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命运掌握在罗斯·佩罗手里。但在接下来的两天，他所有的期待都落了空。
一开始消息还不错。12月29日，星期五，基辛格回话了，说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将想办法释放保罗和比尔。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首先得举行两次会议，一次是同伊朗司法部的人，一次是同国王内廷的代表。
在德黑兰，美国大使的副手、公使衔参赞查尔斯·纳斯正在亲自安排这些会议。
在华盛顿，国务院的亨利·普雷希特也在同阿尔德希尔·扎赫迪谈话。艾米丽·盖洛德的姐夫蒂姆·里尔顿同肯尼迪参议员通过气。摩尔将军在联系伊朗军政府里的熟人。唯一令人泄气的消息来自理查德·赫尔姆斯，美国前驻德黑兰大使——他坦白地说，他的老朋友都不再有影响力了。
EDS公司找了三个律师做顾问，其中一个是美国人，擅长代表美国公司同德黑兰打交道。另外两个是伊朗人，一个与亲国王势力有来往，另一个同反对派关系密切。三个律师都认为，保罗和比尔被捕这件事严重违法，保释金也是天文数字。那名美国律师约翰·韦斯特伯格说，他听过的伊朗最高的保释金是十万美元。这就意味着，法官将保罗和比尔投入监狱的理由站不住脚。
在达拉斯，EDS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汤姆·沃尔特——一个慢条斯理的亚拉巴马人——正在研究，如果有必要的话，如何支付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保释金的问题。律师建议可以采取三种形式支付：现金；或者伊朗银行开立的信用证；或者将留置伊朗的财产进行抵押。EDS公司在德黑兰没有价值如此之高的财产——电脑其实属于卫生部。因为银行罢工和局势动荡，也不可能将一千三百万美元的现金送去伊朗，所以沃尔特在筹备信用证。作为EDS公司面向投资人的代表，T.J.马尔克斯警告佩罗，一个上市公司支付如此高额的赎金可能不合法。佩罗熟练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将用自己的钱来支付。
佩罗一直持乐观态度，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中的至少一种将保罗和比尔弄出监狱：法律压力、政治压力或者支付保释金。
但接着就传来了坏消息。
伊朗律师纷纷改口，称这个案子“牵涉政治”，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美国律师约翰·韦斯特伯格的伊朗搭档提醒他不要碰这个案子，因为这可能会让事务所得罪伊朗权贵。显然，地方预审法官侯赛因·达德加逮捕保罗和比尔的理由相当充分。
律师汤姆·卢斯和财务官汤姆·沃尔特去过华盛顿，并在摩尔将军的陪同下拜访了国务院。他们原本打算坐下同普雷希特好好谈谈，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释放保罗和比尔。但亨利·普雷希特态度冷漠。他同他们握了手——他们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陪同而来，他不得不这么做——但他没有坐下同他们谈，而是径直把他们推给了他的下属。这名下属说，国务院的所有努力都没能取得成果——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和查理查尔斯的昵称。·纳斯都没能让伊朗当局释放保罗和比尔。
缺乏耐心的汤姆·卢斯勃然大怒。“保护海外的美国公民是国务院的职责，”他说，“而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只干成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保罗和比尔送进监狱！”
但国务院官员并不认同。“国务院目前所做的事已超出了正常的义务。如果美国人在国外犯了罪，那就必须接受国外法律的制裁——国务院的义务不包括把有罪之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但保罗和比尔没有犯罪！”卢斯争辩道，“他们被扣押为人质，赎金是一千三百万美元！”但他是白费口舌。就这样，他和汤姆·沃尔特两手空空地返回了达拉斯。
