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间办公室，不太小也不太大，给人一种整洁专业的感觉。一只带玻璃门的书柜，里面摆着沉甸甸的书本；一只挂在墙上的急救箱；一个白色搪瓷与玻璃材质的消毒柜，里面有许多正在处理的皮下注射针头和注射器；一张又宽又扁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张吸墨纸、一把青铜裁纸刀、一套笔具、一本记事簿，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如果不算一个男人的两只胳膊肘的话。此人正坐在那里沉思，脸埋在手掌中。
透过那几根张开的蜡黄色手指，我能看到他的头发，颜色像潮湿的棕色砂砾，顺滑得仿佛是画在头颅上的。我又向前走了三步，他的目光一定越过了桌子，看到了我脚上的鞋子在逼近。他的头抬了起来，眼睛看着我。无色凹陷的眼珠，嵌在一张羊皮纸一般的脸上。他松开手，慢慢地向后靠去，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接着他两手一摊，做了一个半似无助半似责备的手势，等到它们重新落下时，其中一只已经离桌子的一角非常近了。
我又上前两步，向他亮出了大头棒。可他的食指依然在朝桌角挪去。
“警报器，”我说，“今晚帮不上你的忙。我把你的猛男手下送进了梦乡。”
他的眼睛里此刻满是困倦。“你病得很厉害，先生。你是个重病号。我不建议你现在就起床走动。”
我说了声：“右手。”大头棒随即啪的一声落在他右手边上。那只手蜷了起来，就像一条受伤的蛇。
我绕过桌子，一面咧着嘴笑，尽管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东西。他肯定在抽屉里放了一把枪。他们总是在抽屉里放把枪，然后拿枪的时候永远迟了一步，或者根本连枪都摸不到。我掏出了那把枪。一把点三八的自动手枪，标准型号，不如我的枪好，不过我可以用它里面的子弹。抽屉里似乎没有其他东西了。我开始卸他这把枪里的弹匣。
他茫然地挪了挪身子，那双凹陷的眼睛依然满是忧伤。
“说不定你在地毯下面也藏了个警报器，”我说，“说不定连着你们老大在总部的办公室。别按。我接下来会做一小时的铁血硬汉。不管是谁，只要从那扇门里进来，就等于是进了棺材。”
“地毯下面没有警报器。”他说。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外国口音。
我卸下他的弹匣和我的空弹匣，将二者互换。我把他枪膛里的子弹退膛，然后放下那把枪。我给我的枪膛上了一颗子弹，回到桌子对面。
门上有一把弹簧锁。我向后退到门口，用力一推，把门关紧，听到门锁咔哒一声就位。门上还有一个门闩，也被我插上了。
我回到桌旁，坐进一把椅子。这消耗了我最后一丝气力。
“威士忌。”我说。
他的两只手开始四处乱摸。
“威士忌。”我说。
他走到药柜边上，拿出一个贴了绿印花税票的扁瓶和一只玻璃杯。
“两杯，”我说，“我之前尝过你的威士忌。它差点儿没把我送到圣卡塔利娜岛上去。”
他拿出两只小玻璃杯，撕开封条，满满地倒了两杯。
“你先请。”我说。
他淡淡一笑，举起一只杯子。
“为你的健康干杯，先生——不论它现在是何等凋零。”他一饮而尽。我也一饮而尽。我伸手抓起酒瓶，放在身边，等着暖流涌上心窝。我的心脏开始怦怦乱跳，但至少它又回到了我的胸膛里，而不是悬在一根鞋带上。
“我做了个噩梦，”我说，“一通胡思乱想。我梦见自己被绑在一张小床上，关在一间门窗封死的屋子里，身体里被人注满了麻药。我非常虚弱。我昏睡着。我没东西吃。我是个病人。我让人敲了脑袋，被他们带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在那儿他们对我干了这些事情。他们可真是大费周折。我没那么重要。”
