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的营救队现在由西蒙斯、科伯恩、波赫、斯卡利和舒维巴赫组成。西蒙斯决定不让博尔韦尔、戴维斯和杰克逊来德黑兰。通过正面袭击营救保罗和比尔的方案无用了，所以他不需要这么多人。他派格伦·杰克逊去科威特调查向南逃出伊朗的路径。博尔韦尔和戴维斯则返回美国，等候进一步指令。
马吉德向科伯恩报告说，管理加斯尔监狱的莫哈利将军不容易被贿赂，但有两个女儿在美国上学。营救队简单商讨了绑架这两个女孩，强迫莫哈利帮助保罗和比尔逃跑的可能性，但他们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佩罗得知他们讨论过这种方案后勃然大怒）。将保罗和比尔偷偷藏进汽车后备箱带出来的想法也被搁置了。
有两三天，他们集中探讨了保罗和比尔被放出监狱、软禁在家中的情况下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去观察了两人被捕前住的房子。带走他们很容易，除非达德加派人监视保罗和比尔。他们决定使用两辆车。第一辆载走保罗和比尔；第二辆保持一定距离跟在第一辆车后面，车上的斯卡利和舒维巴赫负责消灭任何尾随第一辆车的人。这两人再次承担了杀人的工作。
两辆车将通过短波无线电联系。科伯恩打电话给达拉斯的梅夫·斯托弗，吩咐他购买仪器。博尔韦尔将仪器带到伦敦，舒维巴赫和斯卡利去伦敦取回仪器。在伦敦的时候，这两人还将寻找一些详细清晰的伊朗地图，以便营救队不得不通过陆路逃离这个国家时使用（早在政局平稳的时候，吉普俱乐部的人就知道，在德黑兰是找不到像样的伊朗地图的。盖登说，伊朗地图还停留在“死马旁边左转”的水平上）。
西蒙斯还要大家为第三种可能——暴徒冲入监狱，释放了囚犯——做好准备。如果发生这种事，营救队将怎么做？科伯恩不间断地关注着德黑兰的局势，给他在美军情报系统的联络人和几个值得信任的伊朗雇员打电话——如果监狱被攻占，他会很快就知道。到时怎么样？必须有人找到保罗和比尔，将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不过，几名美国人驾车驶入暴徒中间可是自找麻烦——保罗和比尔不起眼地混入逃亡的囚犯中更安全。西蒙斯让科伯恩下次探监时把这一方案告诉保罗，并让他们俩前往凯悦酒店。
不过，他们可以派一名伊朗人在暴徒之中找到保罗和比尔。西蒙斯让科伯恩推荐一名能随机应变的EDS公司伊朗员工。
科伯恩立刻想到了拉西德。
拉西德皮肤黝黑，外表英俊，二十三岁，来自一个殷实的德黑兰家庭。他接受了EDS公司的系统工程师培训。他聪明机智，魅力四射。科伯恩想起上次拉西德急中生智时的情形。当时，罢工的卫生部员工拒绝将数据输入工资管理系统，但拉西德将所有待输入的数据汇集起来，带去奥姆兰银行，劝服那里的人输入数据，然后在卫生部的电脑上运行程序。拉西德的问题是，你必须盯紧他，因为他在独断专行之前决不会问他人意见。他那种输入数据的方法会破坏罢工，给EDS公司带来更大的麻烦——比尔听到他干了什么之后，忧虑远远多于欣慰。拉西德性格冲动，英语也不太好，所以他经常一声不吭地就去按他的疯狂想法做事——这常常令他的上司忐忑不已。
但他总能干成事。他用三寸不烂之舌能让他人按他的设想行事，也能让自己摆脱麻烦。在机场接人或者送人的时候，他总能通过所有的“乘客专用”通道，尽管他手里根本就没有登机牌、机票和护照。科伯恩非常了解他，也非常喜欢他，甚至把他带回家一起吃过几次饭。科伯恩完全信任他，尤其是罢工之后，拉西德成了充满敌意的伊朗雇员中科伯恩的线人。
不过，西蒙斯是不会仅仅因为科伯恩的片面之词就相信拉西德的。他要求同拉西德见上一面——之前在让基恩·泰勒知晓秘密之前，他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科伯恩安排了一次会面。
拉西德八岁的时候，希望当美国总统。
二十三岁时，他知道自己永远也当不成总统，但他仍然想去美国，而EDS公司就是车票。他知道自己具有成为成功商人的潜质。他攻读的是人类心理学，他很快就看穿了EDS公司的人的心思。他们想要结果，而不是借口。如果他们给你一项任务，那你就该比他们要求你做的多做一点。如果这项任务相当艰难，或者无法完成，那最好别说出来——他们讨厌听人抱怨问题。你绝不能说：“我做不到，因为……”你一定要说：“我现在已经做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我在着手解决的问题是……”而这些要求都与拉西德的性格相合。他对EDS公司来说是有用的，他知道公司也欣赏他。
