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隔壁，不论我是敲门，还是摁门铃，都没有人应。我又试了一次。网格门没挂门钩。我又试了试房门。没锁。我走了进去。
一切照旧，甚至是那股杜松子酒味儿。地板上还是没有尸体。昨天弗洛里安太太坐过的椅子旁边还放着那张小桌子，桌上有一只脏玻璃杯。收音机关了。我走到那张长沙发边上，伸手去摸座垫后面——还是那位阵亡的士兵，只是现在又多出了一位战友和它躺在一起了。
我喊了一嗓子。没有应答。这时我隐约听到了一阵缓慢悠长、闷闷不乐的呼吸声，有那么点像是呻吟。我穿过那道拱门，偷偷溜进那间小门厅。卧室的门半开着，呻吟声就是从门后面传出的。我把脑袋伸进去，看了一眼。
弗洛里安太太在床上。她直挺挺地仰面躺着，一条棉盖被拉到下巴。盖被上的一只绒球几乎都被她含进嘴里了。她那张蜡黄的长脸松松垮垮的，像个半死的人。脏兮兮的头发披散在枕头上。她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没有表情地看着我。房间里，睡眠、烈酒和脏衣服的气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一只六十九美分的闹钟在梳妆台那剥落的灰白漆面上滴答作响。这声音响得足以撼动房间的四壁。闹钟的上方有一面镜子，照着这女人的脸庞，现出一幅扭曲的映像。那只大箱子还开着——她之前就是从那里面拿照片的。
我开口道：“下午好，弗洛里安太太。你病了？”
她慢吞吞地翕动着两片嘴唇，一片磨着另一片，然后伸出舌头，往嘴唇上抹了点口水，下巴也开始抽动。从她嘴里冒出的声音就像一张走调的留声机唱片。她的眼睛此刻显露出认出我的表情，但这表情里没有愉悦。
“你们抓到他了？”
“驼鹿？”
“当然了。”
“还没有。快了，希望如此。”
她用力眯起眼睛，然后忽地一下睁开眼皮，就像是从眼珠子上揭下两片膜一样。
“你应该锁门的，”我说，“他说不定会回来。”
“你以为我怕驼鹿，是不？”
“我昨天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表现得像是那么回事。”
她想了一想。思考是门累活儿。“有酒不？”
“没有，我今天没带，弗洛里安太太。我手头有点儿紧。”
“杜松子酒便宜。而且有劲儿。”
“我过会儿说不定会出门去弄一点。这么说，你不怕马洛伊？”
“我干吗要怕？”
“好吧，你不怕。那你怕什么？”
她的眼睛忽地一下亮起来了，但那亮光只维持了片刻，随即又消失了。“啊，快给我滚。你们条子让我屁股疼。”
我一言不发。我靠着门框，往嘴里塞了一支烟，猛地往上一抖，想让它碰着我鼻子。不过这动作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条子，”她慢吞吞地说，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永远抓不住那小子。他有本事，有钞票，他还有朋友。你们是在浪费时间，条子。”
“我们只是照章行事，”我说，“反正那事情几乎都可以算是自卫。他会上哪儿去呢？”
她哧哧一笑，用那条棉盖被擦着嘴巴。
“开始来软的了，”她说，“软乎乎的东西。条子的小聪明。你们这些家伙居然还以为这一套能管用。”
“我喜欢驼鹿。”我说。
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关注的火花。“你认识他？”
“我昨天和他在一起——就是他在中央大道上杀了那黑人的时候。”
她张大嘴巴，简直把脑袋都要笑掉了，那笑声的音量最多也就能把面包棒给震裂吧。眼泪从她眼睛里流了出来，顺着她的脸盘往下淌。
“他是个强壮的大块头，”我说，“在有些方面却又柔情满满。他心急火燎地想要他的维尔玛。”
那双眼睛上又蒙起了一层纱。“我还以为是她家里头的人在找她呢。”她轻声说。
“他们是在找她。可她已经死了，你说的。所以没戏了。她在哪儿死的？”
“达尔哈特，得克萨斯。害了伤寒，寒气进了胸腔，她就去了。”
“你在场？”
“天啊，没有。我只是听说的。”
“哦。谁告诉你的，弗洛里安太太？”
“一个舞女。我一时忘了名字了。说不定来一杯带劲儿的东西能帮助我回忆。我渴得就像死亡谷[1]。”
“而且你看上去就像死骡子。”我心中默想，但没有说出口。“还有最后一件事，”我说，“等我问完，我说不定就会出门弄点儿杜松子酒。我查了查你的房屋所有权，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她被褥下面的身体变得又僵又硬，就像一个木雕的女人。甚至连她的眼皮都冻住了——它们耷拉在那里，半遮着眼珠当中凝固的虹膜。她的呼吸声也沉寂了。
“这栋房子还涉及一份金额很大的信托契书，”我说，“就周边地区低廉的地产价格而言。持有人是一个叫林赛·马里奥特的男人。”
她的眼睛飞快地眨着，但身子一动不动。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以前为他工作过，”她终于开口了，“我以前是他家里的一个仆人。他有时候会给我那么一点儿照顾。”
我抽出嘴里那根没有点过的香烟，漫无目的地看着它，然后又把它塞回了嘴里。
“昨天下午，在我见到你的数小时后，马里奥特先生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他给了我一桩活儿。”
