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印第安人身上的味道真重。他摁响门铃的时候，我就能隔着小接待室明显闻到他那股味儿了；我应声拉开办公室和接待室中间的那扇门，看看那究竟是谁。他刚好站在通向走廊的那扇门里面，看上去就像是用青铜浇铸出来的。他腰部以上的体格很魁梧，胸膛宽阔。他看上去像个流浪汉。
他穿着一身褐色的套装，套装的外衣对他的肩膀来说显得太小了，而他那条裤子的腰身似乎也稍紧了一些。他的帽子至少小了两码，上面满是汗渍——某个比他更适应这顶帽子尺码的人曾经戴着它尽情地挥洒汗水。他脑袋上顶着帽子的模样就像屋顶上插着一根风向标一样。他的衣领紧紧地贴在脖子周围，就像马轭套在马颈上，而且颜色也一样，都是脏兮兮的褐色。一根领带在他扣着纽扣的夹克外面晃荡——一根黑领带，被他用一把钳子在上面打了个豌豆粒大小的领带结。在他那裸露而健美的脖颈上——在那只脏衣领上方的位置——围着一条宽宽的黑丝带，那模样就像一个想让自己的脖子魅力重现的老太婆。
他长着一张大饼脸，脸上一个高鼻梁，肉乎乎的鼻子就像巡洋舰的舰首一样坚硬。他的一双眼睛像是没有眼睑，下巴上的赘肉直往下垂，肩膀的模样像个铁匠，一双看似笨拙的短腿则像黑猩猩的后肢。我后来发现，它们只是短而已。
如果他能稍稍梳洗一番，再套上一件白色的睡袍，那他看上去一定就像一个非常邪恶的罗马元老。
他的体味是那种原始人身上的土腥气，而非城市里的烂泥味。
“嘿，”他说，“快快来。现在来。”
我退回办公室，朝他晃晃指头，他一路紧跟，脚下发出的声响不比苍蝇在墙上爬的动静更大。我在桌子后面坐下来，很专业地让转椅发出咯吱一声响，然后指了指对面的客户专座。他没有坐。他那双小小的黑眼睛里充满了敌意。
“哪里来？”我说。
“嘿。我——‘二次栽种’。我，好莱坞印第安人。”
“请坐，栽种先生。”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鼻孔张得非常大。它们还没张的时候就大得足够做老鼠洞了。
“名字，二次栽种。名字不是栽种先生。”
“我能为你做什么？”
他提高了嗓门儿，开始用胸腔发出深沉洪亮的嗓音。“他说快来。白人大酋长说快来。他说我用火战车带你来。他说——”
“行了。别装模作样了，”我说，“我可不是头一回看印第安蛇舞的女家庭教师。”
“神经病。”这印第安人说。
我们隔着桌子冲着彼此冷笑。他比我更会冷笑。笑完之后，他带着无法掩饰的鄙夷脱下帽子，顶朝下放在桌子上。他用手指沿着吸汗带下面摸了一圈。这就把吸汗带给翻了上来，我因此得以一窥其真容——“吸汗带”这名字真是太贴切了。他从边缝上取下一个回形针，然后将一张折叠起来的绵纸扔在了桌子上。他气呼呼地指了指绵纸，指尖上的指甲满是齿痕。他油乎乎的头发靠近头顶的那一圈被压得又扁又平，这都要归功于那顶紧过头的帽子。
我展开那张绵纸，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那卡片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新鲜。我已经从那三支看似俄国产的香烟烟嘴里掏出三张和它一模一样的卡片了。
我摆弄着烟斗，盯着这个印第安人，试图用我的凝视镇住他。他的脸紧张得就像一堵砖墙。
“行了，他想怎么样？”
“他要你快来。现在来。坐上火战——”
“神经病。”我说。
这印第安人乐了。他慢吞吞地闭上嘴巴，庄重地眨了眨一只眼睛，然后露出一个类似于咧嘴一笑的表情。
“那他得支付一百美元作为定金。”我补充道，一面放松神情，就好像我说的是五分钱一样。
“嘿？”他又起疑心了。好吧，只说基础英语。
“一百美元，”我说，“铁人。鱼。钞票，金额是一百。我没钱，我不来。明白？”我开始用两只手数到一百。
“嘿。大人物。”印第安人冷笑道。
他在那根油腻腻的吸汗带下面摸开了，然后往桌子上又甩了一张叠好的绵纸。我拿起绵纸，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
印第安人把帽子扣回脑袋上，没有费神去把吸汗带塞回原处。这个细节不过是稍稍增强了帽子的喜剧效果。我坐在那里，瞪着这张百元大钞，嘴巴张得老大。
“果然是精神大师，”我最后终于开口了，“这么聪明的伙计，我很害怕。”
“没空磨蹭。”印第安人发话了，一如既往地健谈。
我拉开桌子，掏出一把柯尔特点三八自动手枪——这个型号又叫“超级大火柴”。我去见卢因·洛克里奇·格雷尔太太的时候没有带它。我脱掉上衣，系上皮背带，把手枪插在里面，把下面的一条皮带系上，再重新穿好上衣。
我的这个动作对于这个印第安人而言和我挠脖子没有任何差别。
“有一车，”他说，“大车。”
“我现在不喜欢大车了，”我说，“我有一辆自己的车。”
“你来我的车。”印第安人用威胁的口吻说。
“我来你的车。”我说。
我锁好桌子和办公室的门，关掉门铃，走出房间——接待室的门同往常一样，依然没上锁。
我们穿过走廊，坐电梯下楼。印第安人身上的气味真重。连电梯操作员都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