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怀疑甚至敌视伊朗员工的公司安装电脑终端。这种抵制相当强烈，帕特·斯卡利每个月最多只能安装两台，而拉西德在两个月里安装了剩下的十八台。他决定利用这件事做文章，于是写信给罗斯·佩罗——他知道佩罗是EDS公司的老板——请他允许自己在达拉斯接受训练。他打算请EDS公司在德黑兰的所有经理在这封信上署名，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大多数经理都撤离了，伊朗的EDS公司摇摇欲坠，这封信也一直没能寄出。所以他得另想办法。
他总是能想到办法。拉西德什么事都干得成，什么事都做得出。他甚至脱离了军队。数以千计的伊朗中产年轻人不得不花大笔钱行贿，避免参军，而拉西德在穿上军装几个星期后，就让医生相信他身患某种不停抽搐的不治之症。他的战友和上级当然知道他非常健康，但每次他看医生的时候，就会止不住地抽搐。他在病判委员会面前一连抽搐了几个小时——他发现这是累死人的活计。最后，多位医生都判定他有病，同意开立遣散书。这是疯狂、荒唐、让人瞠目结舌的做法，但干疯狂的事对拉西德来说是家常便饭。
他知道自己要去美国，但他不知道怎么去。反正谨慎而细致的规划不是他的强项。他是一个冲动的人，一个随机应变的人，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来了他就能抓住。
西蒙斯先生对他很感兴趣。西蒙斯不像其他EDS公司的经理，他们才三四十岁，但西蒙斯已年届六十。他的长发、白须和大鼻子让他看上去更像伊朗人，而不像美国人。他不是那种想到什么就说出来的人。斯卡利和科伯恩那样的人会说：“情况就是这样，我要你这么做的事，你必须在明天上午搞定……”西蒙斯则会说：“我们去散散步吧。”
他们在德黑兰的街上漫步。拉西德聊着自己的家庭，他在EDS公司的工作，以及他对人类心理学的看法。他们不断听见枪声，街上常常看到有人游行，高喊口号。随处可见战斗过的痕迹、被掀翻的汽车和燃烧的建筑。“共产主义分子砸烂昂贵的汽车，穆斯林则荡平卖酒的商店。”拉西德告诉西蒙斯。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西蒙斯问他。
“这是伊朗人民证明自己、实现想法、赢取自由的机会。”
他们来到监狱对面的加斯尔广场。拉西德说：“这里有许多囚犯，仅仅因为要求获得自由就被关了进来。”
西蒙斯指着哀号的女人说：“她们在干什么？”
“他们的丈夫和儿子被不公地关押了，所以她们聚在这里，朝警卫哀号痛哭，希望他们能放了自己的亲人。”
西蒙斯说：“我也希望他们能放了保罗和比尔。”
“我也非常关心保罗和比尔。”
“但你对此做了什么？”西蒙斯说。
拉西德大吃一惊，“我在竭尽全力地帮助我的美国朋友。”他说。他想到了那些猫猫狗狗。他如今的一项工作就是照顾EDS公司撤离者留下的所有宠物，包括四条狗和十二只猫。拉西德从未养过宠物，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带有攻击性的大狗。每次他去关那些宠物的公寓喂食时，他还得从街上雇两三个人帮他控制那些动物。他有两次将所有宠物装进笼子带到机场，因为他听说有航班能接收它们。结果两次航班都取消了。他想告诉西蒙斯这一点，但不知为何他知道西蒙斯不会对此感兴趣。
西蒙斯打算做些事，拉西德想，而且绝不是生意上的事。在他的印象中，西蒙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男人——从他脸上的沧桑就能看出这一点。拉西德不相信经验。他喜欢现学现用。他喜欢暴风骤雨的革命，而不是和风细雨的进化。他喜欢走捷径，抄小道，高速发展，快速充电。西蒙斯不一样。他是个有耐心的人，拉西德通过分析他的心理，猜想这耐心来自强大的信念。他准备好了之后就会告诉我要我做什么，拉西德想。
“你对法国大革命有所了解吗？”西蒙斯问。
“略知一二。”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巴士底狱——压迫的象征。”
对比得很恰当，拉西德想。
西蒙斯继续说：“法国革命者攻陷了巴士底狱，释放了囚犯。”
“我想这里会发生相同的事。至少有这一可能。”
西蒙斯点头道：“如果发生这种事，必须要有人在这儿照顾保罗和比尔。”
“是的。”那人就是我，拉西德想。
他们一起站在加斯尔广场里，看着高墙和大门，以及穿着黑袍哀号的女人。拉西德想起了他的原则：总是比EDS公司要求你做的多做一点。
倘若暴徒忽视了加斯尔监狱怎么办？或许他应该想办法让他们无法忽视。暴徒都是拉西德那样的人——心怀不满、希望改善生活的年轻人。他也许不应只是加入暴徒之中——也许应该领导他们。他也许可以发动一场对监狱的袭击。他，拉西德，也许可以营救保罗和比尔。
没有事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