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还没到办公室就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那是副局长的声音。
“高竞在哪里？”她问。
“不知道。”乔纳干巴巴地回答。
“等他来了，就让他来我办公室。”
乔纳没回答，紧接着副局长就走了出来。一看见我，她先是一愣，随即就怒冲冲地命令我：“高竞！跟我来！”
我知道，我私自办案的事一定是暴露了。其实这事她早晚都会知道。
一走进办公室，她就啪地一声把一张纸扣在桌上。
我一看，是市局出具的协查令，意思是让“刑警高竞”配合市局作好西田巷320号的现场勘察工作，并建议让“刑警高竞”协查此案。
“是谁让你去查这案子的？！是谁给你的权利？！你以为你是谁？”她一连串地质问我。
我不说话。我想在这种场合，我最好还是闭上嘴，以免火上浇油。
“你太自以为是！你把领导放在什么位置？！你眼里还有没有纪律！？”她气得满脸通红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
就在她准备长篇大论地教训我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
她没马上接电话，但她一看那个号码，立刻就朝我挥挥手。
“快出去！”她道。
我蓦然猜出了对方是谁，于是我故意站着不动。电话铃响个不停。她没料到我会不动弹，她不知道该不该接那个电话。
“怎么还不走？！”她怒道。
电话铃忽然停了。
她看了一眼她的手机，一丝失望和惊慌掠过她的脸，随后，她怒不可遏地看着我。
“高竞，你现在是要跟领导对着干是不是？我让你出去，你为什么不出去？！”她大声道，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
“我想破这案子。”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想与其是浪费时间跟她绕来绕去，还不如直言相告，“如果你不让我碰这案子，我就不走了，我就每天跟着你。”
她愕然地看着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高竞，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这是在威胁领导！”
我耸耸肩，“我哪有。只不过为正义据理力争罢了。”我在她对面，拉了张椅子坐了下来。
她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她瞥了一眼来电显示，又看看我。
我脱下外套，放在了椅背上。心想，别以为老子失去了记忆，就没了智商。我还是有身体记忆的。当年我当凶杀科科长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深深烙在了我的每个细胞里。我是有经验的审问者。我知道审问犯人，就知道怎么对付你。莫兰曾经告诉我，只要你不怕这个人，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对付他。这一点都没错。我才不怕她！她这个副局长又不是出生入死干出来的！
她看着我的举动，终于接了电话。
“……嗯，之帆，我稍后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我现在有点事……”她用我从来没听过的温柔语气对电话里说着，她的话还没说完，我一把夺过她的手机，按断了电话。
她气得脸都歪了，但还没等她咆哮起来，我就冷冷地说：
“我们的事还没谈完呢！你只要让我参与这个案子，之后怎样随你安排。”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好像在掂量我话里的意思。
“到时候，你仍会去枪械科报道。”她道。
“可以。”
她神情有些犹豫。
“40年前的案子破了，那是你的功劳，副局长。这是在你的辖区。”我提醒她，一边朝椅背上一靠，翘起了二郎腿，表示愿意给她时间考虑。可她显然是不想再把我留在她的办公室里了，她用两根手指顶住一侧的太阳穴，好像很烦恼的样子。
“高竞……好吧，”她骤然道，“我答应你去办这个案子，但这是你最后一个案子，从今以后，你不能再插手破案的事，明白了吗？现在你给我滚出去！”
我站了起来，从椅背上拿起了我的外套。
在走出她办公室的时候，我想，这个案子是个先例，它告诉我，我被踢出凶杀科，并不代表我职业生涯的结束。今后，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能破案，只要我愿意。我会让她后悔她今天的决定。
我回到档案室的时候，乔纳正好按断了她的手机，看起来她心情不错。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没有问起副局长。