他一言不发。他观察着我。他的眼睛里隐约有一种揣测的神色，仿佛他是在想我还能活多久。
“我醒过来的时候，房间里全是烟雾，”我说，“但那只是幻觉——视神经炎，或者你们这行发明的其他什么叫法。但我看到的不是粉红的蛇，而是烟。于是我大喊了一声，一个穿白上衣的猛男走了进来，朝我亮了亮大头棒。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准备好从他手里夺走棒子。我拿了他的钥匙和我的衣服，甚至从他口袋里拿回了我的钱。然后我就上这儿来了。病也全好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没有发表评论。”他说。
“但评论要求你发表它们。”我说。“它们伸着舌头，等着你把它们说出口呢。这件东西——”我轻轻地挥了挥大头棒，“很有说服力。我不得不问一个人借用一下。”
“请现在就把它给我。”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丝微笑——你会爱上这微笑的。它就像刽子手来到你的牢房前打量你时的微笑——此刻他正在脑子里测算该用多长的绳子绞死你。它同时带着一点友好，一点父爱，一点谨慎。你会爱上它的——假使你有法子活到爱意绽放的那一天。
我把大头棒放进他的手掌——他的左掌。
“接下来请交出枪，”他轻声说，“你病得很厉害，马洛先生。我想我不得不坚持要求你回到床上。”
我瞪着他。
“我是索德伯格大夫，”他说，“我可不会允许你胡闹。”
他把大头棒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他的微笑僵硬得就像一条冷冻的鱼。他纤长的手指颤动着，就像濒死的蝴蝶。
“请交出枪，”他轻声说，“我强烈建议——”
“现在几点了，典狱长？”
他看上去稍稍有些吃惊。我这时戴着手表，但发条已经松了。
“将近午夜。怎么了？”
“星期几？”
“嗨，我说先生啊——当然是星期天晚上了。”
我靠在桌子上稳住身子，努力思考，一边把枪伸到离他很近的位置，好引诱他动手来抢。
“这么说都过了四十八个小时了。难怪我会发病。谁把我带到这儿来的？”
他瞪着我，左手开始一点点地朝那把枪挪去。他是“魔手情圣协会”的人。姑娘们有他在一定会很开心的。
“别逼我发飙，”我嘀咕道，“别逼我抛下我那完美的礼仪和无可挑剔的英语。你就告诉我吧：我是怎么来这儿的？”
他很勇敢。他伸手去抓我手里的枪。可他扑了个空。我向后一靠，把枪放在大腿上。
他满脸通红，伸手抓起那瓶威士忌，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他深吸了一口气，打了个战。他不喜欢酒精的味道。嗑药的人从来不喜欢酒。
“如果你离开这里，你会立刻遭到逮捕，”他严厉地说，“你是被一名执法官员按正规程序送入医院的——”
“执法官员不能这么做。”
这话震了他一下——轻轻的一震。他那张蜡黄的脸开始抽动。
“快把你肚子里卖的药给我吐出来，”我说，“是谁送我进来的，为什么，以何种方式？今晚我情绪很不稳定。我想在泡沫里跳舞。我听到女鬼在呼唤。我有一个礼拜没开枪杀人了。快说，费尔大夫。拨响那只古老的六弦琴，让柔美的音乐飘奏吧。
“你患上了麻醉品中毒症，”他冷冷地说，“你差一点点丢掉性命。我不得不给你开了三剂强心剂。你又是挣扎，又是尖叫，我们只能把你束缚起来。”他飞快地从嘴里吐出一串话来，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从前一个字的背上跳过的。“如果你在目前这种身体状况下离开医院，你会有大麻烦的。”
“你刚才说你是大夫——是医生？”
“当然。我是索德伯格大夫，我告诉过你了。”
“麻醉品中毒不会让你又是挣扎又是尖叫，大夫。你只陷入昏迷。换个故事吧。另外请你讲得简短点。我只要关键点。谁把我送进了你这座怪里怪气的私宅？”
“可是——”
