面摆放着桌椅，设有一些隔断间、一座不大的舞池，角落里有一个三人的爵士乐队。狄克斯坦交了入场费，坐进一个隔断间，从那里看得见硬领。他要了一瓶啤酒。
他已经猜到了这地方何以充斥着如此谨慎的气氛，此刻，当他四下张望时，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这是一处同性恋的俱乐部。这是他头一次到这种地方来，略感惊异地发现这样的俱乐部竟然如此平常。有几个男人化着淡妆，两三个趾高气昂的女郎围在酒吧跟前，还有一个美女攥着一个穿裤子的年长些的女人的一双手。不过，多数顾客按照欧洲炫耀的标准来说穿着普通，而且没人吸毒。
硬领靠近一个身穿栗色双排扣上衣的金发男人。狄克斯坦对这种同性恋毫无感觉。当人们因为他这个年近四十的男人仍然打着光棍，误以为他可能是同性恋的时候，他并不以为忤。在他眼里，硬领不过是个在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工作的人，而且有不光彩的隐私。
他边听音乐，边喝啤酒。一名侍者走过来，问他：“你就一个人吗，乖乖？”
狄克斯坦摇了摇头：“我在等我的朋友。”
一个吉他手取代了三人爵士乐队，开始用德语演唱下流歌曲。狄克斯坦没有听懂其中的大部分玩笑，但别的听众都哄堂大笑。之后，好几对人翩翩起舞。
狄克斯坦看到硬领把他的手放到他伙伴的膝头。他起身走到他们的隔断间。
“嘿。”他兴高采烈地说，“那天我不是在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办公室见过你吗？”
硬领脸色刷一下变白了：“我不记得……”
狄克斯坦伸出他的手。“爱德·罗杰斯。”他说，用的是他给珀法坲的名字，“我是一名记者。”
硬领咕哝着说：“你好。”他浑身战栗，但头脑清楚地没有报出姓名。
“我急着要走。”狄克斯坦说，“很高兴见到你。”
“那就再见啦。”
狄克斯坦转过身，走出了夜总会。他已经做了眼下所必需的事情：硬领知道他的隐私外泄，已经吓坏了。
狄克斯坦朝他的旅馆走去，感到恶心和丢人。
从迪克斯街他就被跟踪了。
那尾随者并不专业，而且无意掩饰。他保持在狄克斯坦后面十五到二十步的距离，他的皮鞋在便道上踩出有节奏的咔咔声。狄克斯坦假装没注意到。他横穿马路时，看清了那条尾巴：一个大块头的年轻人，留着长发，穿着一件褐色皮夹克。
片刻之后，另一名青年从黑影中走了出来，迎面站在了狄克斯坦跟前，堵住了便道。狄克斯坦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候着，心中琢磨：这是怎么回事？他想不出有谁会已然跟踪上他，又是谁打发这样笨拙的生手在街边跟踪他。
一把刀刃在街灯下闪闪发光。那尾随者从后边靠了上来。
前面的年轻人说：“好啊，同性恋小子，把钱包掏出来吧。”
狄克斯坦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不过是小毛贼，以为从那家夜总会出来的人都是软蛋。
“别动手。”狄克斯坦说，“我这就把钱给你们。”他掏出了钱包。
“钱包。”那青年说。
狄克斯坦并不想和他们动手，不过，虽说他很容易再拿到钱，可要是丢失了他的证件和信用卡，就会造成极大的不便。他从钱包里取出几张钞票递给他们。“我需要我的证件。把钱拿走好了，我不会报警的。”
前面的那个青年一把抄过钱币。
身后那个混混说：“把他的信用卡拿过来。”
