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仰面朝天地躺在一家海滨旅馆的床上，等着天黑。这是一个临街的小房间，屋子里有一张硬板床和一张床垫，床垫比盖在上面的棉毯子只厚了一丁点。我身下的一根弹簧断了，直抵着我的左背。我躺在那里，任凭它就这么戳着我。
一盏红色的霓虹灯在天花板上映出一片刺眼的反光。等到灯光把整间屋子照得通红了，天也该黑得差不多了，我出门的时辰也就到了。门外，一辆辆汽车鸣着喇叭开过那条人称“赛车跑道”的小巷。窗下，人行道上传来悉悉索索的脚步声。空气中飘着人来人往的轻声细语。这空气透过生锈的网格门渗进屋来，闻上去有一股走味的油炸味道。远处，一个隔着老远也能听见的声音正喊着：“饿了吗，伙计们，饿了吗？上好的热狗这里有。饿了吗？”
天色渐暗。我在思考；思绪在我的头脑中磨磨蹭蹭、鬼鬼祟祟地蠕动着，就好像它正在被一双恶毒又变态的眼睛监视一样。我想起了一双没有生气的眼睛望着一片无月的夜空，眼睛下方的嘴角边挂着黑血。我想起了讨人嫌的老太婆倚在脏兮兮的床柱上被人殴打致死。我想起了一个长着亮金色头发，心中满是惶恐的男人——他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究竟为何惶恐，尽管他敏感地意识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但他的虚荣或是他的愚蠢使他最终没能猜出究竟是哪个地方不对劲。我想到了美丽又富有的女人——她们可以为我占有。我也想到了身材苗条、充满好奇的好姑娘——她们同样可以为我占有，尽管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我想到了几个警察——有狠勇的警察，他们虽然也会收受好处，但绝非彻头彻尾的坏蛋，海明威就是其中之一；有财运亨通的胖警察，嗓音像商务部发言人，比如说韦克斯局长；还有纤瘦、聪明、精悍的警察，但不论他们怎样聪明，怎样精悍，却依然不能放开手脚用干净利落的手法办一个干净利落的案子。我想到了像纳尔蒂那样阴阳怪气的老山羊——他们早已放弃了尝试。我想到了印第安人、精神大师，还有麻药医生。
我想到了许多事情。天色越来越暗。霓虹灯的刺眼红光在天花板上逐渐扩散开去。我从床上坐了起来，两脚着地，搓了搓了后脖颈。
我起身来到角落里的洗脸池边，往脸上洒了点冷水。片刻之后我感觉稍稍好了一些，但只是一丁点。我需要喝上一杯，我需要一大笔人身保险，我需要休假，我需要一座乡间私宅。而我拥有的只是一件上衣、一顶帽子和一把枪。我把它们披挂上身，出了房间。
电梯停了。走道里有股难闻的气味，楼梯扶手上蒙着一层黑灰。我走下楼梯，把钥匙扔在前台，说我要出门。一个左眼皮上长了个瘤的职员点点头，一个制服破旧不堪的墨西哥门童从全加州积灰最厚的一盆橡胶植物后面走上前来，为我拿包。可我没带包，而他身为一名墨西哥人，依然为我拉开了门，礼貌地对我微笑。
门外，狭窄的街道上冒着烟，人行道上挤满了啤酒肚。街对面，一家宾果房里生意兴隆，边上是一家摄像馆，两个水手带着姑娘正从门里往外走，他们多半刚刚拍了两张骑骆驼的靓照。热狗贩子的叫声像把斧头一样劈开了暮色。一辆蓝色的大巴士鸣着喇叭开过街道，驶向一处小圆圈形的区域——过去有轨电车就是在那里上转车台变道的。我就朝这个方向走去。
过了一会儿，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海的气息，不怎么浓烈，就好像他们仅仅保留了这么一丁点味道，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这里曾经一度是一片整洁开放的海滩，浪花拍岸，泛起白沫，海风徐徐，那时你能在这里闻到的可不止热油和冷汗。
小有轨电车沿着宽阔的混凝土人行道缓缓驶来。我跳上车，一路乘到终点站，走下车，在一张长椅上坐下；这里安静阴凉，一大团褐色的巨藻几乎就在我的脚边。海面上，两条赌博游轮的灯光已经打开。下一班电车经过的时候，我又一次坐上车，几乎是回到了我之前离开旅馆的地点。如果有人在盯我的梢，那他一定连动都没有动一下。我看是没有这样的人。在这座干净的小城里，罪犯不够多，警探们练不成神出鬼没的跟踪绝技。
