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满是烟雾。
烟雾直直地悬在空气中——一缕缕细细的线条，直上直下，就像一道用透明的小珠子串成的帘子。一面墙上的两扇窗户开着，可烟雾却纹丝不动。我以前从未见过这间房。窗户上封着铁条。
我昏昏沉沉的，大脑一片空白。我觉得我好像已经睡了整整一年了。可那片烟雾让我很烦心。我仰面躺着，思考着这个问题。过了许久，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我的肺胀得生疼。
我大声喊道：“着火了！”
喊完我就笑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可我还是笑了。我躺在床上，哈哈大笑。我不喜欢这笑声。这是疯子的笑声。
这一声喊就足够了。门外噔噔噔地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钥匙插进了门锁里，门一下子开了。一个男人侧着身子跳了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他的右手伸向后臀。
这是个粗短身材的男人，穿着一件白上衣。他的眼睛看上去很奇怪——又黑又扁。眼角外围的灰皮上长着一个个肉瘤。
我扭了扭搁在硬枕头上的脑袋，打了个哈欠。
“不用管它了，伙计。火灭了。”我说。
他站在那里，怒目而视，右手飘向右臀处。恶毒的绿脸，又黑又扁的眼睛，灰白色的皮肤，还有一只像是只有一层壳的鼻子。
“你是不是还想穿约束衣啊。”他冷笑道。
“我没事儿了，伙计。没事儿了。刚刚打了个长盹儿。做了点小梦，大概是吧。我在哪儿？”
“在你该在的地方。”
“看上去是个好地儿，”我说，“人好，氛围好。我想我还是再打个小盹儿吧。”
“你最好这么着。”他恶狠狠地说。
他走了出去。门关上了。锁咔哒一声合上了。低沉的脚步声也渐渐消失了。
他一点儿都没有解决这烟雾的问题。它依然悬在房间的半空中，布满了整间屋子。像一道帘子。它既不消散，也不飘走，甚至连动都不动一下。房间里有微风，我脸上能感觉得到。可这片烟雾感觉不到。它是一千只蜘蛛织出的一张灰网。我很想知道它们是怎么合作的。
棉法兰绒睡衣。县医院里用的那种。睡衣没有前胸，没有多余的一针一线。简陋粗糙的材质。领子磨得我前颈痛。我的前颈依然生疼。我开始想起了点儿什么。我抬起手，摸了摸前颈上的肌肉。那里依然生疼。就一个印第安人，大叔。好的，海明威。这么说你想当侦探？大把挣钱。九节课，很容易。我们提供徽章。再加五毛钱，我们还送你一条疝带。
我的前脖颈生疼，可摸它的手指却一点儿知觉也没有。它们说不定就是一串香蕉。我看着它们。它们像是手指。真没用。邮购的手指。它们一定是跟徽章还有疝带一起寄来的。还有文凭。
现在是晚上。窗外的世界是一片漆黑的世界。天花板正中间用三根黄铜链条挂着一只玻璃瓷碗。里面有光。瓷碗的边缘起了一圈彩色的小包，橙色的和蓝色的交替出现。我凝视着它们。这烟雾让我感到厌倦。在我凝视的目光下，它们开始张开小孔，就像一个个小舷窗，许多只脑袋从里面伸了出来。小脑袋，但很活跃；小洋娃娃似的脑袋，但很活跃。我看到一个长着约翰尼·沃克式的鼻子、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一个戴着阔边帽、一头蓬松金发的女郎，还有一个蝴蝶结打歪了的瘦男人。他看上去像某家专宰游客的海滨餐厅里的侍者。他张开嘴，冷笑着问我：“您的牛排想要三分熟还是五分熟，先生？”
我紧紧地闭上眼睛，用力地眨了眨，等我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只看到一只假瓷碗，吊在三根黄铜链子上。
可烟雾依然一动不动地悬在流动的空气中。
我捏住一条粗布床单的一角，用麻木的手指擦掉脸上的汗水——这些手指头就是那家函授学校寄给我的，之前还上了九节简易的课程，开课前需缴纳一半的预付金——艾奥瓦州，锡达城，邮箱号2468924。神经病。完全是神经病。
我在床上坐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用脚够着了地面。我的脚光着，里面扎着别针和缝衣针。针线柜台在左面，女士。超大安全别针在右面。我的脚开始感觉到了地面。我站起身来。太高了。我蹲下来，拼命地喘气，手扶着床沿；一个声音似乎从床底下钻了出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你拿到了侦探证……你拿到了侦探证……你拿到了侦探证。”
我开始走了起来，摇摇晃晃得像个醉汉。那两扇封着铁条的窗户中间有一张白釉面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一瓶威士忌。酒瓶的外形看起来不错。里面似乎半满。我走了过去。这世上有许多好人，尽管——你会边读晨报边发牢骚，会在电影院里踢邻座那人的小腿肚子，会郁闷，会沮丧，会对着政客们冷嘲热讽，可这世界上还是有许多好人。就说那个留下这半瓶威士忌的伙计吧。他的心胸宽广得就像梅·韦斯特小姐的屁股。