前面那个青年显然要弱一些。狄克斯坦直视着他，说道：“你们得了手，干吗还不快走，小子？”说着话，他就向前走去，经过了在便道外侧的那个青年。
在另一个人向狄克斯坦冲过来时，穿皮鞋的小子冲着他一脚踢了过去。随后，这场对决当然只有一条出路。
狄克斯坦转身抓住了正在踢来的那只脚，一拽一扭，就把那小子的脚踝拧断。那小子疼得直叫，随即倒在了地上。
这时，拿刀子的那个奔狄克斯坦而来。他后跳一步，踢中了对方的小腿，再往回一跳，又踢出一脚。那小子持刀便刺。狄克斯坦躲闪过去，踢出第三脚，分毫不差地踢中原先的位置。随着骨断似的一声响，那小子也倒在了地上。
狄克斯坦站定一会儿，看着两个受伤的笨蛋。他感到就像是做父母的在孩子的逼迫下不得不动手打了他们。他心想：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出手呢？他们还是孩子啊，他猜也就十七岁左右。但是他们居心不善——在同性恋者的身上下手，可是当晚，狄克斯坦不也是这样做的嘛。
他走开了。应该忘掉这个晚上。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出城。
他做特工的时候总是尽量待在旅馆房间里，以免被人看见。他本来是个酒量很大的人，但是在行动中喝酒是不明智的，酒精会使他的高度警觉变得迟钝，而在其他时间里他又觉得没有必要喝酒。他花了很多时间向窗外观察，或者坐在闪烁不定的电视屏幕前。他不在街上转悠，也不在旅馆的酒吧里闲坐，甚至不在旅馆的餐厅吃饭，他总是利用送饭入室的服务实施行动。但是他再小心也有限度，他无法让人们看不见他，在卢森堡的阿尔法酒店的大堂里他就刚好碰上一个认识他的人。
他当时正站在柜台旁边，办理着退房手续。他刚浏览完账单，拿出一张署名爱德·罗杰斯的信用卡，等候在美国运通信用卡的纸单上签名，这时身后响起一个说英语的声音：“我的天！是纳特·狄克斯坦吧？”
这正是他害怕的时刻。和一切使用掩饰身份的间谍一样，他时时生活在恐惧里，担心会偶然撞上好久以前的相识，把他的面具揭开。这就是那种梦魇：警察高叫“你是间谍！”，或者收账人说“可你妈妈就在屋里，我刚刚从窗子看到她了，就藏在厨房的桌子底下”。
和任何特工一样，他接受过应对这种时刻的训练。手段很简单：不管是谁，反正你不认识他。在培训学校就是这样练习的。他们会说“今天你是柴姆·米尔森，一个工科大学生”，如此这般，而你就要绕着走开，去做你的事，继续扮演柴姆·米尔森。随后，在黄昏时分，他们会安排你碰上你的表亲，或者你读大学时的老教授，或者认识你全家的犹太教拉比。起初，你总是微笑着说声“好啊”，然后谈上一会儿旧日的时光，当天晚上，你的指导教师告诉你，你已经死了。最后，你终于学会了直视老朋友的眼睛，说：“你是谁啊？”
狄克斯坦受到的训练在此刻派上了用场。他先是看着柜台的职员，那人正在查看爱德·罗杰斯名下退房的事宜，没有作出反应，也许是他没闹明白，也许是他没听见，或者他根本没在意。
一只手拍着他的肩头。他扮起抱歉的笑容，转过头去，用法语说：“恐怕你认错了——”
她的裙摆围在腰间，她的面孔兴奋得绯红，她在亲吻亚斯夫·哈桑。
“真的是你！”亚斯夫·哈桑说。
之后，由于二十年前那天早晨在牛津的记忆可怕冲击，狄克斯坦一时竟失去了理性的控制，曾受过的训练也被置诸脑后，犯下了他的间谍生涯中最大的错误。他吃惊地瞪着眼，说道：“天啊，哈桑。”
哈桑笑容可掬地伸出了手：“多久了……该有……二十多年了吧!”