黑黢黢的码头起先周身闪着微光，然后消失在了夜色和海水的黑色背景之中。你依然能闻到热油的气味，但你同样也能闻到海洋。热狗贩子喋喋不休地叫着：
“饿了吗，伙计们，饿了吗？上好的热狗。饿了吗？”
我看到他站在一个白色的烤肉架前，用一根长长的叉子挠着几根法兰克福香肠。虽然现在的时令还很早，可他的生意却非常红火。我得等上一阵子才能单独和他说上话。
“最远的那条船叫什么名字？”我用鼻尖指着远处问道。
“蒙特西托。”他用冷静镇定的目光看着我。
“一个人要是兜里有两个钱的话，能不能上那儿去逍遥一阵子？”
“怎么个逍遥法？”
我哈哈一笑，面带讥讽，一副很不好惹的模样。
“热狗，”他一遍又一遍地吆喝着，“上好的热狗，伙计们。”然后他压低了嗓子。“女人？”
“不是。我想要一个房间，舒舒服服地吹着海风，有好吃好喝的，还没有人来烦我。就像度假一样。”
他挪开了。“你说的我一个字也听不见。”说完他又吆喝开了。
他又做了几笔买卖。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他身上费工夫。可他的那张脸看上去就像干这一行的。一对穿着短裤的年轻情侣走上前来，买了两个热狗，溜达着走远了，小伙的胳膊搂着姑娘的奶罩，两人都拿自己的热狗喂给对方吃。
热狗贩子不声不响地朝我这儿挪过来一码，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现在我该吹一首口哨曲了：《皮卡第的玫瑰》，”说完他顿了一下，“你得掏钱。”
“多少钱？”
“五十。不能再少了。除非他们有什么事要找你。”
“这里曾经是一座美好的小镇，”我说，“一个休闲放松的地方。”
“我还以为它现在还是呢，”他拖着长腔说，“可你干吗要问我呢？”
“我不知道。”我说。我把一张一美元钞票扔在柜台上。“把它放进小朋友的储蓄罐吧，或者吹一首《皮卡第的玫瑰》。”
他一把抓起钞票，先竖着叠，再横着叠，然后又竖着叠。他把钞票放在柜台上，中指蜷在拇指后面，然后啪地一弹。折叠起来的钞票轻轻地打中了我的胸口，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我弯下腰，捡起钞票，飞快地回头一瞥。可我身后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像是警察。
我靠在柜台上，再次把一美元钞票放在上面。“别人一般不朝我扔钱，”我说，“他们朝我递钱。麻烦你也这样好吗？”
他拿起钞票，展开，铺平，用围裙擦了擦。他按下按钮打开收银机，把钞票放进抽屉。
“他们说钱不会发臭。我有时候可吃不太准。”
我一言不发。又有几个顾客和他做了买卖，转身离去。夜晚的气温降得飞快。
“要我是你，我就不会上‘王冠’，”他说，“那条船适合规规矩矩的小松鼠，他们只吃自己的松果。我看你像个条子，不过你心里头打的什么鬼主意不干我的事。我只希望你的水性还不错。”
我撇下他走开了，一边琢磨着自己一开始究竟为什么会去找他。相信直觉。相信直觉，你就等着挨蜇吧。要不了多久，等你一觉醒来，你就会含着满满一嘴的直觉。就算是点一杯咖啡，你都要闭上眼睛，拿手指头往酒水单上一戳。相信直觉。
我四处溜达了一会儿，留意着身后是不是跟着什么形迹可疑的人。然后我开始四处寻觅一家没有油炸味儿的餐厅，结果找到一块紫色的霓虹灯招牌和芦苇帘后面的一家鸡尾酒吧。一个头发染成红褐色的妩媚男性正伏在一架“大平房”式三角钢琴上，充满挑逗地抚弄着琴键，一边用弄丢了半数音阶的嗓子唱着《通往星辰的阶梯》。
我将一杯干马提尼一饮而尽，然后快步穿过芦苇帘，走进餐厅。
这顿八十五美分的晚餐味道就像一只被丢弃的邮袋，为我上餐的侍者模样就像是只收二十五美分就愿意请我吃枪子儿，只收七毛五就愿意割断我的喉管，只收一个半美元就愿意把我塞在一桶混凝土里沉尸大海（包含销售税）。