“别跟我来‘可是’。我要把你变成落汤鸡。我要用一桶马姆齐甜酒淹死你。真希望我能用一桶马姆齐甜酒淹死自己。莎士比亚。他也很懂酒。我们再服一点药吧。”我伸手拿起他的杯子，又给我俩倒了两杯。“快说，卡尔洛夫。”
“是一个警察送你进来的。”
“什么警察？”
“自然是贝城警察了。”他那几根蜡黄的手指不安地扭动着杯子。“这里是贝城。”
“哦。这个警察有名字吗？”
“似乎是一个叫加尔布雷思的警司。不是开巡逻车的普通警官。周五晚上，他和另一名警官发现你正在这所房子外面神志不清地游荡。他们把你送进这里来，是因为这里离得近。我当时以为你是一名吸毒过量的瘾君子。但也许我错了。”
“这故事还不错。我没法证明它不是真的。可你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里？”
他摊开那双不安的手。“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过你：你当时病得很厉害，现在依然是这样。你说我该怎么做？”
“这么说我一定欠你钱了。”
他耸耸肩。“当然了。两百美元。”
我把椅子稍稍往后一推。“太便宜了。有种你就来拿吧。”
“如果你离开这里，”他严厉地说，“你会立刻遭到逮捕。”
我把身体探过桌子，呼出的气息喷在他脸上。“不单单是要从这里出去，卡尔洛夫。打开那只壁式保险箱。”
他忽地一下站了起来，步伐平稳流畅。“你闹得实在是过分了。”
“你不愿意打开它？”
“我绝无这么做的可能。”
“我手里拿的可是一把枪啊。”
他笑了，笑得勉强又苦涩。
“那是只挺大的保险柜，”我说，“而且还是新的。这是一把好枪。你真不愿意打开它？”
他脸上的神色没有任何变化。
“该死，”我说，“你手里有枪的时候，照理说你叫别人做什么，别人就该做什么的。可这条规律现在失灵了，对吗？”
他笑了。他的微笑里透着一种施虐狂般的愉悦。我的身体在一点点地向后滑。我眼看就要瘫倒了。
我摇摇晃晃地站在桌子边上；他等待着，双唇微张。
我倚着桌子站了好长一会儿，一边盯着他的眼睛。然后我咧嘴一笑。他脸上的微笑就像一块脏抹布一样掉落了。汗珠从他额头上渗了出来。
“拜拜，”我说，“我把你留给那些比我更难缠的家伙。”
我退到门口，打开门，走了出去。
前门的锁开着。门口有一道带顶的门廊。花园里满是鲜花，一片盎然，外面有一圈白木桩篱笆和一扇进出的大门。这栋房子位于一处街角。清凉潮湿的夜空中见不到月亮。
街角的路牌上写着“德斯坎索街”。街区两边的一栋栋房子都亮着灯光。我竖起耳朵，留意着警笛声。但警笛一直没有响起。另一块路牌上写着“第二十三街”。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第二十五街，然后开始朝800街区行进。安·赖尔登的地址是819号。避难所。
我走了好长一段路后才意识到我的手里依然握着那把枪。而我也一直没有听到警笛声。
我继续往前走。这空气让我感觉好些了，但威士忌的效力快消退了，此刻在我的体内作垂死挣扎。街区的两边有成排的冷杉，还有砖瓦房——它们看起来更像是西雅图国会山区里的房子，而不是南加州的建筑。
819号里依然亮着一盏灯。门前有一条白色的停车门廊，非常窄，紧贴着一道高高的柏树篱。屋前种着几丛玫瑰。我沿着人行道走上前去。我先听了听动静，这才按响门铃。依然没有警笛呼啸而来。门铃叮咚，过了片刻传来一个电子装置（就是那种允许你在不开大门的情况下和门外通话的装置）中的沙哑声音。
“请问是哪位？”
“马洛。”
也许她倒抽了一口气，也许那只是电子设备关闭时发出的噪音。
大门洞开，身着一套淡绿色宽松便装的安·赖尔登小姐站在那里，看着我。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满是惊恐。她的脸在门廊灯的强光下突然变得煞白。
“上帝啊，”她尖叫道，“你真像哈姆雷特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