前一天深夜，佩罗打电话给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问查尔斯·纳斯为什么还没有同基辛格和扎赫迪提到的官员会面。答案很简单：这些官员都故意不见纳斯。
今天，佩罗又给基辛格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基辛格很抱歉，他认为自己已经爱莫能助，但他答应会再给扎赫迪打电话试试。
从汤姆·沃尔特那儿传来的坏消息令局面愈发严峻。沃尔特一直在同伊朗律师商量保罗和比尔被保释的条件。比如，他们是否需要承诺在必要的时候回伊朗接受进一步的讯问，是否能在国外接受讯问？但他得到的答复却是都不行。即便保罗和比尔被释放，也不能离开伊朗。
现在是新年前夜。佩罗已经在办公室里住了三天，睡在地板上，吃奶酪三明治。即便回家他也是孤身一人——玛戈和孩子们还在维尔——而且，因为得克萨斯和伊朗有九个半小时的时差，重要的电话往往都是半夜打的。他离开办公室只是为了去看望母亲。母亲已经出院，在达拉斯的家中疗养。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谈论的也是保罗和比尔——母亲对事态的进展高度关注。
这天晚上，他想吃点热食，达拉斯正冰暴肆虐，于是他决定挑战天气，驾车前往大约一英里外的一家海鲜餐厅。
他从后门离开大楼，钻进旅行车的驾驶席。玛戈有一辆捷豹，但佩罗喜欢普通一点的车。
他很想知道基辛格现在对伊朗或者别的国家地区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扎赫迪以及基辛格认识的其他伊朗官员可能都像理查德·赫尔姆斯的朋友一样——过气了，没权了。国王也是在勉强维持着王位。
从另一方面看，国王及其拥趸也许很快就需要美国的支持，先卖基辛格一个人情也不是坏事。
吃饭的时候，佩罗察觉一双大手放到了他肩上，深沉的嗓音传来：“罗斯，你在这儿干什么？新年前夜竟然一个人吃饭？”
他转过身，看到了罗杰·斯托巴赫，达拉斯“牛仔”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他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是罗斯的老朋友。“你好，罗杰！坐下。”
“我同家人在这儿吃饭。”斯托巴赫说，“因为冰暴，我家里的暖气停了。”
“叫他们都过来吧。”
斯托巴赫朝家人打了个手势，然后说：“玛戈还好吧？”
“很好，谢谢。她在维尔同孩子们滑雪。我必须赶回来——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接着他就将保罗和比尔的事告诉了斯托巴赫一家。
罗斯心情畅快地驾车返回公司。这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他又想到了西蒙斯上校。在所有他构想过的营救保罗和比尔的方案中，越狱需要的时间最长——西蒙斯需要组建团队，需要训练他们，还需要准备装备……但佩罗至今还没有为此作任何准备。采取这个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说是最后一招。在协商解决似乎可行的时候，他将这个方案屏蔽在大脑之外。他还没打算给西蒙斯打电话——他将等基辛格再找扎赫迪试试。不过，也许他可以为最终求助西蒙斯作点准备。
回到EDS公司，他找到帕特·斯卡利，后者三十一岁，西点军校毕业，瘦高，孩子气，爱折腾。他曾在德黑兰担任项目经理，于12月8日撤离回国。阿舒拉节后他返回德黑兰，在保罗和比尔被捕后再度撤离。他现在的工作是，保证滞留德黑兰的美国人——罗伊德·布里格斯，里奇·加拉格尔及其妻子，保罗和比尔——随时都能登机离开，当然前提是保罗和比尔能获释。
杰伊·科伯恩同斯卡利在一起。是科伯恩组织了撤离行动，并于12月22日回国和家人过圣诞。科伯恩正要返回德黑兰时，听闻了保罗和比尔被捕的消息，于是留在达拉斯组织第二次撤离。科伯恩温和而敦实，只有三十二岁，但看起来却有四十岁。佩罗知道，这是因为科伯恩曾在越南驾驶过八年战斗直升机。尽管如此，科伯恩还是常把笑容挂在脸上——他笑起来眼角会先起皱纹，最后演变为肩膀都在颤抖的捧腹大笑。