我走到酒瓶跟前，用两只依然半麻的手扑了上去，把瓶口举到嘴巴跟前，浑身大汗淋漓，就好像我正在举起的是金门大桥的一头。
我咕咚咕咚地喝了一大口，酒淌得脸上到处都是，然后用十二万分的小心把瓶子放回原处。我甚至伸出舌头，想要舔舔下巴。
这瓶威士忌的味道很奇怪。就在我意识到它有一种怪味道的同时，我看到墙角里塞着一个洗脸池。我冲了过去。再迟一秒就来不及了。我吐了。“迪奇”·迪安的投球都没有我吐的劲道大。
那阵劲儿过去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回床边，再次仰面躺倒，喘着粗气，看着那片烟雾。这烟不怎么透明。不怎么真实。也许那只是我眼珠后面的什么东西。这时，突然之间，它消失了，天花板上那盏瓷灯的灯光将整间屋子的情形鲜明地勾勒了出来。
我又坐了起来。靠门的那面墙边上放着一把沉甸甸的木椅。除了那个穿白上衣的男人刚刚进来的那扇门外，房间里还有一扇门。也许是壁橱的橱门。里面说不定还有我的衣服。地板上盖着一块块绿色和灰色的油毡布。四面墙上刷着白漆。一间干净的屋子。我坐的这张床是一张窄窄的医院铁床，但比那种床通常的高度更低，床两边安着带搭扣的粗皮带，大致安在人的手腕和脚踝的位置。
这是间很棒的屋子——如果能逃出去的话。
现在我浑身上下都有了感觉——脑袋疼，颈子疼，胳膊疼。我不记得我的胳膊究竟是怎么了。我卷起那件破棉睡衣的袖口，睁着蒙眬的双眼看着它：我整条胳膊的皮肤上面遍布着针眼，从肘部一直延伸到肩部。每个针眼周围都有一小块变色的区域，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个25美分硬币那么大。
麻药。我身体里一定注满了麻药，好让我保持安静。说不定还有天仙子碱，好撬开我的嘴。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给我打了太多的麻药。害得我发起了震颤性谵妄。有的人会发，有的人不会。这都取决于你的体质。麻药。
这就解释了那烟雾和顶灯边缘的那一圈小脑袋是怎么回事，还有那些声音、那些疯疯傻傻的念头、那些皮带与铁条，以及麻木的手指和脚趾。那瓶威士忌也许是某人的“四十八小时戒酒疗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故意把它扔在那里，免得我错过。[1]
我站了起来，肚子几乎撞上了对面的那堵墙。这让我又躺了下来，非常轻柔地呼吸了好一会儿。这时我浑身上下都在一边刺痛，一边冒汗。我能感觉得到小滴的汗珠在我额头上凝结，然后顺着鼻翼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滑向嘴角。我的舌头愚蠢地伸过去舔了舔。
我又一次坐起身来，两脚牢牢地踏在地上，站了起来。
“行了，马洛，”我透过齿缝对自己说，“你是条硬汉。六英尺个头的铁打男儿。体重一百九十磅——脱光衣服，洗过脸后。你肌肉结实，下巴也不是玻璃做的。你受得了这个。你挨了两记闷棍，喉咙让人掐过，被一根抽中下巴的枪管敲得半傻。你身体里让人注满了麻药，药效在你体内持续发作，直到你疯狂得就像两只跳华尔兹的老鼠。而这一切又都如何呢？例行公事罢了。现在，让我们瞧瞧你能不能干点儿真正了不起的事情——比如说穿上裤子。”
我又在床上躺了下来。
时间又哗哗地过去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没有手表。反正他们也不在手表上标出这样的时间。
我坐了起来。这里面开始有点儿闷了。我站起身来，开始走路。走路一点儿也不好玩。你的心跳得就像一只紧张兮兮的猫。最好还是躺下，再睡一觉。最好还是先缓一缓。你的身体情况很糟糕，哥们儿。没错，海明威，我很虚弱。我甚至都打翻不了一只花瓶。我甚至都剪不了一片指甲。
没门儿。我走起来了。我是条硬汉。我要从这里出去。
我又在床上躺下了。
第四次的情况稍好一些。我在房间里走了两个来回。我走到洗脸池边，冲洗了一下池子，然后靠在上面，用手掌接水喝。我把水憋在肚子里。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又喝了点儿水。感觉好多了。
我迈步。我迈步。我迈步。
走了半小时后，我的膝盖开始打战，可我的头脑清醒了。我又喝了些水——许多水。我喝水的时候，几乎对着洗脸池吼了出来。
我走回床边。那是一张可爱的床。玫瑰叶做的。它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床。他们从大美人卡洛尔·隆巴德那儿拿来的。这床对她来说太软了。在上面躺两分钟抵得上我的整个余生了。美丽的、松软的床，美丽的睡眠，美丽的眼睛合上，睫毛落下，轻柔的呼吸声，黑暗，还有休憩沉入深深的枕头。
我迈步。
他们造好金字塔就厌倦了，于是把塔拆掉，把石头磨碎，做成混凝土，拿来建起了顽石坝；他们造好大坝，把水引到了阳光明媚的南部，掀起了一场大洪水。
我走过了这一切。我根本就不在意。
我停下了脚步。我做好跟某人谈一谈的准备了。
[1]最常见的用于戒除酒瘾的药物是美沙酮之类的麻醉剂，也就是“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