狄克斯坦呆滞地握住了那只伸过来的手，意识到了自己的慌乱，尽量镇定下来。“应该是吧。”他咕哝着说，“你在这里干吗呢？”
“我住在这儿啊。你呢？”
“我正要走。”狄克斯坦打定主意，只有走为上策，而且要尽快，以免给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柜台职员递给他信用卡的表格，他签上了“爱德·罗杰斯”的姓名。他看了下手表：“该死，我得赶这趟航班。”
“我的车就在门外。”哈桑说，“我把你送到机场好了。我们得聊聊。”
“我已经订好了出租车……”
哈桑对柜台职员说：“退掉那辆出租车，把这个给司机，算是给他添麻烦的补偿吧。”他递过去几枚硬币。
狄克斯坦说：“我真的在赶时间。”
“那就听我的！”哈桑提起狄克斯坦的皮箱，就往外走。
狄克斯坦感到无可奈何，愚蠢之极又无能为力，只好跟随在后。
他们上了一辆饱经日晒雨淋的双座英国跑车。哈桑驾车驶出非等候区停车处，进入了车流，狄克斯坦在一旁仔细打量着他。这个阿拉伯人变了，不只是年龄。他的胡须上已有几缕灰白，腰围也粗了，声音深沉了，这些都在意料之中。可是还有别的变化。以前在狄克斯坦眼中，哈桑始终一副贵族派头。他举止舒缓，在别人都年轻和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却无动于衷，稍显厌烦。如今，他那种高贵风范已然不见。他就像他那辆车，有些无精打采、匆忙行事的样子。不过，狄克斯坦原本就想不出这个人的贵族做派有多少是培养出来的。
既然已经犯了错误，狄克斯坦对此也认了。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尽量搞清损害会达到什么程度。他问哈桑：“你现在住在这里吗？”
“我的银行的欧洲总部设在这里。”
狄克斯坦心想，如此说来，他可能依旧富有。
“是哪家银行？”
“黎巴嫩的雪松银行。”
“为什么设在卢森堡？”
“这里算得上是个金融中心吧。”哈桑回答说，“欧洲投资银行在这儿，他们还有一个国际股票交易的机构。那你呢？”
“我住在以色列。我住的农庄制作葡萄酒——我在试探欧洲经销的可能性。”
“那等于把煤运到纽卡斯尔。”
“我也才这么想。”
“要是你回来的话，我说不定能帮你一把。我在这儿有许多关系。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些会面。”
“多谢了。你这么帮忙，我会采纳的。”狄克斯坦盘算着，即使出现了最糟不过的情况，他总能赴约，卖些红酒。
哈桑说：“这么说，你家在巴勒斯坦，而我家在欧洲。”他是勉强笑着说的，狄克斯坦看得出来。
“银行干得怎么样？”狄克斯坦问道。他不清楚“我的银行”指的是“我拥有的银行”或“我经理的银行”还是“我上班的银行”。
“噢，相当出色呢。”
他们似乎彼此间没有更多的话题可谈。狄克斯坦本可以问问哈桑在巴勒斯坦的家怎么样了，他跟艾拉·阿什福德的关系怎么断的，以及他怎么会驾驶一辆跑车，但是他担心回答可能会带来痛苦，无论给哈桑，还是给他自己。
哈桑问道：“你结婚了吗？”
“没有。你呢？”
“没有。”
“真怪。”狄克斯坦说。
哈桑笑了。“我们不是那种负得起家庭责任的人，你和我都一样。”
“噢，我可负有责任。”狄克斯坦说，心里想的是那个孤儿莫蒂，还没给他读完《金银岛》呢。
“可你的目光游移不定，是吧？”哈桑说着，眨了眨眼睛。
“我的记忆中，你是女士们的意中人。”狄克斯坦不自然地说。
“啊，那时候是吧。”
狄克斯坦尽量不去想艾拉。他们抵达了机场，哈桑停下车。
狄克斯坦说：“谢谢你送我。”
哈桑在羊皮座椅上转过身。他盯着狄克斯坦。“我放不下。”他说。“实际上，你比1947年那时看着还年轻呢。”
狄克斯坦和他握着手：“真抱歉，我这么匆忙。”他下了车。
“别忘了下次来这里时，给我打电话。”哈桑说。
“再见。”狄克斯坦关上车门，走进了机场。
随后，他才终于允许自己去回忆了。
在清冷的花园里，四个人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待了长长的一次心跳的时间。之后，哈桑的一双手在艾拉的身体上移动着。狄克斯坦和科顿就穿过篱墙的缝隙走了出去，消失在视线之外。那一对情人始终没有看见他们。
他们朝住宅走去。他们来到没人听得见的地方以后，科顿才说：“天啊，这可是热料。”
“咱们别谈这个了。”狄克斯坦说。他觉得就像一个人回头去看，结果撞上了电线杆，让人又疼又气，却只能怨自己怪不得别人。
所幸，聚会已经散了。他们离开那里而不必跟那个戴绿帽子的阿什福德教授说些什么，他正在一个角落里同一名研究生深谈呢。他俩到乔治餐厅吃午饭。狄克斯坦没吃什么，只是喝了些啤酒。
科顿说：“听着，纳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没胃口。我的意思是，这事恰恰表明了她是可以上手的，对吗？”