佩罗喜欢而且信任这两人。他称他们为“鹰”——有雄心壮志，能千方百计完成任务，而不是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EDS公司招聘部门的座右铭是：鹰不会聚在一起，所以你得一只只地找。佩罗生意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主动将这样的人揽入麾下，而不是期待他们自己来应聘。
佩罗问斯卡利：“你是否觉得我们已经为保罗和比尔做了一切该做的？”
斯卡利毫不犹豫地答道：“不，还没有。”
佩罗点头。这些年轻人从不害怕在老板面前说实话。这也是他们能成为“鹰”的原因之一。“你觉得我们还应该做什么？”佩罗问。
“我们应该帮他们越狱。”斯卡利说，“这听上去也许有点离谱，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很可能会死在伊朗。”
佩罗并不觉得这个主意离谱，他已经在脑子里谋划三天了。“我也在考虑这个方案。”他看到斯卡利面露惊讶，“我要你们列出EDS公司里能执行这一方案的人的名单。他们必须了解德黑兰，当过兵——最好是在特种部队——并且百分百值得信任。”
“我们马上去做。”斯卡利激动地说。
电话响了，科伯恩抓起话筒：“基恩！你在哪儿？等一下，不要挂断。”
科伯恩用手捂住送话口，看着佩罗说：“基恩·泰勒在法兰克福。如果我们要干这件事，就应该叫上他。”
佩罗点头。泰勒是前海军陆战队中士，佩罗的另一只“鹰”。他身高六英尺两英寸，着装优雅，脾气暴躁，是恶作剧的理想对象。佩罗说：“让他回德黑兰去，但不要解释为什么。”
科伯恩早衰的脸上渐渐浮现出微笑。“他会不乐意的。”
斯卡利从桌上探过身子，打开电话扬声器，准备听泰勒发飙。
科伯恩说：“基恩，罗斯想让你回伊朗。”
“回去干啥？”泰勒质问道。
科伯恩看着佩罗。佩罗摇摇头。科伯恩说：“呃，有很多事需要处理，善后工作。从管理的角度说——”
“你告诉佩罗，我才不会因为什么破管理事务回那个鬼地方去呢！”
斯卡利笑了起来。
科伯恩说：“基恩，这儿还有人想同你谈谈。”
佩罗说：“基恩，我是罗斯。”
“哦……呃，你好，罗斯。”
“我要派你回去做些非常重要的事。”
“哦。”
“你听明白了吗？”
泰勒停顿了很久才说：“明白了，先生。”
“好。”
“我马上就去。”
“那边是什么时间？”佩罗问。
“早上七点。”
佩罗看着自己的表，达拉斯正是午夜。
1979年开始了。
泰勒坐在法兰克福酒店房间的床沿上，想念着妻子。
玛丽同孩子们——麦克和多恩——待在匹兹堡泰勒哥哥的家中。离开德黑兰之前，泰勒打电话告诉她，自己要回家了。听到这个消息，她开心极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安排——他们将返回达拉斯，把孩子们送进学校……
但现在，他不得不打电话告诉她，他最终还是无法回家。
她一定会担心的。
该死，他也担心。
他想到了德黑兰。他没有参与卫生部的项目，负责的是另一份小点的合同——对奥姆兰银行古老的手工记账系统进行电脑化改造。三个星期前的一天，一群暴徒聚集到奥姆兰银行外，因为奥姆兰是国王的银行。泰勒将手下遣回了家。他和格伦·杰克逊最后离开。他们关闭了银行大楼，开始朝北走。绕过街角进入主街时，他们走进了暴乱的人群中。这时军队开了枪，沿街驱赶示威者。
泰勒和杰克逊闪到了一扇门边。有人打开了门，大叫着让他们进去。他们钻进门，但救他们的人还没来得及关门，四名示威者就闯了进来，身后跟着五名驱逐他们的士兵。
泰勒和杰克逊紧贴着墙壁，看着士兵用警棍和步枪殴打示威者。一个示威者逃走了，他的两根指头几乎被从手上扯下来，玻璃门上溅满了鲜血。他冲出门，但倒在了街头。士兵将另外三个示威者拖出来。一个浑身是血但意识清醒，另外两个昏迷了，要么就是已经死了。
直到街上没人了，泰勒和杰克逊才敢出来。那个救了他们的伊朗人一个劲儿地说：“赶紧离开这个国家吧。”
而现在，泰勒想，我得告诉玛丽，我刚同意重返那个国家。
回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显然这些事同保罗和比尔有关。既然佩罗不能在电话里直说，那这些事至少是机密，很可能是非法的。
尽管仍然担心暴徒，但泰勒其实也很高兴。还在德黑兰的时候，他同比尔的妻子艾米丽·盖洛德通过电话，答应一定会同比尔一起回来。但后来达拉斯下令，除了布里格斯和加拉格尔的所有人都要撤离，他不得不食言。现在命令变了，他又可以信守对艾米丽的承诺了。
好吧，他想，我回不去了，那就赶紧订机票吧。他又拿起了话筒。