“我已经通知了姨夫，姨夫立刻就打电话给了辜之帆，还要我怎样？”乔纳反问我，“再说，我老公刚刚到家，你说是你们这些破事重要，还是我老公重要？”
乔纳的老公郑恒松是另一个区的局长，是个风度翩翩又很有手腕的人，过去曾经负责过扫黑组，乍一看，不太像个警察。失去记忆后初次见到他时，他穿着黑色紧身衣，头发梳得溜光，感觉更像个黑老大，而他拥抱我的方式，就像是欢迎我加入他的帮会。在得知我被排挤到档案室之后，他也来电话安慰过我。
“高竞，你可以来我这里当卧底，很刺激，很有挑战性。当然，你得有至少半年不能跟莫兰联系，这是为了她的安全考虑，你得作好准备，可能时不时得出去砍人，或者被人砍，你还得学会吸毒，因为你得显得跟他们一样。你比很多警察都时髦，莫兰把你打理得越来越像个白领了，只要再去弄个纹身就行了。知道吗，你还有个优势，那就是你有失忆症，就算你被抓住，你也不可能供出什么来，当然如果你不说点什么，我们又赶不及去救你，估计你会被大卸八块……”
就是他的话让我觉得，世界上还有比被扔到档案室更糟的事。
总之，他是个聪明人。我挺喜欢他的。
“他回来了？代我向他问好。”我说。
乔纳呵呵朝我笑，“我已经把你破那旧案子的事说了，K县属于他管辖的范围。他说他会叫人去查你说的那个诊所。”
听她这么说，我立刻就放心了。郑恒松可不是那种说话轻率的人。一旦他答应，他必然已经把前前后后的事都考虑好了。
“你说的那个诊所。”乔纳接着道，“卫生局没有登记过，也许过去有登记，但我是没查到，而且那地址已经不存在了，那条路都没有了。”
如果地址不存在，那调查起来确实麻烦，得有人专程跑当地的档案局，查找诊所附近区域居民的档案。这整个过程就很繁琐，所以，如果松哥肯派人替我跑这一趟那真是帮大忙了。
“替我谢谢松哥了。”我笑着说。
“别高兴得太早。”乔纳丢给我一份复印件。
原来，她替我找到了王丽同父异母的妹妹。王丽是苏湛的最后一任妻子。她当年是个女理发师，而她妹妹目前仍然健在。
可惜谈话之后我发现，王云对苏湛丝毫都不了解。
“她嫁人的时候，我才14岁。对他们的事不清楚，但就知道一点，她结婚没跟我们说，直接就嫁人了，也没摆酒席。我妈都没发现户口本不见了，后来她来还户口本，才知道她嫁人了。她还给了我爸妈50块钱，说她嫁给了个医生。”
关于她姐姐跟父母的关系，她也作了解释。
“我们家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所以父母比较重男轻女，一直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让我们赚钱以后补贴弟弟，我姐姐排行老二，平时经常被父母打骂，所以她跟父母的关系也比较疏远。她结婚后，几乎不怎么回家。她也从来没带她男人回来过，一顿饭都没在家吃过。我们都不知道她结婚后住在哪里。她来了就是给父母一点钱就走了。”
听起来好像很耳熟，似乎跟苏云清母亲的婚姻状况颇为相似。这个苏湛似乎很少会在妻子的娘家露面，似乎故意地跟他们错开距离。他在躲什么呢？
我向她提到王丽失踪的事。她说：
“她从1967年10份开始就没再回家了。我妈也去找过她，但没找到，因为不知道她说的那个诊所在哪里。她好像是故意不让我们知道诊所的地址。后来过年的时候，她给父母汇了点钱，那次比较多，有200块，那在当时真是一大笔钱了。但那是最后一笔钱，自那以后就没再汇钱来。1973年的时候，我妈曾经去派出所说过这件事，但他们对她说，报了警也没什么用，没人会真的给她去找女儿，她也就只能在家等着。我妈也就没再去了。她是1982年去世的，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已经结婚了。她在去世前几天，对我们说，我姐姐可能已经死了，她说她梦见我姐了，我姐躲在一个黑漆漆的洞里，说她很冷，还老在哭。我妈让我们给我姐烧点纸。她是哭着说的，这时她觉得她对不起我姐。”
“那张汇款单还在吗？”我问她。
王云马上拿出了汇款单。大概因为是最后一次汇款，所以它被好好地保存在一个旧信封里，存放在一个干净的饼干盒子里。我拿出来一看，那是苏湛的笔迹。
“她只汇过一次款过来吗？”
王云点头说是，“以前她都是自己拿钱过来的。她说钱是她男人给的，她男人好像挺有钱，据她说是个医生，我们也就知道这些。哦，对了，”她又想起了什么，从手上脱下一枚红宝石戒指来，“还有这个，是我姐结婚后大约三个月，她送给我妈的，说是那男人给的，听说是那男人前妻的东西，那个前妻当然是已经死了。我妈是劳动人民，哪见过这个，她拿去给人家识货的人看过，说是正宗的宝石，挺值钱，我妈也就顾不上什么前妻不前妻的了，这就戴上了。”
我向她借来了那个戒指，答应验过之后一定会还给她。
她拄着拐杖送我到门口，她的风湿病看来很严重。
“不管怎么样，我想知道个结果。可能我姐姐不喜欢我们这个家，但她终归还是这个家的人。我也得给老人一个交代。”
王云住在棚户区中的一处危房。她告诉我，父亲去世时，曾经告诫他们不能搬家，因为有可能王丽还会回来。