“对。”狄克斯坦应着，其实言不由衷。
账单来了，十先令多一些。科顿付了款。狄克斯坦步行送他到火车站。他们庄重地握了手，科顿上了火车。
狄克斯坦在公园里走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没注意到天气的寒冷，只是在努力理清自己的情感。他失败了。他清楚他不嫉妒哈桑，不对艾拉抱有幻想，也不感到失望，因为他从来就没抱有希望。他垮了，而且他说不出原因。他巴不得能够有个人听他诉诉衷肠。
不久之后，他就去了巴勒斯坦，虽然并不仅仅因为艾拉。
在随后的二十一年里，他始终没有过女人，不过那也不仅仅完全是因为艾拉。
亚斯夫·哈桑莫名其妙地气呼呼地驾车驶离卢森堡机场。他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年轻时的狄克斯坦，这光景恍如昨日：一个面色苍白的犹太人，身穿廉价西装，瘦得像个女孩，站立时总略显驼背，像是等着挨鞭子抽。他用成人渴望的目光盯着艾拉·阿什福德丰满的身体，顽固地争辩说，不管阿拉伯人赞成与否，他的人民都要占有巴勒斯坦。哈桑当时认为他像孩子般可笑。如今，狄克斯坦住在以色列，栽种葡萄并制作红酒，他是找到了家，可哈桑却失去了家。
哈桑不再富有了。虽说按照地中海东部的标准，他从来没有富裕得令人咂舌，但他总是吃着美食，穿得讲究，而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就自觉地端起了阿拉伯贵族的架子。他的祖父是个事业有成的医生，帮助长子从医、次子经商。次子就是哈桑的父亲，他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外约旦买卖纺织品。在英国统治时期，他的生意兴隆，但是犹太移民吞食了市场。直到1947年，他们家在东地中海地区遍设店铺，并且在拿撒勒附近拥有了自己的庄园。
但是，1948年的那场战争摧毁了他们。
当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军队发动进攻的时候，哈桑一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打点行装逃往叙利亚，并且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回去过。设在耶路撒冷的仓库被烧成了平地，店铺遭毁或者被犹太人侵占，而家中的地产也由以色列政府“代管”了。哈桑听说，他家那座庄园如今成了一家农庄。
从那时起，哈桑的父亲一直住在联合国的一处难民营里。他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写了一封信，把亚斯夫推荐给在黎巴嫩的银行家们。亚斯夫手握大学文凭，讲着一口出色的英语，那家银行给了他一份工作。
他向以色列政府申请按照1953年的《土地占有法》给他补偿，但遭到拒绝。
他只到过一次难民营，去看望他的家人，但那里的景象却让他终身难忘。他们住在一栋木板房里，使用公共厕所。他们没有特殊待遇，不过是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家庭中的一个，没有前途，没有指望。看到他的父亲，那个曾经机灵果敢、靠坚定的手腕掌管着大宗生意的人物，如今沦为一个排队领取食物、玩十五子游戏熬过余生的老头，亚斯夫恨不得向校车扔枚炸弹。
女人们差不多像往常一样打水，清理房间，但男人们却身穿二手服装游来逛去，不知所终。他们的躯体松垮了，头脑麻木了。十几岁的孩子闲逛着、争吵着、动刀子打架，因为他们前途无望，只有在炙热的骄阳下听凭生命毫无作为地枯萎。
难民营中臭气熏天，令人绝望。哈桑再也没有回去过，不过他不断写信给母亲。他算是逃过了这一劫，如果说他抛弃了父亲，那正是父亲帮他做到这一步的，看来他倒是希望如此。
他做银行职员算是小有所成。他聪明正直，然而他成长的道路并不适合从事仔细计算的工作，包括整日里应付纷至沓来的备忘录和保存一式三份的记录。何况他心中另有所图。
对于他被剥夺的一切，他从未曾停止过尖刻的怨恨。他终身都怀着愤怒，如同一个隐秘的重负。无论他的理性告诉他什么，他的灵魂总会说着同一句话——他在父亲最需要之时抛弃了他，而那种愧疚之心则加强了他对以色列的仇恨。每年他都期待着阿拉伯军队能够粉碎犹太人的入侵，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更增加了他的沮丧和愤怒。
1957年，他开始为埃及情报部门工作。