杰伊·科伯恩仍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罗斯·佩罗时的场景。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1971年，科伯恩刚加入EDS公司一年多。他从事招聘工作，在纽约上班。斯科特那年出生在一家小天主教医院里。出生并无异常，斯科特一开始也是个正常而健康的孩子。
斯科特出生后次日，科伯恩来探望，莉兹说斯科特那天早上没被抱给她喂奶。科伯恩当时并未察觉不妥。几分钟后，一个女人进来说：“这是你们孩子的X光片。”
“我不记得拍过X光啊？”莉兹说，女人将片子给她看，“这不是我的孩子。”
女人困惑了一会儿，然后说：“哦！对了，你们的孩子是有问题的那个。”
这是科伯恩和莉兹第一次听说孩子有问题。
科伯恩去看望刚出生一天的斯科特，震惊不已。孩子躺在氧气罩里，艰难地呼吸着，身体就像牛仔裤一样蓝。医生们正在商讨他的病情。
莉兹几乎歇斯底里。科伯恩打电话叫他们的家庭医生来医院，然后他只能等待。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怎么会有医院不把孩子病危的消息告诉家长？科伯恩不知所措。
他打电话回达拉斯，找到他的上司加里·格里格斯。
“加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但我实在没辙了。”他解释道。
“稍等。”格里格斯说。
不一会儿，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杰伊？”
“是我。”
“我是罗斯·佩罗。”
科伯恩见过佩罗两三次，但从未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科伯恩怀疑佩罗可能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当时EDS公司已经有一千多名员工。
“你好，罗斯。”
“杰伊，我需要你告诉我一些信息。”佩罗开始问问题：医院在什么地方？医生叫什么名字？他们给出了什么诊断？科伯恩一一作答，心里却犯嘀咕：佩罗知道我是谁吗？
“稍等，杰伊。”片刻沉默后，罗斯又说，“现在我让厄舍尔医生同你说话，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达拉斯最好的心脏外科医生。”接着，科伯恩就开始回答医生更多的问题了。
“你别慌乱。”厄舍尔总结道，“我会同那边的医生谈谈。你就待在电话边，以便我们回头联系你。”
“好的。”科伯恩迷茫地答道。
佩罗又接过电话：“你听明白了吗？莉兹现在是什么情况？”
科伯恩想：他怎么知道我妻子的名字？“不太好。”科伯恩答道，“我们的家庭医生来了，给了她一点镇静剂……”
佩罗安慰科伯恩的时候，厄舍尔医生劝说那边的医生将斯科特转到纽约大学医疗中心去。几分钟后，斯科特和科伯恩就上了去城里的救护车。
他们在皇后中城隧道遇到堵车。科伯恩跳下救护车，狂奔了一英里多赶到收费站，说服工作人员暂时只放行救护车所在车道的车通行。
抵达纽约大学医疗中心时，已有十到十五人在门外等着他们，其中包括东岸顶尖的心血管外科医生。他从波士顿飞来，在救护车抵达曼哈顿之前赶到。
斯科特被推进医院，科伯恩将从原来医院带来的装X光片的袋子交给这里的医生。一个女医生看了他一眼，问：“剩下的呢？”
“就这些。”科伯恩答道。
“他们就拍了这些？”
新拍的X光片显示，除了心脏上有一个洞之外，斯科特还有肺炎。治肺炎的同时，心脏的状况也得到了控制。
斯科特活下来了。他长成了一个健康的小男孩，能踢球、爬树、涉溪。科伯恩开始懂得为什么大家都敬佩罗斯·佩罗了。
佩罗能心无旁骛，将精神集中在一件事上，杜绝干扰，直到完成工作。这当然有其令人不悦的一面，他可能会伤害别人。保罗和比尔被捕一两天后，佩罗走进一间办公室，听见科伯恩正同罗伊德·布里格斯打电话。在佩罗听来，科伯恩在发号施令，而佩罗坚信总部的人不能给当地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乱下指示。他毫不留情地当着满屋子的人将科伯恩臭骂了一顿。
佩罗还有其他许多缺点。科伯恩在招聘部门工作的时候，每年公司都会评选“年度最佳员工”，这些员工的名字将刻在一块纪念牌上，这个传统历史悠久。但有的最佳员工后来离开了公司，这时候佩罗就要把他们的名字从纪念牌上抹去。科伯恩觉得这不合理。离开公司了又怎样？那人确确实实就是那一年的最佳员工，为什么要改变历史？佩罗似乎将员工跳槽看成是对他个人的侮辱。