“什么样的活儿？”她的声音这时变得低哑——非常低哑。
我耸耸肩。“这我不能告诉你。机密。昨晚我去见了他。”
“你是个聪明的狗娘养的。”她用浑浊的嗓音说，被褥下面一只手在挪动。
我盯着她，一言不发。
“条子的小聪明。”她冷笑道。
我用一只手上上下下地摸着门框。它摸上去黏糊糊的。光是碰着这东西就让我想洗个澡。
“嗯，我问完了，”我平和地说，“我当时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根本就没什么吧。不过是巧合。只是当时觉得这里头可能有点儿什么。”
“条子的小聪明，”她空洞地说，“而且还不是真的条子。不过是个不值钱的私家探子。”
“恐怕是这样的，”我说，“好了，再见吧，弗洛里安太太。顺便说一句，我想你明天早上是收不到挂号信了。”
她一下子掀开被褥，猛地坐了起来，眼里喷着火。她的右手里有一样东西在闪着寒光。一支小左轮，班克特制款。这枪虽说又老又旧，但看上去很有威力。
“说，”她咆哮道，“快点儿说。”
我望着枪，枪也望着我。不怎么稳。握着它的那只手开始发抖，但那双眼睛依然在喷火。唾沫在她嘴角边冒着泡。
“你跟我可以一起干。”我说。
她的枪和她的下巴同时落下了。我离门只有几寸的距离。趁着枪口越垂越低的当儿，我钻过门缝，从门洞里溜了出去。
“仔细想想。”我回头喊了一句。
里头没有声音，什么样的声音都没有。
我飞快地按原路穿过门厅和餐厅，出了大门。我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后背有种怪怪的感觉。那块肌肉里像是有东西在爬。
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走过街道，钻进汽车，驶离了那个地方。
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热得简直像夏天。我开车的时候很想把外套脱掉。七十七街警局门前，两个开巡逻车的警察正对着一块撞弯的前挡泥板怒目而视。我推开弹簧门走进警局，看见一个穿制服的警督正在栏杆后面浏览案件记录。我问他：纳尔蒂是不是在楼上。他说应该是，我是他的朋友吗。我说是。他说行，上去吧，于是我爬上那段陈旧的楼梯，穿过走廊，敲了敲房门。有人叫了一声，我推门进屋。
他正坐在一把椅子上，剔着牙，两只脚架在另一把椅子上。他看着左手大拇指，把它举到眼睛跟前，伸着胳膊。那只大拇指在我看来好像没有问题，可纳尔蒂的凝视中却透着忧郁，仿佛他心里头觉得它好不了了。
他让大拇指落回大腿的位置，两脚一荡踩上地面，眼睛从大拇指上挪开，转而看着我。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套装，一根被嚼得惨不忍睹的雪茄烟蒂正躺在桌子上，等待他先结果了牙签。
我把另一把椅子上的毛毡椅套翻转过来——椅套上的带子根本没有系到椅子上，坐下，往我自己的嘴里塞了一根香烟。
“你。”纳尔蒂说着，又看了一眼牙签，瞧瞧自己嚼得彻底不彻底。
“有收获吗？”
“马洛伊？我不跟这案子了。”
“那谁在跟？”
“没人跟。怎么了？这家伙跑了。我们把他发上电传了，他们发出了通缉令。天，他不多久就能跑到墨西哥去，到时候早没影了。”
“哎，反正他也不过是杀了一个黑人，”我说，“我猜这也就算是行为不端吧。”
“你还有兴趣？我以为你有活儿干了？”他那双淡色的眼睛没精打采地打量着我的脸。
“我昨晚接了个活儿，结果黄了。你还有那张丑角皮埃罗的照片吗？”
他把手伸向背后，在那本记事簿下面摸索着。他把那张照片伸到我面前。她看上去依然很漂亮。我盯着那张脸。
“这其实是我的，”我说，“如果你不需要把它归档，那就让我拿着吧。”
“应该要归档的，我想，”纳尔蒂说，“我忘了。好吧，把它藏在你帽子底下吧。我的文档已经上交了。”
我把照片塞进胸前的口袋里，站起身来。“好了，我看就这样吧。”我说道，语气有一点过于摆架子了。
“我好像嗅到了点什么。”纳尔蒂冷冷地说。
我看着他桌子边缘上的一截绳子。他的眼睛追踪着我的视线。他把牙签扔在地上，把那截嚼烂的雪茄塞进嘴里。
“这个不行。”他说。
“只是一种模糊的直觉。如果有了什么确凿的进展，我不会忘记告诉你的。”
“现在事情很难做。我需要好运，伙计。”
“像你这么努力地工作的男人是该撞上好运。”我说。
他用大拇指的指甲划了一根火柴，脸上露出愉悦的神情，因为第一下就着了；接着他开始就着那根雪茄喷云吐雾。
“我在笑呢。”我出门的时候，纳尔蒂哀伤地说。
走廊里一片寂静，整栋大楼一片寂静。楼下，大门前，那两个巡警还在看着那块撞弯的挡泥板。我驱车返回好莱坞。
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电话铃正好在响。我俯身倚在桌子上，应了声：“喂？”
“我是在同菲利普·马洛先生通话吗？”
“是的，我是马洛。”
“这里是格雷尔太太的家宅。卢因·洛克里奇·格雷尔太太。格雷尔太太想在您方便的时候尽快与您会面。”
“在哪儿？”
“这里的地址是紫苑路862号，贝城。请问您是否能在一个小时内赶到？”
“你是格雷尔先生？”
“当然不是，先生。我是管家。”
“你听到有人按门铃的话，那就是我了。”我说。
[1]死亡谷属于莫哈韦沙漠的一部分，亦为北美洲地势最低、最干旱的地区，拥有全球最高气温的观测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