他不是什么很重要的特工，但是随着银行业务在欧洲的扩展，他开始在办公室，从银行的散碎闲聊中偶尔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开罗会通过他获取有关某个军火制造商、某个犹太慈善家，或者某个阿拉伯大富翁的财产的专门信息；如果哈桑在他的银行档案中没有详细记录，他也总能从朋友们或者生意关系户那里得到。他还接到常规的指令，让他关注欧洲的以色列商人，以防他们是间谍；因此他才接近纳特·狄克斯坦，并假作友好。
哈桑认为，狄克斯坦的故事大概不假。他穿的那身破旧的西装，戴着的原样圆眼镜，以及一般无二的不引人注目的神情，都让他看上去像是个带着难以推销的产品的低薪销售员。然而，头一天晚间，在迪克斯街上出现了那桩稀罕事：人们发现在阴沟里有两个年轻人——据警察所知是两个小偷，被凶狠地打成了残废。哈桑从市警察局一个关系那里获知了详情，这俩毛贼显然是挑错了下手的对象。他们受的伤出自职业手法：伤他们的人可能是士兵、警察、保镖……或者是特工。在这样一次意外事故之后，任何一个于次日一早匆忙外逃的以色列人都值得审查。
哈桑驾车返回阿尔法旅馆，找到前台职员谈话。“一小时之前，你们的一位客人退房时，我就在这儿。”他说，“你还记得吧？”
“是的，先生。”
哈桑给了他二百卢森堡法郎。“请你告诉我他用什么姓名登记的好吗？”
“没问题，先生。”那职员翻看着登记簿，“爱德华·罗杰斯，来自《国际科学》杂志的记者。”
“不是纳撒尼尔·狄克斯坦？”
那位职员耐心地摇着头。
“请你再仔细看看，有没有一个从以色列来的叫纳撒尼尔·狄克斯坦的人登记过呢？”
“好的。”那职员用了好几分钟从头到尾查看一沓材料。此刻，哈桑的兴奋之情在爆破上升。如果狄克斯坦用了虚假姓名登记，那么，他就不是红酒销售员——如此看来，他不是以色列特工还会是什么呢？最终那职员合上了登记簿，抬起了头;“肯定没有，先生。”
“谢谢你。”哈桑离开了。他驶回办公室的路上得意扬扬，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发现了重要的事情。他一坐到桌旁，马上就写出了一条信息。
此地出现可疑的以色列特工。纳特·狄克斯坦化名爱德华·罗杰斯。五英尺六英寸身高，瘦小，黑发，褐眼，年约40岁。
他将信息加密后，用直通电报发给银行的埃及总部，但在密码电文上面又附加了一句密文。这纸电文绝不会到达总部了，因为他附加的那句密文指示开罗邮局将该文发给调查局总监。
发出信息当然只是平淡的一举。不会从另一头得到回应或者感谢。哈桑无能为力，只有继续他的银行本职工作，不要去做白日梦。
随后，开罗给他打来了电话。
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有时给他发来电文、用户直通电报甚至信函，当然都用密码。有一两次他见过阿拉伯使馆的人员，得到了口头指令。可是他们从来没打过电话。他的报告准是引起了超过他设想的震撼。
打电话的人想要知道有关狄克斯坦的更多的情况。“我想确认你在电文中提到的顾客的身份。”对方说，“他是戴圆眼镜吗？”
“是的。”
“他讲英语带伦敦东区的土音吗？你能辨出那种土音吗？”
“没错，是的。”
“他的前臂上有一个刺青的数字吗？”
“我今天没看到，不过我知道他有那刺青……多年前，我在牛津读大学，和他同窗。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他。”
“你认识他？”从开罗传来的声音中露出惊诧，“这条信息在你的档案里有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
“这么说，应该填上。”那人动气地说，“你跟我们多久了？”
“从1957年。”
“这就说明……那都是旧日的事了。好吧，现在听好。这个人是个十分重要的……客户。我们想要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跟他在一起，你懂吗？”
“我做不到，”哈桑苦恼地说，“他已经走了。”
“到哪里去了？”
“我开车送他到了机场。我不知道他要去哪儿。”
“那就弄清楚。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询问他搭乘了哪次航班，十五分钟以后给我回话。”
“我尽力——”
“我对你尽力不感兴趣。”来自开罗的声音说，“我要他的目的地，而且要在他抵达那里之前就弄清。眼下我们已经搭上他，我们不能再丢掉。”
“我马上就去办。”哈桑说，但他那句话还没说完，电话已经挂断了。
他放好电话。一点不错，从开罗没有得到一句感激的话，但是这样已经不错了。一时之间，他变得重要了，他的工作变得紧迫了，他们要依靠他了。他可算有机会可以为阿拉伯的事业尽一些力了，终于有了机会可以反击了。
他重新拿起电话，开始打给航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