佩罗的缺点相对于优点来说微不足道。他对离职员工的态度恰恰反映了他对员工忠诚的强烈期待。他偶尔发作的冷酷无情，只是巨大精力和坚定意志的一部分。没有这种精力和意志，他就不可能缔造EDS公司。科伯恩很容易就能原谅佩罗的缺陷。
毕竟，是佩罗救了斯科特。
“佩罗先生？”萨莉说，“亨利·基辛格的电话。”
佩罗感觉心跳停了一拍。莫非基辛格和扎赫迪在过去二十四小时把保罗和比尔救出来了？还是说，他只是打电话通知佩罗他无能为力？
“我是罗斯·佩罗。”
“马上为你接入亨利·基辛格。”
不一会儿，佩罗就听见了那熟悉的粗嘎嗓音。
“罗斯吗？”
“是我。”佩罗屏住呼吸。
“我已得到保证，你的人将在德黑兰时间明天上午十点被释放。”
佩罗长长地舒了口气。“基辛格博士，这是我这么多天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
“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和伊朗外交部将在今天敲定细节，但这只是走走程序。我被正式告知，你的人将被释放。”
“太好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不客气。”
德黑兰此刻是上午九点半，达拉斯还是深夜。佩罗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大部分同事都开开心心地回家睡觉去了，因为他们知道一觉醒来后，保罗和比尔就自由了。佩罗则继续留在办公室，等候保罗和比尔获释的确切消息。
在德黑兰，罗伊德·布里格斯值守在布加勒斯特办公室，一名伊朗雇员等在监狱外。保罗和比尔一出现，伊朗人就会电话通知布加勒斯特，然后布里格斯就会通知佩罗。
既然危机即将结束，佩罗就有时间思考自己哪里做错了。他立刻想到了一个错误。12月4日，他决定将所有员工从伊朗撤离的时候，他没有下定决心，拖泥带水，迟疑不决，贻误了良机。
但最大的错误一开始就犯下了，那就是将伊朗作为EDS海外市场的第一站。现在他开始反省了，但当时他同意市场部的意见——许多美国商人都持同样的看法：石油丰富、政权稳定、亲西方的伊朗提供了绝佳的生意机会。他没有意识到深层次的矛盾，对阿亚图拉·霍梅尼一无所知，也没预见到将来竟然会有一个美国总统幼稚到将美国的信仰和标准强加到一个中东国家上。
他看了看表。时间已过午夜。保罗和比尔应该已经出狱了。
基辛格的好消息已经被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的助理戴维·牛森的一通电话所证实：保罗和比尔将被准时释放。今天伊朗又传来了坏消息：国王的新首相巴赫提亚尔遭到温和反对派国民阵线的反对；国王宣布他可能会休假；美国大使威廉·沙利文建议所有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的家属回国，加拿大和英国大使馆也发出了相同警告。但罢工导致机场关闭，数以百计的女人和小孩滞留难返。然而，保罗和比尔不会回不来。关注战俘运动让佩罗结交了五角大楼的一些好朋友——保罗和比尔将乘美国空军的飞机离开伊朗。
凌晨一点，佩罗给德黑兰打电话。还没有消息。好吧，他想，大家都说伊朗人没什么时间观念。
整件事最可笑的地方是：EDS公司从来没有行贿过，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佩罗憎恨行贿。EDS公司的行为准则就写在发给所有新入职员工的十二页手册里，该准则由佩罗亲自制定。“请注意，联邦法律和大多数州的法律都禁止以影响官方行为为目的地向政府官员赠予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因为很难判定赠予者是否有不良动机，所以我司员工一律不准向联邦、州或国外政府官员赠予金钱或有价值的物品……即便法律并未禁止某种交易或惯例，但道德方面的衡量也不容忽视……你能完全相信一个与我们秉持相同行为准则的生意伙伴吗？答案必然是肯定的。”手册的最后一页有一张表格，员工须在上面签名，表示他已经看过并理解了这条准则。