“我爸很少提起我姐，我们都认为他早已经把她忘了，老实说也没看出他对我姐有多少关心，但那次，他是抓着我弟弟的手说的。”王云说到这里，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郑恒松和乔纳来家里吃饭，顺便也带了他为我查的资料。
“怎么？那地方被烧了？”看了资料后，我大吃一惊。
“是啊，1967年10月12日，突然发生火灾。”郑恒松心不在焉地说着，正好我岳母从她房间里走出来，一看见他，马上道谢。
“阿松，谢谢你帮高竞查资料啊。”
郑恒松马上像大哥那样搂了搂我的肩，“他是我兄弟，我不帮他谁帮他。再说，我听老婆大人说，这案子是姨妈姨夫关照的，那当然得尽力。”
姨妈笑着拍拍他，“今天你多吃一点。你姨父今天特地做了八宝鸭。”
八宝鸭是岳父的拿手好菜，眼下，他正跟莫兰两人在厨房忙碌，莫兰给他打下手。我乘他们寒暄的时候拿着资料走到了阳台上。
原来苏湛在1967年就已经失踪了，这跟岳父的说法相同。
郑恒松的下属找到了原来住在诊所周边的两户居民，并跟其中两人谈过话。
根据这两人的说法，苏湛的诊所在五十年代初就开了，当时是开在县中学后门的一栋民居里，虽然没挂招牌，但光顾的人不少，多数都是老病人。苏湛算是个全科医生，会动手术，手术范围还挺广泛，包括眼科、妇产科和外科。这位老邻居就请苏湛为其动过白内障手术，说他技术很精湛，而另一个邻居则找他堕过胎，这家已经有4个孩子，实在养不起，所以求苏湛帮忙把孩子拿了。苏湛看她可怜，一分钱没收，这件事令邻居十分感激。
两个邻居都反应苏湛经常出门，做手术多半需要预约。大约1959年之后，苏湛跟妻子离了婚，后来的几年，他基本是一周才来一次诊所。到1962年开始，来诊所的时候又多了起来，后来才知道他又结婚了，他太太年轻漂亮，是附近一家理发店的理发师。两个邻居都说这位新太太脾气不好，爱吃醋，经常跟邻居吵架，在诊费上也喜欢斤斤计较，为此两人经常吵架。但多半时候都是妻子在叫骂，而苏湛默不作声。有个邻居曾经偶尔听见两人吵架的内容，好像是年轻妻子怀疑苏湛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因为苏湛有一半时间不在家里。
苏湛似乎经常带着妻子在附近的饭店吃饭。年轻太太还喜欢逛商店买布料，皮鞋一买就是两双。苏湛有个女儿，这女儿来过几次，每次都跟这位继母吵得不可开交。有趣的是，每次她来，苏湛都不在。有一次，一个邻居听见苏太太没好气地在对她继女说，“你爸啊，去……岛风流快活了！”至于什么岛，他们没听清。
两位邻居都反应，他们最后一次看见苏湛和他妻子是在某个星期天。那天早上，他妻子气冲冲地出门，差点撞到邻居身上，她告诉邻居，她要去捉奸，“样子很生气，手里还拿了把剪刀”，这是邻居的描述。那天傍晚，苏湛一个人回来了，他脸上有一道抓痕，他对邻居说，他太太跟他吵架，现在回娘家去了。没人看见苏湛离开，但那却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他。等苏湛走后，卫生局的人来抄家，但诊所大门紧闭，砸开门之后，才发现里面已经被搬空了。
火灾发生在苏湛失踪后的一个月。某天午夜，一位邻居看见隔壁窗子里有火光，马上奔出去叫人。大家一起动员起来，最终将火势扑灭。但人们发现诊所里空无一人。警方想找诊所的主人苏湛调查情况，却一直没能联系到他，而经过分析发现火灾是人为的，在屋子里发现了助燃液，但一直没能查到是谁干的。
松哥给我带来的这份资料，再次证明苏湛参与作案的可能性。他会动眼科手术。这符合凶手的特征。
当天晚上十点，郑铎在出发去西田巷之前，给我发了条短信。
他之所以要选这个时间勘察现场，当然是为了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按照我们的约定，我也得去，我的任务是看住徐海红。我也的确有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她。
我离开家的时候，发现莫兰正专注地盯着她的手提电脑，走近一看，原来她看的是之前那张已经交给郑铎的黑白照片——“我的喜悦岛”，她事先将其扫描到了电脑上。而电脑的旁边，除了一杯蜂蜜水，还有一张写有“我终于知道喜悦岛在哪里”的字条，以及一份从电脑上打印出来的本市教堂旧址的文献。
“你在看什么？”
“我想找到那个教堂。”她指指照片里的尖顶，“这是云清阿姨在出事前一天对我妈说的。”她又指指那张字条，“我想所谓的‘喜悦岛’应该就在西田巷附近，因为她那天晚上就在那里逛，我想知道她究竟看见了什么。也许能找都苏湛的另一个据点。”
“你别弄得太晚了，记得早点睡。”我说，“你别等我，我可能凌晨直接去单位。”
“好的。”她的眼睛仍盯着电脑。
我临走时，亲了亲她的头发。她刚吹过头发，发丝里散发出鲜花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