EDS公司刚去伊朗的时候，爆发了洛克希德丑闻，这进一步强化了佩罗清教徒式的信念。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董事会主席丹尼尔·J.霍顿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承认，洛克希德公司依常例支付了数百万美元贿款，以打开国外市场。他在听证会上的尴尬表现令佩罗作呕——霍顿如坐针毡地在座位里告诉委员会，他没有行贿，而只是在给“回扣”。后来，根据《反海外腐败法》的条例，在国外行贿同样违反美国法律。
佩罗找到汤姆·卢斯律师，令其负责确保EDS公司决不行贿。EDS公司同伊朗卫生部洽谈合同时，卢斯反复检查交易是否正当，他彻查的持久性与决心得罪了不少EDS公司的管理人员。
佩罗并不急于扩大业务，他已经日进斗金了，并不需要海外扩张。他曾说过，如果要行贿才能做生意，那我们干脆就不做。
他的商业原则根深蒂固。他的祖先从法国移民至新奥尔良，沿着红河设立商栈。他的父亲加布里尔·罗斯·佩罗是棉花商人。这门生意受季节影响很大，罗斯的父亲常同儿子聊生意上的事。“只同棉农做一次生意是没有意义的。”他常说，“你必须公平地对待他们，赢得他们的信任，同他们建立关系，那样他们就会乐意年复一年地将棉花卖给你。这才叫做生意。”行贿与这番教导显然格格不入。
一点半的时候，佩罗又给德黑兰的EDS公司办公室打电话。仍然没有消息。“打电话问监狱，或者直接派个人过去看看。”他说，“确定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
他烦躁起来。
如果失败了该怎么办？他想。如果我支付保释金，就会损失一千三百万美元，而保罗和比尔依然无法离开伊朗。其他采用法律途径营救他们的办法也不行，因为伊朗律师提过，这个案子牵扯到政治，无论保罗和比尔清不清白都不重要。但目前来看，政治施压全然无效——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和华盛顿的国务院都没能帮上忙。倘若基辛格那边也不成，就意味着采用这种方法完全行不通。那还能有什么办法？
武力。
电话响了，佩罗抓起话筒：“我是罗斯·佩罗。”
“是我，罗伊德·布里格斯。”
“他们放出来了吗？”
“没有。”
佩罗心一沉：“出什么事了？”
“我们给监狱打了电话，他们说没接到释放保罗和比尔的通知。”
佩罗闭上眼睛。最糟糕的事发生了。基辛格那边也失败了。
他叹了口气，说：“谢谢，罗伊德。”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不知道。”佩罗说。
但他其实知道。
他向布里格斯说“再见”后挂上了电话。
他不会承认失败。他父亲的另一项原则是：要照顾那些为你工作的人。佩罗还记得，全家人曾数次在星期日驱车十二英里去探望一个为他家除过草坪的黑人，看他是否生活得够好，不缺衣少食。佩罗的父亲会雇用那些他不需要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佩罗的父亲每年都会开着满载黑人雇农的车去镇上赶集，给他们每人发一点钱，还有老佩罗的名片，以防有人来找麻烦。佩罗记得，有一个黑人偷乘货运列车到加利福尼亚，被当作流浪汉抓了起来，于是他出示了佩罗父亲的名片。县治安官说：“我们才不管你是谁的黑鬼，我们就要把你投入监狱。”但他还是找机会给老佩罗打了电话，老佩罗将车票钱汇了过去，让那个黑人回来。“我去过加州，但我被救回来了。”那人回特克萨卡纳时说。佩罗的父亲依然让他干以前的活儿。
佩罗的父亲不知道什么是公民权——那就是他对待其他人的方式。直到长大后，佩罗才知道父亲有多么了不起。
他的父亲决不会让自己的员工坐牢，佩罗也不会。
他拿起话筒，说：“叫T.J.马尔克斯过来。”
凌晨两点被叫醒，T.J.马尔克斯并不惊讶。这不是佩罗第一次在半夜把他叫醒，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用慵懒的声音说：“是我。”
“汤姆，情况不妙啊。”
“怎么了？”
“保罗和比尔没被释放，监狱说没收到通知。”
“哦，他妈的。”
“那边的情况越来越糟——你看过新闻了吗？”
“当然看过。”
“你觉得是不是该找西蒙斯了？”
“我想是时候了。”
“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不过我搞得到新的。”
“给他打电话。”佩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